愿这缕青烟飘到父母坟前(上)

山右京客

愿这缕青烟飘到父母坟前(上)

今天是清明节。

“每逢佳节倍思亲”，清明不能说是佳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清明是一个悲情与悲怀交织的日子，令人倍感神伤。缕缕青烟萦绕，炷炷香火明灭，寄托人们对逝去亲人的缅怀与哀思。

居京三十多年，我从没有忘记这天，在父母的遗像前燃两柱香，到十字路口燃上一沓冥纸冥钱，寄托自己的哀思。



一、

父亲是1973年末去世的，屈指算来，到今年已经超过了49个年头。但父亲去世最后那半年多时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一直在我脑中浮现。

1972 年末，谈了几年恋爱的我准备于过年正月结婚。那一年我周岁已经满24岁，就我的年龄来说，当时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属于大龄青年。

当时我在离家乡临汾100多公里的闻喜县工作，未婚妻在临汾工作，因此也时不时回家。

父亲那年已经满了70岁，在父母眼里，我这么大没有结婚非常着急。当父母的，看儿女早点成家立业，结婚生子，是他们余生的最大期盼与幸福。

家里那时与大多数国人一样，生活并不富裕，作为农民的父母当然也没有什么余钱。当时我虽然已经工作几年，但每月的工资还不到40元。除了吃喝，有时给父母一点钱，所剩更无几。好在那时也无须什么厚重的财礼钱和嫁妆(妻也不要），一切便能因陋就简了。

父亲虽然是农民，但他是一个泥木匠人，基本不从事农业劳动。

婚期定下来以后，为了筹备我的婚事，作为父亲，总想着给我结婚做件家具。

做什么呢？大件的肯定不行，需要大量的木料。买木料肯定更行不通，那需要不少的钱。

他想来想去，知道家里还有几根拆老房子剩下的木料，虽然不好，浑身都有虫蛀，但因为经时日的风吹日晒和侵蚀，做出的家具绝对不会走形，倒成了做家具的不错木料。

那几天我正好回家探亲，父亲与我商量后，我就和他一块干了起来。因为是原木，必须把它伐成板材。父亲那年已经明显衰老，加之自己的身体也不太好，大锯拉起来是非常费劲的。

过去伐木成板，年轻人一般都没有见过。具体操作就是把木料绑到大树(木桩）或者板凳上(区别是木料大小），一人在上，一人在下(或者平拉），两人用大锯把它一片片锯成板材。在上面的一般都是师傅，在下面的都是徒弟，因为上面的人把握锯口不走线。但上面的人只能站着拉，不能坐，而下面的人必须坐着，成一高一低势。

父亲是师傅在上，我当然是在下面。看父亲站着一上一下吃力拉着锯的样子，我多次让他歇歇，他就是说不累。截木，伐板，刨板，合缝，再刨。两天功夫，一个长三尺，宽二尺五寸的柜子做成了。然后就是由我刮腻子，上色，刷清漆。三遍漆之后，我结婚的唯一家具终于做好了，然后我便返厂工作了。

这就是父亲留给我的唯一结婚礼物，几十年来它一直在家放着。每次回家，睹物思人，常常令我神伤。

1973年正月初六，我们结婚了。洞房当然就是家里的土炕。十几平方米的婚房土炕地上，唯一摆放的就是父亲给我做的柜子。里面收纳的是妻几件所谓的新婚衣服，最多的则是按家乡习俗母亲做的和亲戚送的几床被褥。

婚假只有七天，假期一满我又回到了工作单位，妻也回到城里上班，我们俩也过上了当时很多人两地分居的日子。

如此十个多月时间，逢“五一”“十一”放假，我一般都要回家。当年11月，妻来到我们厂探亲，这也是她唯一一次到我工作的闻喜县相聚。

一天晚上8点多钟，厂传达室接电话的人突然告诉我，你哥哥打来电话，说你父亲病了，让你赶紧回家。

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犹豫，立即和妻子坐上当天夜里10点多的火车启程。

100多公里的车程，当时需要两个多小时才到，等到我们到达临汾火车站时已经是午夜12点多。

因为我们走得急，我俩没有买票，下车后便到车站补票处去补票。哥哥当时说他到车站接我们，阴差阳错，因为我们去补票就没有见到，自己返回去了。

半夜三更，也没有公交车，是回妻的住处明天再说，还是去哥哥所在的单位?无须犹豫，我立即对妻说，先到哥的单位，因为一切不明，见到哥再说。

火车站离我哥单位大约在四五公里左右，我们只能步行。妻当时怀孕已经四个多月，我俩就这么走啊走，一会儿歇歇，一会儿疾步，大约走了一个来小时，到了哥哥单位已经到了午夜一点多。

工厂晚上大门是关着的。我们透过紧锁的大铁门，喊了几遍。门卫终于听见了有人叫门，就问：“谁呀，有什么事?”

