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先生

闲情生

私塾先生

文‖闲情生

我这里要讲的私塾先生，姓程名学信，因解放前教私塾，有文化，所以人们背地里都叫他老程先儿。细究起来，他是我们张家的一门老亲，我叫她老程二爷，也就是说他和我老爷是一辈。他的母亲是我们张家的老姑娘。

既然叫他老二爷，说明他至少有一个哥哥。母亲见过他的哥哥，说他俩长得一点也不像。哥哥长脸，高个儿，腰弯弯的；他是圆脸，小脸鬓胡子，墩墩实实。

老程先儿祖藉南召白土岗，解放前在南阳市、安皋、田营、镇平县城等地教私塾，居无定所，四处漂泊，未置房买地，解放前夕落户大梁洼，先是在村东头边家居住，后一直住在我家的一间小屋内。

我家有一个坐北朝南的土墙大院，北屋三间草房的东边有一间芭茅顶的小屋，独劈一门，比正屋稍低，原是我家盛放柴草和家具的地方。老程先儿搬来后，和他的儿子维荣就住在这里。

让我感兴趣的是老程先儿家有一个漆得黑明发亮的大铺柜，这是他家唯一的家具。据说本有两个，合在一起是一张大床，可惜一个被“共产”了，这一个是老程先苦苦哀求才留下来的。以前里面放的全是线装书，后来书不见了，就放粮食。我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我们一帮小孩子捉迷藏时，我常常钻到铺柜里，这是我躲藏得最隐蔽的地方。

让我感兴趣的还有老程先儿嘴里的故事。他在院中织稿荐的时候，我会跑前跑后地给他找箔吊，帮他缠经绳，给他递茅，他的代价是得一边织一边给我讲故事。《崂山道士》、《偷桃》、《义犬》等聊斋故事，都是最先从他那儿听来的。

下雨天，妇女们会聚到我家来，一边纳鞋底一边听他讲故事，有时他会拿出一个发黄的本子拖着腔念《孟姜女》，有时还拿腔拿调的唱，唱得人们无不唏嘘落泪。

妇女们纳鞋底，他也纳鞋底，因为家里沒有女人，女人们做的活计他也得做。不过他纳鞋㡳和村上妇女纳鞋㡳的方法不同，他的面前放一个木制的架子，把鞋底牢牢夹住，同时他还使用一个锥子和一个针拔子。他先用锥子把鞋底穿透，再把带着麻绳的大号钢针从锥眼里穿过去，针被卡住时，拔针就使用针拔子。而这些省力的工具妇女们是从来不屑于使用的。只有老程先使用。

后来我想，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为了减轻劳动强度他们会尽量使用工具、改进工具，甚至是发明工具。

老程先儿把鞋底纳好后就交给我母亲，鞋帮总是我母亲帮他做好并上在底子上。

那时的布鞋总是不耐穿，而他又不想老麻烦我母亲给他做鞋，于是他就打草鞋穿。和纳鞋底一样，他打草鞋也有一套简单实用的工具，打出的草鞋既美观又耐用。他打草鞋时，我常常蹲在他的旁边看，对他的手艺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的饭锅从来不刷，常常以铲代刷，因此做出的饭总是黑乎乎的。一天三顿你总能听到他哧拉哧拉铲锅的声音。碗盘也向来不刷，吃过饭后，碗用指头抿抿吃了，盘也用指头抿抿吃了。他不认为这是懒，而觉得这是勤俭持家。母亲说，你咋不刷刷呢？她说刷刷糟了！

他总是不紧不慢的，很能沉得住气，眼看就要下雨了，大家都慌慌张张地往地里跑，去拾红薯干。他还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捧着书看。母亲说，程二爷，你不去拾？他抬头看了看天说下不了，又扶扶眼镜低头看书了。有时让他说对了，人们虚惊一场，说老程先儿会看天气。但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好几次他的庄稼就烂在了地里。冬天刮大风了，屋顶上的芭茅被掀起来，花花达达地露着天。夹的半边芭茅墙也被吹开了，风一个劲地往屋里灌。他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看书，神定气闲，漠然置之。母亲说，房子你也不收拾收拾？他头也不抬，像没听见似的。母亲又说了一句，他的头终于抬起来了，正了正没腿的眼镜（是用线挂在耳朵上的）说，咋收拾，我又上不去！说了一句又低头看书了。

