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六爷

火苇儿

　　历史是沉重的，湮灭在历史中的人物和故事如同流沙，千千万万的被沉积，千千万万的被埋没，千千万万的在无尽的风尘中消散。

一个人的强大，不在于他征服了什么，而在于他承受了什么。“一将功成万骨枯”——在历史的长河中，机缘只能垂青少数人，而99%的人都是普通的、平凡的、被埋没的对象，必须承受历史车轮的碾压，他们的内心需要有比征服者、统治者更强大的力量。

杨六爷，原是谷城县五山乡大地主杨家的六少爷，解放前河南某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可惜生不逢时。他原本会有一个光辉灿烂的前程，作为重点培养对象被国民政府选拔录取到河南大学学法律的；在解放前，他原本有机会逃离故土，却在送走7个兄弟上飞机后毅然返回，因为放不下走不了的全家老小；因为他曾在土改期间保护过中共石花区委的李荣生区长，而没有被杀头，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只保住了一个弟弟和一个侄子的性命，却因无法保护更多的家族男丁而备受逃离在外的亲人的责备；他原本有三个亲生的孩子，和三个养子女，却在文革中因为疾病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相继失去了五个孩子。

在解放前后和文革期间，他承受了那个时代和整个家族的所有痛苦。他头戴五顶帽子：大地主、黑帮分子、国民党党员、里通外国的特务、臭老九，是“五毒”俱全的“黑五类”，无论开哪一类分子的批斗会，在台上挂牌低头认罪的，都会有他的身影。

一、六 少 爷

在没有听杨家干姥讲他家的故事之前，我对地主的想象也仅限于有一大片田地、一个大宅院和一大家子人，具体的东西想象不出来，因为那时我才上小学三年级。那时候在我们的意识里，地主总是和恶霸联在一起的（杨家是名符其实的大地主，当五山乡乡长的四少爷杨允明拥有一支反革命的武装力量，大土匪张黑脸曾是他的保镖，但杨家被杀头的好几个人却是受牵连、很无辜的）。

后来听他讲，才知道他家的地产到底有多大面积：谷西北整个五山镇，延伸到石花镇北部，一直到大峪桥水星台靠316国道的北面，都是他家的地产范围，差不多五分之一个谷城大了。

他家的房子有多少呢？他爷爷杨老太爷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分为五房，他父亲是二房，仅二房的房子就有28间，五房连同老太爷的，至少也有150多间了。每一房都分有一大片地盘，象小诸侯一样，分开在各自的领地里居住。六少爷家就住在石花镇西北部这一片。

他家的生活呢，一定很奢侈吧？不，一点儿都不，听他讲，那时候的地主都是靠勤俭持家积累起来的，用我们的谷城话叫“悭（keng）出来的”，攒一点儿钱，就赶紧买一块地，生活也就保证在吃饱穿暖的水平上。地主家的家教也是很严格的，怕出败家子嘛！那时候的生活方式都是如此，钱是不能乱花的，但还是有钱供孩子们到外地上学的，所以他家的孩子都到外地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其中有一两个上过黄埔军校。六少爷先是到襄阳读中学，后来又到河南商丘上大学，快毕业时，谷城土改开始了，他返回家乡，在中共石花区委工作组和大土匪张黑脸之间不断斡旋、调解。在河南商丘上大学的时候，六少爷糊里糊涂地填写了一张表格，就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党员证，糊里糊涂的就成了国民党党员了。

他家里五房有十五个男孩子，四个女孩子。男孩子多，女孩子少，每天打打闹闹，你不服我，我不服你，每顿饭总要打破好多碗，每个月都要买一担碗才够用。于是杨老太爷干脆不买碗了，砍了一棵大树，锯平，下面安上腿，如同一个长长的板桌，上面每隔一小段凿出碗大的窝窝，饭菜就给每个孩子舀在木头窝窝里，这一下再也不用买碗了，但打架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踢翻了板桌，大家都吃不成了，杨老太爷就不让再添饭，都挨饿着，以示惩罚。呵呵，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够壮观、够热闹的吧？

再来说他读书时的趣事。他小时候是最调皮捣蛋的一个，天天掏鸟蛋打麻雀，读私塾时总爱拿弹弓悄悄打先生的头，让先生无法上课，时常惹得老太爷一顿暴打，后来其他的兄弟都陆续考出去上学了，在老太爷的天天训斥之下，终于发奋读书了，为了管住自己，他把自己的头发眉毛都剃掉了，这样就不好意思出去玩儿了，闭门三月一心苦读，终于一举考上襄阳的中学。

