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与家庭治疗》

文静

第一章 结构家庭治疗

家庭治疗的理论基于：人们不是一个个孤岛，每个人都是社会群体中行动着与反应着的成员。在结构家庭治疗中，治疗师不再只是关注个体，而是关注处于家庭中的成员，目标是改变家庭的组织结构，处于家庭中的成员的地位也相应被改变，每个个体的经验也会发生改变。个体的体验既取决于内部，也取决于外部。
个体治疗取向的治疗师倾向于把个体看作病理点，只收集能从个体获得的资料或关于个体的资料。在这种框架下工作的治疗师可比作使用放大镜的技师，这个领域的细节是清楚的，但这个领域的范围却被严格限定了。而在结构家庭治疗框架下工作的治疗师，可比作使用变焦透镜的技师，当他想要研究心灵内部的领域时，他能对之放大进行更加精细的观察，也能以更加广阔的视角来观察。
在家庭治疗中，家庭成员都在场，直接展示出与“被认定的患者”的互动行为，向治疗师敞开更宽广的视角，治疗师可以有更大的治疗干涉的可能性。家庭治疗师不仅局限于家庭中的个体，也会去处理社会环境中的个体。

处于其环境中的人

神经学家何塞·德尔加多在动物的脑中植入电极的实验结果表明：当动物对电刺激的触发作用起反应时，随之被触发的行为就会被动物所在的社会环境所影响。德尔加多也发现，在实验中，如果电流的刺激加强，猴子在其社会环境中的行为就会改变，就像如果其社会环境改变它的行为也会改变一样。这一观察进一步应用于社会领域对人类个体的影响：“我们是不能没有父母、老师以及社会的，因为他们是我们心灵的脑外资源。”
家庭是一个自然的社会群体，它控制着家庭成员对内部输入与外部输入的反应。它的组织与结构屏蔽并限制着家庭成员的体验。人血液中的游离脂肪酸（FFA）是一种测量情绪激发程度的生物化学指示剂，通过比较家庭成员在结构会谈过程中不同时刻的FFA含量，可以从生物记录上来察看个体对家庭压力的反应。
柯林斯家庭的FFA测量结果表明：孩子即使没有直接加入父母的冲突，但孩子的FFA含量会上升，甚至孩子当时的心理压力所累积起来的冲击足以导致生理上的显著变化；当父母执行父母功能的时候，父母的FFA含量会降低，而孩子会行使冲突转移机制的功能，他们所付出的代价体现在他们FFA含量的增加，甚至不能回到正常的水平上。

病理点

如果把心灵既看成是脑内的又看成是脑外的，那么，要在个体的心灵中去找出病理所在，则不能表明病理位置是在个体之内，还是在个体之外。病理位置可能在患者之内，也可能在他的社会环境之中，或者是在两者的反馈过程之中。根据这种观点来设计的治疗基于如下三个原则，一个是个体的心理生活并不完全是内在过程，即环境影响内心过程；第二是，家庭结构的改变会导致这个系统中成员的行为及内在心理过程的改变；第三是，当一个治疗师治疗一个患者或一个生病的家庭时，他的行为就变成了整个环境的一部分。治疗师与家庭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治疗性的系统，这个系统会进一步支配着成员们的行为。
关于“妄想型思维”的群体实验表明：“妄想型思维”会出现在生活环境和发展史截然不同的参与者身上，个体经验是由个体在当前生活场景中的独特性格所决定的。