母亲说，在咱家住多年，人家可从不说闲话，也不给谁闹别扭，就是爱看书，一看书什么都忘了。

我上初中的时候，一年暑假，队上给我安排了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让我在墙上刷写大标语。我写了几个字后，觉得太难看了，就去请老程先儿。他没有推辞就帮我写了。我提着白灰桶跟在他的后面屁颠屁颠的也很自豪。多年后他的字还留在墙上，笔画横轻竖重，笔力雄强圆厚。后来我知道这是颜体。

不知队里为什么不让他写而让我写，也许是对他不放心，也许是高看了我。写了几天字，我挣了几天工分，而他只是收获了一份好心情。那时他没有展示自己的任何机会，在人们的心目中，他只不过是一个毫无用处的老学究，是一个不务正业、可怜兮兮的老头子。

一天，母亲在屋里纺花，外面下着大雨，老程先儿夹着书顶着草帽来了。他说屋里漏雨，来避避雨。坐下后他边看书边和母亲说话，说着说着就说到了他的侄女身上，说到了她侄女的那个不孝儿子。

他显得十分的激动、十分生气。他说，历史上有二十四孝，不说你向他们学习了，起码你是个人呀！他简直就不是人，连牲口都不如！

他说他侄女婿李虎五十几岁的时候，患中风卧床不起，已成家的儿子不管不问，甚至还偷父母家的粮食，父母无可奈何，只能唉声叹气。祸不单行，他侄女程妞气愤之下渐渐精神失常，不久走失，下落不明。儿女们从未找过。李虎痛心疾首，加上孩子们不给诊治，病情越来越重，生活不能自理。屙尿在床上，没人收拾，屋子里臭气薰天。儿子送饭时掩着鼻子，后来干脆拿来一把木锨，把饭碗放在上面，从门口递进去……不久李虎含恨而死。

“年轻时，父母亲对一对儿女娇生惯养，用挑子担来担去，对男孩尤其看重。想不到这个孩子竟是不孝之子，白养他了。”老程先儿气愤地说。

母亲说：“要是知道他那个样，还不如生下来丢尿罐里浸死！”

“娇谁谁不孝，这是千真万确。”老程先儿说。

老程先儿和母亲讲这件事的时候，我在一旁听着，对李虎儿子的不孝行为我也恨得咬牙切齿。

接下来老程先儿又讲起二十四孝的故事，什么《忠孝双全》、《望云思亲》、《鹿乳奉亲》、《卖身葬父》、《单衣顺母》等等，他讲得真真切切，母亲和我听得入迷。

母亲说：“这些事现在怎么就没有了呢？”

老程先儿叹了口气说：“一代不如一代呀！”

当老程先儿怀着极大的同情心述说别人可怜的时候，也许他并不觉得自己可怜。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其实，老程先儿的一生也很不幸，很可怜。先是年轻貌美的妻子在土改时和他离了婚，攀了高枝；接着他童养的儿媳妇还没有和他的儿子维荣圆房也莫名其妙地跑掉了。这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明目张胆地打他的脸！

他那个攀了高枝的前妻，名郑月兰，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见过几次，那时她已四五十岁了，风韵犹存。说实在的，第一次见她，我就被她的美貌震撼了，浓眉大眼，白白净净的，穿着十分得体，说话温柔和平。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像是一个农村人，而像是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国家干部。他不知什么事回到我们村。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和几个妇女站在我家门前的杏树下聊天，有说有笑。一见到我就不住地夸我，夸得我心里美滋滋的。

她走后，从母亲嘴里，知道她就是郑月兰。

郑月兰的那些事，之前就听大人们有意无意地说过，尤其是村北头那个长年用一个长把粪铲背着一个粪筐一早一晚到处拾粪的陈家老三爷知道得最多。他总是一边拾粪一边哼着自编的小曲，唱的都是郑月兰的事。无人知道他为什么对郑月兰的事那么感兴趣。一群屁点大的小孩总是跟在他的屁股后嘻嘻哈哈地听。有这群小听众捧场，他唱得就更加起劲，嗓音大增，声情并茂，而早把拾粪忘在脑后了。

