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

最彩的云

写在前面的话

清明就要到了，又到思念的季节了。三月三十一日一早就从泸州出发，回老家祭奠亲人，座了三小时的车到了县城，还好，刚下车就遇到开到老家的车，马上就上了车，又经过一个多小时到了老家，下车了，还要走两公里路，又下着雨，刚走几步却遇到侄子骑摩托车从面前过来，顺便就搭他的了顺风车，下车后先到一族兄的孙女家把午饭吃了，然后就上山去祭奠亲人。

本想在老家呆过三两天的，却又遇到一侄女回家看我族兄要返回，与我同行的领导不习惯乡下生活坚持要搭顺路车回县城，我也只好听从领导安排返回到县城，一切顺利，这还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真有些不舍。

我不知道下一次回故乡又是何时，因为这两年，仅因疫情，几次想回也无缘，加之自已年岁也在增，以后想回时可能也不是那么的随心，将来总有一天回乡之路一定会难行的。

我的故乡在渔洞沟，渔洞沟是我的故乡，其实渔洞沟以前不叫渔洞沟，叫格篼寨。这也是在5年前修订宗族族谱时才知道渔洞沟在两百年前不叫渔洞沟，这格篼寨的来历可能与我家族的祖先到这里落脚有关，在我们川南地区的地名被取为寨的，大多都是湖北人(明未清初进川的)而我们族宗的祖先就是湖北人，他们到古蔺落脚后先后有两个居住地都叫寨，一是格篼寨，二是离渔洞沟不远(约三十公里)处的邻乡石屏乡的高寨，两处都是我们族宗的族人居住了四百多年的居住地，两个寨也只有一个姓，那就是云姓。

现在高寨还保持着高寨的地名，有几百年了，而格篼寨却在两百多年前改成了渔洞沟，这个地名很快被人熟悉，而格篼寨却被遗忘，要不是5年前修订族谱时在现已居住在云南的族人拿出的原始资料中的记录，也许渔洞沟的人至今也不知道格篼寨是渔洞沟的前身。

小时候听老一代人描述，渔洞沟在很早以前时大树多的很，以柏树为主，几十上百公分的直径的大树不足为奇，也许是砍树多了，留下的大树格篼(根)很多，于是顾名思义，把这里取为格篼寨。

听老一辈人说有两个版本的说法，一个是渔洞沟的地名的来历是因为渔洞沟场(小街)的东场口临小河边有一个岩洞，洞不大，但常年有水，有水就有鱼，而且那洞里的鱼很多，也很大，说是大的鱼跃起来时会把洞口阻挡，当然这只是传说，谁也没有看见过，无法证实。

第二个版本是当年(一百多年前)修渔洞沟场(街)时，在挖地时在东场口处挖到一个暗洞，洞里有水，水里百一条上百斤的大鱼，在水里翻跃时，把挖的洞口遮挡了，几天后洞里没水了，鱼也不见了，后来渔洞洞场修好后人们就叫渔洞沟，渔是因为有鱼，洞是因为有洞，沟是因为那条夹在两边大山下的不宽的小河(溪沟)，所以取名渔洞沟，这个地名一直沿用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渔洞沟以前的名字格篼寨一代又一代的被人遗忘了。

渔洞沟场(街)不大，有东南西北四个出口，因渔洞沟东到高笠至太平渡，南通烂田坝到石夹口(石屏)，西上正峰寺(原自强公社)和大村，北经东新李家寨到复陶二郎滩，渔洞沟算是当时的交通要塞，虽不赶场(集)，但还是热闹，整过街上只几姓人，有云姓，云姓是渔洞沟居住历史最久最多的姓)，付姓，陈姓，肖姓，文姓，李姓，张姓。除了云姓和付姓外，其它的都是近百年内从外乡迁过来的，肖姓是当年红军经过渔洞沟时，因伤留置安家的伤员，文家是解放后从大村来到渔洞沟做小生意的，后来七十后代初又迁回了大村，张家也是外地人，解放前到了渔洞沟街上做小生意，当时渔洞沟街上就只有张家和文家是居民。东场口居住的是云姓，南场口住的是陈姓，是个做开缝纫店的，西场口是文家，文家开的是小百货店，北场口的李姓有几家，有一个是做理发的在当时也算是商人了，张家住在东南场口的中间，因为是居民，也开个店做些小生意，西北场口之间是供销社的分销店，供销社的员工最多时也只有两个，记得最是(我儿时那刻)一个男的姓王，一个女的姓张，后来王张先后离开了渔洞沟，换了几个来，再后来供销社在二十年前的那场改制中改没了，店虽有人开，但也只是个体户了。

在供销社的傍边还有一个医院(诊所)，医院里有一老一少付医生，都是中医，都是在方圆几十里中很有名望的中医。在渔洞沟的南西路口之间有一个小小的山包，山包上以前是一座寺庙，那寺庙以前(上世纪五十年代)是初级社的食堂，后来拿给一个姓李的铁匠在寺庙里开铁铺，打了十多年的铁，直到老了打不动了才没开，上世纪七十年代未，公社把寺庙拆了，在寺庙的原址上修成医院，把在街上的医院搬了上去，直今还在。

