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下乡前后的那些事

九州大地

文革爆发两年后的1968年，国家开始考虑各级学校里滞留学生的安置问题，老三届（66/67/68年的毕业生）中学生的去向，大多数是下放到农村和边疆插队落户，我们当时面临的也是去三北农村。

那时我的父母还都在被隔离审查的境况中，记得是在3、4月份的时候，有一天我刚好在家，一个骑车的人找到我说：你爸爸要见你，在利华大楼，明天下午三点，你去那找吧，带上几件衣服，跟门口的战士讲一下，他就会让你进去。他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衣服的名称，照着拿就行了。我和弟弟翻箱倒柜找了爸爸的几件衣服，裝到一个旧手提包里。第二天下午，我们去了解放路上的利华大楼，这里原来是省委办公的地方，现在受审查的“走资派”都关在这里。把门的战士问我们：找谁？找阎达开。你们是？他孩子。看来是上边交代过了，回答后就让我们进去了。

进了大楼，在3楼的一个门前，我敲了敲门，一个男的给开了门，问：找谁？我说，阎达开在这吗？你们是？他的孩子。哦，那进来吧。我先进了门，弟弟跟在后边，提着手提包。那间屋里有两张桌子，四、五把椅子。领我们进来的人说，你们先在这坐会儿，随后他进了里屋。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说：你们说话吧，见面的时间半小时，我点了点头。这时爸爸从屋里走出来，多日不见了，他一身旧衣服，人很清瘦，我俩站起来迎了上去。爸爸说，“哦，你们来啦？我的衣服拿来啦”？弟弟把手提包送了过去，放在爸爸腿上，并拉开提包拉链，让他看看带来的衣服对不对，够不够，还要什么，可以回家再给他拿。爸爸看后说，差不多了。收好提包后，他问，“你们现在都怎么样啊？”我说，“还好，学校里正在复课闹革命，每天上半天课，有时候老师讲，有时候同学讲”。他看我们俩穿的衣服，都有补丁。就问，“这是谁给你们补的”？我说，“自己呗”。“那不错，长本事了”。他又看见我的球鞋，也有一块皮子缝的补丁。“这也是你自己缝的”？“是”。“嗯，这都不错。你们回去吧，等一会儿，把我不穿的衣服带回去”。爸爸进了里屋，一会儿，用一根绳把换季的棉衣棉裤系好、栓上，还有一双棉鞋也拿了出来。我们告别了父亲，哥俩抱着这些衣物出了门。从那时起到我上山下乡离开天津，再也没有爸爸的消息。

　　那年的8月初，我报名去内蒙古插队落户，离行前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去了趟石家庄。妈妈那时在石家庄省委干校集中“学习”，她不能回天津，我便去石家庄看她。“学习班”在一个大院子里，走进办公室，见到一个戴红袖章的30多岁的女人，我跟她说明了来意，她出去不知请示了谁，回来叫我跟着她走。到了院后边，拐了两个弯，推开一个门，她先进去，过了会儿，才叫我进去。

进屋看见妈妈正坐在床边，见我进来，马上让我坐下，又和带我来的那个人说：“这是我孩子”，那人就走了。妈妈的屋里住两个人，还有一个姓彭的阿姨（彭青，文革前是河北省的妇联主席），我进来的时候，她俩人正在看书。妈妈请了假带我去上街，在一个卖吃食的门市部里坐了会儿。我跟她说，大约半年前给爸爸送过一次衣服，看见他了，但现在他关在什么地方，具体什么情况就不清楚了。妈妈沉默了一会儿，叉开了话题。我跟她说了要去内蒙古插队落户的事。妈妈说“现在，全国都在动员青年学生上山下乡，你报了名，很好”。“准备去内蒙，那个四子王旗在什麽地方”？我回答说，在内蒙的中部偏西的地方，是牧区。她又问，“带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我说，“没有太多准备的，太姨的那个樟木箱子搬家时没扔，我想把它带着， 就是太旧了，我回去重新上点儿透明漆就行了”。“我们报名去内蒙的都发了一身支边服，蓝色的棉衣棉裤，放这箱子里也正好。还有一薄一厚两条旧被，一条褥子······”我一样样的说，她默默地听着。

