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时雨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视察时，提出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晋商精神。晋商精神不仅是对明清晋商优秀的道德品格和精神风貌的高度凝练和总结，也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浪潮下所有华商的一种期许。

明清时期，中国出现了十大重要的地域商帮，其中尤以晋商为佼佼者。晋商在明清商场中纵横捭阖，所向披靡，执商界牛耳达五百余年，涌现出诸多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巨商大贾，如介休范氏、侯氏、灵石王氏、祁县乔氏、渠氏、榆次常氏、平遥李氏，太谷曹氏等。这些著名的商人家族在历史上堪称素封，上交天子下交平民，引得人们无比艳羡，可谓风光无限。

然而这些晋商大族的成功并非凭空得来，其中凝结的是数代人的辛酸和血泪。他们的先辈其实多是为生活所迫的穷人，为了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告别父母与妻儿，“走西口”、“闯关东”者不胜枚举。如灵石王氏先祖王实以及祁县乔家乔贵发，都是卖豆腐起家的贫民。他们的成功离不开永不言弃的开拓进取精神和和衷共济的互助精神，离不开诚实守信、务实经营的诚信精神，更离不开成功之后积极回报桑梓、反哺社会的经世济民精神。

明清时候，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整个山西形成了一个重商的风气。山西人纷纷外出经商，他们不但很小就外出经商，而且经商人数众多。清人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记载，“山西人多商于外， 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①]。有些州县外出经商的人数达到将近一半，如榆次“服贾者十之三四”[②]。明代时，晋商的活动范围是“半天下”，至清代俨然已是“足迹遍天下”，远至日、俄、东南亚诸国皆可窥其踪影。诚如太谷县知县安恭己所云，“自有明迄于清之中叶，商贾之迹几遍行省，东北至燕奉蒙俄，西达秦陇，南抵吴越川楚……”[③]。

山西人如此大规模、大范围地外出经商，其实是为生活所迫下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山西虽然土地广袤，但地脊人众，人地矛盾十分突出，根本无法养活全部人口，所以许多山西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去外出谋生。此处，政策移民和自发移民，也是促使山西人走向商贾之路的动因。

晋商中固然不乏白手起家之人，但更多的是葬身异地的人，杀虎口边白骨累累的义塚正是一些晋商捐资为命丧西北的乡人所建。在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土匪、响马猖獗的西北地区，能幸存下来的商人实属不易。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代又一代的晋商以开拓进取的雄心走过了西口，闯过了关东，战胜了对未知生活的恐惧。正是这种信念的支撑，才使他们变得无所畏惧，信步向前。

清代，山西茶商垄断了西北的茶叶贸易，硬生生地走出了南起福建武夷山，北至俄罗斯的举世瞩目的万里茶路。山西本省并不产茶，资源禀赋上的先天不足并没有阻碍晋商南北闯荡的步伐。晋商虽然没有资源上的优势，但有的是广阔的消费市场。凭藉着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和吃苦耐劳的拼搏精神，晋商数千里南下采茶，再万里北进去运茶，从无到有，逐渐打通了中俄万里茶路，成为这条商道上的一支劲旅，谱写了一个时代的传奇。

经商有成之后，晋商也多能做到经世济民，造福乡里。以灵石何氏为例，第十世何龙腾在家乡修桥梁、放谷麦；龙腾之弟世基更是为乡人设立义学，并出资延师教育乡中子弟。何世基之子何思明更是秉承先人遗训，在大旱之年率子侄等花费千余两白银购买粮食赈济灾民，使无数灾民得以幸免于难。

清末民国以后，晋商逐渐衰败，成为人们的一种记忆和传说。尽管他们作为一段历史已划上一个句号，但却给我们留下了历尽风雨和兵燹后依然矗立于三晋大地的院落楼阁，还有那受用无尽的晋商精神。

但是，让人们不禁扼腕的是，这些优秀的商人家族的后辈，再不能重振祖业；许多延续数百年的老字号，也在泥潭中挣扎待弊。今日的山西商人，虽有新晋商之名，但已无明清晋商的胸怀、抱负和魄力。一言以蔽之，他们缺少了晋商精神。如何更好地传承与发扬明清晋商精神，既是今日每一位新晋商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是这个伟大时代对所有华商提出的要求。

祁县晋商乔家第七代传人、北方昆曲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　乔燕和

我的祖辈几代人都在晋中这片沃土上生长、发展、建业，几代人遵循中华优良传统，以儒学之道治家、经商，承继中华民族尊师重教，怀着赤诚的爱国爱民之心，以诚信为本，勤劳实干，不断开拓，达到了事业的高峰，与其他晋商一起创造了辉煌的晋商王国。在当时，我国商界占有着不可动摇的重要位置，享有极高的评价和良好的口碑。我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到晋中来，从各个不同层面深入挖掘晋商文化和晋商精神。晋中山美、水美、人美，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晋商的后人，我深深地感恩晋中这片沃土，深深地爱戴这里的父老乡亲。希望我们在这个大好的时代，共同携手，在晋中强有力的领导班子的领导下，为大美晋中再创辉煌作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