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春暖花开

杜玉祥

春秋三度避瘟行，

沈抚同城抗疫情，

映日杏花驱涩冷，

迎风樱草入清明。

青桩古韵新渠水，

绿叶高楼旧雀声，

遥望辽东苍翠处，

离怀山色共相萦。 

一晃，又一个清明节在灌满天地的浩浩春风中到来，不经意中，园区内的柳色初染，杏花新绽，耀然的绿草，如同细密的标点，布入清明时节的字里行间，无雨的清明，似缺少墨汁的书案，在行走的过程口占一首绝句，不达意，又改成律诗的样子。人们说的报春花，在我见过的是连翘，在绿色的小叶黄杨之后，在白色的丁香之前一堆一簇地聚集人们的目光。

避疫法是清朝时期就有的抗击传染性疾病的主要方式。最早针对的是天花，也叫避痘法。清朝十二帝中，生过天花的就有四位。康乾盛世的开创者康熙皇帝就是因为得过天花不易夭折而被选中太子。年前在避暑山庄与朋友吃饭，我还调侃说这山庄是皇帝用来防疫的。第一次引用这一典故的时候，真的没有想过，这疫情和我们打成了联赛。

3月19日，第一次遇上小区临时封闭。之前我的一位朋友建议我转移到市内的家里住，依据我现在的状态，觉得随遇而安就好。自媒体漫天都是这个小区封闭的消息，孩子告诉我，家里的食物够吃两个月的。第二天下午在做完两轮核酸后小区就解除了封闭。去市区只要提供核酸检测报告就可放行。因为沒有太大的必要，见到各个卡点堵车严重，我还是选择了自我避疫。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前世今生，虽然，这里叫沈抚新城，其实在我居住的小区一公里多一点就有秦汉时期的一座古城，我晚上查资料，白天去踏查，这时间因为对历史往事的兴趣似乎有些紧张。青桩古城位于玄菟路与汪力街交叉口西，蹓蹓达达就找到了。这一带的出土文物能够将我们带向更遥远的古代。

半个多月的时间，李石、刘尔、河东、四方台、沈抚灌区，走过十几处地方，查资料打电话，十分热闹的在历史的时空里穿行，＂相邦三年吕不韦造＂出土于刘尔汉代墓葬的青铜矛让我感到在大秦帝国畅游，与身着胡服的人们对聊。长白山延伸至松辽平原，几条河流四处扩散，浑河南岸自古干戈相向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李石寨就有李氏寨之说。日本投降后不久，李石寨车站发生一起劫杀案，国民党派来的接收大员张莘夫等人被匪徒绑架暗杀。一九五四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电影，也是和李石寨有关，中国人民邮政发行了一张纪念邮票。

四方台，究竟是点将台、祭祀台、还是烽火台，虽然没有确切的史料，但是根据汉长城的走向，有可能是一座墩台。兴奋之余，我在朋友圈炫耀：这是自我隔离的小区，距离乾隆年间的渡口和河神庙七公里，距离唐郭子仪后代清曹雪芹祖上的故居七公里，距汉玄菟郡遗址公园2.5公里，距战国时期青桩古城遗址1.3公里，距和抚顺炭矿一起诞生的沙坑998米……

老地方

专家推断——青桩子古城早于候城诞生

1993年，在沈阳故宫北墙外，发现了“候城”遗址。专家们认为，西汉时期，候城属于辽东郡，应是沈阳最早的名字，是沈阳建城的起点。如今，沈抚新区内发现的青桩子古城竟呈后来居上之势，有何凭据？为此，王绵厚阐述了以下四个观点：

其一，候城名称应源于“障堠（hòu，古代瞭望敌方情况的土堡）之城”，即《汉书》所注：“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汉书》中记载的“汉制”，从“汉承秦制”的文化传统分析，汉应是继承了燕秦之制，故今沈阳地区真正的“障堠之城”，其早期中心，不应在地无山川屏卫的旧城内“宫后里”（候城），而应在附近有大量出土文物，北有小辽水（浑河）之堑、南北又有早期燕秦汉墩台连线的东陵区上伯官屯东的“青桩子”古城。

