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会博物馆《雅克·路易·大卫: 激进的制图者》大展

刘海影

艺术不仅反映历史，而且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 Louis David，1748-1825）的作品不仅仅是对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的反应；它激发了公众情感，往往削弱或支持当权者。对大卫来说，艺术、政治和个人是深深交织在一起的。 大卫经历了充满挑战的历史时刻，同时也激发了他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在他的纸上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对许多人来说，他最受好评的画已成为静态的纪念碑，进入艺术史教科书，每幅画都是在无数张纸上展开的艺术实验和创新的产物。 本次展览首次关注大卫的准备工作，超越了他的众所周知的成功，描绘了灵感的时刻和思想的进步。它拉开了他方法的帷幕的同时，也追溯了他的艺术与不断变化的政治和社会潮流的关系。大卫从不赞同将绘画作为收藏家墙壁上的珍贵物品的概念。对他来说，这里展出的作品是思维的延伸，是想象力的跳板，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一、建立基础，1764-80 雅克·路易斯·大卫 (Jacques Louis David) 9 岁时父亲在一场决斗中去世，之后他的母亲把他留在巴黎由两个富裕的建筑师舅舅抚养。到 1760 年代中期，他进入了皇家美院教授——画家约瑟夫·玛丽·维恩 (Joseph Marie Vien) 的工作室。在早年学习绘画生涯中，他经历了挫折和失败，包括三次未能赢得罗马大奖(Prix de Rome)。这是最知名的学生竞赛。罗马奖金大赛的获胜者将能获得最多5年的奖学金前往意大利的法国罗马学院（French Academy in Rome）学习。参与竞赛者必须是法国籍、男性、30岁以下且单身，他必须先通过类似法国美术学院的标准，并且有着知名艺术教师的推荐。竞赛过程非常累人，要经过好几个阶段的淘汰才会到达最后阶段，最后阶段将剩下10名竞争者单独的在画室里作画72天，以画出他们最终的历史绘画。竞赛的赢家将能确保他未来职业画家的地位。 1774年，大卫如愿在第四次角逐"罗马奖"最终获胜后，于 1775 年抵达罗马，开始在他的速写本中记录这座城市大量的艺术财富。如今再看，这种为未来使用而收集储备的大量素材似乎是有意为之的，当时大卫已经有自己的抱负，他希望可以重塑法国艺术。 从他逗留结束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风格在他在意大利期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幅 1779 年的画作展示了他绘画思想的探索。这些作品从古代汲取灵感——主题、人物造型以及简朴的平面构图。 Seated Male Nude in Three-Quarter View, with Right Arm Extended to the Leftca. 1774–75 从 1764 年开始在Joseph Marie Vien的工作室接受培训以来，大卫似乎一直雄心勃勃且任性。在学院派看来，对男性裸体形态进行研究被认为是有抱负的历史画家必不可少的练习。大卫早期幸存的绘画几乎看不出他的艺术风格。 Roman Album No.11Assembled 1826; most drawings 1775–80 1780 年回到巴黎后，大卫将他在罗马学生时代的素描按类型粘贴到大相册中。在这里，他将三项关于坐着或躺着的女性的研究归为一类，两项基于古物，一项（中间）基于不明来源。像这样的人物在他 1780 年代的作品中找到了呼应，例如挂在附近的两幅描绘卡米拉的画。 Male Nude as Herculesbefore 1772–75 学院派对男性裸体的研究是 18 世纪法国年轻艺术家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具有时被包含在对历史和神话人物的模糊暗示中。在这种情况下，链条预示着大卫终生对监禁和自由的主题的兴趣。 Reclining Male Nudeca. 1775–77 这幅最近发现的作品展示了大卫在学院（男性裸体）风格中对解剖学的掌握，这是他回到巴黎后会放弃的一种绘画。然而，他显然为这个例子感到自豪。他将它作为礼物赠送给让·奥古斯丁·雷纳德，后者于 1773 年赢得了罗马建筑大奖，并于 1775 年至 1777 年与大卫在意大利的法兰西学院重合。 The Combat of Diomedes1776 这幅大师级的绘画讲述了大卫在罗马学习之初的无限野心。受他的巴洛克风格和风格主义前辈Giulio Romano (朱利奥·罗马诺)、Pietro da Cortona (彼得罗·达·科尔托纳)和Charles Le Brun(查尔斯·勒布伦)的全景战斗场景的启发，大卫在这里呈现了一个动荡的战场，充满了古代战士、神灵和马车。 在一张巨大的纸上，大卫将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的几个神话英雄狄奥墨得斯(Diomedes)的功绩组合成一个单一的、歌剧式的战斗。作为特洛伊战争中最英勇的希腊战士之一，狄俄墨得斯受到雅典娜的青睐。在她的神圣帮助下，他打伤了特洛伊战士埃涅阿斯(Aeneas)和埃涅阿斯的母亲阿芙罗狄特女神——这是大卫作品的中心情节。 The Spartan Mother1779 这张最近重新发现的画稿是 1779 年在那不勒斯制作的，就在大卫返回巴黎前不久。就像悬挂在附近的《贝利撒留乞求施舍》一样，它展示了这位艺术家以他在意大利逗留期间发展出的简约、经典的作画风格。 凭借这种朴素而庄重的风格，他将道德主题配对，这里了表现一位斯巴达母亲将她的儿子送去战争的传说。她指示他要么“拿着盾牌，要么躺在盾牌下面”——换句话说，胜利并凯旋归来，或者英勇而死。 Belisarius Begging for Alms1779 在他即将结束意大利之行时，大卫开始发展出他新风格的构思构图，即在平面画面上表现发人深省的主题和不朽的人物。这幅画大概是在那不勒斯创作的，灵感来自Jean François Marmontel (让·弗朗索瓦·马蒙特尔) 1767 年的一部小说，该小说以拜占庭将军贝利撒留的传说为中心，他晚年沦落到街头乞讨。 两年后，大卫在提交了一幅基于该设计的画作后，被国王支持的著名艺术机构皇家学院录取。它将与十几幅其他画一起悬挂，作为艺术家在 1781 年沙龙展上首次亮相的一部分，并令人印象深刻，该展览在今天卢浮宫博物馆的大楼内展出。 Frieze in the Antique Style: Death of a Hero1780 在他在意大利的最后几个月里，大卫画了一个门楣，描绘了一位古代战士的死亡和葬礼队伍。浅浅的构图让人想起罗马的低浮雕雕塑。这幅画最初超过 7 英尺长，超过 8 张纸，在 18 世纪末被一分为二。 这里的片段呈现了一个古典战士举起剑杀死他倒下的对手的暴力场景。这对人的两侧是不道德的旁观者。在画面左侧，雅典娜和赫拉克勒斯以钢铁般的表情看着战斗。右边是希腊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编织生命之线的克洛托(Clotho)在命运的决策者阿特罗波斯(Atropos)准备切断它时显得很激动。与此同时，命运的终结者拉克西斯(Lachesis)懒洋洋地看着。 