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我们敬爱的父亲母亲

吴晓光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的国家百废待兴，由于长期战乱、灾荒、医疗资源匮乏、卫生习惯差等原因，导致鼠疫、霍乱、天花、血吸虫等传染病在我国仍不同程度发生，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了拯救疫情中饱受困苦的百姓，国家从全国各地抽调医务人员成立了“中央防疫队”。父亲母亲就是在防疫队相识、相知、相恋并于1952年结为伴侣。母亲家境优越，年龄也比父亲大了整整5岁。但是年龄和家庭的差距并没有成为他们结合的障碍。

母亲杨淑静1922年4月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三合庄乡杨岗子村。母亲出生在大户人家，温柔贤淑，知书达理，从小受过文化教育和女红培养，做的一手好针线活。据母亲说，在她两岁时得了伤寒，医治无效家人都认为活不了，把她扔在外面的草堆里，第二天早晨看见还有气息，赶紧又抱回家中竟然活了过来。后排左二是我的姥爷杨久斋，他在农村不断的耕种扩大土地成了地主，后又靠资产在城市里开办工厂成了资本家；后排右二是我的大姥爷杨扶青。前排正中穿白衣服的是我的母亲。

母亲在家乡从私塾读到高中，高中毕业后进入了北京的“高级助产培训班”，并于1949年参加了革命工作。母亲能受文化教育和早期参加革命工作是受她的大伯杨扶青的影响和支持。

史料记载：杨扶青，名永兴，字扶青（辅卿）。1891年生于乐亭县三合庄乡杨岗子村一个富有之家。受父亲杨振彩乐善好施、仗义疏财的影响，扶青早年即产生为国为民 之信念。他于乐亭县官立高等学校毕业后，考入滦州师范学校，未入学即复考入天津水产专科学校。1917年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送日本东京水产讲习所公费 留学。当时正是祖国内忧外患的严重关头，出于为国家为民族争气之目的，扶青联合留日学生李峰等人于东京建立进步团体“新中学会”。以“赤心”为会徽，表示赤胆忠心为国为人民。并与由李大钊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结为友会。扶青一生为人慷慨，乐于助人。他早在日本留学时，常常用自己的公费帮助私费留学而经济困难的学友。他对周恩来同志献身革 命事业尤为钦羡，奉为良师益友，并将自己公费的一半给当时经济困难的周恩来以支持其革命活动。抗战胜利后，杨扶青任华北水产物资接收专员、天津垦业农场副场长、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华物资管理处高雄分处主管等职，1949年毅然回到大陆。解放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部副部长等职。并先后当选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民建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亲戚曾回忆周总理解放后在百忙中还抽时间去家中看望过大姥爷，进门就喊杨大哥。大姥爷“文革”中也受到周总理的保护。1978年2月22日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

史料记载：杨扶青对女子教育和职工教育事业十分热心。他一向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 建思想。民国初年，他在家中自建校舍，聘请教师创办一个女子私塾。1935年正式命名为“懿贤女子学校”。他对私人办学非常支持、为昌黎汇文中学捐助资 金，并任该校董事会主席。还担任乐亭县汀流河尚义女中的校董。

图片是：1945年11月4日昌黎汇文中学南京校友会欢迎徐维廉校长杨扶青校董。（前排左三杨扶青、左四徐维廉）

1997年秋，河北唐山冀东烈士陵园纪念馆基本陈列的改陈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在设计中共早期著名理论教育家安体诚的一组陈列展示内容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张周恩来、安体诚等在日本留学时的珍贵照片，从而揭开了这段历史珍闻的一缕面纱。照片是1921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安体诚烈士的遗物。在1958年冀东烈士陵园落成时就作为烈士遗物入馆收藏。安体诚当年在保存这张弥足珍贵的照片时，依每人所坐或站立的位置，用他特有的清晰工整的毛笔字一一标明了参加合影的每个人的字或号。当时，他为周恩来标记的不是本名，而是“翔宇”，故这张照片竟在文物库房中沉睡了近半个世纪。前排左一辅青是大姥爷（他因积极扶持爱国青年后来把“辅青”改成“扶青”）

这张照片是上一张图片经过后人翻新过的。

据史料记载：在留学日本4年中，他看到日本实业发达国家富强，认识到我国贫弱受 欺的原因之一是实业不振，于是决心带头振兴中华实业。1920年回国后先后集资20万元，与学友张子纶在盛产水果、海味的昌黎，创立了 一家罐头食品公司，得到李大钊和周恩来同志的赞同和支持。扶青任经理兼技师，张子纶任副经理。新中学会”也加入了若干公股，因此将公司命名为“新中罐头公 司”。在天津、沈阳、长春、哈尔滨、营口等处也设有分公司。在昌黎“新中公司”时他见到学徒中有培养前途者，不论亲疏 远近，是否亲友子女，都送到汇文中学去学习。由他资助入学者不计其数。在抗战期间，于西南大后方，时常通过李公朴、闻一多教授向西南联大介绍学生，并资助 许多青年报考广西大学及其他大专院校。扶青引导青年走革命道路，通过他帮助去延安的革命青年有几十人。有一次，他经过紧张安排一天就输送30多人去延 安。他还将远离家乡的青年邵锐从桂林亲自送到重庆曾家岩“周公馆”交给了周恩来，辗转送往延安。（图片为新中罐头公司商标，品牌为“赤心牌”以及罐头厂的旧址和信件）

史料记载：杨扶青与李大钊在天津就学期间于1912年在返乡火车上偶然相识结成挚友。扶青由衷同情革命，对大钊同志从事革命活动非常关注。1924年李大钊受北洋军阀 政府的通缉，化装来昌黎县五峰山避难不久，接到党中央通知，由他任中共首席代表，率代表团赴苏联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时北方党组织活动经 费很困难，杨扶青知道后立即写信给“新中”哈尔滨分公司资助500银元，并冒着危险掩护李大钊登上北去火车，使中共代表团得以顺利去苏联。后来在北洋军阀到昌黎五峰山搜捕李大钊同志的危急时刻，杨扶青冒着生命危险，利用他在昌黎的有利条件亲自掩护李大钊同志脱离险境。1927年当扶青得知大钊在京遭搜捕时，竟冒险到其秘密住处看望。大钊被捕后他出钱出力设法营救。李大钊牺牲后还亲自参加了李大钊烈士的安葬仪式。

解放后大姥爷任水产部副部长时被安排居住在北京东单遂安伯胡同9号。“遂安伯”乃是明朝永乐年间所封的爵位，受爵人是陈志。因其府第在这条胡同，所以该胡同就以“遂安伯”命名了。这里曾住过不少名人，蔡元培、李四光、吴晗等人都在这住过。我对这里很熟悉，9号院是一个标准的五进四合院，大姥爷在三进院居住，这是最好的一个院落。小时候我们放假会经常被母亲送到姥爷和大姥爷家里玩儿。（乘111路无轨电车从景山东街到东单米市大街这是我最熟悉的一条公交线）记得有一年过年，和大姥爷一起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我们还见到了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大姥爷一生无子女，收养了黄炎培的一个儿子。他对自己的侄子侄女视如己出。这是1973年母亲去北京出差时看望她的大伯时合影留念。

