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沈阳军区老红军邹衍将军，文稿杨永华 图片来源网络，2022.04.03

落日余晖

引言——2022年4月1日晚从北部战区总医院获悉，老红军、原沈阳军区邹衍副政委在沈阳逝世，享年107岁。公开资料显示，邹衍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邹衍老首长逝世后，目前健在的开国将军仅存5人，他们基本都是土地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前辈，平均年龄都在百岁以上。自1955年至1965年间，共授予或晋升10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0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57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177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和1360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统称“开国将帅”。目前，“开国将帅”群体中，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均已辞世，健在的5名老将军均为开国少将。查询发现，健在的5名开国少将中，1955年授衔的有1人，1961年授衔的有1人，1964年授衔的有3人。(图为邹衍将军。)

一、参加红军，当选劳动模范

军史记载：1915年，邹衍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崇贤乡霞光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受红军影响，邹衍从小立志参加革命。1928年，邹衍13岁，参加了崇贤秘密农民协会，任务是打探消息、传递信件，14岁任儿童团指导员。邹衍生前回忆说“儿童团的任务一是站岗放哨，查路条，反对封建迷信；二是在根据地监控管制地主等及敌对势力动向，防止他们做坏事；三是配合人民政府禁烟禁赌，当好党组织的哨兵”。长征期间，邹衍在总政治部任通信班长，经常往返于总部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之间，传递情报和重要信件。1935年10月，他随中共中央终于到达了陕北。1936年，邹衍进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任西北保卫局检查科科长，甘肃华池县保卫局局长，陕甘宁省保卫局侦察科科长，定边（中心）县保卫局局长。1938年，邹衍再次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政治处主任，边区政府保卫团政治委员兼延安南区分区卫戌司令。1942年，大生产运动中邹衍抓生产成绩显著，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并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表彰大会。(图为1937年春，邹衍任定边县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分局局长，邹衍与红29军及定边县领导合影。前排左3为邹衍。)

二、巧布火牛阵，当上宣传员

媒体报道：1930年9月，在“赣水那边红一角”的赣西南苏区，“十万工农下吉安”的滚滚洪流已波及了偏僻的崇贤乡。年仅15岁的邹衍，丢下砍柴刀，兴冲冲地跟着2000余人的崇贤赤卫队，去攻打吉安。已经是第九次攻打吉安了，数万赤卫队队员把吉安城团团包围，日夜环攻不息。隆隆的土炮，遮天蔽日的大刀长矛，都没有冲破白军的铁网鹿砦，无数工农的热血，染红了吉水滩头。攻城指挥部决定摆“火牛阵”克敌，让邹衍与一起放牛的伙伴，把数百头牛集中起来喂养，牛角上绑上尖刀，然后牛尾巴上吊上鞭炮，身上糊着厚厚的稻草泥巴，随时准备出击。10月初的一个晚上，月明星稀，吉安城上亮着暗淡的灯光，白军士兵们躲在碉堡里打盹。突然，一声炮响，邹衍带领伙伴点燃牛屁股上的鞭炮，几百头牛撒欢地向吉安城狂奔而去，冲倒铁丝网，踏垮鹿砦，闯入敌人外围工事。邹衍和赤卫队员冲入敌阵，发生激战，将城关守敌击退。经一夜激战，赤卫队借助“火牛阵”攻占了敌人的外围工事。第二天晚上，从湖南赶回增援的红四军、红五军主力投入纵深战斗，军阀邓英受到重创，乘船沿江溃逃，红旗插上吉安城头。攻克吉安后，赤卫队纷纷编入红军主力。2000名崇贤赤卫队员分别编入红20军和22军。邹衍因人小，部队不愿收，可他怎么也不愿回去，缠住红军首长不放，终于在红12军政治部当了一名宣传员。(图为火牛阵剧照图片。)

三、长征路上当起裁缝，蔡畅大姐教他做“棉衣”

