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撷英（读《明史》之二九）伴龙起舞的振翮鸾凰【1】

平民

封建朝代的皇廷后宫，很少有清净的时候。正如明太祖朱元璋所言，“历代宫闱，政由内出，鲜不为祸”，因此，在治理江山社稷的统筹谋划中，后宫治理，一直是他切切关注、审慎而为的朝政重点。“治天下者，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朱元璋深知母仪天下的后妃，一旦“骄恣犯分，上下失序”，则祸将不测。为此，立朝伊始，即在宫闱“立纲陈纪，首严内教”，指定朱升等人“纂女诫及古贤妃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就连诸妃位号，也一概选择“贤、淑、庄、敬、惠、顺、康、宁”等推崇德懿、“旨寓深远”的名号，摈弃“丽、兰、琳、婷”等脂粉浓艳之类，以期“闺房雍肃”。用心至诚，可见一斑。

终明之代，有如朱元璋所愿，尽管宫闱之中，也曾有过“宫女弑嘉靖皇帝未遂”、“熹宗乳娘客氏与魏忠贤狼狈为奸、戕害朝纲忠良”等内宫丑闻，但就后妃而言，明时“宫壶肃清”，“家法之善，超轶汉、唐”，清人这一美誉，倒也不失公允恰当。读了《明史·后妃列传》，颇有同感。

此番再读《后妃列传》，可能因为在探寻明代后宫“肃清”缘由方面着意较深，竟在细读太祖之马皇后传、成祖之徐皇后传之后，焕然而生一种温暖感奋的激动情绪。读史，尤其是读枯涩的古文正史，常规反应，俱是波澜不惊、平静的联想沉思，即使会意其中，也只是理性的点赞、嘉许或遗憾、贬斥。像此番读了马、徐二后列传而心乡温馨涟漪，在我通读《二十四史》的过程中，是很少有的反应。冷静分析，原因之一是清代的编纂者把她俩从帝王之“后”，还原成了与普通家庭主妇相差无几的“人”，只不过她们面对的“家务事”，与朝廷政治、子民福祉密切相关而已。再就是她们德配其位、才佑帝政、心系苍生的贤良方正，足以为后世楷模。彼此融合而成的精彩，当她们是女性，尤其是身居万万人之上皇后位置的女性，岂能不令人格外为她们而感动。与此同时，一个相关的结论便随之而来，明代的“宫壶肃清”，应该与马、徐二位皇后的践行垂范、首开风气，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



太 祖 孝 慈 高 皇 后

朱元璋谥号的中心词是“高皇帝”，因此他的皇后谥号中也随之有了“高皇后”。其实，“高皇后”姓马，《列传》称她为“马氏”，可能与当时的仪俗有关，未录本名。坊间传奇中的名字叫“马秀英”，昵称“马大脚”。“秀英”、“大脚”，都是充满乡土气息的名字。尤其是女人以“小脚”为美的当时，一双不入流的大脚，自然个性十足，加上农家闺女偏爱的“秀英”之类俗名，使得马皇后出身民间底层，朴实率真的天性特征跃然而出。不知何故，尊贵至极的马皇后，家世却有如一张对焦严重失衡的老照片。她的生身父母，历史记录中却没有姓名等最基本的信息。她的父亲即使后来受封“徐王”，籍贯又在距离朱元璋出生的濠州（凤阳）不远的宿州，可其家世由来依然是语焉不详，简单地以“马公”相称，而马皇后的母亲亦简称“郑媪”，通俗地讲，就是“马老先生”、“郑老太”。这和朱元璋父葬“皇陵”，三世祖葬“祖陵”，俱有真实名讳，形成很大反差。更何况马公其人与马皇后的义父，红巾军重要分支首领郭子兴“素善”，马公“以后托子兴”，为之“养女”。如此，更不该有不知名号的情况，如此刻意“讳”之，必有难言之隐。