命运三女神 希腊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总称摩伊赖(Moirae, The Fates)通常以三位老妇人的形象出现，整天忙碌着纺织人与神命运的丝线。根据传说，她们操纵着象征所有人和神命运的丝线，从他们的出生一直到死亡，甚至来世，她们通过纺织的丝线的长度来代表一个人的寿命的长短。这三位女神并不代表死亡，而是命运中重大事件的决策者，命运一旦决定就无法再改变。根据德尔斐祭司的说法，尽管宙斯是希腊诸神中的主神，但他本人对命运女神的力量与抉择也要唯命是从，无论是对于人还是神来说，这些能昭示生命之路的神祇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据说摩伊赖会在新生儿诞生后的第三个晚上出现，来决定它的生命历程。摩伊赖通常被认为是冷酷的，不夹带任何感情。 三个命运女神分别为：— 克洛托 (Clotho): 最小，掌管未来和纺织生命之线，负责将生命线从她的卷线杆缠到纺锤上。— 拉刻西斯 (Lachesis): 二姐，命运的决策者，负责用她的杆子丈量丝线，决定生命线的长短。— 阿特罗波斯(Atropos): 最年长，掌管死亡，为命运的终结者，剪断生命线的人。正是她用她那“令人痛恨的剪子”决定了人的死亡。 二、新星，1780-89 1780 年回到巴黎后，大卫很快获得了皇家艺术学院的会员资格，这作为君主制下属的官方艺术机构，皇家艺术学院的教学、展览等均受命于君主。他在双年展沙龙展出的作品预示着一种强大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其特点是平面构图和雕塑般的人物。《荷拉斯兄弟之誓》和《苏格拉底之死》等作品立即成为经典，巩固了他作为法国学院派领袖日益增长的声誉。 他于 1782 年与Marguerite Charlotte Pécoul (玛格丽特·夏洛特·佩库尔) 结婚，并有了四个孩子。在他的画作在皇家学院举办的公开展览上大获成功后，学生们纷至沓来。其中不乏成为下一代的伟大画家。到1789年，大卫的地位已经稳固确立，但始于 1789 年的大革命给法国艺术家们带来了巨大动荡和机遇。 Andromache Mourning the Death of Hectorca. 1782 Andromache Mourning the Death of Hector1782 获得皇家学院正式会员资格的最后一步是大卫的招待会，他选择了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著名主题，安德洛玛克(Andromache)和她的儿子为丈夫的死而哭泣。在古典文学中，哀叹被描述为男性英勇的女性对应物。安德洛玛克的故事被认为特别悲惨。她的丈夫特洛伊王子赫克托尔(Hector)在战斗中被阿喀琉斯(Achilles)杀死，她年幼的儿子阿斯提亚纳克斯(Astyanax)很快就会被赶出城市的城墙，以阻止任何未来的报复行为或对王位的要求。 大卫通过一系列扩展的研究完成了这个作品，最终将其简化为母亲、儿子和死去的父亲这三个基本要素。它侧面反应了了艺术家作为独生子在年轻时失去父亲的经历。 Caracalla Killing His Brother Geta in the Arms of His Mother1782 在 1780 年代初期，大卫渴望建立自己的声誉，他在纸上探索了许多潜在的主题，但并非所有主题都最后在画布上实现。一个这样的废弃项目是卡拉卡拉(Caracalla)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罗马共和国晚期暴虐统治者的黑暗故事。塞普蒂米乌斯·西弗勒斯(Septimius Severus)皇帝死后，指定他的两个儿子赫塔(Geta)和卡拉卡拉(Caracalla)为继承人。卡拉卡拉想独自统治，在母亲朱莉娅多姆纳(Julia Domna)的怀抱中谋杀了他的兄弟。为了这个行为，他后来被他父亲的鬼魂斥责了。 大卫经常被古代残酷的主题所吸引，但最终，他会认为暴力不适合绘画，而是更喜欢前奏或事后的场景。 The Ghost of Septimius Severus Appearing to Caracalla after the Murder of His Brother Getaca. 1783 The Departure of Marcus Atilius Regulus for Carthageca. 1786 受皇家委员会的委托，大卫根据古罗马将军马库斯·阿提利乌斯·雷古勒斯 (Marcus Atilius Regulus)的故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他最终自己选择了一个不同的角度，一个他显然可以自由练习的角度。 雷古勒斯因在第一次布匿(Punic)战争中被迦太基人(Carthaginians)俘虏并获释前往罗马和平谈判而闻名。之后，他拒绝了家人留下的请求，而是选择遵守假释条款并返回迦太基，在那里他遭受了酷刑和杀害。 虽然纸面作品最终没有成画，但其爱国义务与家庭依恋之间的冲突与大卫这一时期的其他历史主题是一致的。 Head of Marcus Atilius Regulusca. 1786 The Death of Camillaca. 1781 正如他的实践一样，大卫开始了他的名画《荷拉斯兄弟之誓》(巴黎卢浮宫博物馆)，通过研究这个故事的文本、图像和戏剧，他仔细考虑想描绘哪个时刻。 在罗马人对抗阿尔本斯(Albans)的古代战争中，荷拉斯(Horatti)和库里亚蒂(Curiatii)氏族的三兄弟被指定进行代理战争。当霍拉修斯(Horatius)胜利归来时，他被妹妹听到未婚夫死去的痛苦激怒，举剑杀了她。他们的父亲后来为他的谋杀行为辩护。 这幅画和其他几幅画表明，大卫在改变路线之前尝试了这一场景，并像他经常做的那样选择了心理深度而不是图形暴力。 The Death of Camilla1781 The Oath of the Horatiica. 1782 从 1781 年接受皇家委托到 1785 年在沙龙展出《荷拉斯兄弟之誓》(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大卫进行了大量研究，对画作的每一个细节进行微调，以巩固他作为法国学校的领导者的声誉。 在考虑了传奇的不同时刻之后，他最终设计了一个他可能查阅过的任何文学资料中都没有出现的场景：三个荷拉斯兄弟在与库里亚蒂战斗之前向他们的父亲宣誓。 在这篇画作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早期专注于男性的爱国主义与女性的昏厥恐惧之间的对比。 The Oath of the Horatii1784–85 在用画笔画油画之前，大卫经常制作油画草图来确定色彩和色调对比。这些研究通常从纸上的绘画开始。这里仍然可以看到在颜色区域被油画遮住之前，底层的钢笔和墨水素描。 在这张草图中，我们看到构图接近最终形式，只有某些人物的姿势仍有待调整。然而，完成图片的调色板会更冷，许多服装都选择了不同的色调。 《荷兰斯兄弟之誓》，1784，法国巴黎卢浮宫 这幅新古典主义的油画的题目叫做《荷拉斯兄弟之誓》，作于1784年。新古典主义是对巴洛克和洛可可艺术的反思，他以重振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为信念，新古典主义的艺术家刻意从风格和题材方面模仿古代艺术，这幅画就是新古典主义的标志性的代表作，代表艺术史上的第一次重大的转折，法国艺术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也是西方近代美术史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这种非常朴实的写实的风格，还有这种带有纪念碑性质的构图，为后面的很多画家绘画艺术树立了一个典范。 