回忆录记载：1934年10月，邹衍随军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直在总政治部任通讯班班长，跟随总政代主任李富春。长征途中，让邹衍难以忘怀的是蔡畅大姐教他做“棉衣”。那是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抢渡大渡河，穿过藏民区，来到夹金山下。这时，司令部命令大家要准备好棉衣。在这荒凉的藏民地区，棉花和布都无处可买。正犯愁的邹衍脑子一转，带着12个“红小鬼”，在藏民的牛羊厩里，拾来一些碎毛，揉在一起，加上布条、纸屑，算是凑齐了棉衣的充料。到了晚上，他们围着篝火，准备做“棉衣”，可谁也没有做过，不知从何着手。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时，蔡畅大姐走来，关切地问：“你们的棉衣做好了吗？”邹衍赶紧报告说：“蔡大姐，我们不会做。”蔡畅大姐热情地说：“来，我教你们。”一群“红小鬼”围着蔡畅大姐，看着她熟练地把两件单衣叠在一起，缝成夹衣。再把碎毛、布条、碎纸塞进去，铺匀后把口子缝起来。在蔡畅大姐的指导下，邹衍当起了“裁缝”。为防止里面的充料下坠在一起，蔡畅大姐还教他们在衣服上缝成许多四方格子。忙了半夜，才把一件件粗糙的“棉衣”做好。邹衍把“棉衣”往身上一穿，确实暖和许多。蔡畅大姐还鼓励他们：“嗯，做好了‘棉衣’，明天不掉队才算好汉。”第二天，邹衍随部队登山，山上北风呼啸，离山顶约5里时，积雪盈尺。在路上，可以看见先头部队牺牲的同志，他们穿着单衣，冻僵在路旁。邹衍心跳急促，呼吸困难，头晕眼花，他真想停下来喘口气，可一想到蔡畅大姐的鼓励，就咬紧牙关，裹着“棉衣”挣扎着登上山顶。下山时，他一步一滑，疲惫不堪。在缓坡处索性坐在背包上滑下去。翻过夹金山，接着又翻越了梦笔山、长坂山、打鼓山、仑德山等5座终年积雪的大雪山。每座雪山上，都有在严寒中牺牲的不少战友。邹衍穿着这件蔡畅大姐手把手教做的“棉衣”，幸运地战胜了死神，走过一山又一山。(1941年邹衍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卫团政委。图为邹衍左3与团长李文昌左2，副团长兼参谋长王仁兴左1合影。)

四、罗荣桓说他进步快，邹衍心中始终牢记毛主席的话

镜头回放：第三次反“围剿”以后，时任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调邹衍到身边当警卫员。后来，罗荣桓调总政治部当主任，邹衍随之调任总政治部。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保卫战中，邹衍因为及时发现敌情，还受到过罗荣桓的表扬。邹衍回忆道，那是一天黄昏，为了使罗荣桓政委能好好休息一会，警卫员邹衍便自告奋勇担负观察敌情的任务。其实，因为战斗打得非常残酷，邹衍自己也是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十分疲劳。但邹衍强撑双眼，紧紧地盯着对面的敌人。忽然，他发现一股敌人绕过广昌河东岸，正偷偷过桥向我军背后袭来。他意识到敌人要包围我军，立即向罗政委报告，使部队及时撤出阵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战后，罗荣桓非常高兴，他用手拍拍警卫员邹衍的后脑勺爱抚地说：“唔！不错！进步很快啊！”来到延安学习，邹衍和战友们在学校附近田野里演习，毛泽东同志带着警卫员恰好经过。大家请求毛主席讲几句话，他高兴地答应了。毛主席给大家讲了一个“分”字。“分”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毛主席联系实际讲解了为什么要打土豪分田地，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以及革命的目的。“当时，听过毛主席的讲述后，邹衍逐渐认识到土地本来就是农民自己的，地主豪绅不种地，不劳动，可他们吃得好，穿得好。农民租种地主豪绅的土地，打的粮食都被他们收租收去了，这就是剥削……”毛主席的话，让邹衍茅塞顿开，真正明白了革命的意义。“不管将来遇到什么困难，都一定会铁心跟党走，革命到底。”在以后的日子里，邹衍多次跟家人讲起听毛主席讲课的情景和当时无以言表的激动心情。(图为邹衍授衔命令。)