除在青桩子古城外，附近还有抚顺李石寨镇高扬村和高湾村等多处战国秦汉遗址，故有理由推证，东陵区上伯官东青桩子一带，应是“候城县”设立前“秦开却胡”后燕秦汉辽东郡“中部都尉”治的最初地点，其周边包括抚顺刘尔屯、李石寨一带的大量战国和汉代史迹，都应与早期辽东郡“中部都尉”的镇城有关。

其二，由考古发现可知，在沈阳东上伯官屯至青桩子、刘尔屯一带，特别是青桩地和刘尔屯之间的数公里的浑河沿岸，围绕青桩子古城为中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有上伯官屯东秦始皇“廿六年”刻款的陶量、刘尔屯战国“燕式戈”和“相邦吕不韦造”铭文铜矛等多件燕秦铜器出土，其时间延续燕、秦、汉三代，这是浑河沿岸集中发现、有明确记年的、在一地连续出现的燕秦汉三代的重要考古遗存，为辽海其他地区所罕见。

其三，由上述考古现象进一步分析，于青桩子古城出土的秦始皇“廿六”刻字陶量，或为当时燕秦戍军屯边驻营牤牛河岸时遗失；或为当时启筑“中部都尉”镇城时，为戍边将士颁发军粮所用。20世纪90年代，在与青桩子古城紧傍相邻的抚顺李石寨，又发现了刻有秦代铭文的“相邦吕不韦”铜矛。这件铜矛不是一般普通兵士携带的兵器，当与戍守辽东郡“都尉重镇”（青桩子古城）的高级将领的活动直接有关。据此可以推断：青桩子古城出现的时代，至少不会晚于秦。由出土于刘尔屯的战国铜器，可以推测出该城应在公元前3世纪 “秦开却胡”以后的燕昭王时代，作为辽东的 “障堠之城”，在“候城县”设置前，即已建于浑河南岸。从历史的因果关系看，青桩子城的启建时间显然应早于沈阳旧城内的秦汉辽东郡之“候城县”。

其四，以青桩子古城与宫后里古城（候城）的出土遗物相比，二者的时代和功能差别可见端倪。候城遗址也发现了少量战国陶片，但迄今尚未有记刻准确年代的文物出土，而青桩子古城周围则发现了战国铜器、秦始皇“廿六年”陶量、秦相吕不韦的铭文铜矛及其周边的早期烽燧址、战国燕刀币等文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青桩子古城，还出土了“都官”瓦，都官即都尉，是战汉时期的郡国军事长官，这些发现都为青桩子古城的时代及高等级的军事功能性质提供了明确的历史标志。可以说，即使候城始设于战国，也应在辽东郡“中部都尉”障城（青桩子古城）的基础上。

王绵厚表示，燕国初创辽东郡时，或郡下无县的定数，而且当时郡下城邑多称“都”，如辽西朝阳南十二台营子的汉代“柳城县”址，即出土有早于汉柳城县的战国“酉（yǒu）城都”陶铭。说明在“柳城县”之前的战国(燕)时，并无县制而先称“酉城都”，至秦定天下三十六郡后，方确定郡县体制。如是，则辽东郡“中部都尉”（青桩子堠城）与“候城县”（宫后里）的先后关系，亦应如辽西郡“酉城”一样（先有“酉城”后有“柳城县”），先有“青桩子”，后有“候城县”。

“当然，沈抚地区从辽东郡‘中部都尉’镇城到‘候城县’的建置，必然有一个阶段性的历史演变过程，但二者的关系，应是先有燕秦汉‘中部都尉’（青桩子古城）的障堠之城，后有‘候城县’（宫后里）。此外，秦汉时期的郡国‘都尉’，秩比二千石，其职位和重要性远高于县令（六百石）。所以对沈阳地区‘中部都尉’故址的考定，对研究沈阳城市史和沈阳历史地位的确立，关系尤重！”王绵厚评论道。

古城断代——燕长城遗迹再补实据

关于青桩子城的断代问题，除了要看古城的出土文物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参照标准不可忽略：战国燕长城是否路经此地。

