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王达理（遗稿）</h1> <h1> 2012年12月15日</h1> <h1> 光阴荏苒，时光流逝，74年后的2012年12月5日，几十名从北京、武汉、重庆、广州、台湾等地来的、当年在香港孤儿院（战时香港儿童保育院）的保育生，久别相逢，一起来到香港寻根、感恩。抗日战争期间，在日寇铁蹄下流离失所的孤儿们，孤苦伶仃地挣扎在死亡线上，被营救出来的都由全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所属的保育院收养。这几十名当年的难童，如今已是年纪古稀、白发苍苍的老人，最年长的已经89岁，最小的也有70多岁了，有些是由儿女陪同来的。相聚在香港，与香港市民共同庆祝全民抗战胜利75周年，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h1> <h1> 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国共合作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1938年在战乱中，国共两党合作在武汉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香港及十几个省份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院。武汉、广州等地失守后，一批在战火中被营救出来的难童送到香港保育院。有的则是父母抗日上前线，无法抚养子女，只能将幼小的子女也送进了香港保育院。我和妹妹是1939年初送到香港保育院的。我们的父亲沙飞“七七事变”后即背着照相机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以战地摄影记者身份参与了创建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母亲在汕头、梅县地区做党的地下工作，发动群众积极支援抗战。她无法抚养我们，且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可能。1939年初，母亲被组织派往香港找廖承志请示，打算到南洋华侨中搞募捐，准备购置武器在粤东一带对日军进行游击战。她忍痛割爱，趁此机会把我和妹妹带到香港，送进了香港保育院。 </h1><h1> </h1> <h1>1938年3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汉成立，并在各地成立战时儿童保育院，使3万余难童免于战火的摧残，并为国家培养造就出一大批人才。宋美龄（中排左四）、邓颖超（后排右一）、李德全（冯玉祥夫人、中排左五）等积极参与和领导。图为保育会常务理事和部分负责人的合影。</h1> <h1> 我们这批难童在香港期间算得上是幸运儿。香港市民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家。在这里，我们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书读；更有一个和蔼可亲的院长，难童们都叫她何艾龄妈妈。</h1> <h1><br></h1><h1> 我们由香港的“社会工作员”沈健先生带领，寻找到当年在香港的保育院旧址。最初，保育院住所较为分散，分为一二三院，一院在元朗博爱医院划让出来的一部分建筑里，二院、三院在西营盘旧国家医院里面；还有些三岁左右的幼童被安置在意大利育婴堂抚养。1940年初，由著名的万金油大王胡文虎、胡文豹两兄弟出资在粉岭建造了48间大房子，为保育院集中在一起管理创造了良好条件，使在战火中被抢救出来的数百名难童有了一个较为安宁的“家园”。在保育院里，老师除教我们文化课外，还教我们唱抗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我们都是神枪手”等等。使我们从小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决心赶走日本侵略者。 </h1><h1> 然而好景不长。在日寇的疯狂侵略下，1940年夏，保育院奉命撤往大陆内地，并入贵阳分院。第一批由一院年龄大些的孩子从香港坐船到广州湾（湛江港），然后西行北上，经过漫长的旅程到达重庆；我和妹妹是第三批撤离的。这批年龄比较小，我6岁，妹妹4岁。