这是1973年母亲去北京出差，同行的是医务科的刘熙春。我记得她当时在医务科当总护士长，后来好像调到天津去了。母亲行事低调有这样的亲戚从未向别人提起过，只有和母亲到北京出差的少数人可能知道。

父亲吴士明，1927年1月出生于山西省灵石县桃沟村（现归属于交口县）一个富裕中农家庭里。爷爷吴金声靠种地和做一些小买卖养家糊口。下图是爷爷勤奋多年建起的吴家老院，现已有百年之久。上图右一穿军装的是我们的父亲，

1945年5月被阎锡山部队抓去当壮丁，仅5个月后在1945年10月 上党战役中被俘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曾任卫生员，后被送到华北医士学校学习，1953年毕业后转入地方工作。

1954年父母从北京到山西省大同市工作。父亲在市第一人民医院从事过内科、外科等工作，后被任命为门诊部主任。母亲在大同市妇幼保健站工作任副站长。我记得当时我们住在九龙电影院对面的一处院子里，和妇幼保健站的站长侯姨住对面。1961年父母又被调到大同矿务局医院，当时我们住在和平街九路，后来又搬迁到和平街四路。直到1976年医院首次盖了职工宿舍才搬迁至安新医。2006年这里拆迁改造成楼房改名叫安新花园。2010年父母从校北街搬迁到这里居住直到去逝。这是父母在和平街四路房前的合影。

我们的家庭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型。母亲负责我们的生活，父亲则负责我们的学习和家庭对外事情。那时父母每月只有每人50多块钱的工资。每月要为双方的老人寄去生活费，剩下七八十块钱维持全家的生活。但是父母生性节俭，用这些钱仍然让我们过着吃饱穿暖的生活。衣服都是母亲买布做，裤子短了下面接一块，膝盖和臀部破了补上补丁。我们穿的鞋子都是母亲和奶奶亲手做的。当时由于物质匮乏，每到过年不知父母从哪里搞到一个猪头，他们忙着烫毛、刷洗、煮炖，家里飘着香香的肉味儿。过年时吃上一顿饺子，每人再分上一小把瓜子花生和几个糖果，那时盼着过年穿新衣放鞭炮感到过年真好啊!

父亲则负责我们的学习。过去放学后老师都留作业，除了学校的作业，父亲还要为我们留家庭作业。老师留题1、3、5，父亲肯定留题是2、4、6。所以小学时数学后面的作业题，我都一道不落的做过。1966年文革开始后学校停课闹革命。那时我已经12岁了，姐姐比我大一岁，我们开始为父母分担学做家务。做饭、拆洗被褥、过年前刷房贴墙围子、甚至看着家里的油布旧了还用油漆画油布，不会画图案就打个红色底子画一个黑边儿，旧油布焕然一新，看着自己的杰作心里美滋滋的。父亲为了培养我们的劳动能力和意志品质经常带着我们上山砍柴。记得有一年，我们想让父亲带着去城里玩儿，父亲答应了，但是前提是要走着去然后坐车回来。就这样我们硬是跟着父亲一步步走到大同市，玩完吃了饭后还买了一个小炕桌，才乘公共汽车返回家中。俗话说“半大小子吃塌老子”，我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27斤供应量根本不够吃，每到月底父亲都要奔波在左云右玉去购买莜面和糕面，到老平旺的车马大店买土豆补贴家用。这张照片是1970年的全家福。

父亲一辈子都在学习，所以对我们的学习也非常重视。1970年我和大姐都上班了，弟弟妹妹还在学校学习。动乱刚开始恢复，学校的功课不紧张，下课也没什么作业。有一天父亲买回来四本《简明中医学》，让我们每天在他下班后听他讲中医省得荒废时间。父亲认为大姐在文工团不是长久之计，不演出时也要跟着学。对我要求没那么严，说你当护士有自己的专业，有时间可以学点儿。但是要求我学化学，说作为医务人员一点化学都不懂是不行的。让我自学初中化学，有什么不懂的父亲说他完全可以辅导我。从这一点看父亲是有远见的，后来大姐和弟弟都从事了中医专业工作。我在成人高考中化学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妹妹后来从事西医工作，学点中医也是有用处的。这是1981年的全家福。

母亲是北京高级助产学校毕业的，所以一辈子都从事着与此相关的工作。六十年代初很多矿工家属和平旺地区妇女生产都是由助产人员到家里接生。助产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为了做好妇幼保健工作，确保产妇分娩时的无菌环境，降低新生儿和产妇的死亡率，组织上派母亲为各矿基层保健站培训妇幼保健工作者和接产人员。我记得当时一批接一批的办培训班，在此期间母亲在礼堂挂窗帘时，不慎从凳子上掉下来，踝关节韧带损伤，后来成了习惯性的崴脚。

这是六十年代矿务局医院和平街一路妇幼保健站的全体接生人员，她们负责平旺地区的家庭接生，当时母亲在那里负责。后排左起：李秀芬，张秋莲，王坤英。前排右起：马梦英，母亲，张凤仙。六十年代后期父亲到了三线医疗队，有一天母亲夜间下班回家时遭遇车祸住院，是张秋莲阿姨到家里陪伴我们姐妹四人度过了几个夜晚。马姨的爱人张琪和儿子张怀俞都是我们医院中医科的大夫。80年代初我还和张凤仙大夫在妇产科成为同事。

随着医学事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一路妇幼保健站被九路保健站取代。母亲仍在那里负责，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九路保健站除了接生又增加了输液、打针内科等医疗项目。母亲后来被调回医院，保健站由张丽琴大夫负责。

后排左起：孙姨，我忘记了她的名字，后来她在医院针灸科工作了一段时间。刘曼倩和张月英七十年代后期成为我在内科的同事，田淑兰八十年代成为我在妇产科的同事。中排我只认识左一的耿姨，也叫不出她的名字，我们也在妇产科同事过一段时间。中排右一我看着很面熟，但是怎么也想不起来。前排左一许文美，这是我的婚姻介绍人。左二是母亲，左三是一路保健站时的李姨，最后一个是张丽琴大夫。

70年代初国家开始提倡计划生育工作。母亲从保健站被调回，在医院做专职计划生育工作。当时人们对晚婚、晚育提倡生一个孩子很不理解，工作难度相当大。母亲靠着对党的忠诚和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建立晚婚晚育档案，挨家挨户针对性出的做思想工作。对许多做人工结扎和人工流产的女职工都上门探望安抚。对不够晚婚年龄的青年耐心细致做解释工作，这期间也难免得罪一些人，但她靠着自己坚韧不拔意志和 对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在计划生育工作超标单位评选先进会被一票否决的几年里，出色圆满的完成了每年医院计划生育的任务。这是她和同事们去省里开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时的留影。我只认识其中的徐海坤（前排左一）和吴瀛洲（后排右一）。