和妈妈相见一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她在那个门市部里买了半斤多腊肠，包成一个纸包，递在我手里，又把揪下的两小段，包在自己的手绢里。“一会儿你就自己走吧，我回去晚了会挨人家说。记着到了插队的地儿，给我写信”。我和妈妈就这样在街头分手了，望着她离去的背影，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那一年，母亲还不到五十岁。

　　1968年9月3日，是我们从天津出发去内蒙的日子。那天到火车站送我们的人很多，一中去了好些同学为我们送行，家里人大北、乐乐、小英都去了。大家有说有笑的，也有互相抱着哭的，也有照相留念的。因为这趟火车是去内蒙的知识青年专列，在天津东站也停了好长时间，站台上人山人海，都在依依惜别。

　　车行一夜，第二天清晨列车到达内蒙的首府呼和浩特市，我们下了火车，在一个学校里住下了。晚上自治区在乌兰恰特剧场召开了大会，代表内蒙古人民欢迎我们来插队落户，建设边疆。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枚毛主席像章，是圆形的，红底儿，金色的毛主席头像，还配有绿色的草原。欢乐的人群，精彩的歌舞，印象特别深。转天下午，我们转乘大卡车，到了四子王旗的首府～乌兰花镇。我们上街溜了溜，在旗里唯一的百货店里，我买了一个墨镜，花了五块钱。

　　第三天下午，几辆大卡车分别送我们去各自落户的公社。车刚开过白音花，就看见一、二百人的马队，一边打着马飞快的跑着，一边嗷嗷喊叫着，还举着欢迎的标语。有人告诉我们，这是专门来欢迎我们的马队。我们的情绪也被调动起来了，跟着一起呼应着喊叫着。到了我们落户的白音敖包公社所在地，这个地方叫巴愣少。在这里，公社开了欢迎会，安排我们在公社小学住下了。

　　听介绍说，白音敖包公社是一线边境公社，和外蒙古接壤。我们的大队离这里70多里地，名叫“戈少”，第二天一早，大队派马车来接我们，，70多里地，中午都过了才到。队里杀了只羊款待我们。戈少地界宽广，长120里，宽80里，人口老少总共不足2百人。在这里，每个人都必须有“边境地区居民证”，是个蓝布面的小本子。

　　我们到了以后，先是打了两个多月的牧草，后来，就陆续分到畜群点去了。这两个多月，我给妈妈写了三封信，详细的给她介绍了我们的情况，讲述我们的生活，好像有说不完的话。自知到了畜群点，就不方便写了，因为老见不到人，没法寄出信去。我去的畜群点是放牛的，同去的还有王小立，包牛户主人叫其木次楞，是个蒙古老板儿（已婚女人），我俩就跟着她学习放牛。

我到内蒙不久，哥哥大北也去农村插队了，在内蒙古东部的一个县，天津家里就剩下14岁的弟弟一个人了，住在尖山一个两间单元房里。自此，我们一家五口人分散在了五个不同的地方，天各一方相聚难。

　　我下乡两年后，也就是1970年，爸爸终于出了“牛棚”，被分配到天津碱厂工作。这个厂在塘沽，每天往返乘公共汽车，一趟得用一个多小时。后来，妈妈在来信中说，爸爸心脏出了毛病，住进了天津反帝医院。这一阵，有大哥在医院陪着照顾他，过些日子，侄子闫立平放假再来替换他。

这年八月底，我回了天津去看父母。那天下火车到家，天已经快黑了，屋里黑着灯，我按照老规矩，在门框上边摸到钥匙，开了门。进屋开灯看看，显然已经有几天没有人来了。桌上有一张用碗压着的纸条，写着爸爸住在反帝医院的房间号。第二天一早，我赶紧去了反帝医院。这个医院离家不远，骑车十几分钟就到了。进病房看见闫立平陪着爷爷住在这里，阔别两年多见到了父亲，我很高兴。爸爸招呼说，“回来啦”？我跟爸爸说，是昨天晚上回来的，太晚了怕打扰您也就没来。爸爸说，还没吃早饭吧，正好一快吃吧，小子（侄子乳名），你去打饭，多要两馒头就行了。

