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琐忆之六： 邓公复出庇荫至 敲开尘封志学门

老石头

孔子的《论语．为政》中曾说道：“子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

光阴荏苒，上世纪的1969年，志学之年的我已经从城市到农村下乡半年多时间了。

人总是从感性上认识时间，爱因斯坦在解释相对论时，有一段精彩而幽默的论述。他说：“一个男人和美女对坐一个小时,会觉得似乎只过了一分钟,但如果让他坐在火炉上一分钟,那么他会觉得似乎过了不止一个小时。这就是相对论。”

所以，快乐的时光十分短暂，艰苦的岁月总觉得无比漫长。

作为四口之家的唯一劳动力，我已经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生产队每日三晌的劳作从不落下。就这样，有些挑剔的社员还在抱怨我家是旧社会的地主老财，在剥削他们。因为一个劳动力所挣的工分不足以抵消四口之家在生产队分配所得，虽然每年决算后的亏空我们都可以现金补齐。所以，我觉得亏欠大家太多，唯有努力劳动来补偿，日复一日的劳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过了些日子，在省城高校工作的父亲和尚在苦寒山区插队的大哥先后来看望我们，给我们带来了亲情的欢乐和新的消息。父亲说邓小平已经被解放出来主持中央工作，这是个好兆头。我只知道邓小平是文革时期全国第二大的走资派，已经被打倒好久了，不知道这个变化与我有什么关系。

父亲和大哥看到我终日劳作，担心长此以往我会变成鲁迅笔下的闰土，要求我去上学，毕竟我还不到十五岁啊。

上学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遥远的事了。小学五年级还没结束文化大革命就开始，我已经昏昏噩噩地在无学可上的社会环境里游荡了三年。屈指算来，加上在农村的这半年多时间，我已经有三年半以上的时间没有正常的学校教育了。

下乡前两个月得到通知，我凭空一跃三级变成兰州三十二中的学生，我的建制归属是二连三排，当时有一个口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中学编制学习解放军，年级称连，班级称排。二连三排换算成正常的称谓就是初二三班。而兰州三十二中学则是如今赫赫有名的，学子们趋之若鹜的西北师大附中。

不想傍名校，虽然我个人的知识体系与西北师大附中没有半点关系，但是我确确实实曾经是西北师大附中的学生。这逻辑上解释不通的关系令人不可思议。然而，在那个荒唐的年代确实如此。因为在师大附中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政治学习、读报纸、跳忠字舞是所有的课业。校园里大狗乱窜，高年级混混学生称霸欺凌，这就是我对三十二中的印象。

上学我是十分乐意的，正值求知欲最旺盛的年龄，唯有学校是最理想的殿堂。可是我去上学谁去挣工分呢？母亲常年卧病，保证一日二餐制作已经勉为其难。两个弟弟年幼上学，如今唯一的劳动力还要上学去。一家四口一个劳动力都没有，挑剔的社员还不得跳起来骂人？这事有难度。硬着头皮去找生产队长，队长拉着长长的脸一声不吭，弄得我很尴尬。

第二天队长通知各家主事的天黑后开会，务必参加。一般的社员大会各家任意一人参加就行，指定主事的参加的社员大会一定有大事。

我作为家里主事人，天擦黑准时进入作为会场的窑洞，窑洞里已经来了不少人。平时开会的主持人都是生产队长，位置在炕上的C位。而今天不同，一个叫老马头的社员腰板绷直地坐在那里，生产队长则窝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来开会的都是各家主事的人，大家以炕为主席台散开围坐。

今天一进窑洞就感觉有点异样，感觉气氛有点怪怪的。人到齐了，生产队长先幽幽地发话说今天的会由生产队贫协主席主持。这一说我这才想起老马头有一个这样的头衔。

生产队虽然是当时农村组织的最末端，但在权利分配上同样体现出家族势力的强弱。核心权利比如生产队长，往往由势力最强的家族所占有。有名无实的角色往往是边缘化的外姓人来凑数，老马头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其实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农民，日复一日地脸朝黄土背朝天劳作，但是老马头自认为有这样一个头衔就高人一等，常常自诩为生产队干部，有机会特别喜欢出风头。