案例研究

在《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爱丽丝突然长成一个巨人，她的体验是她变得更大了，而屋子变得更小了，如果屋子也同比例随着变大，那么她就可能体验到所有的事物都跟以前一样。只有当爱丽丝或屋子单独改变了，爱丽丝的体验才会改变。如果把心灵内部的治疗说成是集中于改变爱丽丝，是简单化了，而并非不正确。结构家庭治疗师则会致力于改变处于屋子里的爱丽丝。
对于一位搬离了熟悉环境的七旬独居女士，搬家之后所遭遇的一系列离奇事件，精神科医生建议她住院。基于社会生态学理解基础的治疗师建议她把家装饰得象之前的家，其他的生活习惯也尽量象过去的样子，等她长出一个新的壳（熟悉了新的环境）后，问题就会消失了。而一位与环境相联系的治疗师则会把搬新家解释为一种社会生态危机，干预方式是：通过给予老年妇女对她的世界的控制权来改变她在自己世界中的地位，并在她“长新壳”的过程中给予指导，这个老妇人的症状就很快消失了。
结构家庭治疗处理的是环境及相关个体间的反馈过程——个体使其环境发生了改变，而环境对这些改变的反馈又影响了个体的下一步行动。家庭治疗师通过使用技术改变人们的情境，以改变人们的地位。通过个体与他在其中活动并为他所熟悉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这个人的主观经验也会发生改变。
改变了的家庭会提供给其成员们以新的环境，以及他们在新的环境中看待自己的新视角；改变了的结构会使得改变了的经验得以持续增强成为可能，而改变了的经验，又使得改变了的自我感得以生效。

治疗师的活动范围

结构家庭治疗是一种行为治疗。这种治疗的工具是修改现状，而不是探索并解释过去。当前干预的对象是家庭系统，治疗师会加入这种系统，然后使用他自己来使之发生转变。通过改变家庭系统中成员们的地位，治疗师会使他们的主观经验发生改变。
首先，系统结构中的转变至少会产生出一种进一步改变的可能性。
其次，家庭系统是围绕对其成员的支持、调节、养育与社会化而组织起来的。治疗师加入家庭，不是去进行教育或使之社会化，而是去修复或修正家庭自身的功能，以使其能够更好地执行这些任务。
第三，家庭系统有自我延续的性质，因此，家庭治疗师在结束治疗后，他所建构的转变，在他离开后，能够通过系统自我调节机制维持下去。

