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守常文集》

吴熹

李大钊与《守常文集》

吴熹

（2022.4.2.）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913年，东渡日本，这时，李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年回国后，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1918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20年3月，李在北京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是我党主要创始人之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同志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1924年底，任党的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大钊同志名重当世，这是他能卓有成效地开展多方面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逮捕了大钊同志等八十余人。大钊同志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英勇不屈。4月28日，张作霖不顾广大舆论的反对，将李大钊同志和谭祖尧、邓文辉、等共二十位革命者一齐绞杀。大钊同志临刑时毫无惧色，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38周岁。李大钊同志的灵柩多年停放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庙宇内。1933年4月23日，他的家属和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发起为大钊同志举行葬礼，将灵柩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1983年3月18日，为纪念李大钊同志，中共中央将李大钊和他的夫人赵纫兰同志（1883年——1933年）的灵柩移葬于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李大钊不仅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位诗人、学者，他的新诗大多发表在《新青年》和《少年中国》上，鲁迅称他的诗文是“革命史上的丰碑”。

我最早了解李大钊，是在他的女儿李星华1943年4月26日写的回忆录里。距李大钊1927.4.28日被难正好十六年，所以文章的题目是“十六年前的回忆”。我读的时候还是60年代初期，近期又重新买到了这本书，书名是《烈士亲属的回忆》李星华的文章是其中的一篇。当时有一个细节还记得很清楚，当逮捕李大钊的人进了院子之后，我眼前会立刻浮出李大钊站在门前，一身长衫，一脸正气。

二、版本概说：

《守常文集》收李大钊狱中遗像一幅。与他人合影一幅。

书前另有张仲锐所作《李大钊先生遗像记》并附遗照，文中写道：“李大钊先生生时不喜欢拍照，故造像流传极稀，此帧为狱中所摄，英烈之气，奕奕如生。”另外一张照片上的三人合影，另外两位应该是一起赴死的20位烈士之中的两位，对于他们的情况不太了解。

《守常文集》分卷上和卷下两辑，共三十篇文章。这些文字，不足李大钊全部遗文的百分之三十。在版权页上，郑重印上“一九四九年七月新一版，发行者北新书局，发行人李小峰”。序文是鲁迅先生在1933年5月29日夜写的。鲁迅的《守常文集》的《序》里写道：“不过热血之外，他的遗文却将永在，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三、出版背景：在唐弢的《晦庵书话》里，第一篇文章，写的就是李大钊的内容，题目是《守常全集》，里面谈到了李大钊的全集、选集、文集的出版和发行之难。在全国解放前，李大钊同志的一部分著作虽曾由他的亲属编集，由鲁迅先生作序，但在反动统治下一直没有能发行。1939年北新书局出版的《守常全集》（收文30篇、20万字），全集外间已经十分少见。

《守常文集》是国内第一本正式刊行的李大钊专著，1949年7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守常文集》分上下两卷:上卷收录《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12篇，下卷收录《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庶民的胜利》等18篇，大都是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教后的著述或课堂讲义。新中国诞生后。李大钊女儿李星华经与李小峰商议后，决定把全部遗文带到北京，交人民出版社于1959年5月出版《李大钊选集》，共收录论文、演讲、杂文等一百多篇。这是新中国第一本李大钊文集，（收文133篇，40万字）。其中很多文章都是选自1949年七月印出的《守常文集》中的一部分。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经过增订的《李大钊诗文选集》。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百一十多万字的《李大钊文集》。再到201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全集》（共五卷，收文595篇，201.5万字），本身就是一个复杂且充满矛盾的学术史发展过程。四、作者与版本的相关内容：李大钊遗著的搜集保存工作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艰难危险的环境下就开始了。

分两条线索进行讲解。

第一条为北京的线索：1927年4月28日，在李大钊牺牲后，李大钊的族侄、清华大学学生李乐光，立意搜编李大钊的遗文。大概从1927年年底开始，他就开始在各图书馆秘密搜集，勤苦抄录。李乐光的抄录与编辑工作是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完成的。最初是在清华大学的地窖里进行的；后来他搬进城里，在一位朋友家里继续进行抄录工作。以后形势紧张了，那位朋友不敢再在自己的家里藏这些文稿，就由李乐光的岳母赵老太太把文稿取回来，埋在院子里的几株向日葵下。每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赵老太太从向日葵下把一包文稿取出来，李乐光继续编选；工作完毕，老太太再去把文稿埋到向日葵下。这样持续搜集、抄录和编选，最终编成四卷。1933年，在李乐光被捕以后，赵老太太怕这些文稿被搜查出来，用了一夜的工夫在房檐前挖了一个坑，剪去书稿边页，仅留下抄有文字的部分，将文稿塞入一个瓦罐里，然后将瓦罐埋在这个坑里。一直到她见到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时，赵老太太才将此书稿挖出来交给星华。为了能够出版，李星华找到周作人寻求帮助。周作人寄信曹聚仁以求出版，曹聚仁请鲁迅撰写序言，鲁迅为此写了《“守常全集”题记》。但是，送到上海的文稿只有一部分，当时并未能出版。其后几经辗转，直到1939年4月，北新书局才出版了《守常全集》，其体量仅有二十余万字，共计三十篇。但是出版以后便遭到上海租界的没收，存世仅几本。根据方行先生的介绍，唐弢先生和方行先生各有一本，后来均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第二条为上海的线索：上海也有一人关注李大钊的遗文，他就是上海原文化局长方行，方行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已收集到李大钊遗文五十多篇，听说北京有个姓周的青年花了十多年时间收集李的遗文，方行专门请周建人打听寻找此人，抄得李大钊遗文六十多篇。上海刚解放，方获悉北新书局在报上登出重印《守常全集》的广告，立马致信书局经理李小峰，表示原来的版本漏收了许多李大钊的重要文章，如果这次仅是重印，不宜称全集，可否改为《守常文集》，书局接受了方行的意见，正式印梓发行《守常文集》。根据方行先生回忆，1939年《守常全集》被没收后，他和周建人等在复旦大学留在上海租界开始了这项工作。经过两年多的搜集，他们得到了五六十篇遗文。在搜集过程中，他们听说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某先生手中保存有李大钊的文稿，但姓名始终不得而知。最后，经周建人托人打听，他的一位亲友来信告知，文稿是有，但不能借沪传抄，而要派人到他家里去抄，条件是抄录者一定要大学教授，否则恕难“允命”。在当时，能找哪位大学教授愿意去抄录一位被杀头的革命者的遗著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最后，终于找到一位进步教授——即燕京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严景耀（雷洁琼先生的丈夫）前往这位先生家抄录李大钊的文稿，并托人传送至上海交予方行，整个过程均极为保密（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行等才知道搜集先烈遗著者为李乐光，而严景耀前去抄录文稿的那位北大“某先生”家就是周作人的家）。方行、蔡尚思等的工作，自1939年开始收录至1946年着手编辑，总共收集了274篇文稿。1948年，这批文稿交予上海的生活书店准备出版，但又恰逢解放战争正在进行。全部稿件不得不被带到香港保管，直到解放后才被重新转送回内地。这就是李大钊遗文收集和遗著出版的幕后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