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无形

王铁军

清明又至，亲友们都在筹划着给故去的先人扫墓，而我无墓可扫，父母的墓碑只在我心中。 我曾在《母亲》一文中写道：

“母亲晚年的日子过得很充实，特别是抓紧时间整理了父亲一生的资料，出版了父亲的传记，了却了她最大的心愿。
九十年代后期，母亲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了，便开始起草遗嘱。一开始我还难以接受，觉得她身体尚好，为什么急于写那东西！但她不听我劝，一遍一遍地修改。也许是天意，就在她最后定稿不久，便突然发病，从此再没睁开眼睛。
母亲遗嘱中除了家事外，最重要的就是对他们老夫妻后事的安排。
母亲去世时，父亲已在八宝山静卧了二十年。遗嘱中她没有要求与父亲合葬，却规定我把父亲的骨灰取出来，执行海葬。我不愿猜测母亲是如何作出这个决定的，但我知道别人为了挤进革命公墓是如何不遗余力。母亲的决定让我感受到她海样宽阔的胸襟。后来，我忠实执行了遗嘱。
　　对于她自己，遗嘱规定捐献遗体，不留任何东西。事实上，母亲最后一次犯病前不久，她已通过老战友的关系走了一生唯一一次‘后门’，联系好了接收遗体的单位。
　　母亲去世的第二天，我们随灵车护送遗体来到首都医科大学。没有哀乐，没有党旗，没有告别的人群，只有我们几个家人。母亲安卧在洁白的布单下。我们向母亲鞠躬行礼后，目送遗体缓缓推进了大门。”

　　这就是我父母没有墓地墓碑的原因。每年今日，我只有擎杯向空告祭，倾诉心中思念之情。

　　母亲是师范出身，虽然一生没离开教育，但真正在学校教学生的时间并不算多，相当多的时间精力都耗费在机关企业的忙碌和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正是因此，当我们全家因父亲遭贬谪出京来到哈市的时候，她却表示希望归队到学校搞教育，这正中某些人下怀——正愁“位置”不好安排！——遂被分配到一所市重点中学做负责人。殊不知，此一去无异于自投罗网，投进了漩涡中心。不到一年，文革爆发。各地的中学，特别是重点中学，都首当其冲，首先批斗人，首先打人，首先设牛棚。母亲在劫难逃，第一批就被卷了进去。整个文革期间，她数度被关进牛棚，所受虐待令人发指。然而七十年代末，当年学校的一个学生“派头头”登门道歉，表示忏悔时，母亲却极大度地表示责任不在孩子们，希望他接受教训，走好今后人生路。
　　我重述这段往事，是想说，正是通过母亲的经历和为人，我理解了她为何捐献遗体，理解了她超然的心态。

　　然而，母亲命我将父亲骨灰自八宝山取出执行海葬，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她生前未来得及与我细谈。我虽然忠实执行了遗嘱，但理解却是在此后二十多年逐渐形成的。

父亲年轻时便投身革命，前半生颇多传奇。我到过一些他曾出生入死的地方，那些地方至今并未忘了他。五六十年代他又转行从事建设，付出了极大热情和全副精力。但六十年代上半期的一场不公正“运动”，使他蒙冤受屈，贬谪出京。文革来临更是雪上加霜，终因积郁成疾过早离世。冤案的彻底平反已是他过世数年之后了。

父亲离世时，“拨乱反正”刚刚开始，像他一样蒙冤者大多尚未得到公正对待，家属们都在为“政治待遇”努力，除“结论”“名分”之外，逝者能否进“八宝山”也是必争的内容，因为“争”到了这些就证明了清白与功绩。母亲为此付出的努力我至今记忆犹新。

终于，父亲的骨灰得以安放进了革命公墓，我们亦可年年祭扫。

但此后几十年间，世事在变，革命公墓也在变。世间争名夺利日盛，墓地亦规制讲究愈烈。按照在世时的级别地位，在公墓里安排的房间（称“室”）和位置、骨灰盒的大小乃至遗像的大小都各不相同。级别“够”大，可放入正房一、二室，“盒”也有棺有槨，又大又讲究；级别不“够”，则只能入两侧厢房，“盒”也相应差得多。这何异于按地位配享帝王庙？而父辈们当初投身革命，争的难道不是平等？

从这个角度，我赞同母亲的决定。

诚然，一些“巨人”“伟人”身后会把骨灰撒入江河湖海，以示胸襟伟大。但我相信母亲并非效法他们，而是看透了那些以崇高的名义进行的名利争斗，厌恶了把此类争斗带入身后的行为。母亲也不是世俗所谓的“看破红尘”，而是与那些世人所不屑在绝然切割。

母亲的超然，我更赞同。

二十四年前，我完整执行了母亲的遗嘱，那场景终生不忘。从那时起，父母亲的墓碑只存于我心中。

　　墓碑无形，却无比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