第二章 一个形成中的家庭：瓦格纳一家与萨尔瓦多·米纽庆

瓦格纳一家是一个年轻的家庭。结婚之初，年轻夫妇面临很多任务，需要在大量的日常琐事上互相适应，在适应的过程中，发展出一套模式化的交流方式，通过这套方式来引发并观察彼此的行为，反过来也受到先前行为序列的影响。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与各自原先的家庭分离，并尝试着与父母、兄弟姐妹、姻亲发展出一种不同的关系。对外部的事务，如工作、职责、娱乐，也要重新组织和规划。
孩子的出生标志着家庭组织的一种根本改变。夫妻双方功能的重新划分、相处模式的改变，新家庭与大家庭，以及与外部世界边界的重新划定等，都是新家庭面临的变化。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在家庭的不同发展时期，都需要重新适应并重新调整结构，家庭要面对来自家庭内部变化和外部变化的挑战，在适应社会变化的同时，必须支持并鼓励所有成员的成长。这些都不是容易完成的任务。
埃米莉与马克·瓦格纳是在四年前结的婚，他们有一个儿子汤米，今年三岁。咨询师与他们进行的会谈是一次发展式会谈，目的是收集家庭的历史资料并探知参与者对他们家庭功能的理解。
会谈开始时，这个家庭自认为是正常的。瓦格纳夫妇与治疗师米纽庆讨论他们婚姻生活中形成的交往模式，他们能够推想出这种模式的发展过程，且认为不是“僵化和刻板”的。
在刚结婚的四个月，瓦格纳夫妇经济没有完全独立，还跟埃米莉（瓦格纳太太）的父母住在一起。当埃米莉与父母发生矛盾的时候，马克没有选择站在埃米莉一边。
在一对新婚夫妇组建新的家庭后，他们要面临的任务之一，就是协调与原有家庭的关系，此外，原有家庭也必须调整以适应其成员的离开和不完全离开，适应新成员的加入以及夫妻子系统向原有家庭系统功能的同化。如果原有的家庭结构不改变，就会对新家庭单元的形成过程产生威胁。
瓦格纳太太的父母不能够改变自己，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他们没有学着把瓦格纳太太看成是一位妻子，并参与到新的社会单元的形成过程中去，而是继续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来对待，使她的新婚丈夫处于在他的妻子和他的岳父母之间作出选择的困难处境中。这是一个“边界”的问题，是调整适当规则以形成新的子系统的问题，也是一个以不适当的方式维持交往模式的问题。
瓦格纳夫妇来自两个不同的家庭。在瓦格纳太太与她的父母形成的三角关系中，父亲有比较强的支配欲，瓦格纳太太对父亲的严厉表现出叛逆，母亲通过对瓦格纳太太的支持来对抗父亲，并煽起瓦格纳太太对父亲的愤怒。父母的争吵侵入到教养孩子的领域，因此父母的权威就分裂了，他们通过女儿来攻击对方：母亲鼓励女儿反抗父亲；父亲在对妻子生气时就会攻击女儿。
在瓦格纳先生的原生家庭里，父亲像个局外人，母亲是家中的领头人，照顾和决定着家人的一切，父母在功能分配上达成一致：母亲承担大部分的养育任务，父亲则相当边缘化；孩子们把母亲看成是父亲权威的代表。
当夫妻结婚时，每一方都希望他们间的交流是采用自己熟悉的模式，希望以自己偏好的方式组织起夫妻统一体，都会要求对方适应这种方式，或者在有的方面可以有一定的变通。通过这种适应、磨合、变通，新的家庭系统就形成了。
婚姻必须替换掉为了形成一个新的统一体而抛弃某些社会组合，创建一个新的社会系统，也意味着创建一个夫妻周围的界线，他们需要从以前的联系与活动中分离出去，对婚姻的投入是以牺牲一些其他的关系作为代价的。对婚姻的投入程度取决于放弃了多少原有的东西。
瓦格纳家庭的创建工作耗费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因为他们陷入了阻碍夫妻正常统一体形成的社会情境之中。开始，他们与埃米莉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埃米莉过去处于她父母沟通不良的婚姻关系中，也是这种不良沟通模式的一部分；他们结婚后，她父母还不能放弃她，甚至把她丈夫也拉进他们的习惯模式之中。马克与埃米莉两人不能相互支持以强化新家庭与她父母家庭的分界线。
当他们从埃米莉父母家搬出去后，马克需要一边忙学业一边工作养家，他不太能够兼顾妻子的情感需要，这样，他们之间相互支持的模式就被沟通不良的模式所取代。
当孩子出生后，家庭需要滋生出新的功能，以满足养育孩子的需要。一般来说，夫妻统一体的系统需要做出复杂的改变，从二人系统转变成三人系统。通常情况下，女人的转变始于怀孕，孩子的存在作为一个事实对她来说远远早以丈夫，而丈夫往往要在孩子出生后甚至更晚的时候，才开始感觉到自己成了一个父亲。所以，女人对新家庭的适应要早以丈夫们。
孩子的抚养，为个体的成长与家庭系统的加强提供了许多机会，同时也会导致激烈的争吵。夫妻间经常由于不能把作为父母的功能和作为夫妻的功能区分开，而把夫妻间的冲突带进抚养孩子的领域中。
在瓦格纳夫妇的关系中，瓦格纳先生在孩子出生后六个月了都没有换过一次尿布，似乎自己还是“单身的”。而瓦格纳太太在对丈夫表达不满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带入了她母亲利用她来对抗父亲的方式——她也利用了汤米来跟马克吵架；而马克则期望埃米莉像他的妈妈一样照顾家人无所不能。在日常的琐事中，双方都无意识地模仿了原生家庭中的相处模式。
瓦格纳一家的生活环境发生着变化，同时也伴随着家庭的变化。马克不再是一名学生，他拥有了工作，同时拥有了自主权和责任的担当，在家庭与家庭外部之间有了清晰的划分，不再把家庭以外的任务随自己一同带回家中。埃米莉现在有了一份工作，这带给她在外部世界中有能力的感觉，虽然贡献给家里的时间少了，但却使她对自己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感觉更满意了。
瓦格纳夫妻去看了婚姻咨询师，咨询师曾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两个都闭上嘴，开始倾听对方，并且停止彼此较量的话，”他们的婚姻会很和美。