关于马皇后的素养秉性，“列传”的描述是，“后仁慈有智鉴，好书史”。数言之间有两个重要信息。一是马皇后喜欢读经史一类典籍，并富有才智和理解鉴赏能力。二是马皇后的娘家有提供女儿读书学习的物质条件和良好氛围。这便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马公之家，虽可能位处底层但绝非等闲人家。只可惜，连真名实姓这样的真实，俱已化成不可知晓的历史尘埃。



马皇后与朱元璋的婚配，算得上是天作地和。同样出身低微（朱元璋应该更低下一些），因为推翻元朝统治的共同目标，走进同一支义军队伍。朱元璋投军后表现优异，受到义军首领郭子兴赏识，于是便有郭子兴“以后归焉”，与朱元璋缔结良缘的历史佳话。郭子兴将“育之如己女”的马氏，许配朱元璋，固然有招纳干将、培植心腹的考量，但为养女选择才能卓越如意郎君的善良初心，倒真的成就了一对堪称绝世的神眷仙侣。

朱元璋与马氏，首先是一对情投意合的生活伴侣，从军旅烽火的共克时艰，到帝后御极的相濡以沫，相亲相爱的忠贞和凡夫俗子并无质的差异。当丈夫被心胸狭窄、信谗嫉才的义父猜疑冷落，“后善事其妻，嫌隙得释”，通过交好义母，化解隔阂，保护丈夫不为“嫌隙”所困，朱元璋最后能够带领二十四名部将顺利离开郭子兴，另起炉灶，开启帝王奋斗生涯，应该与马氏之前努力维持他们“翁婿”之间的信任不无关系。在生活上，马氏对朱元璋的关心，可谓体贴入微。《明史》特意记录，一年大灾歉收，郭子兴军中缺粮，朱元璋因“为郭氏所疑，尝乏食”，马氏便“居常贮糗糒脯脩供帝，无所乏缺，而己不宿饱”，困难时，宁可自己常常吃不饱，也要储藏干粮肉食保证丈夫不挨饿。更有名的是，一次，朱元璋因郭子兴听信谗言，受到监禁并断食的处罚。“后窃炊饼，怀以进，肉为焦”，马氏便偷偷拿一些炊饼，放在怀中，送给丈夫吃，朱元璋吃时，炊饼尚温，而马氏的胸口却被滚烫的炊饼烫伤一片。这件事，让朱元璋感激了一辈子，“及贵，帝比之芜蒌豆粥，滹沱麦饭，每对群臣述后贤，同于唐长孙皇后”。“芜蒌豆粥”、“滹沱麦饭”典出《后汉书》，光武帝刘秀起兵复汉，先后受困于饶阳芜蒌亭和南宫滹沱河，饥寒之际，均因云台名将（排名第七）、节侯冯异筹粮，分别以“豆粥”、“麦饭”相济以脱困，后来即成为拯救于危急之中功绩的代名词。朱元璋以此相誉，足以见其对皇后夫人的感激与敬佩之情。而知晓之后的马皇后，对洪武帝说的一番话，则更为深刻，“妾闻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妾同贫贱，愿无忘君臣同艰难。”由“夫妇”而“君臣”的引申，意愿所寄，则更可见其超人见识和贤淑之诚。

朱元璋与马氏，还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战友。他们三十年婚姻，有十四年是在戎马征伐的连绵战火中度过的。因为熟读经史，通晓文字，“太祖有札记，辄命后掌之，仓卒未敢忘”，俨然如现在的近身机要秘书，而且十分称职。朱元璋占领江宁（南京）之后，“吴、汉接境，战无虚日”，朱元璋与称帝为“汉”的陈友谅的生死相搏，是决定朱元璋命运最为激烈的战斗。在此过程中，《明史》选择性地记录了当时身为统帅夫人、吴王妃的马氏三件事。一是“亲缉甲士衣鞋佐军”，亲自缝制衣服鞋子供征战士兵使用，以作表率。一是“陈友谅寇龙湾，太祖率师御之，后尽发宫中金帛犒士”，拿出后宫所有金钱布匹犒赏大军将士，以激励士气。此二者均是济眼前之需，而三者，她进言并为朱元璋称“善”，“定天下以不杀人为本”，则是施展仁义、争取民心、善莫大焉的长远之策。朱元璋创立大明王朝，马皇后既是亲历者，更是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的参与者。夫业妇佐，称之居功至伟，亦不为过。