现存的燕长城以石墙为主，并与土墙、山险、河险相结合，具有“因塞制险”的特点和军事防御的特征。燕长城辽东段的走向为：从阜新市的彰武县出境后，进入沈阳市所属的新民北部地区，然后东行经铁岭市的镇西堡、龙首山，折而南下过新台子镇邱台子，复又进入沈阳境内，在沈阳市大体沿今沈（阳）——铁（岭）高速公路一线，即新城子区和东陵区东部的矮丘一带南北通过，然后抵浑河北岸，在东陵区高坎镇附近跨越浑河，经东陵区上伯官进入抚顺市顺城区的李石寨镇，再经刘尔屯、四方台、抚顺县大南乡东台，越东陵区深井子镇鄂家沟进入抚顺县拉古乡，然后南行过沈阳市苏家屯区白清寨的和顺、关台沟一带复又进入抚顺县的海浪乡，接着进入本溪市，经张其寨乡下翻身村、黄木厂诸地，沿太子河支流的威宁营河南下，过高台子，至威宁营遗址，再沿太子河东进，至本溪水洞、通江峪后，又经上堡、赛梨寨、刘家哨、赵甸、由马城子（明一堵墙堡）附近跨过北太子河，转而沿南太子河下行，经南甸、九龙口，至碱厂。其后继续沿南太子河下行，过兰河峪（明设兰河峪墩）、新城（明孤山新堡）、孤山（明孤山堡）、过城门村，入凤城境，经叆阳、灌水、双山子、红石砬子、大西岔乡，直抵鸭绿江边的秋（酋）果壁……秦灭六国后，沿用了燕国五郡与这条燕北长城。

由此可知，青桩子古城恰在这条燕北长城东段的途经区域，四方台至拉古河一线不断发现的长城遗址、拉古北大台子等烽火台、及沿线不少与长城相关的村镇地名，即为明证。有邻近的燕长城做注脚，青桩子古城乃燕国边城之说，便有了更为确凿的实据。

日伪时期，卫生事业极其落后。许多矿工和市民居住条件恶劣，卫生环境极差，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霍乱、天花、伤寒、鼠疫和其他传染病流行猖獗，仅1911

一1946年，全市就曾10次流行霍乱，死亡1200多人。1943年春，住在老虎台采炭所万达屋工人宿舍“大房子”里的矿工发生了霍乱病，由于得不到及时救治处理，病倒的人越来越多。老虎台采炭所万达屋诊所感到问题严重，忙向上级报告。市警察局局长柏叶勇一和特务科长警佐山本令藏接到报告后，担心霍乱蔓延影响煤炭生产，立即派特务科、司法科保安人员赶到万达屋。他们以武力封锁工人宿舍大房子，不准患病矿工外出，54名患病矿工只得在大房子里不治而死，剩下的霍乱患者和12名疑似霍乱病患者，也被日本医师以治疗为名注射毒药后含冤而死。

1943年秋，霍乱病再次在抚顺流行。抚顺成立了“霍乱病防病防疫本部”，将霍乱流行严重的龙凤地区定为“疫区”。在旧赛马场（今东岗）建立了临时隔离所，并派大批军警和医务人员深入各地，以防疫霍乱为名，发现哪一家有病人或死人，就把那家的门窗钉上、查封，不准任何人出屋，等于将全家宣判死刑。同时将这一带的工人住宅及工人宿舍大房子，一律用铁丝网围起来，不准随便出入。

隔离所是病人集中的地方，实际上不给治疗。日本当局动用汽车将隔离所里奄奄一息的病人和死在那里的人一起拉走，送到火葬场火化，以防病菌蔓延。这样，即使是健康人，一旦被扣上霍乱帽子，也必死无疑。这次霍乱病和1944年在抚顺地区流行的鼠疫，一共夺去抚顺7万多同胞的生命，仅龙凤采炭所医院在一个月中就死亡患者千余人。（摘自肖景全、金辉著《往事旧影》一书）

附议 抚顺建国前瘟疫

见文感慨，附陈一言。 2003年全国防疫萨斯病毒时，我们单位已退休反聘回单位打更的李仲福说：他家时居抚顺县农村，小时赶上瘟疫，一家一家的死，连棺材都没有，众尸体裹着破席，腿都露在外面，装上大马车拉到远处掩埋。那时，无医无药无人管，少米少衣少人情。富人逃离，穷人遭殃，惶惶不可终日，避人如避鬼。真如“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境况。

：未加考证，按上文依据，彼时应在1943或1946年。我小时也听大人们讲过当时如何悲惨。

如今，国家的防疫管控之严，投入之大，施惠于十四亿人，其清零决策与实际效果，世人与国际叹为观止，无人可比。

真可谓：新旧社会两重天！感恩中国！！！

文生2022.4.7.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