1984年母亲走完了她的职业生涯。这是临退休前单位给了指标去北戴河疗养。左下图是二舅的女儿小霞从昌黎来北戴河看望二姑。

母亲与人交往给人留下的印象总是热情豪爽，平易近人。她与同事交往没有过分的亲热，也没有过分的疏远总是一视同仁。她对年长者关心体贴嘘寒问暖，对年轻人鼓励上进呵护有加，给所有的人都留下非常好的印象。这张照片上是母亲的同学和朋友刘亦民阿姨，这是我经常听母亲提到的最亲密的朋友，刘姨对母亲的称呼是二姐，她们一直有书信往来。左图是1985年母亲去北京时的合影。右图是1992年过年前刘姨寄来照片并祝母亲新春快乐。

母亲心地善良，受家庭的影响乐善好施仗义疏财。她自己对物质生话并没有太多的要求，生活始终极度节俭。退休前她所穿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只为遮体避寒从不为刻意打扮。过去家里有了剩饭因没有冰箱，天热酸了 也舍不得倒掉，加点碱面热一热自己吃。后来生活越来越好，但母亲这种简朴的生活作风始终没变。母亲老了床头柜上总爱放一些自己喜欢吃的零食，有一次弟弟发现小碗里有几颗葡萄已经干瘪了随手拿起来倒掉了。母亲发现后责问他：那还能吃为什么倒掉?这么浪费！那一次脾气温和的母亲还真有点生气了。对自己这样节省但是她对周围的同志却非常慷慨。我记得母亲在医疗预防科工作时，发动科里的工作人员成立互助组，每人每月拿出一两块钱，用这些钱帮助科里的困难人员应急度难关。那时有一个被我们称作“赵叔叔”的人，几乎每个周末都来我们家吃饭，饭后骑着我们家的自行车到回去村老家探亲。对于有困难的亲戚、邻居、朋友只要求助母亲都会慷慨解囊。

母亲还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我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着我们。告诉我们帮助困难的人犹如雪中送炭，要求我们对上门乞讨的人也要善待。母亲经常说“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就受穷”，在我出嫁前，母亲嘱咐我自己有10个钱最多花8个留下两个应急，千万不要借钱过日子。还告诉我孝敬公婆，善待夫家所有的人。我想母亲可能在每个孩子离家前都有这样的嘱咐。

这张照片是母亲退休后到平朔生活，这时衣着有了很大的改善。

从这张照片上就能看到母亲简单的衣着和朴素的生活。这是八十年代初，医务科所有女同志都围着时髦的长围脖，既防寒又漂亮。只有母亲（后排右一）围着一个小方头巾，没有漂亮只为御寒。母亲出身于地主兼资本家的富裕家庭，听母亲说参加革命工作前家里也给分了一些金银首饰，后托一位亲戚保管，解放后人家也不提母亲也不问。作为富裕中农家庭出身的父亲祖上还传下一枚金戒指，可母亲却成了一个真正的无产者。母亲对这些物质的东西看得很淡，她对自己的生活十分的满足。晚年经常跟我们说，我现在的生活比你大姥爷那时副部长也强很多。母亲就是以这种知足常乐的心态，没有成为金钱和物质的奴隶，反而成了金钱和物质的主人，平淡的过着自己幸福的日子。

一个家庭哪怕家徒四壁，只要有一个善良、正直、勤劳、乐观的母亲，这样的家庭就是心灵成长的圣殿和源泉。高尔基曾经说过：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我们从母亲的身上看到了这一点。

在我们的印象里父亲是一个行峻严厉、不言自威的人。过度的严肃使我们小的时候很少看到父亲的笑容。可能父亲信奉“棒打出孝子的”信条，只要我们犯了错，经常以打来进行训诫。邻居的孩子家长也掌握了这一点，所以只要我们在外头和别人打架，他们来一告状我们肯定会挨打。父亲也总相信：优点不说少不了，缺点不说不得了，所以我们很少得到父亲当面的口头表扬和肯定。

50年代初国家急需人才，所以在职人员也可以报考大学，父亲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硬是靠自己的努力考取了。但由于他报的是医疗专业，录取的是师范专业因而放弃了上学。60年代初期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又被派去西医学中医。回到医院开始从事中医专业工作。那时的中医科和中药房位于现在的纬地明珠对面（图片是父亲当时为病人号脉场景）纬地明珠这一片是机关食堂。文革中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医科针灸科合并成“新医科”，父亲因为西医学中医被派到传染科搞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炎（父亲当时是内科系统的兼职支部书记），那时父亲经常在夜间被叫走去抢救病人。有一次一个危重病人抢救无效死亡了，事后家属还送来了锦旗，对科室人员的工作态度和积极救治表示感谢。从那时我就模糊的感觉到医疗中技术重要，但是职业道德和服务态度更重要。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支援三线”工作。1967年父亲又被医院派去宁夏石嘴山参加医疗队。父亲作为队长兼支部书记带队，医疗队成员我能记住的有孙锡孚（后来成为医院的副院长）、徐珠（后来成为儿科主任）、李剑民（后来成为五官科主任）还有樊士俊（后来调到二医院工作）,他们和其他地区支援三线的医疗队一起，成立了一个简陋的小医院，负责支援三线工作人员的医疗保障。听父亲讲：那时医疗条件很差，医疗队员相互之间配合也不是很默契，还曾因为药房拿错药出了医疗事故。就在这种工作环境下，父亲一边组建队伍顺利开展工作，一边协调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之间的各种矛盾，解决医疗纠纷安抚家属。将近两年的时间圆满的完成了工作任务。

父亲参加医疗队时姐姐14岁、我13岁、弟弟9岁、妹妹才7岁。家庭的全部重担都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那时因为文革停课，我和姐姐开始帮母亲操持家务（也就是在此期间母亲下班后参加学习晚上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张秋莲阿姨来家陪着我们）1968年初父亲还在医疗队，母亲却被医院按地主分子追查 批斗，只一夜的时间，我们熟悉的叔叔阿姨们拿着大字报贴到了家门口，我记得非常清楚大字报的内容是“揪出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杨淑静”。母亲开始反复交代问题被组织审查。68年复课后我和大姐升入中学，也因受母亲问题影响不能加入红卫兵。我记得大姐为了加入红卫兵和另外一个出身不好的同学，每天早早起床不管春夏秋冬，到学校生炉子、打扫卫生。后因为表现好才和那位同学一起加入了红卫兵组织（右图就是中学毕业前加入红卫兵的调查材料）。最后经严格审查母亲出身是地主兼资本家，个人成分是学生才得以平反。母亲非常宽容大度，对组织的审查能够理解，对文革中参与揭发批斗她的同事从来没有憎恨抱怨，连一句埋怨的话都不曾说过。

