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的木棉枕一一怀念我的父亲母亲

站在五指山巅

遗失的木棉枕

一一怀念我的父亲母亲

题记：今天是清明节。因为新冠疫情，我没有回家。这是父亲母亲故去后，我第一次没有照例清明节回家给父亲母亲扫墓。九泉之下，父亲母亲知道人世间的新冠疫情，一定是反复嘱咐我要坚守工作岗位，保平保安，千万不要回家。我的父亲母亲目不识丁，但识得这样的大理和小节。值此，我只能撰写一篇小文，怀念我的父亲母亲。

遗失的木棉枕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一生仅郑重其事地送给我一件礼物：一个母亲缝制的木棉枕头。

那是1995年12月，一个木棉开始含苞待放的日子。我决定结婚。母亲和父亲都已年过七十，岁数大了，最大的心愿当然是盼望我成家。父亲和母亲身体不太好，母亲患高血压，父亲患风湿心脏病，自然没有能力大操大办我的婚礼。我是家里第一个吃公家饭的，生性随意，结婚当天傍晚才回到家，全由母亲去操持。母亲依婚礼习俗程序却是一丝不苟，派姐姐去“讲亲”、“担槟榔”，定日子。只是没有彩礼。好在亲家也能理解。母亲说婚床必须是用荔枝格木制作的床，便派姐姐姐夫到处找，哪儿有卖？都没有现成的。好在黄流市有一间木工店可以定制。我当时并不太在意什么床，因为婚床自然是安在老家瓦房里，我很少回家，睡不多。后来才知道，母亲父亲刻意要找荔枝床，是“荔枝”通“利子”。媳妇进门的第一个晚上，母亲叫我和媳妇到婚床边，微笑着特别对我和媳妇说：“前年我脚好的时候，就和你爸走了几十里的山路，专程到千家镇的黎村讨木棉花，再走到九所市上买花布，给你们缝制这个枕头。木棉花做的枕头，好！”

办完婚礼，我就回小城上班了，几乎每年春节才回一次家，宿一两夜。每次我和妻子孩子回家过年，母亲都会早早整理好我的床上用品。那花布缝成的长长新新的木棉枕头，依旧摆放在那张荔枝床上，与我新婚时的摆放一模一样。

一年一度，年年岁岁，木棉花落花开，花开花落。父亲竟然离我而去。母亲竟然离我而去。父亲母亲留给我的，是一间老室，一张荔枝床，一个母亲用花布缝成的木棉枕头。

母亲去世那一夜，姐姐和 妹妹整理母亲的遗物，发现母亲守了一辈子的藤箩底层，竟然有一套新娘的盛装。那是母亲结婚时穿的新娘装。我的父亲从小就没有父亲没有母亲，在孤寒里长大。母亲生在一个富农的家庭。我的父亲和母亲从来没有和我说过他们如何相识相爱，只是在忆苦思甜的时候，提及过他们年轻时没有土地没有房屋，结婚是在我们家族的祠堂里，婚后也借住在家族的祠堂里，直到后来才讨到钱买了一小块地，建起属于自己的家。母亲说，她结婚时没有见过公公与婆婆……

母亲生前一直把家里那一个大大的旧藤萝称作“宝”，封锁得紧紧的，谁都不能翻。我们家穷，子女不会留意母亲的“宝”里有个啥。我是怎么也没有想到，母亲的“宝”里珍藏着的，是她那一件只穿戴过一次几十年依然如新还散发着芬芳的新娘妆！母亲的遗嘱，就是要穿戴着她的新娘妆，去见她的公公和婆婆。

父亲母亲留给我的那一张荔枝床，是荔枝格制作的，至今好好的，没有一点虫蚀腐烂。母亲生前，一直把我新婚的床上用品，保管得好好的。我每次和妻子孩子回家过年，母亲早早就反反复复一遍一遍打扫我的房间，擦了又擦那一张发亮的荔枝床，然后挂上蚊帐，铺好席子被子，放好那一个长长的花布木棉枕，与新婚那一夜的摆放，一模一样。

父亲不在了。

母亲不在了。

我的父亲和母亲先后离我而去，渐行渐远。家，变了。我只是每年清明节回家，来去匆匆。老室还是父亲母亲建的那一间老室，荔枝床还是父亲母亲定制的那一张荔枝床。但床头上，母亲亲手给我缝制的那一个长长的花布木棉枕头，已经不知道放在哪儿了。每次回家，坐在荔枝床头，睹物思人，失魂落魄，潸然泪下……

记得我父亲去世时，老室厅阶门上贴着族兄写的挽联：菊酿延年父竟罢，茱萸满鬓我何堪。横批：鲤训无闻。

1993年春，我在《海南日报》发表散文《年桔》，写我的母亲。那时，我的母亲还健在，我在海口工作。文中有这一段：我看年桔，就象看自己的母亲。母亲一辈子活在泥土里，脚象年桔的根，终生未能伸出花盆外的世界。不过，母亲并不因为所处天地之小而苟且求生，而是象年桔那般，拼命地结果。

　　我参加工作两年后，就写了《父亲》，发表在1990年9月15曰《海南日报》。“父亲一辈子最大的出息大概是当了四分之一世纪的生产队长。”我的父亲对我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

父亲和母亲含辛茹苦建起我的家，最让我梦萦魂绕的是“公碗”。我写了散文《公碗》，先发表于《海南日报》，后选入海南建省5周年文学丛书《椰风起时》。我是企图从公碗里，看我家的变迁，看到一个时代农村的变迁。

感恩我的母亲和父亲。我的母亲和父亲不识字，但喜欢听崖州民歌，我们叫“土瓜”。母亲最喜欢听与唱的大概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清明时节，我写了一首土瓜，敬献给我的母亲和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