《荷拉斯兄弟之誓》也是出自古罗马的一个历史传说。荷拉斯是古罗马时代的一个家族，当时罗马人和他们的邻居阿伊特鲁利亚的库利亚兹人(Curiatii)发生了一场争战，但是双方其实在平时都是有相当好的关系，很多人家都是通婚的，比如说荷拉斯兄弟的姐妹，她们的丈夫就是库利亚兹人。为了避免双方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死伤人数过多，双方的统领达成了一个协议，各选三名勇士来进行格斗，以胜败来判定罗马城和阿尔贝城的最高统治权的归属，在这场战斗中，荷拉斯家里派出了三个兄弟，就是左边的这三个兄弟，这三个兄弟伸出右手来向宝剑宣誓，就是格斗，最终是以罗马的荷拉斯三兄弟战胜而告终的。 这个细节是在画面的中央，荷拉斯兄弟的父亲以一个严肃有力的手势举起了三把宝剑，从他的嘴唇我们能看到他似乎在说话，他是要求他的儿子发出誓言，发誓要么保住罗马，要么就勇敢的去战死。三兄弟将要按照他们的约定去和库利亚兹的兄弟决斗，这场决斗将决定罗马和阿尔巴隆加之战的结果。 我们再看看这个三兄弟的表情非常刚毅有力，他们头上戴的都是罗马时代的头盔。这种头盔都是有一些古代传下来的文物作为参考，这三个兄弟在对抗战中只有一个幸存下来。战争开始，这三兄弟中有两个就战死了，但是幸存的这个兄弟非常聪明，他设了一个计谋，最后杀死了阿尔巴隆家的三名战士。 画面的右边还表现的荷兰斯兄弟的姐妹，尤其是哭泣的这一位是荷兰斯兄弟的妹妹，他这个妹妹的丈夫就是和他的哥哥们——荷拉斯兄弟们——作战的库利亚战士，他们已经订婚了，所以她非常的伤心，因为她意识到这场争斗不管是她的哥哥们去世，还是她心爱的人去世，她终究都要失去她所爱的人。 这个作品画于法国大革命前，画里面传达出了一个概念，就是效忠国家比效忠民族、效忠神更重要。作品所表达的就是城邦，或者说国家的利益，是高于个人和家族的利益的，这是当时的新古典主义的一个非常理性的主题，也是当时的时代的大背景。 The Nurse and the Children of the Horatii1785 1784 年秋天，大卫回到罗马，专注于完成他的画作《荷拉斯兄弟之誓》。在那里，作为准备的最后阶段，他可能在他的学生让·热尔曼·德鲁埃(Jean Germain Drouais)的帮助下，为每个主要人物进行了大量衣褶研究。他们取材于摆姿势的模特，结合黑白粉笔，仔细记录光线落在织物褶皱上。 重叠的人物仅以轮廓呈现，并放置在遮挡不可见的衣服区域，这表明构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在研究中绘制的正方形网格是将设计转移到画布上的一种方法。 Sabina1785 Paris and Helen (Anonymous Tracing after d ’Hancarville)ca. 1775–80 Paris and Helenca. 1782–86 除了他自己的画作外，大卫的罗马专辑还包括描摹（可能由一位同学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印刷品的描摹显示了英国驻那不勒斯大使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收藏的一个古老花瓶的设计。这激发了大卫对两个中心人物的速写：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和斯巴达女王海伦，他们的爱将引发特洛伊战争。 大卫表示对故事中多情而非武打元素的兴趣更大，他将巴黎的长矛换成了古筝（Zither弦乐器），并正在探索相互交织的姿势如何同时传达渴望和不祥之兆。这个主题最终发展成为路易十六国王的弟弟查尔斯·菲利普·阿图瓦伯爵(Charles Philippe, comte d’Artois)的画。 Paris and Helen1782? Paris and Helen1786 Paris and Helenca.1786–87 为国王的弟弟阿图瓦伯爵(comte d’Artois) 绘制的《帕里斯与海伦之恋》的日期为 1788 年，也就是巴士底狱被攻破的前一年，巴士底狱是导致法国君主制巴黎垮台的事件之一。 大卫反映了他的赞助人的品味，将年轻恋人置于优雅的室内，这是他在一系列水墨画中发展的构图。尽管大卫会继续改变许多单独区域的颜色，这幅油画草图预示了成品画布的光影效果。 海伦和帕里斯，1788，卢浮宫 在帕里斯的眼中最美的其实并不是那三位女神，他眼里最美的是海伦，也就是我们现在这幅油画里面看到的。在这幅油画里，我们看到一对非常幸福的情侣，也是引起特洛伊战争的关键人物。 这幅《海伦和帕里斯的爱情》现在保存在卢浮宫，它表现了荷马史诗和伊利亚特中的海伦和帕里斯的形象。 在这幅绘画里，两个像雕像一般的人物海伦和帕里斯色彩非常明亮，尤其是帕里斯腿部的亮度，让人物的那种结实感更具有视觉的吸引力。不管是从人物的比例还是结构，画家都刻画的十分准确，而且符合新古典主义关于美和纪念碑式结构的标准，尤其是海伦和帕里斯的面部表情，我们从细节图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表情表现得极其微妙，非常传神，帕里斯的造型大家也关注一下，他手里拿的是竖琴，实际上，可以让我们联想起这来自于阿波罗的造型。 为什么用阿波罗的造型方法呢？实际上在特洛伊战争中，众神都参与其间，阿波罗是特洛伊的支持者，而帕里斯就是特洛伊的王子。 The Death of Socrates1782 在 1780 年代初期，大卫经常在没有特别委托的情况下集思广益。在这里，他描绘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这位古希腊哲学家被雅典法院判定对传统宗教“不敬虔”。苏格拉底没有放弃他的信仰，而是准备喝下毒芹，但停下来向他痛苦的弟子们讲话。 这幅画是分层的结构，并展示了一系列的想法和修改。即使在用黑色粉笔勾勒出人物并用灰色水洗造型之后，大卫还是缩小了斜墙上的门口的尺寸，并改变了拿着书的坐着人物的姿势和比例。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粘贴了不规则形状的纸片到纸上并重新绘制这些区域。 The Death of Socratesca. 1786 很可能在他最初的主题素描（挂在附近）几年后，大卫为大都会的《苏格拉底之死》绘画进行了这项研究。在疯狂的改造中，他尝试了各种关于建筑环境的想法，然后决定用一个石头背景中通向一组楼梯的拱形走廊，使用圆规和直尺来确定视角。视点的放置是为了引起人们对柏拉图弯曲头部的注意，柏拉图在多年后写下了《苏格拉底之死》的叙述。但大卫明显痴迷于构图的中心，四肢放置的扇形将观众的视线吸引到关键的小场景上：毒药从一只手到另一只手的传递。 Seated Old Man (Plato) with a Young Man Standing Behindca. 1786–87 Critoca. 1786–87 The Death of Socrates 《苏格拉底之死》1787 这是一幅意义非凡的世界名画，也是大都会博物馆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之一。位于画面中心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 469-399 年)。公元前399年，雅典政府以腐蚀城中青年思想和侮辱神灵的罪名指控苏格拉底。