常言道，同患难易，共富贵难。一个重要原因，是富贵之后基于利益和权力的矛盾纠葛，较之“患难”时，不知要复杂多少倍，矛盾激化、生死相较的几率也多了很多。处于权力地位顶端的皇帝与同道臣民的关系，更是很难逃脱其窠臼宿命。再者，伴君如伴虎，皇帝身边人在享受荣耀权势的同时，也随时面临被毁灭吞噬的极大危险。就连皇帝正妻，母仪天下的皇后，也概莫能外。

然而，身为皇后十四年的马氏，却以知书达理、贯通古今、心系苍生的仁慈情怀和政治智慧，赢得朱元璋和天下臣民的普遍尊敬和由衷爱戴。马皇后之贤德，不仅在对朱元璋始终如一的夫妻挚爱和无微不至的生活关怀。十四年间，“帝每御膳，后皆躬自省视”。“妃嫔宫人被宠有子者，厚待之”，努力让贵为皇帝的朱元璋营造和谐温暖的家庭生活环境。更在于她始终以维护江山社稷和民众福祉为己任，以正直正义而富于智慧情义的规谏，和以身作则的行动，弼助丈夫的帝王大业，事实上成为朱元璋最为信任也最可依托的贤内助。

明史列传记述的相关史实，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努力践行朱元璋治理后宫的“家法”。

统辖后宫，处置后宫重要事务，是皇后的职责，皇后在后宫的权力，除了遴选嫔妃，其它的与皇帝在外廷处理朝政差不多，也是一言九鼎，至高无上。这和普通人家常有的“男主外、女主内”习俗，很有几分相似之处。朱元璋对于后宫，一直采取严厉的管制措施，甚而至于“命工部制红牌，镌诫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红牌”特意用铁制成，“字饰以金”，寓意应在“铁律金令”，不得违逆。马皇后对于洪武帝的做法，自然是心领神会，率先执行。

聪慧的马皇后，“勤于内治，暇则讲求古训”，尤其注意对“六宫”的训导，“以宋多贤后，命女史录其家法”，让内宫人等“朝夕省览”。其实，真正起表率作用，则非她本尊莫属。

马皇后深知内宫之乱大多起于奢靡、争宠和恃骄放纵，因此她便从节俭自律做起。贵为皇后，却“平居服大练浣濯之衣，虽敝不忍易”。皇后布衣，其它人包括嫔妃自然不敢造次。她还经常用“馀帛颣丝，缉成衣裳，赐诸王妃公主，使知天桑艰难”。帝欲访后族人官之，后谢曰：“爵禄私外家，非法”。力辞而止。律己慎独，防微杜渐到这种程度，明代“宫壶肃清”从何而来，岂不一目了然。

而且，马皇后对珍宝财富还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北伐诸将攻克元都，俘获元廷宝玉，解送朝廷，于是便有了帝后之间一段精彩对话。后曰：“元有是而不能受，意者帝王自有宝欤”。帝曰：“朕知后谓得贤为宝耳”。后拜谢曰：“诚如陛下言。妾与陛下起贫贱，至今日，恒恐骄纵生于奢侈，危亡起于细微，故愿得贤人共理天下”。又曰：“法屡更必弊，法弊则奸生；民数扰必困，民困则乱生”。帝叹曰：至言也。命女史书之册。马皇后此番见识，远在一众饱学鸿儒之上，这也许正是朱元璋对马皇后一生敬重，依为知己良辅的根由所在。

