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项英同志

积善

项英（1898.5～1941.3.24），男，杰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名将。项英原名德隆，化名江俊、江钧。湖北江夏舒安人。

舒安革命老区，位于武汉东南前哨，在大革命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有50多位革命烈士长眠在这片热土上。党的早期领导人项英同志就诞生于舒安祝庙响水桥项家湾。

人物人平

项英，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三大、六大上分别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1930年期间曾任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1931年后，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中央江西省分局书记，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1941年1月，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皖南事变中，被叛徒杀害，年仅43岁。

早年经历

项英岀生于江夏舒安一个贫穷家庭，由生计所迫，15岁前在武昌掇学进纺织厂当学徒。他白天做工，晚上还坚持读书。工作的磨砺和社会的淬炼塑造岀他求识自强的不屈性格；俄国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的爆发，他受董必武、陈潭秋等影响，又坚定了他追求真理的执著信念。在和包惠僧的会面时项英说：“我自从读了《劳动周刋》，知道中国工人也要组织起来，我愿意从这方面来努力”。其决心溢于言表；1920年项英同志就投身于工人运动；1921年12月在武汉江岸筹建铁路工人俱乐部。1922年4月，在包惠僧同志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项英同志就是最活跃、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深孚众望。

工人领袖

项英同志是湖北最早的产业工人党员，1922年初，他依照党的指示，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消除帮会影响，促进工人群众的团结，局面很快打开。他和林祥谦等人迅速建立起江岸工人俱乐部。

1922年7月，项英同志作为武汉地区的代表出席了党的“二大”。会后，参加了郑州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二次筹备会，被选为筹备会的总干事。

军阀吴佩孚阻挠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项英、陈潭秋、林祥谦等领导2万多名京汉铁路工人举行了总罢工，全路1200公里顿时瘫痪。项英始终战斗在第一线，在军阀血腥镇压罢工工人，逮捕工人领袖时，项英率领工人纠察队冲进车站，营救被捕的工人。

“二七”惨案后，项英等17名工人领袖遭到通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项英和其他同志一起根据党的指示进行善后工作，抚恤受难工人家属，并编写了《二七工仇》，讴歌“二七”烈士的崇高革命气节，鞭笞反动军阀的滔天罪行，充分表现了项英同志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1924年5月党调项英到上海任沪西平民学校教师，他在沪西平民学校建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通过平民学校和工友俱乐部，项英及时把党的指示精神传达到工人群众中，工人群众很快被团结和组织起来，不久便迎来了沪西日商纱厂大罢工和波澜壮阔的“五卅”运动。

项英同志夜以继日的工作，与邓仲夏、李立三等人一起指挥22个纱厂近4万名工人的大罢工，直至取得胜利。从沪西厂大罢工到“五卅”运动，项英同志一直活跃于基层工人群众之中领导实际斗争。

1926年5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项英同志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和委员长。同年9月，在北阀攻克武昌前夕，他又返回武汉指导湖北的工人运动，发动武汉工人配合北伐军攻克武昌城。在他的领导下，又组织成立了武汉总工会，统一了武汉工人阶级的力量。随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成立办事处，项英同志负责指导湘、卾、赣、皖、川五省工人运动。10月，湖北省总工会成立，项英与刘少奇、董必武、李立三、恽代英等人一起培养了一大批工运骨干，极大地促进了湖北各地工人运动的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项英同志转移到上海，在白色恐怖下开展工会工作。1928年岀席中共六大后，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11月，曾经是一个纺织学徒工的项英以他在工人群众中极高的威望，当选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而在8个月之前，他已和周恩来、蔡和森等一起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员会委员，时年30。

1948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的祝词中，将项英誉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

革命生涯

1931年2月，项英作为中革军委主席，与毛泽东、朱德一起，建立了红军总政治部，并明确规定了红军总政治部的职责及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的关系。1931年4月，苏区中央局改组，项英同志任苏区中央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1月，项英以极大的热忱参与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临时政府主席，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个与国民党政权对立的红色内阁从此诞生，它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最早尝试。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的岗位上，项英积极协助毛泽东主席，发展根据地经济建设，打破了敌人经济封锁，发动了贫苦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健全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在制裁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等方面作了大有成效的工作。

在他的主持下，苏维埃政府建立起司法机构，制定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第一次制定的有关婚姻方面法规，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旨在解放妇女的法规。1933年6月30日，项英还以中革军委代主席名义，发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一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确定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日为红军的建军节。从那以后，“八一”就成为红军和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当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人民军队有了自己最可亲的一天。同年7月9日，项英又以中革军委代主席的名义发布了颁发红星奖章的命令，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被授予一等红星奖章；陈毅、张云逸、罗瑞卿、肖克、何长工等34人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王震等53人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