1968年底父亲从医疗队回来，仍然在医院从事中医工作。1972年又被派到骨科只身“针灸战截瘫”。因为当时井下安全措施不像现在，所以出了工伤的矿工很多因 脊髓损伤成了坐小车的截瘫病人。文革后期医院也想出成果，在没有任何科学论证的情况下做出了“针灸战截瘫”的决定。当时大约一年的时间父亲就工作在骨科，为几位截瘫患者进行针灸治疗。最后还真有一个截瘫患者站起来可以行走了。当时因为科研条件所限没有任何总结。最近我看到了一篇报道：题目是：“奇迹！完全瘫痪者进行脊髓电刺激治疗，仅仅几小时就恢复了独立运动能力”。并指出在30年前，就有临床研究表明，在腰骶脊髓上进行硬膜外电刺激可以恢复脊髓损伤患者的行走能力。那么当时父亲的针灸是否起到了像电刺激这样的作用才使患者能站立行走呢？真是不得而知。

父亲是“山西省中西医结合研究会”的理事，这是他去省里参加理事会的照片。从照片上就可以看出父亲行事低调，照相永远站在最不显眼的位置。上图：最后排左2。下图：最后排右3。

为了提高自己的中医专业水平，父亲多次外出进修。这张照片是父亲1974年在上海进修时去西湖游览。

父亲一生刚正不阿，从不攀权附贵也不会阿谀奉承。他有自己的主见，也有自己做人的底线。不论在什么场合，不论当着多高权威的官员，他都会表达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50年代他在大同市一医院任门诊部主任，有一个市领导为了一个装水剂药瓶派秘书来退瓶子，当时有制度规定，瓶子上的标签没有不能退。这个秘书仗着领导的权势和工作人员争吵起来。父亲处理矛盾时百般解释这个秘书还是不行。最后父亲说制度是一定要执行的，你一定要退我私人把钱给你，这个秘书最后才肯罢休。他为了同事争取利益也不怕得罪领导。记得有一年，父亲和一个同事去上海进修，回来因为这个同事的生活补助父亲与领导发生了分歧。他认为这个同事是回民，不能吃食堂的饭，自己吃饭费用很高应该多给补贴，特殊情况应该特殊处理。并提出如果不能执行，可以把我的一部分补贴分给她。在医院各种大小会议上，只要让父亲发言，他一定会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意见，从来不会趋炎附势违心说话。

历朝历代都有攀附权势之人。一旦攀附上这些有权势、财富、名望的人，似乎总会有机会一朝得以改变命运。攀附就意味着无条件、无底线、无尊严的附庸、拍马与跟风。父亲从不会去利用所谓的关系为自己捞取利益。70年代初他和当时的局长因看病而有了私交，经常被局长请到家中吃饭。局长的儿子找对象也邀父亲到家去提参考意见。就在这样的情况，父亲也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私事提出过任何特殊要求。

父亲自从学习中医后，潜心研究中医治疗技术，并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反复实践。他反对把中医神化，只凭号脉进行诊断。他多次指出中医的望、闻、问、切和西医的视、触、叩、听是一样的，必须经过对病人全面综合的分析才能下结论出方剂。多年的实践和经验积累使他的医术不断精湛，也在局里小有名气。多次被请到三招待所为领导看病，有一次他去时为防寒披了一件旧棉袄，因衣着过于破旧简朴而被门卫拦下不许进入。打电话证实后还被反复询问：你就是吴大夫？父亲说是，你如果不让进那我就回去了。最后还是领导秘书出来接应才得以进去。父亲曾为我院一位因惧怕手术的女医生，用中药治疗成功的消除了甲状腺囊肿。我院也有一家祖孙三代服用父亲的治咳方剂，尤其是小儿经输液打针都不能见效的，父亲都能用中药治疗见效。许多患者因西医无法诊断出器质性病变而痛苦不堪，父亲都用中医的方法帮其解除病痛。我们居住在和平街九路、四路、安新医的左邻右舍，经常到父亲这里寻医问药。父亲不在了，他们现在又找姐姐和弟弟医治。在中医不被重视的当今社会，可能只有亲身接受过中医治疗有效果的病人，对中医中药疗效才能有最切身的体会。

父亲对仕途官位从来不刻意追求，他只是努力做着自己应该做的工作。但在70年代中期，中医科和针灸科彻底分离后，医院下了一纸红头文件：任命吴士明同志为中医科副主任。这时父亲才拿着文件找到领导说，我50年代就是正科级，怎么70年代又被任命成副主任？领导经过查阅档案才把文件改成任中医科主任。就是这样一个正直、勤恳、任劳任怨，只想着工作从不考虑个人，组织如何调动都绝对服从的好同志，组织给予的评价却是“现实表现一般”。对人的评价可分为：差、一般、尚可、较好、好这五个档次，他们对父亲却吝啬到连个“尚可”都不给。这可能并不是组织的意思，也可能是执笔者对父亲有什么不满。但我清楚的知道大部分领导只喜欢踏实肯干活服从调度的人，不喜欢直言爱提意见，尤其是和领导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这只是我的一些想法和不满，其实父亲如果知道也会不以为然，因为他从来都是荣辱不惊，根本不在乎这些评价。

父亲一生热爱祖国忠于党，只要是国家的号召他义无反顾的响应。1970年我和姐姐快要初中毕业了，那时候毕业都要上山下乡，父亲也为我俩准备好了草帽、水壶、行李，时刻准备着听从召唤。快毕业前煤矿宣传队到学校招人姐姐考上了，父亲敏锐的察觉这是招工的机会。他让我赶紧准备，说你也能唱局里的考不上矿上的宣传队也要去考，考上就有工作了。我刚刚开始准备时，学校已经开始全面分配工作了。那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能当一名工人很光荣，能当一名机厂的工人更让人羡慕。我找到班主任，争取到了去机厂的名额。回来和父亲一说他立刻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有招护士训练班的为什么不去？女孩子将来找对象结婚生孩子，机厂哪个工种你能长期坚持下来？与其中途改行不如从头学一行。当时我并没有被完全说服，但迫于父亲的威严，我还是找老师改了志愿。从后来的结果看，到机厂的女同学，很多在结婚生子后都找各种途径改行了。而我听从了父亲的意见，从始至终从事着非常适合女同志干的护理工作，我也看到了父亲的眼光和远见。

