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随想（41）老曹

慢慢相遇

一个朋友讲述了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我便尝试着记录下来。在突然想起“伤逝”这两个字之前，我实在不知如何落笔。虽然有个挺有名的大作家以及好多没有太大名气的人都用过这个题目，但不管怎样，这两个字在我犹豫的时候凶猛地闯进了思绪，于是便记下了。但最后开始讲述的时候，我还是写下了“老曹”这两个字，因为故事的主人公叫“老曹”。好了，说完这些无关紧要的话，现在开始讲他的故事，为了记录方便，我用第一人称开始叙述。 “老曹”只是在我叙述的时候对他的称呼。因为他比我父母的年龄要长一些，现实生活中每次碰到他，我都会按父母的意思称呼一声“大爷”。在我们当地，“大爷”的称谓代表着一种尊重。

老曹住在我家的对面，中间隔着一条崭新的马路。有一年，老曹花光全部的积蓄建了一栋两层的临街楼房，小楼修建的还算气派，但楼顶却是用石棉瓦搭建的，所以沿街望过去，夺人眼球且另类。至于原因，传说是修建第二层的时候，县里因为有统一的规划不让盖了，于是只能用石棉瓦封顶草草了事。在那栋不伦不类的楼房里，老曹占据一间，他的妻子住一间，他的儿子成家后住一间，其余的几间租赁了出去。我家起初和老曹家不熟，没什么深入来往，只是后来他的儿子经常到我家帮忙干些重活，于是便熟识了。

我每年从部队回家探亲一次，时间通常会在春节前后，有时便会碰到老曹到我家串门，于是交流便慢慢地多了，在一年又一年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对他的印象也渐渐地丰富和立体起来。从我认识老曹开始，他就没有什么固定的工作，唯一的营生或者乐趣便是吹“响瓜”或者拉“弦子”。

我不知道“响瓜”或者“弦子”的学名叫什么，它只是我们当地对这两种传统乐器的一种称谓，一般用来在婚庆或者葬礼中发出声音，代替事主表达情感。我的老家鲁西南有一种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鼓吹乐。演奏时音色朴实爽朗，粗犷雄健，浑厚挺拔而不失优美细腻，有一种浓厚的乡土气息。鼓吹手们一般都有自己的营生，一旦遇有婚丧嫁娶、生辰寿日等“行事儿”,鼓吹手们就相互“当客”,集合一处“上事儿”,施展各自的技艺才能,换取报酬聊补家用。老曹就是这么一位“响瓜” 或者 “弦子”鼓吹乐手。

有一天，老曹转变了自己的角色，自购了一辆农用机动三轮车，把熟悉的几个鼓吹乐手组合在一起，成立了一个鼓吹乐班社，拉着他们集体去给事主做红白喜事。他分一份事主的赏钱，三轮车也可以得一份。这两份收入便是他唯一的收入来源。我想那段时间也是他最快乐的日子，因为他总是乐呵呵的，没有半点的愁容。

老曹的妻子，也就是我的大娘。她是一名清洁工，当然是临时的。那个时候大概是2007年，每月只有三百元工资，却要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一个老汉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县城的街道上不停地转来转去，监督着和大娘这样的十几个清洁工。大娘穿着很是朴素，居住的那间屋子里没有电视机，为了省钱，也很少用电，只是具备最简单的生存条件。

大娘有时也会到我家串串门，通常会在晚饭后坐一会儿，偶尔也会碰到我们正在吃晚饭，大娘总会羡慕地看着饭桌上的食物发出“啧啧”的赞叹声，然后无奈地说：你们吃的真好。但每次邀请她共进晚餐的时候，她总会客气地说吃过了，然后坐在一旁兀自地看电视，和我母亲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有一次我问母亲，他们老两口怎么没有一起来过啊？我母亲半遮掩地说，他们吵架呢。慢慢地我知道，老曹的家庭并不和谐，相反还有些糟糕。这一切都源于传说中的老曹生活里的另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我见过一次，很普通的一个中年女人，听说她也是老曹鼓吹乐班社中的一员，可以说和老曹志趣相投。他们两个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事情，我无法知道。但在那样一个狭小且到处都是熟人的县城，种种说法便传开了。因此，老曹的家庭矛盾便不可避免了。