　　两天后，小子回了唐山，我就来医院陪伴了。在医院和爸爸说的最多的，就是我在内蒙的事。刚到大队时间不长，就让我和一个同学去了其木次愣的牛群。每天早晨，她都要把十多个牛蛋子（小牛犊）抓来，拴在地上的一根长绳上，等母牛过来喂奶时，她再凑过去挤奶，每天都要挤两桶多奶，把她那口大锅装个七八成满，再把牛蛋子放开，找母牛去吃奶。她就回到蒙古包去，开始煮奶熬奶皮了。爸爸边听我讲着边插话问，“熬奶用什么火”？“牛粪啊”，我答着，“去年秋天的牛粪，已经干透了，好烧极了”。熬奶皮得用小火，还得用勺子一下一下的扬着。熬好的奶皮有半厘米厚，挑起来放到一个木板上，再放到蒙古包顶上去晾干。揭了奶皮剩下的奶，就等放凉了，再倒进酸奶缸里，做酸奶用了，当然要把当天喝的奶留出来。爸爸说，“你学的东西还不少呀”。

还有一次，说起内蒙刮白毛呼呼的天气，羊也不能出去放，关在羊圐圙里，这就得用秋天打的草，喂它们了。我们的一群羊，二百六十三只，秋天打的草，只能喂个三四天，还得出去放牧。这个时候，骑着骆驼出去，顺着电线杆，走出个二三十里地，在那个大上坡的地方，顺着电线杆看，地上散落着被电线挂下来的沙鸡。有的没了头，有的胸口裂开了，还有翅膀掉了一只的。羊群这时散开了吃草，我就骑着骆驼找沙鸡，看见了，就下来捡，有的还活着，就得跑两步，捉到它，放到毡子袋儿里。回家后分别处理一下，沙鸡的翅膀一对能卖5分钱，公沙鸡尾巴上的两根长毛能卖1分钱，供销社可以收购，这是我们的一笔不小的收入呢。沙鸡肉也成了我们的美味，可以吃个十来天呐。爸爸感叹道：“平淡的生活里也有乐趣，也有不同的味道啊”。

　　这年的十月份，妈妈也回到了天津，母子终于再次相见了。她从干校解放出来，在天津棉纺二厂工作，每天都要上班，下班还要来医院看看爸爸的病情，添点什么吃的等等。爸爸有一次星期天回了趟家，看见一辆自行车在墙边倚着，便说：“我骑一下试试”。说着，就要推车。我马上过去，说我推吧，把车推到门外道上。爸爸接过车去，慢慢划了几下。妈妈在旁边说，小心点啊。这时，就看爸爸一骗腿就上了车。他晃晃悠悠的往前骑，我在后边紧跟着跑，围着我们住的楼绕了一圈，很高兴的下了车，说再练几回，就可以上街了。

　　一晃到了十一月份，大哥有了时间，可以来天津陪爸爸些日子。十一月底，我回了内蒙。因为我们知青承包了羊群，所以老得有人在。这年，王援朝也不回家了，我们一冬在这儿放羊。牧区放羊是个辛苦活，清晨天刚亮，羊群就开始动弹了。我们得有两人赶紧起床，把它们赶到井那边去，一个人负责赶羊，一个人在井边往水槽里打水，每天都要打个百十来桶。羊饮完水后，就排成一溜跟着前面的羊慢慢地往前走了。我们两个人回屋，吃点炒米、馒头、干肉什么的，就出去放羊了。每天要走出十几里路，上了山梁，羊就散开了一大片，慢慢地吃草，我们便可以歇息下来。我有时坐在草地上，想起爸爸妈妈，就给他们写封信，告诉他们近况。