在姐姐和弟弟妹妹的工作安排上也看出了父亲的眼光和远见。姐姐到宣传队后，父亲感到这是一个吃青春饭的职业,应该学一门手艺，哪怕是学会一门乐器也行。所以在矿务局1975年举办7.21医科大学时，父亲果断的让姐姐学了医。弟弟高中毕业后下乡了，77年底返城后到五矿学校当了老师，当时学校的学生和领导对他的工作评价还非常高。可是父亲却考虑随着形势的发展弟弟的文化水平当老师会误人子弟。80年代初父亲了解到上面有政策，老中医可以带徒弟。立刻着手为弟弟办理了来医院学徒的手续，80年3月弟弟调入医院中医科开始学徒。妹妹参加高考父亲也为她选择了医学专业。我们参加工作后，在父亲的督促下都以他为榜样不断的学习。弟弟在忻州卫校运城卫校两次上中专，在职工医学院三年学大专，成人自学中医本科。姐姐上7.21医大，大同医专脱产进修班，自学了中医专科中医本科。妹妹大专毕业后又自学了西医本科。我参加成人高考脱产三年学习护理专业，后又自学护理本科、中医专科。我们的这些成绩很让父亲欣慰，我、弟弟和妹妹都取得了主任护师和主任医师的职称，姐姐因为提前十年退休只获得了主治医师职称。这一点可能也成了父亲终生的遗憾。

父亲母亲为自己的事业、前途从来没有求过人。但是为了姐姐能读7.21医大，为了弟弟能尽快返城，为了他能走上学医的道路。也为了妹妹结婚后能从矿务局二医院调到大同铁路医院，为子女的前途父亲放下了他的清高，去找相关领导能给予方便。可能是因父母的人品好，平时也很少求人，未经太多的周折，事情都顺利的解决了。父亲在为姐姐和弟弟选择的中医专业上让他们受益终生，在退休后更是受益匪浅。只有一次父亲为了母亲的事找了领导和相关部门。母亲被安排退休后，父亲找到有关部门问：老杨所有的同学都是离休，为什么只有她一人被安排退休？当时在工资待遇上离休退休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医疗费报销有区别。当时母亲的退休手续已经办了，但是父亲坚持让他们重新调查重新办理。在父亲的坚持下，经过调查母亲确实属于离休。这才办理了离休手续，在后30年中享受着离休干部所有的待遇。

父亲像是一本书，年幼的儿女常常读不懂父亲，直到他们真正长大了之后，懂得什么叫父爱的时候，再重新打开这本大书，才能读懂父亲的那颗真诚的心。

父亲虽不善表达，却是个感情细腻的人。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父亲在我的心目中 是那样的严肃冷峻。但在我们成长经历中，他为我们付出的 爱，一件件都令我们难以忘怀，令我们感动， 令我们敬佩。这种爱是无言的，在当时往往无法细诉，然而会让你在过后的日子里越体会越有味道，一生一世忘不了，这就是那宽广无边的父爱。

1984年当时父亲离退休也只有三四年的时间了，为了能给弟弟结婚留下一套房，他找到了平朔露天矿第一任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日新。听完了父亲的诉求，陈书记当即答应，说医院也需要人才，就这样很快父亲办理了调动手续。于1985年初到了平朔医院。

父亲调到平朔不久，就在生活区分到了一套80多平米的房子。那时生活条件还不健全，我记得我去看父亲时，还是用电炉子做饭。所以母亲还暂时留在矿务局没有跟随父亲去平朔。

1986年平朔的生活区设施逐渐健全，母亲从矿务局来到了平朔。那时母亲才64岁，比我们现在的年龄还小。白天父亲上班，母亲早晨和人们一起做操锻炼，中午还能为父亲做饭。休闲的时候找医院去平朔的熟人聊天织毛衣，我记得母亲说起过，去最多的就是在我们医院开电梯的颜湘泽阿姨家，她们一起聊天织毛衣。这张照片母亲身上穿的毛衣和头上戴的帽子就是那时自己织出来的。在平朔的这几年，可能是父亲母亲这一生当中最休闲、最清静的生活了。

父亲老家的亲人也有许多来过平朔。上图是大姑、 下图是大妈来平朔小住。

大姑来时正赶上我带着孩子去平朔看望父母。

1987年和1988年，妹妹和弟弟的女儿陆续出生。他们也会带着孩子来平朔小住。

我们兄弟姐妹妹4人也会经常一起到平朔看望父母。

这是80年代末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同时来平朔看望父母。前排左一是我堂哥女儿三女儿从老家来帮着弟弟看孩子。

我们姐妹4个所生都是女儿，这是父母抱着自己的孙女儿。如果不是计划生育，我想再添一个孙子父亲可能会更满意。因为我听母亲说过：当年生弟弟的时候，父亲忙于工作没有陪同去医院。下班后到医院问护士：5号病房姓杨的生了男孩女孩？当时这个病房有两个姓杨的护士随口说了一句，生了个女孩儿。父亲当时没进病房就回家了。可能回家后感到不妥又返回医院，进到病房一看生的是儿子，笑的嘴都合不拢了。父亲给弟弟起的名字也可见用心良苦。弟弟生在58年大跃进年代。父亲取了“跃”字，这个字在人名中读音yao（要）吴跃男。是不是取谐音还想要个男孩呢？那个年代有这种想法完全可以理解，随着时代的变化生男生女都一样，我看父亲也释然了。

父母和他们第三代的“四朵金花”，这就是生命的延续。

父亲按照正常年龄应该是在19 87年退休可能延长了两年，这是在退休前的1988年，被平朔医院评为先进工作者。中医科的同志们还送给父亲一个笔记本，在扉页上签满了名字（见下图）。所有和父亲接触的人给的评价就是两个字“好人”，我们所居住过地方邻居的评价都是正气人家。看来老百姓心里有一杆秤。

1989年父亲退休后带着母亲到南方去旅游。苏州、杭州、北京、天津等地边旅游边看望亲戚、同学、朋友。母亲在中央防疫队时曾经去过海南，为那里的传染病患者送医送药。她曾跟我说过，为了给国家节约钱，白天工作晚上只在路边搭铺睡了两宿。看着母亲站在小汽车旁照的相，那时的小汽车是奢侈品，一般老百姓家根本没有。天堂的母亲您可知道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小汽车已经成了很普通的交通工具，您的子女和后代都已经拥有了小汽车。您曾睡过马路的海南已经成了我们每年去过冬的地方。

父母旅游时的照片。

父亲去平朔的时候，也希望我们有一个子女能跟随。但是我们考虑到刚建的单位教育资源可能跟不上都放弃了。所以在1992年父母又返回矿务局居住。

这是1992年4月26日星期日，再过两天按阴历就是母亲70岁生日，正好二姑也从老家来看父母。平时我们上班就在星期日为母亲过生日，同时迎接二姑的到来。开饭前姐夫分别给大家拍照，凉菜已经上桌了，我在厨房准备着热菜只等开炒了，弟弟不知跟我说着什么。

现在看照片儿，70岁的母亲古稀之年还是那么精神，脸上也没有多少皱褶。

我作为厨师上桌了，姐夫给照相合影意味着马上开炒就要开餐了。

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海峡两岸之间终于打破了长达38年的冰封期，对于分隔两岸的亲人来说，这是一次长达半个世纪的重逢。一九四八年从水产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台湾高雄的大舅携大舅妈于1993年返回大陆探亲。母亲的兄弟姐妹从东北、山西、天津来到河北。左上图：中排左起大姨、母亲、大舅妈，后排是父亲和二舅妈；右上图左起：大舅妈、大舅、大姨、老姨。左下图：二舅、大姨、大舅妈在天津。右下图：大舅大舅妈在二舅家和二舅二舅妈及孩子们的合影。