结婚时的杨六少爷依然是放浪形骸、顽性不改的。娶的是冷集大地主吴家的姑娘，能被大地主老杨家看中的姑娘自然是相貌端庄、贤淑出色的，手工刺绣那是无人能比的，在提亲之前，姑娘的绣活就由媒人提前拿来验看过了，全家老少都赞不绝口，这才下的聘礼。

结婚的那天，一班吹鼓手吹吹打打地好不热闹，骑着马迎娶新娘的六少爷对婚姻大事不当回事儿，显然对路边林子里的鸟雀更感兴趣，竟然让八抬轿子的轿夫们停在那里等着，他却扛着枪跑到林子里打鸟去了。家里大摆着酒席，高朋满座，只等着新娘子到家典礼、开席，可是左等或右等却等不来迎娶的队伍。结果可想而知了，自然是被老太爷骂个狗血喷头了。结婚后他脾气很坏，是很少在家里待的，教书之后，更是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而学校离家不到十里路。他夸赞最多的，是妻子的绣工和她的好脾气，在他心里，她可能也是很完美的一个女人。很遗憾的是，她50多岁就死了。他待她的娘家人一直很好，礼数周到，每年的过年过节，他总是要按老规矩给他们置办节礼，送上门去。

我无法猜测六少爷当年的感情世界是怎样的，只是断断续续地听他讲，他在上学时喜欢过一个女同学的，还带回家住了几个月，但因女同学长得太瘦了，杨老太爷怕她生育能力差，不能旺夫，就没有同意他们继续发展。女同学后来嫁给他的一个表兄，生活得相当好，有四个孩子。八十年代初她来看他，两人畅谈良久，唏嘘感慨自然也是少不了的。

六少爷虽然糊里糊涂地当了个国民党党员，在大事上却是不糊涂的。正值谷城快要解放之际，五山土匪张黑脸势力还很猖獗，负隅顽抗，杀过很多人，声名狼藉。杨家人和白道、黑道两边都有联系，双方谈判都是通过杨家来做中间人，因为杨家的四少爷是乡长，张黑脸曾是他的保镖，六少爷又和中共石花区长李荣生交情不错。

气氛最紧张的一次谈判，李区长、六少爷和张黑脸三个人从清早开始，小曲酒喝了16斤，一直谈到月黑风高，双方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后来把枪都放在桌子上，文斗，比赛下枪上枪，看谁的动作快，谁输了谁就死。危急之中，六少爷急中生智，暗中晃动桌子，使张黑脸在安装枪的零件时，抖落了一个镙丝，输了比赛。而外面两边的山坡上，埋伏着张黑脸的一百多号人马，子弹上膛，誓将中共石花区的李区长置于死地。六少爷拉来四少爷作证人，让张黑脸不好当着两人的面儿反悔，并一前一后护送李区长安全离开，才使得区长死里逃生。

后来消灭土匪的战斗还是打得很激烈，火力很猛，张黑脸被打成了一张筛子，无法辨认，李区长请六少爷过去确认，六少爷认得张黑脸的金牙……。

（据《谷城县志》记载：1949年2月石花区长李荣生奉县委指示，同五山土顽头目杨允明谈判，劝他归降，杨允明行缓兵之计，派人到石花交了几条破枪，不久，又公开扯旗参加反革命暴乱。1949年4月，解放军85团王希林团长在清剿五山张黑脸部土匪的战斗中牺牲；5月，冯洗尘带领独立营进驻五山下七坪设下埋伏，调集5挺机枪集中火力向张黑脸射击，张身中7弹……。1951年9月，国民党乡长杨允明在均县被活捉，后押回五山在谢湾镇压。）

谷城解放之前，杨家的诸位少爷都携带细软纷纷逃离故土，飞到台湾，后来有的从台湾到了美国和阿根廷。杨家买了8张飞机票，其中有六少爷的一张，在把其他7位兄弟送上飞机后，他还是毅然留了下来，因为杨家只有他还能在共产党那边说得上话，家里老老小小还有几十口人，他请李区长帮忙，把一个弟弟和侄子送到解放军部队去当兵，躲过了被杀头的一劫。在当时的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地主恶霸的革命环境下，他的力量终究还是很有限的，除了他和两个在外上学的小兄弟外，杨家在家的8个成年男子都被杀掉了，其中有一个小兄弟才二十出头，什么事都没做过，还没结婚，毕业回家在家里待着，也被杀掉了。家里的财产都被搜走了，为了逼问他们家收藏的金银珠宝，那些工作队员们还把他的一个妹妹吊在屋梁上，一边一个人，手里拿着竹板子，将他妹妹荡过来打一板子，再荡过去打一板子……。