因是现编现唱，他每次唱得都不一样，不过开头几句变化不大：

正月里来正（郑）月兰，

正月里兰花嫩又鲜。

郑月兰就是那兰花女，

男人们见了谁不眼馋…

从三老头的唱词中，我们大致了解了郑月兰背叛老程先儿的来龙去脉。原来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1950年颁布施行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教育运动，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此时风华正茂的郑月兰便成了宣传婚姻法的积极分子。她经常在乡里村里开会，早出晚归，忙得兴高采烈。不久就有风言风语传到老程先儿的耳朵里，说郑月兰和农会主席好上了。起初老程先儿不信，但等他相信的时候已无能为力了。对待妻子的出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之乎者也地讲道理。但这些道理在毅然决然要离他而去的妻子面前，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可笑。每当他搬着死理苦口婆心地规劝妻子时候，妻子总是理直气壮地拿婚姻法压他。他无计可施，最后也只有听之任之了。有人劝他，要他把老婆看紧点儿。他说，怎么看？她又不是个牲口，你总不能把她拴在家里吧！有人又说，要是我呀，就打断她的腿！老程先儿叹了一声说，打不是办法。女人心走了，身子也是留不住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她去吧！

就这样，郑月兰和老程先儿离了婚，并名正言顺的和那个同时也离了婚的农会主席领了结婚证。

那时，正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离婚高潮时期，离婚就像上世纪80年代的喇叭裤和如今的超短裙一样流行、时髦。郑月兰和农会主席自然就成了追求爱情和婚姻自由的领头人。

这个农会主席，姓董名丙坤，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但郑月兰并不嫌弃，对于董妻“离婚不离家”的坚持也给予了宽宏大量的理解。也就是说，婚后她不仅要和董丙坤原来这一家人，包括那个离婚不离家的女人同住在原有的三间破草房里，而且还要一日三餐在一个锅里搅勺子。人们议论纷纷，弄不懂她到底图个啥！

也许，在郑月兰的心目中，爱情高于一切吧！如若不然，那她一定认为董丙坤比那个笨头笨脑百无一用的老程先儿有本事，起码人家还有三间破草房，而老程先儿连个猪窝狗窝也沒有！

当时的农会，“打土豪，分田地”，闹得轰轰烈烈。农会主席的威风有目共睹。郑月兰和董丙坤结婚后，老程先儿分到了刘姓地主的两间小瓦房。要说这房子分给老程先儿也属合理，因为他确实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不给这样的人家分房子给谁家分房子?但是人们并不这样看，而是说，这是老程先儿用老婆换来的。

这话，老程先儿可能也听到了，于是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间他对这两间小瓦房置若罔闻，依然是这里住住，那里住住，在邻里之间“串房檐”。最后许多年就住在我家的那个四面漏风的小屋里。也许他想用对那两间小瓦房的蔑视来堵住人们的说三道四。

不过，从客观上讲，那两间小瓦房并不在我们村，而是在距我们村一千多米的另一个村子里。他一是不想搬到那个村子去住，二是也沒有能力把房子移过来。

郑月兰一生没有生育。人们说，也许她早就知道自己是只不会下蛋的鸡，所以在老程先儿这里时，就抱养了一个男孩，并收了一个童养媳。老程先儿把孩子起名维荣，意思可能是希望他能维护私塾先生的荣耀吧。

郑月兰改嫁后，维荣一直由老程先儿抚养。维荣一天一天地长大了，虽没上过几天学，但在老程先儿的精心辅导和影响下，也有了一定的文化水平。在修水库的工地上，要么当保管，要么当会计，也没有下什么大力。就在这时，有人给他提了亲，并结了婚。妻子王青荣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性格活泼，大大咧咧，比那个童养媳强多了。结婚那天我送的随礼，他们生孩子时也是我去他岳母家报的喜。在他们婚后的许多年里，他家的门口是最热闹的地方，下棋的，打牌的一拨接一拨，俨然成了一个娱乐场所。尤其是那一帮光棍汉们来的更勤，他们的目光不停地在王青荣饱满的胸脯和肥厚的臀部上扫来扫去，打着渣子（说笑话），爱说爱笑的王青荣从不介意，对丈夫的爱玩也从不干涉。