他有两个选择，要么放弃信仰，要么喝下毒堇汁。苏格拉底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而是心甘情愿地选择了死亡，在喝下毒堇汁之前镇定地向他悲伤的弟子们谈论灵魂永生的道理。通过精心表达的手势和表情，大卫的人物表现了苏格拉底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手臂动作一手指向上天，一手接过毒堇汁，这指出了他悲情的命运。他正要抓起那杯铁杉，那是一个不忍目睹这一幕的弟子递过来的。他最亲近的追随者退向一旁，其中就包括坐在床尾的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其他人则表现出各种各样哀恸的形态。大卫在追求考古学上严谨的形象时咨询了古董学家关于家具和服装的细节。然而，他将柏拉图放在床尾，他不是苏格拉底去世时在场的人，而是在《斐多篇》(Phaedo) 里将这个古老的故事保存到现代的作者。 他所做的选择——死亡，是对道德的选择。通过雅克路易大卫凝重、审慎的画风，参观者也不禁为之动容，并对这种道德上的两难处境进行反思，18世纪新古典主义的伟大先知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曾建议艺术家"用知识润湿画笔"，大卫在创作他的苏格拉底形象时，无疑尊崇了这一建议。相传苏格拉底既老迈又丑陋，但在这里通过庄严的身姿和出众的头部描写，他被描绘成一位道德高尚的中年男子，这种平面的横向构图法受到了古希腊艺术风格的启发，人物贯穿在整个画面区域，围绕哲人的睡意，从左到右依次排开，前景和背景均为坚硬的灰色石块，通过使用相对狭窄的色彩区间，画家努力传达出一种简约，它的技法娴熟，所有的笔触都被巧妙的隐藏。 大卫是新古典主义画家的代表人物，这幅画是收藏在法国以外最重要的新古典主义作品，是法国大革命前几年的新古典主义绘画的里程碑。这幅画中斯多葛式的主题大致以柏拉图的《斐多篇》为蓝本，它可能是大卫最完美的新古典主义表述。版画家、出版者约翰·保德勒在给乔舒亚·雷诺兹爵士的信中说这幅画是“自西斯廷礼拜堂天顶画和拉斐尔画室以来最伟大的艺术成就…这件作品会让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为之骄傲。” 在他的下一幅画中，大卫创作了《刀斧手把他儿子们的尸体带给布鲁图斯》。这部作品在当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沙龙开幕前，法国大革命已经开始。国民议会已经成立，巴士底狱已经倒塌。皇室不想让宣传煽动民众，所以所有的画在悬挂前都必须经过检查。当报纸报道政府不允许《刀斧手把他儿子们的尸体带给布鲁图斯》展览时，人民愤怒，皇室被迫投降。这幅画悬挂在展览中，受到艺术系学生的保护。这幅画描绘了罗马领袖卢修斯·朱尼乌斯·布鲁图斯（ Lucius Junius Brutus）为他的儿子们悲伤的情景。布鲁图斯的儿子曾试图推翻政府，恢复君主制，因此父亲下令杀死他们以维持共和国。布鲁图斯是共和国的英勇捍卫者，为了共和国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家庭。在右边，母亲抱着她的两个女儿，护士在最右边痛苦地出现。布鲁图斯独自坐在左边，沉思着，似乎对他儿子的尸体不屑一顾。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对他的国家来说是最好的，但是他的脚和脚趾的紧张姿势暴露了他内心的混乱。整幅画都是共和国的象征，在当时的法国显然有着巨大的意义。它体现了公民美德，这是革命期间高度重视的价值观。 Study for The Lictors Bringing Brutus the Bodies of his Sonsca. 1788 The Lictors Bringing Brutus the Bodies of His Sons1787 在革命前的几年中构思的《将布鲁图斯的儿子们的尸体带来的执法者》直到 1789 年攻占巴士底狱之后才展出。这幅画的主题是第一个罗马共和国在一位腐败国王被推翻后成立的传说的一部分，随着政治变革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国家，这将引起法国观众的共鸣。 罗马执政官卢修斯·朱尼乌斯·布鲁图斯(Lucius Junius Brutus)坐在左下角的阴影中，发现他的儿子们卷入了一场恢复君主制的阴谋，并下令将他们处决； lictors（罗马军官）带着他们的尸体抵达。为了探索这个痛苦故事的每一个心理细微差别，大卫做了很多研究。在这些早期的构图构想中，布鲁图斯的家庭显得拥挤、压抑和混乱。 The Lictors Bringing Brutus the Bodies of His Sons1787 The Lictors Bringing Brutus the Bodies of his Sons1787 在正式作画之前，大卫会在纸上画出他的想法，每一个独特的步骤都在一个扩展的实验和改进过程中画出。在这个构图研究中，以及另一个悬挂在附近的研究中，早期版本的角色阵容已经减少。布鲁图斯在阴影中沉思，而他的妻子维泰莉亚(Vetellia)则在灯光的照耀下表现出一种悲伤的表情。艺术家添加了一堵幕墙，将右侧的家庭领域与运送尸体的可怕场景隔开。 某些元素，例如左侧杆子上的带子上刻有“liberté”字样的帽子，是用不同颜色的墨水绘制的。这些可能是大卫在 1791 年法国国王逃亡后添加的，以追溯赋予他的作品革命性的光辉。 The Wife and Daughters of Brutusca. 1787 大卫的做画方法是从描绘人物的裸体开始，大概是为了在添加衣服之前确保解剖结构和比例正确。在这里，他研究了布鲁图斯的妻子和女儿的复杂组合，使用水洗来捕捉强烈的光影。叠加网格是一种将画纸转移到另一张纸上的方法。 他稍后会修改他们的姿势，灵感的瞬间被挂在附近的红色粉笔草图中捕捉到。 Study for the Wife and Daughters of Brutus (recto); ca. 1788 Study of a Male Nude (verso)ca. 1788 Seated Woman Lamentingca. 1789 大卫早些时候曾在《将布鲁图斯的儿子们的尸体带来》的右侧描绘了悲痛的护士，她的头向后仰，撕裂了她的衣服，露出了她的胸部，这是女性哀悼的经典主题。不过，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这种更加克制的姿势。她用帷幔遮住脸，让观众看到她因悲伤而扭曲的容貌。 The Lictors Bringing Brutus the Bodies of His Sonsca. 1788 虽然规模很小，但这幅油画素描也许是大卫对古罗马执政官布鲁图斯的最黑暗的看法，他因背叛新成立的共和国而判处他的儿子死刑。与他在完成最终作品时将最生动的暴力移到台下的惯常做法相反，艺术家在这里插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即高高举起长着两个儿子头的长矛的 lictors（罗马军官）。这是他将在最终作品中抛弃的想法。 三、革命艺术家，1789-99 1789 年的革命改变了法国。大卫对改革充满欣喜，他对君主制的艺术管理苛责已久。他带头改革皇家艺术学院，他认为这是一个精英主义和不民主的机构。，并加入了主张“极端平等主义”的组织雅各宾派。 现存的艺术赞助制度被废除了。什么是合适的主题的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卫不再描绘古代历史的传说，而是庆祝革命的胜利并纪念其烈士。