鉴于项英竭尽全力开展苏维埃运动而闻名与世，美国友人尼姆.韦尔斯将项英与毛泽东、朱德并称为“中华苏维埃的三巨头”。1940年，陈毅在一篇报告中这样评价项英：“中央苏区过去还是一个模范区，是项英同志直接领导的”，“项英同志确实是土地革命战争年代南方苏区的最高领导者”。

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国民党军队向红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局势十分严峻，红军在无法抵御国民党蜂拥而来的进攻时，只得进行战略转移，撤离中央苏区。此时的红军面临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由谁留下来承担掩护红军主力转移并准备牺牲的重任。在危难时刻，历史又一次把项英推上了特殊的战争舞台。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临危受命，担任中共苏区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率部队应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当时中央给项英及中央分局的任务是：牵制国民党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并规定瑞金、宁都、会昌、于都之间的三角地区是项英率领部队必须最后死守的阵地。忠于职守的项英送走中央机关的最后一支队伍后，面对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局面。留给他的只有部分红军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约三万人，而在这些人中有一万多人需要别人来照顾和保护的伤病员。队伍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手中只有大刀和梭标，他们将迎战国民党五十万大军的进攻。

在红军主力离开后的第三天，项英主持召开了中央分局会议。会上面对老弱病残的同志们，他坚定而悲壮地下了两道命令：第一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能否胜利进行战略转移，事关全党全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每一个人都必须以积极的行动配合。第二作为共产党员、革命军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命令，不许任何人在党中央和主力红军还没有离开苏区前搞疏散。换句话说，所有的人都必须坚持到敌人的刺刀顶到胸口的最后一刻。项英要求机关工作人员对外办公，处理公务，以迷惑敌人，隐蔽红军主力的转移。直到一个月后，国民党才弄清了红军主力已经转移了。当蒋介石知道本已陷入绝境的红军从包围圈中消失之后，便开始用极其严酷的手段来围剿留守红军，将苏区管辖范围分割成无数个小块，构筑了大量的堡垒封锁。开始了全面清剿。

项英多次向中央报告情况，请求中央给予“详细指示”，明确行动方针。由于党中央忙于红军主力转移，致使3个月“无指示”、“无回电”。

直到遵义会议后，中央才于1935年2月5日给项英及中央分局发来电报。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项英指挥部队分9路突围，分散开展游击战争。项英直到向党中央报告突围的最后一封电报发出，敌人已经临近，枪弹在空中呼啸的危急情况下，才下令埋掉电台、烧掉密码，离开于都，向赣粤边突围。在突围战中，翟秋白、贺昌、何叔衡等一批党和军队的领导人相继牺牲。游击队员不仅仅要面对难以忍受的寒冷和饥饿，还要面对国民党大军的天天“清剿”。

1935年4月上旬，项英组织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史称“长岭会议”。会议决定在“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战略方针下，实行“化整为零，分兵游击”的计划。5月国民党大军约50倍于游击队的兵刀对赣粤边游击区进行全面“清剿”，要求三个月内“打死、饿死、困死”游击队员。游击队员只能在山林里住，敌人就采取“移民并村”和赶老百姓岀山的“封坑”手段，企图断绝游击队和群众的联系，使游击队得不到粮食、盐和基本生活用品。此时的项英和游击队员们过着像野人一样的生活，他们只能与山中的动物为伴，吃野菜、摘野果、挖竹笋、甚至烧马蜂窝吃。当什么也找不到的时候就只能忍耐。

陈毅在《赣南游击词》这样写道：“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吃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这就是当时游击队真实生活的生动写照。就在这样每天都生死未卜的环境中，项英还经常对身边的人说：“我们只要剩下一个人，也要顽强地坚持下去，共产党的旗帜不能倒，游击队的旗帜不能倒”。

项英领导游击队运用游击战术原则，对有些复杂事件的处理非常正确，在群山俊岭中与敌人周旋，英勇机智，九死一生，历经无数艰难险阻，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殊死斗争。正是他们的存在，使人们始终意识到共产党还在、红军还在。没有项英这样的领导人是很难形成正规稳定的局面。国民党原定的三个月结束清剿的任务，就这样由半年改为一年，最后改为无结束期的“长期清剿”。后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充分肯定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队区同志“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这个决议，是党中央给予项英和他的战友们最高的奖赏。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过这样一句话：“项英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

抗日前线

项英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共中央东南局分局（后东南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担负着领导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开展敌后抗战的重任。