老马头清了清嗓子，拉起架子煞有介事地宣布会议开始，声高八度地说今天开会只有一件事，就是批斗胡家娃！我头嗡地一声当下就愣了，胡家娃指的不就是我吗？今天的会是冲着我来的啊！老马头很激动，讲了我要上学的事，义愤填膺地表示坚决反对，说的吐沫星子乱飞。好像是有预谋，接下来有几个社员附和老马头，发言的中心意思只有一个，他们不能再被剥削，胡家娃必须在生产队劳动，不许去上学。有一个社员情绪有些失控，发言时跳着脚指着我吼道你爷爷是地主剥削我们贫下中农，你现在还想剥削我们贫下中农，我们一万个不答应！

我才不到十五岁，哪里受得了这个，头脑乱哄哄的不知道如何应付，只觉得嗓子堵，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极力忍住不让眼泪掉下来。最后忍无可忍一头冲了出去。

开会的窑洞离我家仅仅五六十米，我冲回家，见到父母和大哥，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弄清原委后，父亲带着我立刻返回会场。会已散了，社员们正往出走，刚好在门口堵到老马头，父亲立刻与老马头理论起来，告诉他中央有精神要求保证适龄少年儿童入学率，你们这样做违背了中央精神。老马头哪里管什么中央精神，今晚上他就是老子天下第一。最后还十分可笑地说你是国家干部，我也是国家干部，你能把我怎么样！父亲说你还没王法了，有能耐你别走，有管你的地方。说罢父亲转身回到家，拿了手电筒，出门去公社大院找公社领导。大哥见状连忙跟了去。老马头还逞强地不走，象征性地维护了一会儿脸面，开会的人都走完了，表演没了意义，这才横横地往回走。

公社大院就在山脚下，连跑带走十几分钟就到，而老马头的家要下一条沟再翻上去才到。父亲出门不到二十分钟，老马头才下到沟底往上爬了一半，山下传来公社领导的喊声，指名道姓叫老马头下山到公社来一趟。老马头在半山腰听到后马上颠颠儿地去了公社大院。

后来的事情是大哥告诉我的。当晚父亲和大哥在公社大院找到了值班的公社领导，谈了发生的事情。公社领导说他们刚收到有关提高适龄少年儿童入学率的文件，还没有通知下面。发生这样的事很遗憾，一定严肃处理。立刻叫老马头下山到公社。

公社干部对待农民可没有那么客气，一通训斥，老马头唯唯诺诺点头哈腰承认错误，回去了。

第二天，大队来了一位支书，召开生产队社员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央关于提高适龄少年儿童入学率的通知精神，任何人不得违背。同时严厉批评了老马头等人。我有些忐忑不安，因为我上学的事，这些人被批评训斥，以后会不会遭到报复呢？后来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相反这些人对我客气了许多。

上学之争终于有了结果，我可以上学了，条件是学校放假期间要参加劳动。而这正是我期望的，多少能挣点工分，年终结算可以少交一点钱，虽然微不足道，但还是能减轻一点家里的经济负担。

我曾经目睹过无数次批斗会，像我这个年纪作为对象，被一帮成年人围起来批斗的情况还从来没有见过，也从来没有听说过，算是蝎子拉粑粑“独”一份了。 狡猾的生产队长导演了这幕闹剧，老马头被人当枪使了。一直到我离开农村，老马头再也没有出头露脸的机会，泯然众人矣。

现在回想起当年的事情，很能理解他们当时的所作所为，很同情那些贫苦的农民。他们被禁锢在贫穷而有限的土地上，终日劳作别无生计。我们觉得是苦难经历的这一切，对他们而言却是生活的常态。这种卑微到尘土里日复一日的生活使他们的眼界只能局限在这贫瘠的土地上。我们的到来无疑会稀释他们本来已经少的可怜的劳动所得，本能的排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过激行为可能毁掉一个未成年人的前途。个人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时代的一个不经意的小小风浪就会将你卷的无影无踪，远远地抛在后面，你的人生将会改变走向。如果没有父亲和大哥的干预，我将不得不就范，屈服于强势的乡民。也许现在的我就是知识贫乏、思想僵化、行为木讷的老年闰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