解放后，石花区李荣生区长调到省城当官，临走之前特地会见六少爷，让他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去武汉找他，但六少爷只是淡然一笑……。

二、杨 老 师

解放后的杨家所有的房子被占，所有的财产都被搜光分尽了，没有被杀头的老弱病残都被赶了出来。六少爷虽然保护李区长有功，也并没有享受到优厚的待遇，村里给他安排了一间拴牛的草房，连门都没有，而且在他们住进去之后，村里人依然把牛拴在里面。六少爷和妻子开始过起了艰辛、负重和孤立的生活。

考虑到他是个文弱书生，村里安排他到食堂做饭，但被他委婉地谢绝了。后来村里要举办文化夜校，他才同意到夜校里当一名老师，为村民们扫盲，为自己的家庭挣工分，换取一点口粮。后来又到新店小学当老师。

文革中，曾经的六少爷、后来的杨老师自然是最重要的批斗对象，既是大地主，又是国民党党员。他很配合，开会斗他他就很坦然地去，斗完之后，该干嘛还是干嘛，照样打他的篮球，看他的书，好象那是他应该要承受的东西。

他当老师，虽然挨斗，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但却不用做累人的体力活。最苦的，应该是他的妻子，从嫁给他一直到死，没有享过一天的福。妻子受他的牵连，每天白天承担繁重的农活，晚上在村里被批斗，即便生病了，腿肿得很粗的情况下，也还是要下田劳动，身心遭受严重的摧残。而更痛苦的是，他们的两个亲生儿子和一个养女、一个养子都相继生病而死，另一个12岁的亲生儿子在放牛时，被牛抵到堰塘里，有两个村民在旁边看着孩子拼命挣扎却不伸手去救，认为是地主的后代，该死……。

1971年，谷城县二中建立，六少爷在县二中正式当了一名数学老师（后来又调到石花镇中学）。在学校里，他依然还是被批斗的对象，但比起初期，还是要好了许多，因为他的学识和一身正气，同事们都还是很尊重他的。

逃出国的兄弟也都混的还不错，在台湾的做了高等法院的法官，在美国的娶了资本家的女儿……。看了他们寄回来的照片，一个个面色红润，都显得比他年轻很多很多。我们都为他感到可惜，如果他也跑到外国，也不至于在国内受这样的待遇。而他，只是很客观地给我们讲述他的经历，什么怨言和牢骚都没有，对我们的叹息依然还是淡然一笑，偶尔摆摆头，嘿嘿两声……。

他可能只是不愿意再提起那些令他痛苦的过往吧。听三姐夫讲，六几年的时候，大概是他最后一个亲生儿子淹死了之后，他每天都要挨斗，生活又很艰苦，各方面压力也令他的精神几近崩溃。某一天，他把只有10岁左右的三姐夫喊上，疾行了十几里路，来到潭口水库，在水库的大坝上沉默地站了三个多小时，一句话都没有说……。三姐夫那时候还小，什么都不敢问。现在三姐夫回忆起这个事儿，猜测他当时可能是心烦到了极点，有轻生的念头的，想了三个多小时，终究还是放不下家里人，才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80年代初期，平反政策落实，知识分子待遇落实，杨老师才被摘掉了沉重的五顶帽子，一身轻松的从事他的教书工作。80年代中期，统战工作受到重视，谷城侨联成立，有很多海外关系的杨老师成为了侨联经常造访的人，还成为了县政协委员，政治待遇一下子提高了很多，镇政府和学校也专门给他批了一块宅基地，盖了两间房子，有了一个真正的家，但彼时距离妻子逝世已有十几年了。

也终于可以和海外的弟兄们通信了，但他们的来信，大多是埋怨他没有尽力保护好更多的家人。在外面的人，是无法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的残酷的。解放时，留在大陆的杨家人，除了他和两个在外读书的小弟弟，送去当兵的大弟弟和一个大侄子，其他成年男子全部被杀头了，8座新坟，齐排排地呈现在老家的祖坟里。这是他心里永远的痛。

扬眉吐气后的杨老师身上依然还带着旧文人的清高和傲气，如果换作别人，会利用这些海外关系为自己和孩子、亲戚谋取好的前程和好处，但他还是谁也不求。在上课时，还带着些私塾先生的气息，对调皮和学习不认真的学生喜欢打板子，或者给吃“雷锅子”（用曲起的指头关节敲脑袋），或是咬牙切齿、恨铁不成钢地教训一顿，所以凡他教过的学生，无一不记得他赏赐的“雷锅子”，都很怕他，所以上他的课，无一不认真听讲的，也因此调教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