2022年4月13日
《家庭与家庭治疗》
第五章 结构方法治疗的涵义
在家庭治疗中，结构家庭治疗师以一种细致规划的方式对家庭进行重新建构，使得家庭中功能失效的交往模式发生转化。治疗师所面临的任务之一，就是去探测来访家庭的结构，定位可能存在弹性的区域并去改变它们。结构治疗的方法使家庭过去沉睡的部分活动起来，治疗师经过观察会将家庭诊断图呈现出来。
书中通过两个例子，讲述了治疗师是如何在一个治疗系统中去做出探测并评估其探测的。其中一个家庭，父亲讲述完“被认定的患者”糖尿病大女儿的情况后，碰了碰妻子让妻子说，治疗师开玩笑说这仿佛是一场接力赛。母亲说话时跟家庭成员保持眼神交流，糖尿病女儿说话的时候会有长时间的停顿，这些停顿都由母亲做补充。
通过对家庭成员的表达方式进行探测后，治疗师开始介入，询问小女儿平时是如何激活妈妈的。治疗师指出，父亲通过碰碰母亲让她说话来激活她，大女儿通过制造长时间的停顿让母亲填补来激活她，小女儿没有想过她能激活妈妈。治疗师就有了这个家庭地图的基本要素：母亲处于家庭的中心地位，并对大女儿过度干预。
治疗师对家庭作进一步的探测。他制定了一条规则：每个人都不要为其他任何人说话，每个人都不能去猜测其他成员的想法或感受。在此规则下，两个女儿都对父亲表示出了报怨。这时治疗师可以画一张新的家庭地图，这张图里，母亲与女儿们联合起来对抗父亲，父亲处于边缘地位。治疗师更进一步介入，批评两个女儿接替母亲埋怨父亲在家时间太少，让妻子对丈夫的埋怨转变为女儿对父亲的埋怨。
在这个家庭中，夫妻通过把夫妻间的冲突转变成父亲与女儿的冲突或者母亲与女儿的冲突来转移冲突。在这一阶段的治疗中，治疗师勾勒了一张家庭地图，给予了对此家庭的治疗目标，并指出到达此目标的一些步骤。接下来的治疗将会对此地图进行修正、改进，使之更加精确。
扩展家庭
扩展家庭模式是一种能对压力与贫困的情形很好地适应的形式，家庭功能可以被共同分担，无论是照看孩子还是承担家务杂事。扩展家庭中可以获得的友谊、帮助与资源的支持，使得扩展家庭成了处于贫困条件的家庭唯一可能采用的形式。
扩展家庭可能会由于难以清楚地划分职责而产生问题。例如在一个母亲带着五个孩子与外婆居住在一起的扩展家庭中，只有母亲与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母亲在控制五个孩子的方面存在问题。当外婆在场时，外婆成了家庭里的执行之长，母亲的权力与能力消失了。
治疗师制定的父母功能结构图把重构干预的目标调整为：把母亲与外婆共同参与进父母功能系统，使她们处于互补的位置，并能相互支持。治疗师可以应用许多策略来达到这个目标。
有行使父母功能孩子的家庭
在大家庭、单亲家庭或者父母都去工作的家庭中，把父母的权力分配给孩子是一种自然的安排。这种系统能够很好地运行，小的孩子得到好的照顾，行使父母功能的大孩子可以发展出超出年龄的责任感和能力。在这样的家庭里，母亲与行使父母功能的孩子的边界会变得模糊，权威被委派给这个孩子，但是对这个孩子的要求超出了他的能力，不适当的边界也会使母亲不能很好地支持到其他的孩子。
在这样的家庭结构中，治疗目标在于，母亲与行使父母功能的孩子之间的界线必须得到厘清，母亲与其他孩子间的界线也必须得到修改，以使得其他的孩子能够直接与母亲接触，得到母亲支持。行使父母功能的孩子必须回到兄弟姐妹子系统中，尽管他还保持着他领导者的地位与权力。
处于转型中的家庭
当父母之一方暂时离开家庭，就会有一系列的适应需要得到调整，而当离开的一方回来后，这些变化必须得到恢复。夫妻间的交流被打断，需要重新形成；父母与孩子间的交流发生了变化必须重新协调；重新返回的父母必须与孩子重新形成新的关系。
在一个治疗家庭中，母亲与孩子们结成联盟对抗父亲。原来是父亲因监禁离开了三年，回来后，家庭在重新适应父亲方面出现了问题，家庭在转型中出现功能失效的结构。
治疗中，增加丈夫与妻子周围边界的强度，把孩子们从夫妻交流中排除出去，使父亲获得管教功能；通过安排父亲与孩子的单独治疗来隔断母亲与孩子们的交流，打开父亲与孩子间的界线，同时会使母亲靠近父亲。最后，治疗师把母亲与父亲结合成一个联盟对抗孩子，形成一个有效的执行父母功能的系统。 2022年4月20日
《家庭与家庭治疗》
第九章 一种“是的，但是”技术：史密斯一家与萨尔瓦多·米纽庆
史密斯先生是一位已有十年病史的精神病患者，曾因激越性抑郁症住院两次。最近，他的症状又出现了，他躁动不安、不能集中注意力、忧心忡忡而再次要求住院治疗。他的精神病医生尝试以家庭会谈的方式代替住院治疗。