维荣结婚之前，老程先儿央人把小瓦房扒了，用大车把砖瓦木料拉到我们村上，在我们家的西边盖了两间小瓦房。直到这时，老程先儿才算有了自己的房子。

此时的老程先儿可能顾不了那么多了，对于人们说这两间小瓦房是用老婆换来的话似乎已不再纠结。毕意儿子结婚是头等大事，要是还固执地假装对分到手的房子视而不见，他估计到死也不可能把自已的房子盖起来。没有房子，儿媳妇如何能娶到家里。沒有儿媳妇又怎样传宗接代。

我们村上几十户人家，瓦房屈指可数，老程先儿的这两间瓦房虽然小得可怜，而且外墙还使用了不少土坏，但毕竟上面是瓦，不怕漏雨，这在祖祖辈辈住在草房里的乡亲们看来，无疑是一个难得的亮点。

房子盖好后，老程先儿又借着东山墙搭建了一个半坡的草棚做灶火（厨房），而自己一年四季就住在灶火里，无论是酷署盛夏还是凌冽寒冬。

给儿子办完婚事，老程先儿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但是没多久，儿媳妇就怀孕了。没有婆子，公公里里外外都得操心。一连许多天他都在为月子期间的鸡蛋发愁。上哪去弄鸡蛋呢？

后来老程先儿突然不见了，许多天人们都没有看到他，问维荣和青荣，也是吞吞吐吐，说得漏洞百出。一天有人看见他擓着满满一筐子鸡蛋回来了。人们既羡慕又狐疑，这老家伙在哪弄这么多鸡蛋呢？

没有不透风的墙。慢慢的，人们都知道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原来他跑到山里给人家算命、称命去了。

人们谁会想到他会算命、称命，去忽悠人呢？

原来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算命的书和一本称命的书，因为识字，一看就明白了。他之所以干这个营生，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换几个鸡蛋。有鸡蛋给鸡蛋，没鸡蛋给粮食也行，随便给，不给也行。有时也就是混顿饭而已。他不敢在平原地带人多嘴杂的地方做，于是每次出去，不是到南召就是到高邱，最远跑到二龙，那都是山区，人实在，没人会举报他。

但是他还是被人举报了。那正是“文革”时期，人们都紧绷着阶级斗争的弦，不知哪一个无产阶级觉悟高的人把他举报到大队，说他搞封建迷信，于是他就被请进了大队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在学习班一关就是半个多月。从学习班回来后他不敢再出去了，其实他也不想再出去了，因为他的孙子已经降生，儿媳妇也不用吃鸡蛋了。

他的那本《五行称命法》我是见过的，是他自己的一个手抄本。

五行称命法，据称是唐代著名的星象预测家袁天罡所发明。这种方法根据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各个定数来确定你的命重，命重从二两二到七两二，各有批语，对照批语一查，可知你一生的吉凶祸福、荣辱盛衰。后来我拿着这本书也可以给好友和家人们称命了。

我也到他家里玩他的签。签是他用竹子自制而成。一次我一连摇了三次，每次都不一样。我说，这是怎么回事，让我信那个？老程先儿笑了说，一次只能抽一次，还要看你问什么。抽多了就不灵了。停停又说，这玩艺我也不信。

村上的人知道他的底细，都说他蒙人。但远处和尚会念经，每次出去都是满载而归。尤其是他有“本本”，拿出书来边念边解释，竟也蒙住了不少人。让他算命的人都说，人家可不是胡诌，是按书本来的！于是就更相信了。

他的本本，除了《五行称命法》，还有《四柱预测真途》和《麻衣相书》。我看不懂，没什么兴趣。

不久，老程先儿就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上午他还在地里干活，下午说走就走了。他走得很突然，没有让人侍候一天，没有吃累孩子们。难道他知道“久卧病床无孝子”的俗语？难道他比别人更明白“人死如灯灭”，死其实就是那么一回事？

他说过，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病等死，病了死不了。

他一生勤俭，死也死在勤俭上。

上午他还在地里干活。下午有人在他家灶火外面路过，听到里面有痛苦的叫声，有呻吟声，进去一看，只见他疼得在地上打滚，就跑到地里把儿子维荣、儿媳青荣叫回来，可他们回来的时候，他已咽气了。

青荣说，中午吃面条，丢萝卜缨多，他舍不得盛面条，捞了萝卜缨吃了两碗，可能是脘着了。

由此推断，可能是“结症”。

这一年，他62岁。

图片为笔者手机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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