1996年10月，大舅大舅妈第二次从台湾回大陆探亲。他们来到大同矿务局母亲在校北街的家中。那时老干楼住户家中已有洗澡盆还定时给热水，但是这样的条件对大舅他们来说还是太简陋。我们在家中用大同的炸油糕招待他们。我记得大舅妈吃的很香，中午吃完下午4点多又到厨房说太好吃了，我能不能再吃一块儿？

对于40多年从未谋面的大舅舅妈来说，我们一点都没有陌生感。尽管他们在台湾工作，对我们入团入党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见面后那种亲切感无法用语言表达，也许这就是血缘关系吧！

几十年不见说不完的话语，诉不尽的回忆，闲暇时还打一把小麻将。

在这里居住的几天中，父母带着他们到矿务局办公楼前及其他地方参观。母亲身体原因，由父亲陪伴去了著名的云冈石窟。

从大同返回后，舅舅舅妈又去北京景山东街姥爷留下的四合院看望了姥姥和表弟。

母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上班了也不允许我们烫头穿高跟鞋。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脚步，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了,母亲对我们这方面的要求也不那么严了。这是1984年的全家福，那时我已经开始烫头了。

随着时代变迁照片从黑白变成彩色。从黑白到彩色，看到一个普通家庭相册的变化升级，也看到了我们生活的巨大变化。这是1988年的全家福。

这一张全家福是1996大舅他们来时照的。每一张全家福都凝聚着血缘亲情，代表一个时代的缩影、记录一段成长的足迹，一张张全家福留下的是定格那一瞬间的美好回忆。

1999年女儿考上了大学，我们宴请两家亲人聚餐后留下了这张全家福。这也是我们全家最后一张全家福了。毕业后的孩子们都各奔东西成家立业，好像再没有凑到一起照过全家福。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以团聚为目的，只有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以分别为意义。

不知不觉中女儿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这是2006年女儿结婚回门宴后照的。用餐后妹妹一家回了大同，弟妹也回家看父母去了，姐夫给我们照了这张相。我们终将在岁月中老去，但是我们内心依然跳动着青春的火焰。

女儿是父母的第3代中最先成婚的。

2000年母亲满怀希望去做白内障手术，没想到术后发生了感染。我们紧急带母亲去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在细菌培养未出结果之前，使用了当时最好的抗生素。但后来炎症没有得到控制，为了防止交感性眼炎，医生只好为母亲做了眼球摘除手术。手术后母亲情绪有些低落，觉得自己做手术是为了看得更清楚，没想到却把眼球摘了。我无言以对只是心里非常后悔，只顾忙工作为什么没有亲自为母亲做术前谁备。当时做了十个病人，只有母亲发生了感染，因为母亲是高度近视，使用的晶体和别人不是一批，尽管这样我还是非常自责。三天后母亲突然转变了情绪，告诉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在天津上大学的女儿来看姥姥，母亲还高兴的说：我得了外甥女儿的济了。母亲自己解开了心结，积极配合治疗很快就出院了，这是出院后在天安门前留影。

回来后母亲坦然的面对一切，愉快的过着自己的生活。母亲身体不好不能做家务，但是她尽力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母亲的内裤、手绢、袜子，在临终前一年都是自己洗。晚上拉窗帘，早晨起来关电灯，白天用仅存的视力看报看电视。还经常拿着弟弟从五台山给买的小木鱼。边敲边唱着鞋儿破帽儿破……（电视剧济公插曲）。我们从母亲这里回家时，她总是嘱咐我们到家打电话，有时候我们一忙忘了，母亲会打过来知道到家了才放心。

我们结婚后父母从来没有在儿女家住过，只有我们宴请时才会来到家中。母亲去世的第一个春节，父亲在弟弟家住了三天。母亲去世后父亲跟着我到北京住了十天，其实他那是去办事。事情办妥后一天都不多住立刻返了回来。这张照片儿是2001年的一天，父母突然来到我的家里我有点惊奇，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去父母家中。我以为有什么事，他们说我们随便走走就到这儿了。我记得当天中午我为父母做了豆角焖面熬了豆粥。饭后父母同时说真香，父亲还因为吃的太多了要出去走，我那时根本没有意识到年迈的父母已经没有能力为自己做一顿可口的饭菜了。从那以后父母 在家中雇了保姆。

也许真像母亲说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幼年时患伤寒被扔在草堆里又坚强的活过来；六九年被下放到下寨农场劳动，第一天去没有参加晚上学习，留在宿舍休息煤气中毒了。是同屋住的李姨（魏力平的母亲）学习回来发现后才得以捡回一条命；2003年母亲在楼下和人们坐着聊天时突发脑栓塞，我们用车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溶栓治疗，当时母亲的一侧肢体已经功能障碍，父亲认为母亲从此站不起来了。可是第三天夜间母亲自己摸索着下床去厕所。溶栓出现了效果，母亲坚持锻炼很快就恢复了肢体功能；2010年我们在医院放弃抢救后，母亲又顽强的在家里让自己的生命延长了一年。也许这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吧！图片是我们在家里为父亲过75岁生日。

2002年是父母结婚50周年的金婚纪念日，我们兄弟姐妹4人为父母买了纪念品，还补拍了这一套结婚纪念照。

拍照时母亲已经80岁了，父亲也已经75岁了。但是经过化妆师的化妆，根本看不出是80岁的老人。母亲本来皮肤较好很少皱纹，涂上口红也显得那么亮丽。父亲本来就英俊潇洒，一经打扮更是觉得英姿挺拔。

当我们提出拍结婚照的时候，父亲总是像往常一样提出异议：拍那干什么？但真正到拍照的时候，一切听从照相师的安排，摆出各种姿势轮番拍照，而且每张都拍得非常好。我知道他嘴上那么说，心里其实很高兴。

父母结婚50年，我们从来没见他们争吵过。过去条件不好，睡在一个大炕上，早晨醒来只见父母早已醒了，躺在炕上悄悄的说着话，谈论着家事和工作上的事。他们就是在这平凡的工作和柴米油盐的琐碎生活中，演绎着他们志同道合同甘共苦的爱情。

50年代中期，母亲因患风湿性关节炎，诱发风湿性心脏病。记得60年代父亲为了给母亲调理，通过关系从屠宰场买来猪心，然后用白水把猪心煮熟蘸朱砂吃，起到安神镇静的作用。没有一点味道的猪心，我想也很难咽下，但母亲一直坚持服用配合治疗。