　　其间，我去过公社。离开畜群点，下了梁，再走个十几里，就是饲料地了。我们队的同学有好几个都在这儿，他们准备回天津过年，明年春天再回来干两件大事，一是挖水渠，二是种树。和同学面别，第二天我就回了羊群。每年过了春节不久，母羊就开始下羔了。这期间出牧，每天都要让骆驼背着两个毡袋，跟在放羊的路上，看见有羊在产羔，就记住地儿，再跟着羊群慢慢往前走。那段时候，每天都有好几个羊下羔，也有下双胞胎的时候。往回走的时候，再把出生了的小羊羔放进毡袋里，让骆驼给驮回来。也有母羊晚上下羔的，我们每晚都得拿着手电去巡视，看看羔子别让别的羊给压着了。下羔的母羊要给它们喂料加强营养，喂料时，母羊一个个嘴上带个料口袋，一仰头一仰头的吃着料，看着还挺有意思。冬天奶羔子的时候，我还照过一张相片呢，是在圐圙的栅栏门口给小羊喂奶。到了开春的时候，一二百只羊羔都出生了，大部分是绵羊，小部分是山羊，山羊羔喜欢上窜下跳的，很是活泼好玩。

　　开春后，回津的同学们也陆续回来了，我离开羊群又去了饲料地，参与挖渠的活儿。队里连老乡带知青，一共凑了三十多人，挖了半个来月，十几里的一条渠就挖通了。内蒙的春天刮风不断，有时风大的时候，连眼都睁不开，沙子打的脸蛋麻辣辣的疼。我们每天吃两顿饭，因为干活的地方离我们住的不远，来回走也方便，每次回来都得先漱漱口，免得吃饭嚼着沙子。那时干活累，吃得也多，一顿饭吃十几个馒头，是太平常的事了。我们又种了二十来天树，树秧子是从卫井公社买的，有榆树、柳树、槐树等等，快种完的时候，上边的水下来了，还挺大，我们挖的那条渠，起了大作用。除了浇树，还把那几百亩的饲料地，也都浇了个透。余下的水，浇完布力格大队，又往卫井公社去了。为了浇树，我们还在河道边上，挖了口大井，安上柴油机抽水，这就方便多了，每当枯水季节，就全凭着这口水井的水了。我把干的这些活都在给妈妈的信中，一五一十地写得详详细细。

　　1972年春节前，妈妈来信说，我们家又搬回遵义道院了，和孙敬文住一个楼。一听这个信儿，我就马上回天津了。到家的那天，是个下午，妈妈先回的家，看我又黑又瘦，问我累不累，还捏捏我的手。天黑时，爸爸下班了，一个40来岁的人扶着他进门来。妈妈说，这人是爸爸的司机，叫宗华，我赶忙叫了声：宗叔叔。爸爸问“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说，刚回来不一会儿。吃了晚饭，说了会儿话，也就去睡觉了。第二天是个星期天，上午，妈妈先带我上楼，看望孙敬文叔叔，他也是老干部，原来在北京工作，刚到天津一年多点。爸爸早上起来，在院子里走了半个多小时，吃了早饭，跟我说，一会儿你到我这屋来一下。

我回屋找了点东西，十来分钟后就去了。“把你插队的故事再讲讲吧”，爸爸说到。我拿出了十几张照片来，一一指给他看，讲给他听：这是一张在马背上拿着套马杆子的照片，1970年春天，我们队里打马印时拍的。“剪马鬃打马印”是牧区春天里很热闹的一个活动，很多社员都来参与。把马群赶到一块，把两岁左右的马，一个一个挑出来，用马竿套住它，再上去两三个人，把它摔到，按住。这时，烙马印的人，举着烧红的马印铁过来，往马屁股上一按，一股青烟从马的臀部升起，马毛被烧掉了，印记落在了马皮上，大概也就有半分钟，一匹马的马印就打完了，有了这个印记，就不怕马走丢了。一大群马每年都有少说三四十匹两岁马，得多半天才能打完。逢到这样的大活动，队里都要杀羊请牧民们喝酒吃肉，可热闹了。