老曹本来很有福气，他有一个可爱的孙子和孙女。但这种福气在他和儿子之间消散的干干净净，他们父子俩像路人一样，甚至仇人。我能理解老曹的儿子，也知道他的儿子忍受着街坊邻居对老曹私生活的非议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虽然老曹辛苦地将他养大，给他盖了新房，帮他娶到了老婆。但这种亲情却因为老曹的“桃色新闻”扭曲了。后来，老曹和大娘以及儿子分了家。于是他们便分开在三间房子里居住：老曹、老曹的妻子、老曹的儿子。像一栋居民楼里的三户人家，各走各的门，各做各的饭，当然也各交各的电费。

2009年以前在家休假的每段日子，老曹经常晚饭后去我家，和我的父母以及我四个人打打麻将。我很欢迎老曹的到来，一方面不仅因为他的随和。深层次的原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和父母的交流也越来越少，而围坐在一起打打麻将拉拉家常无疑是不错的沟通方式。当然，我的父母也很欢迎。会早早吃了饭，收拾好桌子等着他的到来。有时等着急了，就走到大门外，碰巧马路对面的老曹也站在自己门口。他看到我们一家人出来了，便会穿过马路过来打个招呼，然后大家心照不宣地说玩一会麻将吧。

老曹的牌技很好，抓牌的时候不看牌也能摸出来是什么，对手有什么牌也能猜中五、六厘。但他赢得时候不多，这让他很没面子。有时输多了，便会自嘲地对我说：会打牌的碰到不会打的手气便会很差。不过再差也没关系，老曹是不会和我们玩钱的。他总是很直接地说，我比不了你们，我没有钱只能打着玩。我父母也不喜欢牵扯到钱，所以很合老曹的胃口。我们便用扑克牌当筹码，每次每人二十张，输光了或者打满四圈又或者到晚上10点钟，这三点满足其一，牌局便结束了。

老曹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我结婚以后的假期他便很少来打牌了。他知道，我的妻子可以代替他坐在麻将桌前，一家四口人热热闹闹的，不再需要外人来凑数。但有时老曹会喊上租赁他房子的老贾、我的父亲或者住我家前院的我的姨夫，一起玩玩扑克牌，仍旧是不赌钱的。我有时站在家门口隔着马路看对面三、四个年龄相仿的六十多岁的老男人围挤在一张小桌子上，神情贯注地玩跑的快，那种感觉特别温馨。当然也有悲伤的场景，傍晚的时候，其余三个老头都会回家吃晚饭，只有老曹一人，收拾好破旧的纸牌，然后锁上房门，孤零零的不知到哪里填饱自己的肚子。

我在部队的时候，给父母打电话，有时能碰上四个老人聚在一起打麻将，如果此时老曹的手气正旺，他会大声地对着电话说：大侄子，不要在外面漂着了，在家里也饿不着，怎么也能混口饭吃，你爸妈年纪大了，赶快回来吧。老曹的大嗓门从话筒中传来，那种熟悉亲切的声音让我感到非常的有趣和温馨。

2010年春节回家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老曹有些不太对劲，他和租户老贾的关系也有些紧张。我几次隔着马路看到他们两个在屋门口大声地争吵，两个年近七十岁的老人面红耳赤，都在极力辩解着什么。然后，老曹会把我父亲以及我的姨夫喊过去，四个老人全没有打牌时的温情，互相扯着嗓门想说服对方，最后四个人便不欢而散，这样的场景在那一段时间经常重复上演。