我报上哥哥的名姓，说明原因，请他给开开门，让我们进去。

门卫披着个棉大衣出来，我们进去，找到了哥哥所住的宿舍，终于见到了父亲。

父亲当时睡在哥哥的床上，哥哥躺在别人腾出让他临时住的床上，听门卫告诉他有人找，哥哥开了门。他一见是我俩，就说：“我登了辆三轮到车站接你们，怎么也找不到。一寻思也太晚了，可能你俩明天早上才回来，就自己返回来了。

父亲当时头脑还十分清楚，见我俩来了，非常高兴。但欲起又躺下，他已经无力支撑自己的身子了。哥哥告诉我俩：“咱爸前几天突然咳嗽，喘不过气来难受得厉害，下午刚从家接到他这里。但到后医院已经下班，明天准备带他到地区医院去住院。”然后让我俩先回妻处去，明早送爸去医院看病。

我安慰了父亲，告诉他我明天早上过来，便与妻回到了她的住处。

第二天一打早，我与哥哥一同用三轮车把父亲拉到了临汾地区人民医院。医生看过父亲的病后说，可能是肺气肿，需要住院治疗，便立即开具了住院手续，然后住了院。

此后六天，我和哥白天基本都陪父亲在医院，晚上轮流陪床，饭一般都由妻子做好送来。

到了第六天晚上七八点钟，父亲突然病情恶化，痰卡在喉咙口呼噜呼噜上下喘，就是咳不出来。值班医生看过后对我俩说：“老人不行了，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吧，不然晚了。”

家乡的规矩，人死了是不能尸首回村的，我就见过好几个村人，因为死在外面或者医院，家人只能在村外的打麦场用木头搭个庵篷，把亲人的棺椁暂厝在那里供家人亲戚村人祭祀与吊唁。年轻人还好，一般厝三五天就入土埋葬，老人一般都得七天。

七天，白天黑夜不能断人，还得迎候陪伺所有前来吊唁的人。夏天日晒蚊咬，冬天风吹雪欺，都非常不便。因此家乡人是有一分奈何也绝不会让亲人死在外面的。

听了医生的话，我们兄弟一商量，立即决定，当夜让父亲出院回家。

我们村离城并不远，走大路也就20华里。虽然一马平川，但当时的条件，一般人也就是用平板车拉回去。哥哥当时在临汾地区煤机厂当工程师，他们厂有一辆大卡车。他找到司机说明情况，司机爽快答应，立即开车来到医院。我们在医院借了一个担架，放在马槽里。父亲躺在上面，我俩坐在担架旁看护，半个多小时便趁夜回到了家。

第二天，大姐来了，妹妹来了，我们兄弟姐妹和母亲就这么陪在父亲身边旁。二姐因为在外地工作，电报通知父亲病重，哥哥便到城里火车站接她去了。

一天时间，待到下午四五点，父亲病情更加严重，呼噜呼噜一股劲喘气就是喘不出来，然后声音越来越小。我把父亲搂在怀里，放在自己腿上，不停地为他抹胸顺气。大约下午五点钟左右，哥哥接二姐刚进家院门，还没等落脚，二姐便大声叫了一声“爸——！”

也许是死神报信，也许是父亲听见儿女全到了，没等他们进屋，头一歪，倒在我怀里。

我们立即哭成了一片。

父亲就这样走了，那年他刚刚过了70周岁生日几个月——那是1973年12月26日(农历腊月初三），我结婚还不足一年。算下来父亲享年71岁。

二、

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5月，我们的儿子出生，7月我也从闻喜县调回到家乡临汾。

此后十七八年，我虽然调过单位，但一直在临汾工作。每逢周日，无论酷暑冬寒，雨雪风霜，不是带着妻子儿女，就是我独自一人，我一定要回到村里陪伴母亲的。

每到周日，母亲早早便候在胡同口或者家门口等待我的归来。村邻们说的话：“你奶(家乡人过去对母亲的称呼，现在已经没有此称呼了)就像个憨鸦一样，到了星期天就伫在这里等你。”

时间到了1992年初，我调到了北京，那一年母亲已经虚岁80。

母亲是正月二十七的生日，按照家乡的习惯，当年也就是八十诞辰。说句十分亏心的话，母亲活了79年，我们从来没有给她过过一个像样的生日。不是我们不想给她过，而是她不让过。一是她怕破费，二是她不喜欢排场。

“人活七十古来稀”，早先我就给母亲说过：“咱们七十不过，到您八十大寿一定得过。”但没有想到，就在正月母亲八十岁生日即将到来的日子，我必须到北京报到。无奈，我只能把母亲的生日提前到正月初六来过。

母亲八十寿辰，本来是一个喜庆的日子，我邀了亲戚、朋友、老同事、老同学上百人，在酒店摆了十几桌酒席，为母亲过生日，也作为我和同事同学和朋友们作别。但是，在酒席上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怎么说呢？中国人有句老话，叫：“父母在，不远游”，但我却在母亲最需要的时候要离她远去。我是多么的不孝啊！

我和妻的调令本来是1991年10月便来的，就是因为母亲，我一直不想离开临汾。经过两个多月的思想斗争，直到年底调令快作废的最后三天，我们才到人事局办了进京手续。

母亲那年身体已经明显衰老了。耳背不说，佝偻着身子，近一米七的高个头已经不足一米六了。过去一直健谈的她也很少说话，每每我回到家，只是痴痴地看着我，很少交流了。

这时候离开她真的有点残忍。

在那天母亲的寿诞宴席上，作为主人，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能告诉大家，我过两天就要到北京工作，然后就是拜托嘱望哥哥姐姐妹妹们照顾好母亲，原谅我为了自己的儿女自己却成了一个不孝的儿子。

此后三年，我每年无论如何春节都要回家。那些年，北京到临汾的火车每天只有两趟，到了春节车票更加紧张。但无论票多么难买，我必须回家，即使自己爬着回去。

还好，因为在临汾工作多年，有很多可以买到火车票的朋友。有一次没有买到卧铺，列车长便把我安排到列车员休息的铺位，使我每年都能如期回到家。

(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