五、组织剿匪，活捉匪首“座山雕”，签署判决书

1946年东北军区牡丹江军分区冬季剿匪总结：1946年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东北问题的指示，其中就包括“消灭全东北的土匪”。为完成此目标，彻底肃清土匪，中共东北局决定每个旅要分出三分之一的兵力去剿匪。座山雕，就是我军的重点打击目标之一。这时的座山雕，已经变成了“政治土匪”。什么叫“政治土匪”呢？“政治土匪”这个词是和“经济土匪”相对应的。“经济土匪”是指传统的、主要以劫掠钱财为目的的土匪。而“政治土匪”，则是投靠国民党的、与我军为敌的土匪。我军初进东北时，东北的154个县有100多个县有“政治土匪”盘踞。而且这些土匪还占据了很多县城，资料记载，1945年12月份之前，“北满2/3以上的县城掌握在顽匪手中”。国民党收编这些土匪后，会给匪首授予很多虚衔，当时当上“司令”、“军长”之类的匪首有几十人。当时我党重点工作是在东北地区建立根据地，做群众工作，而这些土匪对我党工作的展开威胁很大，必须坚决予以消灭。东北地区的剿匪工作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大规模出动部队围剿。当时这些“政治土匪”盘踞的地点容易掌握，且人数较多，我军一般都动用大部队予以消灭。东北局一位负责人说，当时只用1/4的部队作战，其它部队都用在建立巩固根据地、做群众工作和打土匪上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剿匪，东北地区的“政治土匪”基本上已被打散。1946年8月，东北局向中央报告说，大股土匪都被打散了，剩余小股土匪可以用地方上的部队去消灭。剿匪进入第二阶段，用小分队剿灭剩余顽匪。因为这时被打散的土匪都逃入了深山老林，并且人数也不多，再用大部队剿匪就是“大炮打苍蝇”，事倍功半了，所以对剩余的土匪，我军采用派出侦查小分队搜剿的方法予以彻底消灭。1946年邹衍任牡丹江军区政治部主任。邹衍在东北军区工作期间，不仅参加和指挥了东北全境剿匪工作，还亲手批准处决小说《林海雪原》中土匪头子“座山雕”的原型张乐山。2012年4月邹衍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决定处决匪首“座山雕”，主要是考虑这个人恶贯满盈，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事后发布了执行死刑布告，上面签署的是我的名字。在牡丹江时由我署名的死刑布告就这一份，所以印象深刻。1947年2月19日，《东北日报》刊登了杨子荣活捉座山雕的消息。(图为东北军区特级战斗英雄杨子荣。)