那个假期老曹一直没到我家来串门，也没有和我碰过面。直到春节的前一天，我站在院子的大门口正无聊，老曹从马路的对面扯着嗓门高兴地给我打招呼，让我过去。当我走到他的对面，他拿出一支劣质香烟给我，我摆摆手说不会。老曹也很随意地说：哎呀，大侄子，又一年了还没学会啊。说完兀自点着抽了起来。我看着他的穿着还没有往日整洁便找话说：老曹大爷，春节马上到了，你怎么也没收拾收拾自己，理理发，焗焗油，置换身衣裳把自己弄的年轻些，你看你都变老了。

老曹也不知听到我的话没有，没搭话就把我拉进屋里。这是我第一次进他的房间，一张小床搭在靠墙的一角，被褥凌乱地堆放着，油乎乎的又破又旧。一台很小的旧式电视机、一些剩饭剩菜及没有清洗的碗筷凌乱地挤在在床头旁边的方桌上，逼仄黑暗的房间内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味道。

老曹显然没注意到我的感受，他拿出一份租赁合同让我看，然后说老贾欠他的钱，欠他的租赁费。从他激动地叙述中，我终于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简单地说，就是老贾已经支付过一部分房租给老曹，但老曹不承认，坚持说老贾未曾付过他房租。由于双方都很熟，钱也不太多，当时就没有立字据，所以矛盾便发生了。他们两个无法说服对方，便找来了他们的牌友，我的父亲和我的姨夫。可这种事情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旁人当然也作不了证，于是四个人便总是不欢而散。

老曹当然也不会指望我给他作证，只是不停地对我说：你评评理，大爷是这样的人么，会贪污老贾的三千块钱么？我正思忖着该怎么回答老曹，他却长长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的说：我现在也缺钱啊。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身体不停地抖动着，随着这种抖动，脊背也佝偻了下去，一米八几的个头萎缩的像个孩子。

我站在那儿很不自在，不知如何应对。母亲及时出现替我解决了尴尬，她在马路对面大声地喊我回家吃晚饭。大爷，你当然不是那样的人，你和老贾之间肯定误会了。我扔下了这句话，逃也似地离开了。

那一年的春节，老曹还是像往常一样，一个人待在他的房间里迎来了新的一年。

春节过后，我又知道了很多事情，租赁费的事情，种种迹象表明是老曹弄混了。因为除了老曹自己，没有人站在他这一边，包括老曹的妻子和儿子，他们告诉我是老曹自己糊涂了。但是也没有人当面对老曹说：老曹，是你弄混了，老贾已经给过你三千块钱了。因此，老贾只是得到了道义上的支持，没有人去蹚这滩浑水人给他作证。所以，他和老曹的争执还要继续下去。无人愿意去当裁判的另一个原因是，老曹病了，很重的病，癌症。

老曹的脖子上长了一个疙瘩。起初没在意，当疼痛到连鼓吹乐也无法奏响的时候才去医院做的检查。结果很不幸，是一个恶性的淋巴肿瘤。老曹在医院花光了他这几年所有的积蓄，但病情似乎没有得缓解。老曹把自己寻到得和旁人推荐的各种偏方也试了，当然也没啥效果。病急乱投医，很快，他被一些隐蔽在各处的黑诊所和野医生欺骗。他卖掉了自己的机动三轮车支付了昂贵的医药费，买来了一些正规渠道没有的三无药品。没了三轮车，没了健康，也就没有了价值。鼓吹乐班社有了新的队员替代他，“绯闻对象”也疏远了他。老曹没有了“响瓜”和“弦子”，也没有了麻将和扑克牌，当然也丢掉了快乐。他开始变得孤单和焦躁，也经常一连几天失踪见不到人，没有人关心他的去处，也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筹钱去应对一团糟的生活和缠上他的疾病。