为了服务于 1792 年成立的年轻共和国，他甚至将自己的才能用于为官员设计制服等日常工作。 1794 年，在法国大革命最血腥的阶段之一（被称为“恐怖时期”）之后，出现了一段对新共和政府最激进分子的反抗时期。大卫与倒下的革命者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 (Maximilien Robespierre)的其他盟友一起被捕。但在服刑期间和次年获释后，这位艺术家通过艺术活动重塑了自己的名声。 Two Studies of Dubois-Crancé and Robespierre for “The Oath of the Tennis Court”ca.1790–91 大卫处理当代事件的方式与他处理古代历史主题的方式大致相同，他对人物和人物群体进行了多项研究，首先是裸体，然后是穿着衣服，调整他们的姿势和道具。 在这里，并排贴的两张纸记录了该过程的不同阶段。埃德蒙·杜布瓦-克朗西和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Edmond Dubois-Crancé and Maximilien Robespierre)这对搭档出现在挂在附近的成品画的中间，他们的位置互换了。最右边以笔墨轮廓表示的两个数字可能是从另一幅草图中绘制的，以试图确定位置和重叠。 Sketchbook with Studies for “The Oath of the Tennis Court” (Carnet 3)ca. 1790–91 Deputies and Groups of Deputies: Sheet of Fourteen Studies for “The Oath of the Tennis Court”ca.1790–91 1789年，雅克·路易·戴维试图用他的《网球场誓言》画作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开端上留下自己的艺术印记。大卫承担这项任务不是出于个人的政治信念，而是因为他受委托这样做。这幅画是为了纪念同名事件，但从未完成。五月份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君主制改革问题。对于这三个遗产是按照传统分别举行会议，还是作为一个团体举行会议，出现了不同意见。国王默许上流社会的要求，导致第三阶层的代表于6月17日更名为国民议会。三天后，当他们试图会面时，他们被锁在会议厅外，被迫重新回到皇家室内网球场。在让·西尔万·贝利（Jean Sylvain Bailly）的主持下，他们庄严宣誓，在国家宪法制定之前，绝不分离。1789年，这一事件被视为反对旧政权的民族团结的象征。拒绝当前条件，誓言标志着人类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新转变。大卫被宪法之友协会（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Constitution）征召入伍，该协会最终将组建雅各宾派，以纪念这一象征性事件。 这个例子在很多方面都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最终导致大卫在加入雅各宾派时最终卷入政治。这幅画本来应该是巨大的，前景中的人物将是包括制宪会议主席让·西尔万·贝利（Jean Sylvain Bailly）在内的同僚的真人肖像。为了寻求额外的资金，大卫求助于宪法之友协会。该项目的资金将来自三千多名希望获得该图像打印件的订户。然而，当资金不足时，国家最终资助了该项目。 1790年，大卫着手将这一当代事件转化为一幅重要的历史画卷，并将作为一幅大型钢笔画出现在1791年的沙龙上。正如霍拉蒂的誓言一样，大卫代表了人们为爱国理想服务的团结。这两部作品中突出的伸出的手臂背叛了大卫根深蒂固的信念，即类似罗马人的共和党美德行为正在法国上演。大卫在这部作品中创造了一种戏剧性的气氛，这本质上是一种理智和理性的行为。人民的力量似乎在暴风雨中“吹拂”着整个场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场革命。 这件艺术作品中的象征主义紧密地代表了当时发生的革命事件。中间的那个人举起了他的右臂，发誓他们永远不会解散，直到他们达到了创造一个“固定在坚实基础上的领域的宪法”的目标。这一标志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人群的手臂与他的手成三角形。此外，上半部分的开放空间与下半部分的骚动形成对比，突出了网球场誓言的重要性。 在试图“实时”描绘革命政治事件的过程中，大卫在艺术界走上了一条新的、未被人发现的道路。然而，托马斯·克劳（Thomas Crow）认为，这条道路“被证明不是一条前进的道路，而是一条历史绘画的死胡同”。从本质上讲，大卫的《网球场誓言》的消亡历史说明了创作描绘当前和有争议的政治事件的艺术作品的困难。事实证明，法国的政治环境过于动荡，无法完成这幅画。在1792年的激进主义运动中，网球场誓言中象征的团结不再存在。国民议会分裂为保守派和激进派雅各宾派，两者都在争夺政治权力。到1792年，人们不再一致认为网球场上的所有革命者都是“英雄”。1789年相当数量的英雄变成了1792年的恶棍。在这种不稳定的政治气候下，大卫的工作仍未完成。在巨大的画布上只画了几个裸体人像，大卫放弃了《网球场誓言》。完成这项工作在政治上是不健全的。这一事件发生后，当大卫试图在他的画作中发表政治声明时，他又回到了不那么带有政治色彩的隐喻来传达他的信息。 The Oath of the Tennis Court1791 在这个充满爱国热情的场景画面中，大卫纪念了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重要事件。 1789 年 6 月 20 日，社会各阶层的代表聚集在凡尔赛的一个网球场上，为了挑战国王的绝对权威，准备起草一部宪法。 外面肆虐的风暴暗示了法兰西的混乱状态，而参与者的断然姿态则被解读为大卫 1785 年画作《荷拉斯兄弟之誓》的折射，通过用古典的语言重新塑造当代事件，使当代事件变得高贵。这幅画是为一幅挂在新成立的国民议会中的画作作准备，由公众资助，但政治变革的快节奏使这些计划泡汤。 Allegory of the Revolution in Nantesca. 1789–90 大革命对法国艺术家提出了挑战：政治转型是通过现实主义还是寓言更好地描绘？大卫在最近发现的这项研究中融合了两者。 为了代表从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民众，一系列人物——一些是裸体的，另一些穿着古典服装的——被展示为从他们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在他们的解放者走下停靠的船的跳板时向他致意。在他们身后，一幅精心绘制的地形图将背景确定为法国东部卢瓦尔(Loire)河上的一座城市南特(Nante)。 图像由几张纸构成，经过切割和重新组装，因为大卫对构图进行了更改。尽管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研究这个项目，但他从未无法完成这幅画，因为他将注意力转向了《网球场的誓言》。 The Head of the Dead Jean Paul Marat1793 政治活动家让·保罗·马拉 (Jean Paul Marat) 于 1793 年 7 月 13 日在洗澡时被暗杀。