“放马的也有你们的同学”？“是啊，他们更辛苦，这一张是打猎回来照的”，我指给爸爸看，薛军力和我，在我们住的房门前，我穿着白茬羊皮袄，腿上倚着条七九步枪，军力在指指点点，说着什么。

还有一张合影，丁少华、马幼航、王康、郑士宗、马二彪、张元津、杨朝光和我。人不齐全，也就凑了三分之二吧，这却是我们队同学一起合影照得人最多的一张，是在那林加勒嘎照的，时间1970年。还有几张照片，骑马狂奔的、草原放羊的、挎枪骑马巡逻的、夏天饮羊的等等，每一张都能讲出个故事。爸爸说，“你可出息多了，也长了不少本事”。我在家待了一个来月，爸妈每天都去上班，他们都很忙，星期日也经常有事。正好羊群又到了接羔期，我也该回队去了。

这次回津不到一个月，我就返回内蒙了。回到队里，我们那群羊正好赶上下羔，我去跟着忙活了一阵。后来，队长叫我和张元津两个人，去达赖大队帮着盖哨所。我给妈妈的信中说，我这回就要到边境上去了，到那里要注意些什么，碰到一些事情怎么处理，我都不知道，去了再说吧，我和元津就背着枪一起去了。

　　从我们大队坐上马车，走了七八十里路，在一个山梁的下边，有一间旧房，里边有人正在烧火做饭，是达赖大队的五、六个天津知青，已经在这干了几天了。张元津会木匠活，他就去做门窗。我和达赖的天津知青陈质枫一起去托坯，在一里地外，有口井，水还挺好。每天我们天一亮就起来，洗漱完，馒头也腾热了，我们带着馒头、羊肉、水就去工地了，先把昨天水浸的土翻一遍，堆成一个堆儿闷着，就去吃早饭，吃完饭，闷着的土正好用， 就开始脱坯了。我们每个人每天能脱一千二、三百块土坯，干完活再浸上一堆土，就可以收工了。

　　这活干到十来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一天下午，大约是两三点钟的时候，我正往脱坯的模盒里摔泥，突然，一只苍蝇在我眼前一闪，感觉在眼睛上碰了一下，我的右眼马上就睁不开了。我赶紧洗手，一边洗着，一边叫陈质枫快过来，帮我看看眼睛。他问我怎么啦？我说，刚才有个苍蝇，在我眼前飞过，碰了我眼一下，这个眼就睁不开了。他马上就过来给我翻眼皮。突然，他叫了声“我的眼。。。”，我以为他在和我逗，就说，我这怪难受的，别逗了。他说，“我的眼也让它给点了一下”，这可怎么办呀？他想了一下，说，翻过前边那道梁，我们队的兽医住在那，去她那儿想办法吧。我一听，只好去吧。走了有二三十分钟，到了一个蒙古包，一个四、五十岁的蒙古女人在里面，陈质枫跟我说，这是他们队的兽医。我们进去捂着伤眼跟她说，我们正在托坯，都让苍蝇在眼睛上叮了一下，陈质枫是左眼，我是右眼。她让我们躺下，拿出一瓶针剂的油西林（盘尼西林），打开铝皮盖，用棉签沾着油西林在眼睛上，一点一点往外沾。“这个东西活着还长呢，一动一动的”，她一边沾着一边说。她给陈质枫沾沾，我这边喊，她回来给我沾沾，他那边又喊，又返回给他沾沾。忙活了将近一个小时，才算清理干净。我俩谢了谢那个兽医，就回到我们的住处去了，这一晚上都在说，那个下蛆苍蝇的事。这件事，我后来在给妈妈的信中写到过，她没听过这样的事，很好奇。

　　

1972年底，我应征入伍，结束了插队知青的生活，成了人民军队的一员。我在这里得到过生活的历练，得到过同学牧民们的友情，虽然离开了草原，离开了牧民，却终生难忘这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