我们从大埔滘小码头乘船到广东的淡水，然后由保育院雇人用箩筐挑着我们年龄小的难童到惠州、龙川，经北江乘船到韶关。在韶关我们住在难民所里，每天只能喝到少量的稀饭。当时敌机常来轰炸，老师只好带着我们跑进树林里躲避。不知在韶关住了多长时间，我们又经过衡阳到达桂林。在桂林我们住在紧挨一片坟地的一所大房子里，地上铺着稻草，我们就睡在上面。吃不饱饭，我们就跑到坟地里捉蚂蚱吃；晚上看到萤火虫飞来飞去，大人说是鬼火，我们都不敢乱跑了。在桂林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母亲早已从广东撤到桂林，在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工作，只不过双方互不知晓。母亲总是惦记着我们，曾向李克农提出希望廖承志从香港撤离时把我们兄妹俩带回内地。</h1><h1> 由于长时间的逃难生活，我们这些难童身上不仅寄生了很多虱子，而且身上都长了疥疮，并患有沙眼等眼病。快到年底，我们又从桂林转移到贵阳，住进被敌机轰炸过的四面漏风的破楼房里；天气潮湿寒冷，我们没有棉衣穿，没有棉被盖，难童们个个穿着破旧单衣如同叫花子一般。</h1><h1> 突然有一天，母亲来到我们身边，仿佛从天而降，我和妹妹几乎认不得她，母亲抱着我俩难过得痛哭起来；我俩见到母亲也都委屈地哭了，未曾想到母亲会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原来，因为蒋介石下令，除重庆保留第十八集团军（包括八路军和新四军）办事处外，其余我党我军的办事处一律撤销。母亲所在的桂林办事处要撤往重庆，在李克农率领下，途径贵阳休整两天，母亲看到报纸上刊登一则消息，说香港保育院的一批难童撤到贵阳，住在天主教堂旁边的破旧楼房里，母亲找贵阳八路军交通站站长袁超俊同志帮忙，在破旧楼房里找到了我们。母子相见，看着我俩穿着又破又脏的单衣，黄瘦的小脸、可怜的表情、红肿的疥疮，母亲伤心难过得忍不住抱着我俩痛哭起来。因母亲带着机密材料，必须按时与办事处全体人员向重庆进发。经和袁超俊商量后，决定给重庆的周恩来打电话，要求把我和妹妹带往重庆然后送往延安。周恩来当即批准了。母亲先走，把我俩交给了袁超俊。袁超俊把我俩接到他家住下，白天他忙于工作，晚上还要给我们洗疥疮，给予我们家庭的温暖。十多天后，袁超俊带领交通站全体人员和我们兄妹俩一起上路。</h1><h1> 到达重庆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妈妈非常关心我们，办事处给我们发了修改后仍然过长肥大的棉军装，医务所的邓医生治好了我俩的沙眼和身上的疥疮。1941年“皖南事变”后，我们一百多人（其中有李鹏、叶选平、蒋南翔等）乘坐5辆卡车和1辆小轿车开往延安。为了安全和保密，出发前，办事处将我和妹妹的名字司徒飞、司徒鹰改名叫王大力、王小力。母亲则继续留在重庆工作，直到1944年才来到延安。</h1> <h1>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儿童保育院小学部的孩子们和老师及照顾他们的阿姨、叔叔的合影。 延安 1942</h1> <h1>王大力（王达理）和王小力（王笑利）兄妹俩在延安。 1942</h1> <h1>抗日战争胜利后，沙飞、王辉夫妇与长子王达理（右二）、长女王笑利（左一）一家欢聚在张家口。1946.6</h1> <h3></h3><h1> </h1><h1> 这次来香港寻根感恩，85岁的王淑仪从台湾赶来与大家欢聚，体现了童年时期难童的患难情谊。12月7日我们参观了凤凰卫视，并与他们座谈交流。最后一天我们到胡文虎、胡文豹为保育院建院的旧址参观，那里已经成为粉岭法院大楼。</h1> <h1><p></p></h1><h1><br> 我们这些老人，经历了当年国难的日日夜夜，今天大家都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和香港回归感到欢欣鼓舞。这次香港之旅，了结了我们这批难童的故地重逢、难童相聚的一大心愿。祝愿祖国明天更美好！</h1> <h1>王达理（右一）、王笑利（左二）、沈健（左三）。香港 2012.12.7</h1> <h1>王笑利代表原中国战时儿童保育院师生前往中南海西花厅悼念邓颖超妈妈。 北京 1992.7</h1> <h1> 整理制作：沙子</h1><h1> 2022年4月5日</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