三、另一个父亲

在感情上，杨家干姥就象我们的另一个父亲，是他给了我和四姐上学读书的机会，在教育我们方面代替了父亲的角色。三姐出嫁的时候，我和四姐都还在上小学，所以他就把我们当作他自己的女儿一样地对待，一样地管教，一样地操心。当时我们村子的小学教学水平很差，每年只有一个或几乎没有人能考上镇里的初中，因为他是镇中学德高望重的老师，所以我和四姐才得到上初中的机会，就是这么一个机会，让我和四姐的命运由此改变。

我们的亲生父亲没有上过学，不善言辞，近于木讷，跟我们根本上谈不上沟通和交流了。但忠厚木讷的父亲却让杨家干姥觉得很亲切，每次父亲到石花街上办事，总喜欢到三姐家吃饭，杨家干姥总是很开心地张罗一大桌子菜，总少不了红烧一大盘子父亲爱吃的猪蹄膀，总少不了父亲爱喝的一瓶酒，笑呵呵地招呼父亲吃肉喝酒，跟他聊一些解放前的旧事。因此，到三姐家吃饭，对于父亲来说，也是很开心的事。两位父亲在推杯换盏间，一个不停地说，一个专注地听，不时的“嗯嗯”和会心一笑，好象他们竟然是心灵相通的老朋友。

每到开学我和四姐交不起学费时，杨家干姥就赶紧去取了工资，帮我们交上学费。我和四姐上初中都是在三姐家吃住的，先后六年时间没有给过一分钱。可以说我和四姐的初中学习，是在杨家干姥的资助和教育下完成的。我们家有什么困难，也总是他帮忙出主意、想办法去解决；家里要待什么客，筹办什么事，也总是他帮忙筹划安排。

四姐学习成绩好，也很勤奋，在班上是学习委员，杨家干姥对她尤为钟爱，时常关注她的学习情况，哪一次如果成绩下降，他都会帮四姐分析丢分的原因，查找她学习上的不足之处，很耐心地给予指导。到后来四姐初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卫校（那时为了能吃上皇粮，转上非农户口，更早地参加工作，往往是成绩最优秀的学生考中专，稍差一些的上高中，再差的就回家务农了。）杨家干姥开心极了，他不惜花钱摆了几桌谢师宴，将全校的老师都请到，挨个敬酒，如同对待一件天大的喜事。在感情上，他一定也是把四姐当作自己的女儿来对待了。

我的学习成绩比四姐要差，额头上自然也是吃了不少杨家干姥的“雷锅子”。我学习认真，考得好，他会和颜悦色地跟我说话；考得差了，贪玩儿了，他也会翻着眼睛，不留情面，把我狠狠地训斥一顿……。

尽管那个时候他的工资并不高，但在每天的饮食上，他都会讲究一些营养搭配，时常还会买肉给我们吃，一天三顿饭都由他做。上初中在他们家吃了三年，我和四姐都长得非常壮实。要知道，那时的初中食堂，只给学生供应米饭和馒头，是不炒菜卖给学生的，每到吃饭的时间，都是由各班的值日生将食堂师傅装在大盆子里的饭和馒头分给同班的同学，同学们都是从自家带酱豆、豆腐乳和凉菜到学校就饭吃的。相比较之下，我和四姐天天吃的是营养均衡、味道可口的饭菜哦。

尽管我有点怕他，但每顿饭却是我最快乐的时光。他也总会在吃饭的时候，给我们讲一些他和他家族的往事、趣事，讲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年幼的我，是不能体会他的那些痛苦的，只是把它当作有趣的故事来听了。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能记起他讲的那些事儿。

镇上有好看的电影时，他也会带我们去看，看后也会跟我们谈论电影的故事情节；心情好的时候，出去散步也把我们喊上，给我们讲述各方面的知识；为了开阔我们的知识面，他还给我和四姐订课外书，一直订了五六年；偶尔出趟远门回来，他也总忘不了带一大包吃的和玩的东西，很兴奋地让我们分享、品尝，给我们讲外面的风土人情。

在这样的时光里，他就象是我们的另一位父亲，让我们开始接触到精神层面的养分和生活的品味。在他的身上，我感受到了大气、骨气、清气、和气，感受到了坚强、豁达、宽容和不计回报地善良。从他的故事里，我开始重新审视这个和书上描述的不一样的世界，重新审视那个被时代碾压的阶层：地主并不一定都是恶霸，并不一定都是坏人，并不一定都是不学无术的人，并不一定都是思想狭隘的人。

他叫杨道生，是一位品格高尚的人，颇有些贵族的风范和气质。他去世已有23年了，谨以此文作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