第二个层次，守正担当，巧妙发挥对夫君皇上的谏议规正作用。

帝后之间，是世界上最复杂微妙的关系之一。在皇帝占据权势和感情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皇后的实际地位和具体作用往往千差万别，弱者多半沦为任人摆布的附庸和玩偶，有的甚至成为被宠妃欺凌戕害的对象。强者则可能扰乱纲纪，干预朝政，成为乱政祸魁。破解这一困局，无疑是极具挑战性、也亟需超凡脱俗的政治智慧的历史难题。可在这方面，马皇后却取得了成功，成了中国封建史上皇后一族屈指可数的佼佼者。她以自己的作为，给出了何为贤后的标准答案。

明朝建立，朱元璋的结发妻子马氏理所当然地成了皇后。此刻的她，尽管与当了皇帝的朱元璋已经有十六年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婚姻生活，但是，对于怎样做皇后，如何在新的政治平台上与皇帝郎君携手治理江山社稷，对于马皇后，都是一个严峻挑战。比较而言，皇后马氏的压力应该比皇帝要更大一些，因为谁也说不清楚做了皇帝的朱元璋，手握皇权之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历史证明，马氏皇后成功打败了所有的挑战。分析起来，三个基点耦合而成的坚实基础，构成了她走向辉煌的坦途大道。

第一，是她基于仁政本源的独立品质。朱元璋是她的丈夫，也是一国之君，马皇后自始至终都对他保持绝对的尊敬和情爱，无条件地支持和辅佐他的治国大计。但同时，身为皇后的她，也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政治个性和皇后应有的职责担当。《后妃列传》收录了这样一件事，一日，问帝：“今天下民安乎？”帝曰：“此非尔所宜问也”。后曰：“陛下天下父，妾辱天下母，子之安否，何可不问”。马皇后凛然正气的坦荡陈述，直言宣示，足可展现其“以天下为己任”的个性担当。更何况她不仅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遇岁旱，辄率宫人蔬食，助祈祷。岁凶，则设麦饭野羹”，以表与天下百姓同甘共苦的仁慈情怀，朱皇帝看到这些，自然会情为所动，“或告以振恤”，经常主动通告赈灾济困的对策安排。

第二，是她对朱元璋治国理念的正面呼应。譬如，帝尝令重囚筑城，后曰：“赎罪罚役，国家至恩。但疲囚加役，恐仍不免死亡”。帝乃悉赦之。马皇后对皇帝的规谏，抓住了洪武帝恤民恤刑、减少生民死亡的仁慈用心，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自然会引起朱元璋重视，收回成命，改正错误。再譬如，帝尝怒责宫人，后亦佯怒，令执付宫正司议罪。帝曰：“何为？”后曰：“帝王不以喜怒加刑罚。当陛下怒时，恐有畸重。付宫正，则酌其平矣。即陛下论人罪亦诏有司耳”。用的也差不多是同样的方法，一场即将发生的惨案，就这么被化解于无形。