会谈除了米纽庆和精神病医生法雷尔外，还有四个家庭成员出席：四十九岁的史密斯先生、四十二岁的史密斯太太、十二岁的独子马修、史密斯太太的父亲布朗先生。
会谈片段：
1、会谈开始时，米纽庆就用了顺迎的方法，以达到与会谈家庭建立连接的效果：你在以色列有亲戚吗？
2、在史密斯先生接下米纽庆的问题进行回答的过程中，米纽庆似乎在与史密斯先生拉家长：我知道在以色列有一个姓史密斯的家庭。
——在此对话中，米纽庆继续应用顺迎的方法，通过自己认识与会谈者有相同姓氏的家庭这样一个共性来拉近双方距离。
3、米纽庆跟史密斯先生说到：我对你所知不多。但我的工作方法之一就是，宁愿不要知道太多，所以我没有向法雷尔医生咨询。
——在这段话中，米纽庆想要向史密斯表达的意思还有：我没有从其他途径打听你的情况，我希望直接听到你的声音，我重视且相信你跟我说的内容。这依然是采用了顺迎的方法，建立起与会谈者的信任关系。
4、米纽庆：“也许你们想告诉我你们自己对于问题所在的看法。这样我们可以从这一点开始，那么谁愿意先开始呢？”
——“谁愿意先开始？”这是指向整个家庭的征询问题，在话语的指向中将现场家庭成员都放到一起，没有谁是特殊的、有病的。这是对家庭之前有“一个病人”的观念提出的质疑，是一种对家庭内部观念的重构。
5、史密斯先生：我是那个有问题的人。
米纽庆：不要这么确定，永远不要这么确定。
——赤裸裸的重构。米纽庆从一个外部的相反的视角对史密斯先生的认定提出解释，同时将自己的观点向会谈家庭系统进行输入。
6、史密斯：我是那个住院的人，而且所有事情都因我而起。
米纽庆：是的，但那仍然不能向我表明那是你的问题。
——再次重构。
7、米纽庆：你认为自己是问题所在吗？
史密斯：我多少认为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是否是由别人引起的，……
米纽庆：让我们顺着你的思路，如果问题是由除你之外的某事或某人引起的，那么你又会说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史密斯顺迎了问题可能是自己之外的其他的事或者人引起的，咨询师继续顺迎史密斯的话：问题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那你的问题又是什么？问题出在哪里？
8、在史密斯太太表述了她在做所有的事情之前都会先问一下史密斯先生，米纽庆打断她：你没有做过什么激怒他的事情吗？
——对史密斯太太讲述的她凡事都会问史密斯先生提出质疑。
9、在史密斯太太讲述了史密斯先生不喜欢她工作的情况后，米纽庆接话：史密斯先生，为什么你不喜欢妻子工作？
——米纽庆利用史密斯太太陈述中的内容，接下话头与史密斯先生进行接触。在使用的语言文字方面，米纽庆也是采用指向正常人的文字“你不喜欢”。
10、当史密斯先生讲到史密斯太太想要出去工作的时候，他正在做两份工作，当时他有点怨言，所以她想要出去工作。米纽庆打断话头问：你做什么工作？
——在米纽庆意识到史密斯先生又将要把话题带回到自己有病的思路中去的时候，及时把话题转到史密斯先生的工作上来，对会谈的方向有及时的把控。 2022年4月27日
《家庭与家庭治疗》P251—260
第十一章 初次会谈：戈登一家与布劳里欧·蒙塔尔沃
探索家庭结构
治疗师通过审前调查的方法引出家庭成员的看法，试着去了解家庭的运作方式；他通过观察这家人说话的先后次序，对家庭的结构有印象；他观察家庭成员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同时，治疗师在策划下一步的行动，在思考最可能让家庭自身得以显现出来的有效策略。
治疗师已经勘查出家庭结构的某些方面，并挺有参与其中的策略，他随后的干预不再是随意的，他有许多想要证实的假设。他小心地根据家庭结构来和家庭成员交往，作为治疗系统中的一员，治疗师有压力的干预可以被其他成员接受了。
为了观察到家庭模式更广阔的领域，治疗师根据自己对家庭的评估，将家庭组织成子系统，以进行更自由的探索。如果他观察到夫妻间存在不一致的领域，就会引导夫妻互相交谈来开始他的探测；或者母子间有问题，他也会激发母子间的交流。在被挑选的子系统互相交谈、互动时，治疗师就可以使用起广角镜头来。
随着家庭治疗会谈的进行，各个子系统间的情感也在增强。家庭治疗师通过引导某些家庭成员彼此交谈，以印证他对于家庭运行方式的假设，观察家庭成员是怎样处理问题的。同时为下一个策略收集信息。
在初次探索中，治疗根据的是他关于功能有效家庭的观念。他在寻找分化的性质、界线的刻画和系统弹性；同时，他也在寻找家庭中功能不良的区域。

