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歌唱

天水之间

——缅怀恩师张惠仁先生

天水之间

1992年本文作者（右）在张惠仁先生（左）北京海淀知春里寓所书房

张惠仁先生是当代知名的文学评论家，是一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学者，是我可亲可敬的师长。先生1932年生于福建惠安，1999年病逝于北京，至今已23载。年年岁岁，似水流淌，但我们师生之间的友谊永志难忘。今天是清明节，谨以此文，为恩师点上一支蜡烛，燃上一段心香，表达我春藤蔓延般的思念，祝愿先生在天国一切安好。

（一）

其实张惠仁先生并不是我的科班老师。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我都没有听过他一堂课。我第一次听他的课，是在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1989年秋，张先生应邀到北京燕山石化公司为文学爱好者们讲朦胧诗。我在燕化党校的好朋友董崇礼老师邀我去一起听课，拜访张先生，我就去了。那天，张先生穿着一件蓝色的旧羽绒服，围着一条粽色的线围巾，一副素朴的学者模样。他的讲座虽无唇枪舌剑、滔滔不绝的凌厉气势，但温和中见出深厚的诗蕴功底。第二天，我和董老师陪张先生去参观房山的小西天藏经洞，晚上在我家一起吃炸元霄。炸元霄是北京乡村的一道传统小吃。那天的炸元霄是我老母亲做的，这是她老人家的拿手饭。张先生是南方人，第一次吃北京乡村的炸元霄，特别高兴，说这是他平生以来吃到的最好吃的饭食。
1990年，我从燕化调到北京，在中国石化集团总部从事管理与改革的研究与实践，时而也关注一些文学界的事情。不知不觉，和张先生的交往便多了起来。他经常约我和董老师到他家聊天，聊文学研究，聊社会人生。而每一次交谈，我们都感到时间过得太快，常常是谈到深夜一两点钟。有时太晚了，我就睡在他家那张简易行军床上。
张先生是性情中人，喜怒哀乐皆形于色，对人热情真挚，与人合作总是设身处地考虑对方的情况。就连每次打电话来，都要先问问是不是正忙着什么，唯恐自己打扰了别人的工作。这些，使我自然而然地把他引为自己的老师，一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可亲可敬的师长。

（二）

张先生属于那种大器晚成的学者。他是1953年从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的，先是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后来调到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图书馆、语言文学系等单位，1981年才找到了归宿地——符合他性格和爱好的工作岗位——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此时已经“天命之年”了。但是，他的天赋、勤勉以及在人民大学图书馆工作的积累，使他很快进入了文学研究的丰收时期，1992年被评选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
张先生的研究成果不是以数量多取胜，而是以质量高见长。他的《臧克家评传》是第一部全面系统评价诗人臧克家的专著。他的《〈水浒〉与施耐庵研究》是《水浒》研究领域有着重大贡献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张先生晚年编辑了一本《文学政治与爱情》自选集，收入的多是他1992年退休之后的文章。但这些文章没有老气横秋之概，而是在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爱情、政治与爱情这样一些十分敏感而复杂的前沿性课题上，一如他中年时期的研究，每每都有新的发现，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三）

但令人痛惋而又敬佩的是，《文学政治与爱情》这本选集中的作品多是张先生在疾病的磨难中完成的。1992年，他患了严重的肝病，在医院一住就是九个月。为了健康，他以惊人的毅力果断地戒了烟，过去他的烟瘾特别大，我记得每天大约要抽两盒。病愈出院之后，我们都说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谁也没有想到三年之后他又得了前列腺炎，需要经常去短期住院。病魔在无情地蚕食着他的健康，但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课题研究。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时间就是他的生命，时间就是他的事业。住院期间，他的病床旁总是放着成堆的书籍和资料，不能写大块的东西，他就在脑海中思索酝酿。刚住进医院，就问什么时候出院。而一旦出了医院，就一头埋进自己的书房，全然忘了自己是个病人。为了他的健康，我们也试图用“白发渔舟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来淡化他的执着，但他只是慈祥地微微一笑，依然故我。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每次读着他的新作，我的眼前就有如跳动起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那篝火如梦如幻，如泣如诉，那是他的生命在燃烧，那是他的生命在歌唱。

1997年岁末，我在给张先生的贺年卡上写道：“星移斗转，风掠发白，夙愿无价，苦心良在。”没过几天，张先生也寄来了贺年卡，上书：“论交盈八载，知己胜千金。友谊如陈酒，老来味更醇。”那字体依然是秀美中透着刚劲，那行文依然是谨严而见着恢宏。

2022年4月5日草就于芍药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