第三，是她针对朱元璋性格和行事特点，运用智慧，巧用“微谏”。正如《后妃列传》所言，“帝前殿决事，或震怒”，情急之下，任性而为，往往会犯错。每当此时，“后伺帝还宫，辄随事微谏”。编纂《明史》的清人别有深意地创设了“微谏”一词，根据缀述的案例，其中之“微”，一者与场合有关，相谏都在后宫，二者采用的方式，大都是夫妻之间的内室私语，而且马皇后的进谏既有女性辨理的精细，但有有意回避妻子常有的纠缠和喋喋不休，也不是朝廷大臣据理争辩的“诤谏”，话不多，道理点到即止，给朱元璋以冷静思考、自省的空间。其中有三个与当时即响当当人物有关的故事。一是李文忠，朱元璋的外甥兼义子。朱元璋好收义子，多为作战英勇的孤儿，以积蓄培植自己的核心力量。其中最中意的三人，外甥李文忠、侄儿朱文正和八岁即被朱元璋收养，十二岁就上阵杀敌的孤儿沐英，都托付马氏调教，马氏亦视若己出，用心照顾培养，后来他们都成了明朝开国元勋，战功显赫。李文忠镇守严州，地处敌后战略要地，朱元璋手下权臣杨宪“诬其不法”，“帝欲召还”。面对朱元璋这一显失唐突的决定，马皇后在私下提出不同意见，款款言道：“严，敌境也，轻易将不宜。且文忠素贤，宪言讵可信”。前以用兵之道，后以知人之诚，朱元璋幡然醒悟，“遂已”，改变了决定，于是才有李文忠的严州大捷。如果依了杨宪的诬告，李文忠后来能否战功卓著，封曹国公，掌大都督府兼管国子监，在功臣榜上排列第三，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二是被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太子朱标老师的宋濂。洪武十三年，宋濂的孙子宋慎被牵扯进胡惟庸案，按律，已告老还乡三年的宋濂亦论罪当死。马皇后因此劝谏：“民家为子弟延师，尚以礼全终始，况天子乎？且濂家居，必不知情。”帝不听。等到侍候陪同朱元璋吃饭的时候，皇后“不御酒肉”，帝问故，对曰：“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也”。“帝恻然，投箸起。明日赦濂，安置茂州”。法外开恩，成就了一段君臣义师生情。三则是当时富甲天下的巨贾沈万三。明朝建都南京，修筑城墙，“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犯了朝廷大忌，本就对巨商富豪怀有敌意的朱元璋，闻之大怒，说：“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见此情形，马皇后慨然而言：“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采纳皇后谏言的洪武帝，“释秀，戍云南”，富甲天下的沈秀沈万三因此捡回了一条命。

由这些不难看出，马皇后看事通透，论理中肯严谨，一语中的，是一个智慧的贤者，朱元璋本质上也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他们这般两心相印，“妇唱夫随”，也是一种绝配。

第三个层次，仁慈善良的品性作为，为明王朝赢得了民心和向心力。心里装着社稷民生，一生为之努力，是马皇后最大的人生抱负，也是她最具人性光彩的魅力所在。于公于私，都是仁慈善良之举。

在防灾赈灾上，她体察民间疾苦，主张“赈恤不如蓄积之先备也”，后来朝廷在全国官仓与民仓并举，储备粮食，以供灾时及时赈济灾民，收到了比较好的社会效果，印证了她为民众利益着想的切实和准确。

再比如，一次皇帝朱元璋到太学视察，回来以后，马皇后在得知“生徒数千”后，在为“人才众矣”喜悦的同时，也敏锐地发现一个问题，向皇帝提出：“诸生有廪食，妻子将何所仰给？”于是才有了朝廷“立红板仓，积粮赐其家，太学生家粮自后始”的良政善行，对读书人的关心照顾，可谓体贴入微，在读书人中为国家社稷赚足了向心力和凝聚力。

最让人动容感动，甚至被震撼的，是她在寝疾病危时刻的表现。

面对“群臣请祷祀，求良医”，她断然否决，并对朱元璋说：“死生，命也，祷祀何益。且医何能活人。使服药不效，得毋以妾故而罪诸医乎？”临危之际，劝丈夫以平常心看待她的生死，不要过度伤悲。提醒皇帝，不能因为她的不治惩罚治罪给她诊治的医生，不忘对诊治医生的庇护。

“疾亟，帝问所欲言”，马皇后留下遗言，“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皆贤，臣民得所而已”。其中没有一丝私情，句句都是江山社稷大计。面对马皇后的离去，“帝恸哭”，之后十六年不复立后，惺惺迷离之中的真情，从生活到政治的感慨、敬佩、留恋、不舍，比起“长恨歌”中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生死相守，显然要崇高许多。

马皇后作为“一代贤后”，人格魅力和平生功业影响巨大。去世之后，宫人们特意为她写了一首歌，以传唱寄托敬仰缅怀之情意。《明史》特意收录这首歌，以表对马皇后的尊敬，其中或许也有以此作为综合评价的用意。我以为其中“我后圣慈，化行家邦。抚我育我，怀德难忘。怀德难忘，于万斯年”，应该是当时人们对“太祖孝慈高皇后马氏”最真实、也最贴切的沉浸式评价和发自肺腑的崇敬缅怀。

2022.4.4.于淮水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