除了在一幅画中描绘谋杀现场外，大卫还在死后记录了他朋友的五官，在一张密密麻麻的网中捕捉到了该男子死气沉沉的头部的重墨线。画中马拉的眼睛仍然微睁，嘴唇张开，好像准备说话，令人难以忘怀。 The Triumph of the French People1794 大卫在这里采用了凯旋游行的经典形式，这是一种最初为古罗马共和国的胜利将军组织的精心的仪式。他的描绘颂扬了奋起推翻君主制的法国人民的勇敢。在混合集会中，一辆载有寓言人物的战车与历史人物和一群当代烈士一起加入，所有人都以戏剧性的姿态展示他们的伤口。 通过将古罗马执政官布鲁图斯（Brutus）挥舞着谴责他叛徒儿子的报纸与革命英雄让·保罗·马拉（Jean Paul Marat）并列。马拉跪着并露出了他的胸膛。大卫不仅融合了两个历史时期，而且融合了他自己职业生涯的两个方面：历史画家和革命艺术家。 A Seated Judge1794 Representative of the French People on Duty1794 在国民大会于 1792 年宣布法国为共和国后，有一股强大的动力重新构想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以反映新的平等主义原则。服装是革命前区分社会阶级和特权的关键手段，现在是变革的目标之一。 1794 年，大卫设计了一组民用、军用和司法制服，这个项目反映了他在这些年的政治影响力，以及他作为历史画家的训练。这些设计的影响不拘一格，向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风格致敬。他们在执行过程中也异常活跃和自信——这大概表明了艺术家的热情。 Portrait of a Revolutionary1795 Portrait of Jeanbon Saint-André1795 Portrait of a Man1795 正是在 1795 年的监禁期间，大卫创造了他作为绘图员最独特和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成就之一：一系列他的狱友的肖像——他们都是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的前盟友，这位革命政治家领导了众所周知的血腥时期，也就是恐怖时期。 与他通常的图像技巧相比，大卫在这里使用精细的墨水线和微妙的水洗渐变来记录他具有心理张力的人物。他们似乎带着勇敢和忧虑来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与古代相关的纪念章形式暗示了一种纪念的冲动，但在这种情况下，它也让人联想到禁闭。 Portrait of Bernard de Saintes1795 Portrait of de Barbau du Barran1795 Portrait of Thirius de Pautrizel1795 四、拿破仑时代，1799-1816 1795 年从监狱获释后，大卫将花费数年时间创作一幅重要的大型油画，即《萨宾的妇女》(The Intervention of the Sabine zWomen)（巴黎卢浮宫博物馆）。作为古罗马建国时期的一个传说，这个主题显然旨在被解读为呼吁与一个仍然因革命事件及其后果而变得分裂的国家和解。 到十九世纪初，科西嘉岛上出生的将军拿破仑·波拿巴迅速掌权。大卫似乎已经得出结论，他通往更荣耀的道路将取决于取得大型绘画的赞助，这也是使得他在 1780 年代声名鹊起的手段。为此，他决定将自己的命运与拿破仑的命运联系起来，纪念这位将军登上皇帝而精心安排的辉煌的时刻。 在官方委托之间，他会回到他常年的灵感来源：古典古代故事。他小心翼翼地选择和发展他的主题，并按照他的长期习惯使用它们，作为对当代社会的一种含蓄的评论手段。 Hersilia Surrounded by the Sabine Women and Their Childrenca. 1795 大卫的第一幅雄心勃勃的后革命时代历史画《萨宾的妇女》是 1794 年在监狱牢房里想到的。这个主题——专注于交战部落的和解——取自罗马历史，但这幅画显然是为了评论法国社会的分裂状态。 在他们的女儿和姐妹被绑架三年后，萨宾人袭击了罗马进行报复。萨宾国王的女儿赫西莉亚(Hersilia)占据了构图的中心，她苍白的手臂伸出来，做出使战斗无法动弹的姿势。她被萨宾妇女包围着，她们冲上战场，把她们的孩子推到士兵面前，作为他们家庭纽带的证明。 Warrior on Horseback, Sheathing his Swordca. 1796 在大卫 1799 年的画作《萨宾的妇女》中，结束交战部落之间战斗的不是武器和流血，而是一个女人的情感恳求。在密集的混战中，士兵们放下血淋淋的匕首，摘下头盔，而大卫则对各种表明和平开始占据上风的手势进行了分类。 骑兵将军重新出鞘是在设计过程后期添加的元素。在这张纸上，大卫画了两张速写，画出了姿势的细节。 Kneeling Sabine, Lifting a Nude Infantca. 1796–97 在他对《萨宾的妇女》的早期研究中，大卫曾设想男性战士穿着衣服，后来他放弃了这一选择，转而支持他认为更真实的古典裸体。因此，他为历史画中的主要人物所做的详细布艺研究在这种情况下都是针对女性角色的：赫西莉亚和她的年轻母亲配角。 美丽的法国社会女性争相为某些人物摆姿势的故事已成为这幅画传奇的一部分。大卫的萨宾妇女们所穿的薄薄的帷幔和在这一时期变得流行的无结构的白色礼服确实有着相似的优雅简约。 《萨宾的妇女》，1796-1799，法国巴黎卢浮宫The Intervention of the Sabine Women, 尼古拉斯·普桑(Nicolas Poussin)有两幅非常著名的油画《劫持萨宾妇女》(The Abduction of the Sabine Women)，一幅作于1637-1638，保存在卢浮宫，另一幅保存在大都会博物馆。 这幅《萨宾的妇女》是古典主义和学院派的衣钵的传承人—雅克·路易·大卫在1796年到1799年之间，又画了一幅《萨宾的妇女》。劫掠萨宾妇女事件发生几年以后，萨宾人又拿起武器向罗马人发起进攻，准备报仇，在战争即将打响，在决战的前一刻，两边的战争被萨宾的妇女给截停了，因为他们一边要面对的是自己的事实上的丈夫罗马人，另外一边是自己的萨宾人，自己的父亲所带领的萨宾的士兵，在这样的两群人之间，他们只能选择了站在中间，让大家和平，不要再打仗，因为他们已经给罗马人生了孩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的中间都是萨宾的妇女，前景上的一些孩子像丘比特一样的滚在地下，正在那里玩耍，他们抱着孩子来到两军之间阻止双方厮杀，最终阻止了战争。 画面中心的这位女性就是罗马国王罗慕路斯的夫人，她也是在那场劫掠中成为他的妻子，她的父亲就是萨宾人的领袖皮格斯·塔蒂乌斯。她在父亲和丈夫之间只能够选择不要战争，停止战争。这个拿起长矛的年轻人就是罗马人的国王罗慕路斯(Rumulus)，他的盾牌上可以看到罗马的标志狼孩，这个狼正在哺育两个孩子。 这幅画作于1796年，当时画家雅克路易大卫正被囚禁在卢森堡宫，因为他当时参与了法国大革命，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级的官员。和他分居的妻子这个时候就到监狱来探望他，大卫后来就萌生了要在普桑那幅《劫掠萨宾妇女》的杰作基础上，再画一幅《萨宾的妇女》的想法。他这幅画有两个意思，第一是要赞美自己的妻子，第二个他要呼吁当时的法国人民在革命流血事件以后，重新团结起来。一幅画的背后，实际上是有很多故事，也有很多微小的细节的历史。 