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缨在手的美篇

长缨在手

谜一样的东坡

《苏东坡传》读后感（一）

如何定义苏轼？当提及这个问题，我们往往会发现对这位耳熟能详的奇人却又知之甚少。一位入世的禅师，亦或是寻求出仕的儒士？还是文墨精通的发明家？还是吃肉嗜酒的瑜伽养生者？想得越多，越发现，只有一个词能形容苏轼——“东坡居士”。但是林语堂先生在他的《苏东坡传》中对苏轼有着精准的定义，“不器之器，通才练识”。

　　何为不器之器？白乐天在《君子不器赋》中演“爆不器之器，成乎有用之用”，乃是对全才之人的最高赞誉，而苏轼也当得起这个称呼。古代文人大多精于一道，词宗更是词宗，诗祖便是师祖，才华横溢与官运亨通往往只得其人，苏轼却能在两者间取得一个微妙的平衡。他曾平步青云，连太皇太后也甚为信赖。也曾诗文双绝，欧阳修见之也需让一头地。如果说杜甫“三吏”“三别”将国殇描绘得淋漓尽致，那么苏轼一句“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诉尽古国人千年含蓄之下的深情与离悲。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正是这位文坛巨匠，也甘心俯下身去，修苏堤而制东坡肉以饱贫民，在一众苦寒清高“君子远庖厨”的文人显得尤为特殊。政府官员、建筑师、文人、出自、农夫……是的，就像一尊千手观音像，诸多不同身份为他的躯体装上了造型各异的手臂，千变万化，却又在种种不同之中透着和谐之美。

　　越看苏轼，我们越惊羡：怎能有人如此精彩散旷，以至于略有怪诞的地步？

身为官员，他不求奢华衣食，杭州任上更是把家中钱都捐出来修桥修路，在西湖修“苏堤”，以佑一方百姓。但同时也是这个疏食饮水、恪守礼法的人，却于惠州潜心研究酿酒，于黄州研究红烧肉的做法，更甚于半夜翻墙去喝酒，和无赖一起偷宰耕牛。

身为信佛者，他既于晚年斋戒，研究瑜伽修行以求长寿，却又一方面嬉闹戏耍相交甚深的僧众，更是死前面对维琳的劝诫，回应“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

身为施政者，他一方面努力规划治下，于杭州建育婴堂，更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公立医院“安乐坊”，而后修苏堤，改善城市输水管道以利民众，却另一方面在“拗相公”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时直言反抗以致贬谪去国，蹉跎大好年华。

　　苏东坡的一生就是一个谜，种种近乎对立面的事物却可在其身上和谐共生，更呈现出令人倾倒的魅力。但就其谜底，以上种种皆源于他那一颗不变的本心。

李斯于咸阳市被腰斩，身受五刑时，对子李由感慨愿“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个人在政坛终失本心，以致大祸。而东坡无论何时何地，却总是那个情感真挚、仗义执言、挚爱生活的眉山少年郎。正因如此，他虽心系百姓，却在敏锐地查觉青苗之弊后，不忍推行。虽被林语堂称为“一个天然的乐天派”，却在悼念亡妻不胜悲痛，大笔写下千古绝唱《江城子》。

　　终其一生，东坡以少年心性，行走于这污浊尘世，培育出生命的一片竹林。

而那个细雨中竹杖芒鞋斗笠的背影，也成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