1937年12月，项英参与党中央关于新四军编组原则的确定后，到达武汉按照党中央的意图和长江局的意见，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在坚持共产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国民党不得插手干部配备的前提下，就新四军的编组达成协议。

1938年春，他和陈毅等分赴各游击区，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及部队整编的指示，动员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改编，开赴前线。仅用三个月时间，就把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编成4个支队，共10300余人，分别在皖南、皖中集结，完成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使命。后来陈毅同志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指岀：“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性，使南方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是本军成立的关键”。

新四军

* 新四军战斗序列

（1938年2月）

* 新四军军部：

军长：叶挺 副军长：项英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政治郭副主任：邓子恢

参谋长：张云逸

副参谋长：周子昆

* 第一支队：

司令员：陈毅 副司令员：傅秋涛

政治部主任：刘炎

参谋长：胡发坚

支下：第一团，第二团

* 第二支队：

司令员：张鼎丞 副司令员：粟裕

政治部主任：王集成

参谋长：罗忠毅

支下：第三团，第四团

* 第三支队：

司令员：张云逸（兼）

副司令员：谭振林

政治部主任：胡荣

参谋长：赵凌波

支下：第五团，第六团

* 第四支队：

司令员：高敬亭

参谋长：林维先

政治部主任：肖望东

支下：第七团，第八团，第九团

手枪团

完成组编新四军的任务后，项英随新四军军部进抵皖南不久，就建议派先遣支队去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先遣队岀动后，第一、二、四支队相继岀动，取得蒋家河口、韦岗等初战的胜利。同年11月，他根据中央指示，派张云逸参谋长赴江北、加强抗日斗争领导。

1939年，项英不仅参与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方针的制定，还认真组织贯彻。在皖中，组织了江北指挥部，组建第五支队，负责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先后派军部特务营、第四团第一营和第五团第三营赴江北，增强了江北部队的骨干力量。在苏南，成立了江南指挥部，当“江抗”西撤后，立即派何克希等同志东返主持，后又派谭振林同志任“江抗”东路指挥部司令兼政治委员，命令六团和四团和管文蔚各一部，从扬中北渡长江，为陈毅、粟裕同志随后率江南主力北渡开辟苏北作了准备。在皖南，进行了坚持抗战阵地的激烈斗争，取得了五次繁昌保卫战和1940年4月、10月两次反“扫荡”的胜利。在三年期间，新四军共歼敌九万余人，部队也发展到近十万人。

在严酷的环境中，项英仍十分重视部队的教育训练和干部队伍建设，强调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举办教导总队，大力培养干部，努力提高军政素质。他的《新阶段中我们江南抗战的任务》、《一年来作战的经验与本军建军工作》等文章，是新四军建军和政治工作史上的重要文献。

党务工作

在新四军时期，项英还十分重视东南地区党的工作。他指导各地党组织，以抗战初期新四军在各地建立的办事处、通讯处作掩护联络失掉关系的党员，发展新党员，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

新四军军部驻扎云岭期间，项英于1939年7月16日在云岭石头尖村主持召开了中共新四军第一次党代会。这次会议是新四军自1937年10月组建到1947年1月番号撤销的十年中，新四军召开的唯一的一次党代会。这是作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的项英，在领导新四军工作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贡献。

在项英的领导下，1940年底中共中央东南局管辖的党组织扩大到浙江、福建、苏南、赣东北等地，党员共约5万名。这些党组织和党员带领群众，为开展当地革命斗争做岀了重要贡献。

1941年4月30日，刘少奇同志在华中局讨论东南地区党的工作时，曾经指出：“东南党的工作，抗战以来一般说来是有很大成绩的”。

遇害经过

1941年1月，皖南新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达到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

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等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在泾县蜜蜂洞被副官刘厚总枪杀遇难。

1955年6月19日，项英同志遗骸移葬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1990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组长、中国国家主席扬尚昆同志为项英铜像题词：“项英同志 浩气长存”。

1998年5月，经党中央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举行纪念项英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原国防部长迟浩田代表中央军委讲话时，称赞：“项英同志是杰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高度评价了项英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建立的历史功绩。

2013年4月7日清明时节，在南京雨花台原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同志墓前，举行了隆重的祭拜仪式。全国著名作家、《战歌悲壮一项英》电视剧编剧龙耳东先生和林彪侄儿、林育南之子林汉雄同志（原建设部部长），与项英女儿项苏云、项英侄女项玉兰等项家后人，以及新四军原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之子袁振威将军、新四军原副参谋长周子昆之女周民、还有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副主任、军事科学院百科研究部副部长、军史专家、解放军少将王辅一同志等参加了此次清明祭拜活动。江苏南京主要报刋、电台均派记者来现场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