拍照时母亲80岁的高龄，还有多年的心脏疾病，我真担心她经不住这样的折腾。但母亲本来就生性乐观又坚强，再加上当天很高兴，三个多小时的化妆拍照硬是坚持下来了。母亲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多年，后来久病成医，自己使用地高辛根据症状和感觉可以精准的控制剂量。从1976年开始心房纤颤再没有纠正过来，除了疾病发作急性期都是自己通过药物在家调理。2000年母亲在协和医院住院时，医生提取过去的病历，看到心脏片子问我这个人还活着吗？我说活着，医生随口说：真是奇迹。（那是70年代在协和医院住院时母亲的心脏已经大的像一个大烧瓶了）母亲硬是把这个奇迹坚持到了2011年她生命的终点。

按照父亲不善言辞的性格，生活中一定不会对母亲有过多的甜言蜜语。但是他对母亲的爱渗透在每一个细节中。我记得家里从购买黑白电视机到几次更换大小不同的彩色电视机，都是在母亲发病时买的，可能父亲怕母亲再看不上了。在母亲最后一次病重，我们放弃医院抢救时，父亲急匆匆的把家从校北街搬到了安新花园的新房，我知道他是想让母亲最后享受到住新房的快乐。因为医生都认为母亲挺不过几天了，但坚强的母亲硬是在这个新房里坚持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母亲原本就比父亲大5岁，在整个婚姻生活中对父亲都十分照顾。父亲一辈子都在为事业奔波，三线带队、中西医结合学习、为了提高医术到处进修。这期间是母亲一人靠自己力量撑起这个家。记得60年代末父亲得了肺结核，为了增加营养，母亲把家中供应粮30%的白面全紧着父亲吃。全家人能吃一顿外面是白面，里面包一块高粱面的包皮面，已经是最大的生活改善了。那时候我们每天中午蒸窝头，晚上炒窝头，早晨烤窝头。使我到现在都对窝头有一种说不清的厌恶情绪。

父亲在与母亲结合时，没有因年龄、家庭状况造成障碍，但在文革中母亲受到了冲击，组织上让父亲与母亲划清界限。我记得当年父母回到家，母亲低头写交代材料，父亲在炉边看书默默不语将近有一年的时间。那时的划清界限就是离婚，但是父亲经过艰难的抉择，还是选定了和母亲在一起。这是他在婚姻生活中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

母亲去世出殡的前一天，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4人，跪在母亲灵前哭得泣不成声。在我们心中高大、坚强、那么有主见的父亲，在那个时候显得那样的悲伤无助，也让我们从中看到他对母亲的真情厚爱。

补拍这套结婚照，是为父母弥补年轻时的遗憾。年轻时 没有这样的条件，他们的爱情虽然没有现在年轻人这样轰轰烈烈，但是他们却在柴米油盐的平淡生活中，情深意浓的度过了风风雨雨五十年。

父母金婚纪念日，我们兄弟姐妹4人合资为他们购买了松下放录相机和一对白金戒指。白金戒指作为金婚纪念，放录像机主要考虑到父母特别喜欢看一些相声小品和电视剧（父亲喜欢看亮剑，母亲喜欢看西游记，反复多次百看不厌）买了录像带看起来就方便了。但这些东西并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母亲去世后我用U盘收集了上百个相声和小品，交给父亲时他也很高兴，但后来并没见他听多少次。直到现在我才理解了，是父母对这些电子产品的操作不熟悉。因为我们会操作认为这很筒单，可他们未必教一次就全都学会，又不想再麻烦子女，只好让这些设备在那里闲置。这些也都是我老年学习智能手机操作过程当中，亲身体会到后才理解了父母当时的情况。

这里我想说一下我的奶奶，她虽然没有文化，却勤劳、善良、智慧、明事理。爷爷60年代去世，她一人撑起了一个大家庭。弟弟出生后，父母忙不过来，把奶奶接到大同帮着照顾。奶奶看着孩子家务活一样也落不下。她用布条搓成绳子，一头拴在窗户上，一头拴在弟弟的腰间，长短正好是可以在炕上随便爬，但一到炕沿边儿就控制住了。奶奶还帮助看过妹妹，后来还带回老家照看了一年。奶奶对生死看得很明白，从来不怕谈身后之事。1976年父亲带着我们姐弟4人回到老家，奶奶高兴的还让我们看她的寿衣和寿材。母亲退休后的1984年，父亲带母亲回归故里，这是母亲结婚后第一次回到婆家，奶奶用当地迎接新媳妇的规矩迎接了母亲。给母亲准备了从上到下的红衣服、红盖头。（右图是我女儿收藏的一条红裤子。）奶奶心态好，遇事从不往心里放，所以她高寿直到1990年92岁。

父亲家中兄弟四人，大伯在家中务农，父亲和三叔参军后都外出工作，四叔在家乡当了教员。他们像所有的兄弟一样，虽然因为小事也有一些小矛盾和意见不同，但是互相之间都在关心着彼此。上图是父亲和在徐州当医生的三叔下图是除大伯以外兄弟三人。

父亲的家乡观念很重，虽然已在外成家立业，但是他的心时刻牵挂着老家的亲人们。亲人们有什么困难，父母亲都会竭尽全力给予帮助。家乡的亲人也时刻惦念着在外的父母亲。在我的记忆中，老家的亲人们大都来过大同市、矿务局、平朔。在母亲病重那一年家乡的亲人们纷纷来家里探望，还为母亲过了最后一个生日。

这张照片是95年8月大姑的女儿和外孙女来看父母时在云冈的合影。

上图是2006年四叔最后一次到我们家中与父亲在照相馆的合影。下图是四叔到徐州与三叔的合影。

四叔2006年最后一次来我们家时，有一天父亲给我打电话说，你赶快过来吧，你妈生气了怎么劝也不行。我去了一问，原来是父亲在没有征得母亲同意的情况下，把缝纫机拆卸打包让四叔拿回老家。我当时劝母亲说缝纫机您也不用了就让四叔拿走吧，母亲说：不行！不经我同意就把我的东西随便给人。那时我看母亲是真的生气了，但见我来了还是露出了笑容。后来我百般劝解说您如果再打开装上，让我爸的面子往哪放，母亲这才笑笑不再坚持了。那时我没有往深里想，现在回想起来才感觉到那台缝纫机对母亲有多重要。60年代初家里有一台缝纫机也算是奢侈品，母亲用这台缝纫机为我们做衣服，缝缝补补让我们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我刚上班穿着一套新衣服，就是母亲用自己浅灰色的卡褂子改的，裤子是用父亲的小格毛料裤子改的，同事们还夸这衣服真好看。母亲还用父亲的一个皮筒子大衣，两人用硫磺和面粉洗干净，找人裁开为我和姐姐做了两件活里活面的皮大衣，让很多人都很羡慕。很可惜这件大衣我没有收藏。再后来生活条件好了，母亲也老了，不怎么使用缝纫机了，但是多次搬家母亲都把它带着。缝纫机上有母亲用旧窗帘做的套，母亲把它摆在阳台上，经常会出去摸摸看看。母亲并非小气之人，只是这台缝纫机上留存着她多少的辛苦和记忆。