凹田，是一个地名，在渔洞沟街场的小河边南面，一百多年来，凹田不仅是一个地名，同时也代表一户人家，在这座自清朝中期就有了的老式川南建筑，木立串柱青瓦的房子里，在这里一代又一代的整整居住了8代人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渔洞沟方园几十里的人都知道这个凹田，在渔洞沟也算小有名气的。凹田这里还住着一户人家，一百年前被人曾被称之为族中首富，当然与当时与那些真正的大户人家相比，也算不了什么，富也只是相对的，这个被称为族中首富的主人就是我的曾祖父，其实在凹田，我曾祖父以上的老祖人都不是很富，甚至还可以说是比较穷，我曾祖父的祖父辈是两兄弟，曾祖父的祖在长，有一兄弟当时比较富有，两兄弟分家后就搬到不远处另建房屋居住，搬去的那个地方被叫作新屋基，此地名一直到现在，自此凹田一家人一分为二成两家，但凹田和新屋基成了两兄弟的代名词。

我的曾祖父起，凹田的家业越来越大，据老一辈的说，我的曾祖父最初是一匹马起的家，先是用马帮别人搞运输，后来用马自已跑起了生意，再后来，有钱了，把钱用来置地，修房，家越来越大，地越来越多，慢慢地成了富甲一族一方的大户人家。

我的曾祖父有五个儿子，五个女儿。我的爷爷(祖父)是他最小的儿子。我爷爷辈的五兄弟中的二爷爷十多岁时就走了，最后只有大爷爷，三爷爷，四爷爷和我的爷爷。但三爷爷也是很年轻时留下一个儿子还很小就走了。后来曾祖父把分成了5股份，每人一份，大爷爷分到了继承老祖业的位于渔洞沟街上的房子，三爷爷死后三婆(三奶奶)改嫁时，曾祖送了一份地，还修了房给她居住，三爷爷的儿子独立分到凹田老屋名两间半大瓦房，四爷爷分到的是离凹田不远的花秋湾，那是从一户族人中手里买回来的房和地。因我祖父(爷爷)是幺房，分得了凹田老屋的大半的房，分的地也相对较多。从此一个大家化为五家，但家家都是有地有房的，曾祖父去世后，我爷爷不仅保留了族中第一富的称号，而且还又增修了三间大瓦房，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

在凹田，从我爷爷辈以上，虽然不穷，而且几代都较富有，但都没有文化，以前曾吃过没文化的亏，所以我的爷爷对我父辈(特别是我父亲在文化上特别重视，花钱送我父亲读书，甚至把我父亲送到几百里远的省立中学读书，后来父亲中学毕业后回到家，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作起了先生(老师)，父亲同时又承担起对他的两个兄弟的教育责任，把我的两个叔叔也培养成有文化的人。

我的爷爷共有儿女6人，三个儿子三个女儿，我父亲是儿子中的老大。

我的奶奶去世的早，我的爷爷也在新中国成立的的土改中含冤去世，父亲和二叔因为有文化，在新中国建立前就参加了地下党，解放后我的父亲和二叔就服从党的安排到了县里工作。我是我爷爷去世后的第五年才出生的，对于我的爷爷和奶奶没有一点印象，连照片也没看到过。也许我爷爷奶奶本来就没拍个照，那年代拍照是很奢侈的，况且我爷爷又一个很怜惜的人，一分钱也要做成几分花。

也许也有照片，也可能是那时土改啥都没有了，除了保命谁还有心思去保存照片呢？就是想保也保不住。

土改时，爷爷去世了，父亲和二叔出去了，三叔尚未成年，当时的二婶也刚过门不久，这个家的家长自然是我母亲，母亲成凹田的大地主，接受批斗，土改过后凹田的主人换了，我们一家再不是凹田的主人了。

还好的是我父亲和二叔参加了地下党，父亲解放后还在东新乡成了第一任乡长，但任了一个月的后，到就到县里去任职了，二叔也在土改刚开始时接到通知离开家乡到县里工作，三叔也被父亲接到县城中学去读书去了，只剩下我母亲和二婶在乡下当地主。两个女人在农村当地主，享受地主的待遇，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有多坚难和苦。

从土改开始，凹田的主人就不再是原来的主人了，而住的也不是一户人，而是几户，有程姓，杨姓，袁姓，代姓，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程姓人家开始迁离后，这座几百年的老屋的人就先后迁离了凹田，目前屋虽在，却早己成无人居住的破旧不堪的空屋了，而在这里搬出去的人，被别人问起时，也许下会说自已是凹田人，这也不怪，毕竟他们本来就不是凹田人，对凹田的感情不深，是过客而已。我是凹田人的后代，尽管我不是在凹田出生，但凹田是我的根，每当我每次回到家乡，都要去凹田看看，看看凹田的老屋，虽然凹田早已不是原来的凹田，但凹田毕竟是我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地方，是有感情的，早几年前，凹田的老屋虽己无炊烟，但老屋还在，可今年清明间期回乡祭奠亲人时，却不见了老屋，不知何时已被各自的主人拆的只剩下一块空旷而显得凄凉的屋基了，再也看不到老屋了，心里忽然觉得或多或少有些不舍和暗暗的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