六、参加开国大典，组建公安部队，清剿敌特分子

史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春任东北公安部队副政治委员，任职东北公安部队期间，参加领导、指挥了隐蔽战线上的斗争。1951年4月，东北军区公安部队正式成立，邹衍任副政委。他参加领导和指挥了隐蔽战线上的斗智斗勇的战斗，仅1952年，就率公安部队与公安部门一起歼灭、俘获海上派遣特务3组80名，空降特务5起33名。最富传奇色彩的是生擒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唐奈和费克图。1952年，邹衍率公安部队与地方公安部门一起歼灭、俘获美蒋海上派遣特务3组80人、空降特务5起33人。最富传奇色彩并轰动世界的是生擒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唐奈和费克图。参加行动的部队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表扬。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日本一个情报机关派遣特务5人空投到吉林省边境地区后，全部被东北公安俘获。从审讯敌特中掌握的情况分析，有利用敌特扩大战果的可能。邹衍立即会同其他同志商议并报东北公安部批准，决定利用敌特电台，让立功赎罪的报务员牛松林以负责人的口吻，报告间谍机关，已获重要情报资料，请求速派飞机空援，从而诱捕空降特务。1952年11月29日晚11时，公安部队、民兵、公安人员在长白山老父岭布下了天罗地网。当飞机空投时，立即开火，飞机坠毁，驾驶员毙命，乘机前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日本间谍机关官员唐奈和费克图被俘。这次斗争的胜利轰动了世界，得到了周总理和公安部的嘉奖。后来《人民日报》还在头版刊发了《击破美国的阴谋》的文章。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邹衍将军多次指挥部队把前来东北偷袭的敌方特务一个不漏地抓了起来。邹衍说：“他们空投了20个武装特务，都是南朝鲜的，在长白山天池附近，开始也没有发现，是我们的森林工人发现树上做了记号，这样我又组织围剿，组织围剿的时候，进到长白山里面邹衍派了两个连队，因为那个森林里面不靠指南针分不清东南西北，雪很深，在那里一路清剿特务，最后还剩两名特务过了鸭绿江逃到朝鲜去了，那时抗美援朝也没什么国界了，追了过去，在朝鲜老百姓家里抓到的20个武装特务一个也没有让他们回去。”(图为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成立公安部队领导机构》的电令，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5年7月18日，国防部发布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公安部队正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图为罗瑞卿左2、吴烈左1、杨奇清左3、邹衍左4合影。)

七、坚定信念，严教子女和群众一样不搞特殊

《解放军报》报道：邹衍经常告诫女儿们：“你们绝不能搞特殊化，要跟别人家的孩子一样。”组织上给邹衍配了专车。但从小到大，无论刮风天还是雨雪天，姐妹三人都是骑自行车或者挤公交车上下学。一次，军区政治部大礼堂放电影，两名战士有工作不能离开岗位，便将电影票送给了邹衍的两个女儿。姐妹俩兴高采烈地打算去看电影，却被邹衍拦下，并让人把那两名战士的电影票换成了下一场。邹衍对两个女儿说：“看电影是战士的权利，这场看不上必须让他们看下一场，你们不享受这个待遇。”大女儿邹立立新兵下连时，被分配去养猪。她对这项工作一窍不通，就向有经验的战友请教，每天坚持写养猪心得。不久后，她逐渐掌握了猪的习性，饲养起来得心应手。赶上母猪产仔，她守了一天一夜。一名战友知道她的家庭背景后，问她：“你父亲当大官，你怎么还去喂猪呀！”邹立立回答：“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组织让干啥就干啥，我不会利用父亲的关系的。”二女儿邹竞竞曾在部队的一家疗养院当护理兵。邹竞竞从小特别爱干净，帮患者清理呕吐物、擦身体、洗脏衣服……这对邹竞竞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但她从没有向家人朋友们抱怨。拉练时，她的脚上起了水泡，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可看到一名体质较弱的战友掉队了，她将战友的一部分装具背到自己身上。一路上，为了给战友鼓劲，也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她还给战友讲起了父亲讲过的革命故事，一直讲到抵达目的地。小女儿邹军军，先从工人干起，后刻苦学习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工作。1981年全国兴起“全民学科学”。单位在挑选讲解员时，有同事担心如果接受这项任务，会影响自己的科研工作。但邹军军愉快地接受了，每天背记大量的解说词，最终圆满完成任务，科研任务也没落下。1984年，邹军军在产假还没休满时，得知所里引进了一批新仪器，需要人手，便立刻返回所里，和同事们一起加班加点工作，让大家备受感动。(图为邹衍与子女在北部战区总医院病房合影。)

编者的话——邹衍原名邹衍桃，江西省兴国县崇贤乡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历任东北军区公安部队副政治委员、沈阳军区装甲兵政治委员、第50军政治委员、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九、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列席了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邹衍老首长千古！邹衍老首长永垂不朽！(图为1958年沈阳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邹衍将军与沈阳市长刘宝田合影。)

（供稿：沈阳军区历史资料丛书编写办公室 杨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