这张草稿是我在Morgan Library的一个展览里看到的，这张草稿现藏在芝加哥美术馆，是Gift of Richard and Mary L. Gray。这幅草稿作于1796-1797年，也是为《萨宾的妇女》做准备的草图。 The Coronationca. 1804–05 到 19 世纪初，大卫一定很清楚，他通往荣耀的道路将取决于拿破仑的青睐和赞助。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来自于委托创作一套由四幅大型画作组成的组画，这些画描绘了 1804 年 12 月 2 日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举行的拿破仑加冕典礼前后的官方事件，标志着法国转型进入帝国时代。 长期以来，这项构图研究一直被认为是两只手的产物，大卫的朋友、巴黎歌剧院的布景设计师伊格纳斯·德戈蒂 (Ignace Degotti) 设计了建筑和装饰元素。 Napoleon Crowning Himself1805 这项构图研究表明，大卫完全理解这幅画的基本目的：就像仪式本身一样，它旨在支持拿破仑的权威主张。该图像融合了纪录和宣传，以最好的方式呈现了新的社会政治秩序，以及过去政权的所有奢华装饰。 坐着的教皇虚弱地看着，而拿破仑则自信满满地为自己加冕。直到画快完成时，才决定用一个不那么挑衅的动作取代这个引人注目的主题，也就是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个动作：拿破仑将第二个王冠戴在他妻子约瑟芬(Josephine’s)的头上。 The Empress Josephineca. 1804–05 除了荣耀拿破仑的新角色外，大卫被派去纪念的华丽加冕仪式预示着围绕皇室建立的新社会秩序。因此，观众必须能够轻松识别所有与会者。为此，大卫对真人模特进行了大量的肖像研究。在这里，他捕捉到了约瑟芬的脆弱，她弯曲的头、裸露的脖子和苍白的皮肤，被从她的王冠上垂下的一头黑发衬托出来。与她在仪式上穿的浓妆和天鹅绒斗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在这里穿着一件简单的连衣裙，看起来更接近她 41 岁的真实年龄。 Study of a Bishop and Two Clericsca. 1806 为了展示他的权威，拿破仑安排教皇庇护七世(Pope Pius VII)前往巴黎参加他的加冕典礼。这种关系是一种不安的关系，因为罗马天主教会在 1801 年才重新融入法国社会。 这组三位宗教人物，在最终版本中将成为三位主教，在构图中占据了中心位置，作为皇室夫妇的背景。男人的重要性，无论是视觉上的还是象征性的，都反映在大卫对这项研究的关注中，细节精美，并以灰色水洗为模型。 《拿破仑加冕》，1805-1806，法国巴黎卢浮宫 这是雅克路易大卫最著名的《拿破仑加冕》。这幅画非常大，宽度9米多，如果加上外框的话应该达到了10米，高度有5米，人站在前面就跟前面这些人的大小差不多，还要小一点。画面里面的人基本上就接近于真人的大小。 这幅巨作是大卫受拿破仑的委托在1805年2月开始创作，经过两年才完成的，表现了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国王加冕仪式的场景。这幅画里面表现的人物非常多。本来拿破仑加冕应该是表现教皇给他戴上王冠，但是如果教皇给他戴皇冠的话，他肯定要低教皇一等，或者是要半跪，或者是要低下头。这种场景实际上很难表现，据说当时拿破仑是自己从教皇手里拿上桂冠(王冠是桂冠的形式)戴在自己头上，然后又把另外一顶王冠戴给了自己的皇后—约瑟芬皇后的头上，跪在他前面台阶下面的就是他的皇后。把这幅画放大来看一看，细节非常的丰富，他身后的教皇两手像耶稣基督一样伸出两个手指，实际上是一种护佑拿破仑的姿势。但是从他的神情上来看，非常没有神气，有点无奈的一种气氛。 这幅画也有两个版本，这个是保存在卢浮宫的版本，另外还有一个版本是1808年到1822年期间，雅克路易大卫亲自复制的，那个版本保存在凡尔赛宫。两幅画都是真品，但是这两幅画有一点点细节上的差异可以分辨出来，就是这一幅画面的左边有一排女性，都是公主和他的一些贵族女性。这个公主是拿破仑的妹妹宝琳公主，他身上有红色的纱。放大来看一点，他的衣服上，胸前这一块的纱都是红纱。另外一幅应该是接近于粉色的一种白纱，两幅画有这样的差别。这一幅是保存在卢浮宫的，另外一幅是保存在凡尔赛宫。这就是著名的《拿破仑加冕》巨型油画。 这是细节，拿破仑头上戴的是那种从古希腊古罗马保留下来那种传统桂冠。我们经常会见到，有些油画里阿波罗给一些音乐比赛中获胜的人戴上桂冠，或者给诗人戴上桂冠，拿破仑戴的也是那种桂冠，他手里拿的这种王冠是戴给他的皇后约瑟芬的。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Eaglesca. 1809–10 完成《加冕典礼》后，大卫被指示描绘在战神广场上演的一场活动，该活动是在军事学院前面的一个大空地上，法国军队在其中宣誓效忠拿破仑。仪式包括将共和党竞选中的旗帜换成被称为帝国“鹰”的新军团旗帜。 这幅最近发现的油画草图包含多层研究 X 射线照片和红外图像揭示了构图的演变。在他的典型过程中，大卫首先用黑色粉笔勾勒出裸体人物，然后用油画棒和彩带探索服装和色彩效果的细节。 Sapper-Grenadier of the Imperial Guardca. 1809 对于《鹰旗的分发》，大卫对单个士兵进行了许多研究。在这里，裸体人物的粉笔素描在他制服的半透明渲染下方可见。在画里，这个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稳定了构图的右下角，而他的手势和向后看则表明他正在带领一个更大的群体。 从古罗马传奇的《荷拉斯兄弟之誓》到革命性的《网球场誓言》，塑造爱国主义的男性身体，尤其是宣誓的姿态，是大卫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在这里，主题毫不费力地调整成拿破仑表达军事忠诚的需要。 Sketchbook with Studies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Eagles” (Carnet 10)ca. 1809 这本速写本包含对《鹰旗的分发》中许多个体人物的研究，其中包括两幅约瑟芬皇后。在附近悬挂的油画素描的 X 射线照片中，她幽灵般的出现表明，大卫曾计划让她坐在拿破仑身后。离婚后，他被命令将皇后从画中移除。 Venus, Wounded by Diomedes, Appeals to Jupiter1812 在拿破仑权力逐渐减弱的岁月里，大卫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不舒服的位置：拥有“第一画家”的头衔，但缺乏通常伴随它的影响力。他试图获得装饰皇宫的佣金的努力遭到了拒绝，但他当时完成的图纸为他的风格演变提供了一个窗口。 到 1812 年，他的艺术变得更加安静和包容。在这里，他描绘了女神维纳斯，在试图保护她的儿子——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Aeneas)——时被希腊战士狄奥墨得斯(Diomedes)打伤。她登上奥林匹斯山，向朱庇特(Jupiter)展示她的伤口并请求他的帮助。她谦虚恳求的姿势与身后朱诺(Juno)和密涅瓦(Minerva)冷酷和挑剔的举止形成鲜明对比。 Cupid and Psyche1813 在丘比特和普赛克的故事中，女神维纳斯的儿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凡人，并把她带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宫殿，他晚上去拜访她，但每天早上在黎明前偷偷溜走以隐藏自己的身份。