假期结束离家的时候，碰到了老曹一次，他的精神很不好，明显瘦了许多，单薄的像深秋挂在树杈上的枯叶，随时有飘落下来的可能。我说：大爷，没事的，要到医院去看病，不要去小诊所，要开朗，别想太多。

我知道说的都是些废话，对老曹来说于事无补，但我好像也只能这么说。而且我只记得我当时对老曹说的话，老曹怎么回答的，我都已经忘却了。

我坚信地认为自己是在不到十岁的时候就理解了死亡的意义。清楚地记得那一年冬季里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夜晚，很多父辈的工友挤在我家房子里，围着煤球火炉，剥着刚出土的花生，看着黑白电视机，热闹地谈笑着。花生混着泥土的气息便在那个时候流淌进我的鼻孔，我躺在床上，没有预兆地，在那样一个欢乐的氛围里突然就明白了死亡是怎样的一件事情。我很害怕，流着泪紧紧地抱着被子。没有人知道，在那样一个时刻，死亡带给了一个小男孩多么大的恐惧。这种无法战胜的恐惧，一经明白，便从此形影不离，紧紧跟随了。有人说，明白了死亡，也就开始找到了自我，换句话说，就是长大了。我相信这句话，于是从我长大的那个夜晚开始，便会时不时的听到谁或者是谁又离开了这个世界。而这一次，轮到了老曹。

2011年假期回家，老曹的房门紧闭。我一连几日未见他人，疑惑着问父亲，父亲说，他走了。我一时还未反应过来，一个恶疾缠身的人能出什么远门?父亲未理会我，接着说，如果老曹接受正规的医学治疗，是不会这么快就恶化的。一个野医生试图用最原始的办法除掉长在老曹脖子上的肿瘤，很显然，野蛮的尝试失败了。快速扩散的癌细胞毫不留情地占领了老曹身体的各个高地，夺去了老曹最后一丝胜利的希望。

也许也可以这么说，老曹不是死于疾病，是他杀死了自己。在一个没有任何预兆的夜晚，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在病痛长期折磨，无路可走，众叛亲离地时候，他拿出了“蓄谋已久”的毒药，一口、两口、三口…。

毒药发作的时候，也许老曹害怕一个人孤单地死去，没有人给他处理后事，又或许毒药带给老曹的疼痛让他无法忍受而激发了求生的欲望。无论怎样，老曹给朋友们打了电话。朋友们深夜赶了过来，并在老曹弥留之际从隔壁和楼上喊来了他的妻子和儿子。他们围在床前，看着身体疼痛扭曲成一团几乎丧失意识的老曹却无能为力，没有等到送去医院抢救，老曹就在曾经带给他幸福也带给他冷漠的最亲近的人的注视下离开了。

老曹很快被安葬了。他给别人吹了大半辈子的鼓吹乐，也不知走的时候有没有别人吹“响瓜”或者弹“弦子”送他。

知道老曹死去的消息是在冬日里一个普通的正午。租住他房子的老贾在隔壁一直忙碌着，修复各种损坏的电机，一如平常。老曹的妻子仍在街上清扫垃圾，目光呆滞，动作迟缓，春节前热闹的集市会加重她的工作量。在她的身边，人来车往，熙熙攘攘。

我看马路对面的房门紧闭，想着那位开朗的曾经带给我温暖和快乐，嘱托我要放弃外面精彩世界陪在父母身边的鼓吹乐手再也不会回来打开，心中不免生出许多感伤。正要离开的时候，身旁的堂弟劝说我待在这儿别动，他兴奋地说：有一辆崭新的宝马车最近每天这个时间都会从这驶过，你一定要看看。对此，我毫无兴趣，转过身，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回家，迈过门槛的一刹那，抬头看到了堂屋的正墙上挂着的“百年好合”喜庆牌匾，那是我结婚时附近街坊合伙送的贺礼。在巨大牌匾的角落，用红色的毛笔书写着街坊们的名字，老曹的名字赫然在列，位居首位。

只不过，从此再不见老曹。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