扩大关注点
一般情况，家庭是带着“被认定的患者”来治疗，家庭的关注点会放在这个成员的身上。治疗师从一开始就假定“被认定的患者”的出现，是对家庭交往中功能不良部分的反应，解决家庭问题的关键是突出这些功能不良的部分并对之加以改变。
通常，初次治疗会谈会在两个观点间摇摆：家庭治疗师将关注重点从“被认定的患者”身上扩展到家庭的不同方面，家庭又将问题推回到“被认定的患者”身上。治疗师提出需要探索家庭的运作方式，家庭可能会接受这个观点，但在进行过程中又会缩小关注点，将关注点放到“被认定的患者”身上。治疗师会用很多策略来扩展关注点：他可以挑选另一个病人作为关注点，也可以讨论其他问题或者其他领域。
初次治疗会谈是家庭以后治疗中将会发生事情的缩影，因此治疗师必须探查有压力的部分，在家庭成员所能承受的压力程度下工作。治疗师需要将自己置身于领导者的地位，并维持住自己的地位。为了避免家庭的个体特征和治疗师的个人风格相抵触，在建立治疗系统的过程中，治疗师和家庭间必须相互顺迎。
下面的初次会谈案例，是由有经验的家庭治疗师布劳里欧·蒙塔尔沃指导的。家庭成员将注意力集中在“被认定的患者”，即七岁的曼迪身上。
治疗师对戈登一家的结构性评价是：这个家庭有一个执行子系统，由妈妈和执行父母功能的孩子，即十岁的莫里斯所组成，而“被 认定的患者”是这个执行子系统的替罪羊。
在这个家庭进入治疗室后，治疗师让他们自己选择了座位，这个环节也是家庭结构的一次呈现。会谈开始时，治疗师先向母亲发问，接受她是家中的执行者，并通过询问孩子名字、年龄和展现自己的“笨手笨脚”来降低自己权威的身份，跟家庭的成员建立连接。 治疗师的首次干预是意图联合作为替罪羊的孩子，将执行父母功能的孩子从母亲和“被认定的患者”的冲突中分离开。这种干预很可能会被母亲、被执行父母功能的孩子吸收，于是，母亲和执行父母功能的孩子就联合起来反对父亲和“被认定的患者”，而母亲通过“被认定的患者”来攻击父亲。母亲对于治疗师同“被认定的患者”联合起来的回应是增加对这个孩子的攻击。治疗师改变策略转而去支持母亲。
咨询师又让母亲和“被认定的患者”直接相互作用来加强子系统，同时让执行父母功能的孩子将注意力转到其他孩子身上。第二次治疗结束时，治疗师转而去加强母亲及执行父母功能的孩子和他们家庭外伙伴的联系。 在家庭治疗中，治疗师通常就是通过如上的方式，用自己对子系统的介入来扰动家庭系统，随着家庭系统情况的改变，治疗师也会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让家庭系统找回失效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