这张照片是2006年女儿结婚的婚宴上，母亲与表姨（右一）高兴的说着话。70年代母亲才从亲戚口中得知大同市还有个表妹，从此建立了联系。今年过年时兄弟姐妹还去市里看望了快90岁的表姨。

父母渐渐苍老的容颜，记载着他们走过一年又一年漫长而艰辛的岁月。日子越来越好了，父母却一天天老去。这是母亲在家里过88岁生日的照片，桌上的拌凉菜和烤鸡都是母亲爱吃的，后面要上的炒虾、烧鱼、炖肉都是母亲特别喜欢吃的菜。母亲有心脏病，在年轻和中年时期为了减轻心脏的负担，始终非常自律控制饮食。到老年后母亲不再控制了，她要用余生尝尽人间美食。

2010年10月母亲心衰加重全身浮肿住进了同煤总医院心内科。医院有医院的规章制度和用药原则，心率低于60次的患者严禁使用洋地黄类药物。可是母亲地戈辛已经使用了大半辈子，而且自己能精准的控制药量，我们只能在母亲的要求下偷偷的给她服用。住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病情未见好转，有一天医生护士通过中心监护情况推出了除颤仪等抢救设备准备抢救，我们婉拒了医护人员的抢救措施，把母亲接回了家中。为了延续母亲的生命，我们姐妹四人分工，我和妹妹负责西药，大姐和弟弟负责中药，为了便于交接班时了解病人情况，我为母亲设立了护病记录单，并告诉姐弟们如何记录总结24小时出入量、观察病情和用药记录，护理记录我们整整记录了200多页。在这期间我们结合血药浓度摸索着为母亲准确的使用洋地黄类药物，用中药强心利尿。母亲非常配合的规律饮食、服药，最后全身浮肿完全消失。她用顽强的生命力又一次创造了奇迹。回家将近一年时间，直到2011年10月13日平静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母亲非常坚强，在她病重期间从来没有说过一次消极的话语，只有一次母亲望着外面晴朗的天空对我说了一声：我不行了，好好伺候你们的父亲。母亲病重时，有一次我为她在床上护理，母亲在我在脸上亲吻了一下。母亲对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亲热举动，我当时还感到有点不适应。现在想想那是母亲对人世间亲情的最后留恋。

母亲去世后的五年中，我们兄弟姐妹轮番守护在父亲身旁。那时弟弟妹妹都在上班，我还要抽出时间到北京为女儿看孩子。大姐因提前退休自己开的诊所，上午还要到诊所工作。在此期间大姐夫为我们承担了很多，他每天上午都会来到家中陪伴父亲。父亲在世的最后一年，可能因为眼底黄斑病变无法治疗不能再看书了，无趣的生活和身体的不断衰老使父亲的性格变化无常，有些老年抑郁症整晚不睡觉。我们兄弟姐妹和女婿们全部都参加到昼夜陪护的工作中。最后几个月实在顶不下来了，又为父亲请了个男保姆陪夜，直到父亲走完了人生最后的路程。

在陪伴父亲的过程中，我按照自己一生做护理的经验和要求，让他按时服药，经常清理床铺和皮肤。在他进食很少的情况下，为了增加营养，炖上鸡汤用来煮面条蒸鸡蛋羹。但是这些都不是父亲自己想要的，那个时候他需要的是我们放下手中的所有事情，陪着他听他回忆聊天和说不完的车轱辘话。那时候我们还幻想着让父亲扶着栏杆锻炼腿部肌肉力量。现在想想大可不必，对于到暮年的老人，不是你想为他做什么，而是看他需要什么，一切随着他的愿望就是最大的孝顺。蓦然竟在恍惚间才发现，原来这个陪伴我们长⼤的男⼈，终有⼀天在⽇夜操劳间容光褪去⽇益衰⽼。才想起您曾经的青春活⼒和翩翩风度，都已在时光的蜕变中渐渐抹去。

我慢慢懂得了，所谓⽗⼥母⼦⼀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今世不断在⽬送他的背影渐⾏渐远。父爱不如母爱那样体贴入微随处可见，他一般是埋在心底，只有在关键时刻才显露出来。他的严厉有时是恨铁不成钢，当你做出成绩的时候他也会欣然一笑。

这是父亲在2016年去世前的最后一个生日。2016年即将过年时，父亲在小年夜永远地闭上了他的眼睛。父亲母亲都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他们作为工薪阶层一生简朴却给我们留下了百万财产，更重要的是留下了用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2019年我们踏上了父亲老家的故土，我们去看望父亲留在世间的亲人，还和家乡的亲人建立了微信群。2018年和2020年，我和弟弟还分别去看望过二舅。2019年我们去看望了和平街四路的老邻居秀莲婶。2022年春节又去看望了大同的表姨。我们有时间还会去看和您们同期在医院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我们会把您们对亲人、朋友、邻居的善心爱意继续传递下去。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父母是隔在我们和死亡之间的一堵墙，初闻不知其意，细思深感悲凉。当父母过世后，当不断看到身边的亲戚、朋友、同事、邻居离世，我们开始直面“死亡”这个词，更懂得了珍惜往后余生的每一天。

父母去世后我们兄弟姐妹经常一起旅游一起聚餐，相互扶持相互帮助，比过去更加团结友爱。请天堂的父母放心，我们兄弟姐妹都生活得非常幸福美满，我们会延续着您们的血脉，在人世间继续幸福的生活下去。当父亲心心念念的台湾统一时，我们一定会到您的坟前告知。

在编写美篇的过程中，我也和全国人民一样追看虎年的开年大剧《人世间》，让我产生强烈的共鸣，心绪随着故事的展开有起有伏有笑有泪。看着剧中的平房、门帘、暖壶、饭盒、炕桌，黑白电视机、旧式自行车……感觉那么的熟悉；看着一家人躺在一条炕上聊天感觉那样的温馨；看到邻居发小在历经人间苦楚中相互扶持走过风风雨雨是那样的感动。在剧中情节和角色里似曾找到自己家当年的影子。那些人、那个时代，仿佛离我们远去，但又恍惚近在咫尺。

回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带有味道的思绪，人生百味、世间百态都被这种思绪囊括其中。回忆有快乐也有痛苦和悲伤这就是人生。母亲去世时，我还刚刚接触智能手机，不会编辑这些东西，这是细心的女儿在母亲去世时用收集的图片做了一个视频。真要感谢女儿为我们留下这样珍贵的影像资料。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父母一生是平凡的，但在我们心中他们是伟大的。对于世界父母渺小的犹如一粒尘埃，可对于我们父母宽阔的却犹如整个世界。今年4月26日是母亲诞辰100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献给天堂的父母。

清明时节忆双亲，以此美篇祭故人，泪水化做相思雨，难报父母养育恩。愿天下所有失去父母的儿女，祈愿父母在天堂一切安好！🙏🙏🙏愿天下依然拥有父母的儿女，趁他们还健在，用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天堂的父母安息吧，如果有来世我们还做您们的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