大卫的版本将熟睡的、性交后的普赛克与完全清醒的丘比特配对，后者准备从沉睡的伴侣的重量中解脱出来。 大卫的丘比特采取了一个傻笑的少年的形象，以一种在当时被认为不和谐的自然主义描绘——不仅与普赛克理想化的外表并列，而且还拒绝了 le beau idéal，这是一种优雅的古典美的概念，由德国艺术史学家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推动。 Leonidas at Thermopylaeca. 1812–13 随着他对拿破仑的委托枯竭，大卫回到了他十五年前开始计划的一幅神话画作，与《萨宾的妇女》配对。它描绘了传说中的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Leonidas），他将在温泉关与 300 名士兵一起丧生，在那里他们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波斯军队的薛西斯(Xerxes)。 在这幅作品中，艺术家不断发展的想法似乎是匆忙地，也许是断断续续的，从最初的苍白草图发展到深色阴影中的重点修改。列奥尼达斯似乎没有注意到他周围的骚动，他保持着雕像般的静止，沉思着他的士兵即将做出的牺牲。 Leonidas at Thermopylae1813 几年前，拿破仑看到大卫为命运多舛的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画的素描时，他告诫这位艺术家不要浪费时间描绘被征服的人。但在帝国末年，当大卫重新启动该项目时，法国首都的气氛变得阴暗，军事失败越来越多。 1813 年，也就是这张纸上题写的年份，大卫的儿子欧仁(Eugene)在法国军队的德国战役中受伤。 大卫没有表现流血，而是强调了寡不敌众的战士面对迫在眉睫的死亡的决心。因此，他提出了超越战场二元结果的指标。对于列奥尼达来说，对于大卫在革命期间纪念的当代烈士来说，爱国牺牲代表着通往永恒荣耀的道路。 《列奥尼达在温泉关》，1814，法国巴黎卢浮宫 在油画的表现题材里，有一种很重要的形式就是关于历史的描绘，这幅画叫做《列奥尼达在温泉关》，这件作品描绘的是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一世在温泉关战役前夕的场景。 温泉关战役是波斯和希腊之间的一次著名的战役。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地中海的周围经常是一会儿东征一会儿西伐，波斯曾经多次入侵希腊，波斯也曾经短暂的统治了埃及，希腊也曾多次的攻打波斯，他们之间展开了很多次殊死的战争。在温泉关战役中，希腊的斯巴达国王列奥尼一世率领了300名精锐的斯巴达战士和一部分希腊城邦的联军，在温泉关抵抗波斯帝国的大军，成功的拖延了波斯军队的进攻时间和进攻速度，争取到了雅典和其他城邦准备战役的宝贵时间，为后面希腊取胜立下非常大的功劳，但是因为他们人太少了，后来列奥尼达所率领的300名斯巴达战士以及给他们垫后的志愿军全部阵亡，没有一个人被俘，也没有一个人投降。在这次战疫中，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一世也阵亡了。 这幅画是法国著名的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的一幅油画作品，现在也是卢浮宫的镇馆之宝之一。这幅画非常大，它的尺寸，宽度是5米多，高度将近4米。据说大卫用了15年的时间一点点精雕细琢，最终才完成这件作品。这是一幅卢浮宫珍藏的非常重要的、经典的表现历史和战争题材的作品。 五、流亡艺术家，1816-25 到 1816 年，一连串的军事失败导致拿破仑垮台，大卫公开反对波旁王朝的复辟。大卫被新政府放逐，在布鲁塞尔度过了他最后十年的流亡生涯。他会把几幅画寄回巴黎，但在很大程度上，他后期的画作显示了对个人的关注。他画了他的家人的肖像，但也画了一些更神秘的图画，这些画作描绘了大卫最成名的时期，但读起来却是碎片，像不受束缚的记忆一样漂浮在纸上。 The Prisonerca. 1816–22 大卫在布鲁塞尔流亡期间创作的画作往往是自我参照的，其中包含他职业生涯早期的人物和主题的回应。这个剪裁的男性形象，带着困扰的表情凝视着外面，几乎重复了大卫职业生涯开始时为马赛医院教堂绘制的祭坛画的前景中的头巾瘟疫受害者。用一个备用的、浅薄的设置和一些配件，他的角色已经变成了一个囚犯。 从 1787 年沙龙悬挂的《苏格拉底之死》到他在 1795 年被监禁期间为其他前议员画的肖像，以高贵的囚犯为主题贯穿大卫一生的作品中。 Phryné Before Her Judgesca.1816–20 此处展出的四幅后期图纸中的每一幅都以裁剪和压缩格式的图形为特色。大卫现在使用绘画不是为了准备绘制油画，而是为了制造即兴创作的不和谐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他似乎受到了 Phryne 的传说的启发，这位希腊名妓被指控为“不虔诚”，但随后因她的美丽而被法官赦免。 与大卫 1780 年代的新古典主义绘画中的雕塑体不同，这些人物具有新的扁平感，再加上黑色的卷发，让人想起古希腊花瓶画。 Composition with Four Figures1821 在他流亡布鲁塞尔的最后十年中，大卫创作了大量神秘的图画：富有表现力的局部人物，单独或成组描绘，没有明确的叙述或功能。在最近发现的一封 1818 年写给学生的信中，大卫自豪地描述了这项工作。从“任性”或没有特定逻辑的图纸开始，它们越来越具有目的性。今天难以破译，它们唤起了他历史画作中引人注目的人物，通过扭曲的记忆镜头过滤。 Group of Figures Inspired by “Leonidas at Thermopylae”1817 在这幅流亡作品中，大卫从他留在巴黎的一幅重要历史画作《列奥尼达在温泉关》（1814 年）中重新塑造了人物。被截断的身体已经成为一个碎片，融合成一个新整体，他们的情绪状态被延续，但现在占据了一个没有空间参考的视野。 Portrait of Baroness Pauline Jeaninca. 1816 在拿破仑彻底失败和波旁王朝复辟之后，大卫将在布鲁塞尔度过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在那里，他建立了一个工作室并继续工作，但他的绘画揭示了他的实践和兴趣的转变。 这幅他女儿宝琳的动人肖像，以温柔而深情的凝视，再现了早期绘画肖像的构图。这张画上写着“凭记忆完成”，既唤起了他对不在身边的女儿的喜爱，也通过她的珠宝，唤起了这个家族在朝廷中的地位。 Portrait of Pauline Jeanin, née David, and Her Daughter Emilie1821 大卫在流放期间从记忆中绘制的肖像的另一面是那些从活生生的模特身上绘制的，注入了一种直截了当的自然主义。这幅艺术家女儿和孙女的双重肖像是在 1821 年宝琳访问布鲁塞尔照顾她正在康复的父母时制作的。 Eugène David and His Wife, Anne-Thérèse1825 1825 年，当他的儿子和儿媳来到布鲁塞尔照顾他时，大卫的健康状况不佳。 Anne-Therèse 的关切表情和这幅高度完成的双人肖像的低视角都暗示了病人的视角。画的背面是Eugène 手书：“我可怜的父亲的最后一幅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