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悲歌：记晚清翰林陈鼎跌宕起伏的一生及其后代生活片段 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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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陈鼎《别论》的主要主张

前面说过，陈鼎痛恨官场腐败，反对封闭排外、自高自大，他认为中国要在国际上有立锥之地，不能做井底之蛙，而是必须向西方学习。对于朝廷他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他认为光绪帝是明君，要不然也不会写那么长的建议)。他说：“法久既玩(玩忽懈怠)，事久则变，是世间不可抗衡的规律。而一二老臣，凡百君子，处此迫不及待之日，不知急求自强之法，而独于守旧变法之是争，此真可痛哭流涕者也。”陈鼎要求变法的迫切心情溢于言表，“在当时京官中，很少有人能像陈鼎这样对变法事业有如此强烈的紧迫感与责任感”。他想用中西沟通、中西融合的办法来破解朝廷的危局，解救迫在眉睫的民族危亡问题。

陈鼎的《别论》评论非常广泛，提出一系列改革内政外交的建议。

他在《别论》序言中对《抗议》有一总的评论，认为冯桂芬的想法十之四五是可行的。他按《抗议》原书顺序，逐篇讨论了冯氏想法的可行与否及其具体原因，同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既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也包括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对于冯氏的制洋器、采西学、上海设立同文馆议，陈鼎给予高度评价。其他如筹国用、劝农桑诸篇，裕国如折南漕、节经费、裁屯田诸篇，论兵如停武试(武科考试)、减兵额、创工兵诸篇，御侮如善驭夷(对付洋人)、重专对诸篇，治内如绘舆图，均赋税诸篇，他认为应该是冯桂芬提议三十年以来每天都该实行的。

上海同文馆，中国近代培养翻译和承办洋务人员的新式学校

如对于“筹国用”,陈鼎认为“此俱可行。商务、矿务、农务,皆今日至要之事,俱当步武泰西,以西人为牛而我为农也。

而对于冯氏的复宗法思想等，看上去有“药方只贩古时丹”的味道，陈鼎批“此不可行”，迂腐。

陈鼎的一些建议现在看来似乎很幼稚，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可以说是言辞大胆激烈，惊世骇俗。他大力主张朝廷进行一些具体措施的改革，想通过这样的修修补补使千疮百孔的大清朝能继续生存下去。他在这些方面的建议远远超过其他维新派，被保守派认为是离经叛道的。

他的这些建议主要集中在《别论》的“善驭夷议”部分，他提出了变服装、合宗教、通语言文字，且中西通婚的主张。

1，变服装。

关于变服装这点，作为洋务运动主要发起人之一的李鸿章是最反对的。1876年1月，日本政治家、改革家森有礼面见李鸿章。李鸿章说：“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森有礼解释说，旧有服制适合安逸休闲的人，对于劳作的人是羁绊。李鸿章不以为然，反驳说，“衣服旧制乃对祖宗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

陈鼎认为，国人害怕洋人是因为他们的衣服奇异而产生一种畏惧心理，因此不如改穿西服。

据说法国大革命是法国乃至欧洲服装改变的转折点，陈鼎则想以接受西方服制来改变国人陈腐的思想意识，促进革新。

清末中国男人服装

清末，有穿中式服装也有穿西服的，估计是在海外

2，合宗教。

清末全国各地反洋教运动此起彼伏，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官，对反洋教运动最为头疼。陈鼎认为地球上信仰基督教的有2/3，而信仰儒教的只有中国人。不应使中西两教相仇相杀。他提出列基督教于祀典之内，这样民众就会放下仇教之心，宗教矛盾就会得以缓和。

反洋教运动

3，通语言文字。

曾国藩办翻译馆，李鸿章设立同文馆。洋务派、维新派都翻译介绍了大量西方书籍，倡导西学，宣传译书。梁启超认为“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 当以译书为第一义。” 而陈鼎认为这些都值得提倡外，更进了一步，他觉得，中西的隔阂，首先是语言造成的。如果中国读书之人，尽学各国之语言文字，庶几与西人相处，……其又何至动辄为难哉？”说了对方的语言，连翻译都不要了，就不会互相误解，互相格格不入了。

4，通婚姻，且“自大臣始”。

他说，“我之虚实，彼固无所不知者，而我于彼事则多懵焉”。通婚姻可以获得关于西方的各种信息。

陈鼎这种思想让我不恰当地想起亚历山大曾倡导东西通婚，当然他是为了加强对被征服地区的管控，而陈鼎是想把通婚姻作为一个加强中西沟通的手段，以对西方了解更多。

其实直到1910年，清政府学部还有“禁止东西洋游学生与外国人结婚”的规定：“游学生既娶外国妇女，易有乐居异域、厌弃祖国之思，则虽造就成材，而不思归国效用，亦复何裨于时艰……。” 如若违反，毕业时一律不发给毕业证明书，对官费生还将取消官费名额并追缴前期已付学费。而陈鼎在十几年前就提出“通婚姻”，显然他的想法太“出格”了。

但是不管陈鼎在一些具体倡议上多么激进，他对于冯桂芬一个学习西方的关键思想却大不赞同，这方面他又表现的比较保守。

冯桂芬在他的《抗议》的“复乡职议”里提出设立乡官，乡官由乡民直接选举。在“公黜陟议”一节中提出公选举思想，主张官员的任免升降由选举产生，下层官员选举上层官员，通过这一方法来扩大政治参与的程度，改变君主专制下官员任用大权操之于上的做法。

我2021年拍的苏州木渎镇冯桂芬故居内的校邠庐，是冯桂芬的书房

但陈鼎却反对这种选举制，他认为所谓“公黜陟”会带来十大弊端，认为中国早已“民风不古”，如果通过下层官员推举来任命官员，“权势所在，无人不趋，况与之薪水，使之治事，俨然如官。……一至公举时，必然导致“此啸彼聚，互相标榜，宗族亲戚，各树一帜”，名为公选，实际上必然是权贵人物、宗亲氏族为了利益拉帮结派，能狼狈为奸的反而为誉为“良吏”，所谓公选举就会被这样的个人操控，最终会导致国家的腐败和分崩离析。

他甚至认为，西方社会实行民主就有这样的可怕结局：“泰西各国，分教分党，动辄称戈，戮杀君父，不以为悖；涂炭生民，不以为怪，岂非权为民夺之过哉？”

因此在反对公选举这点上陈鼎和其他绝大多数的京官们区别不大。但是陈鼎并不是说政治上一切维持现状，他是把一切希望寄托于明君，主张以君权变法，认为在中国民智未开的情况下，只能自上而下，通过皇上颁发新法、更张旧法来解决。

可以说，陈鼎一方面想彻底抛弃儒学作为指导国家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他不很接受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政治体制，他似乎也没有提出以什么来主导中国的思想走向，所以他是处于一个比较矛盾的状态。

陈鼎在戊戌变法之前默默无闻，是一个埋头书斋、闭门造车的人，这样一个似乎只追求个人修养、独善其身的人，为什么在光绪帝要求对冯桂芬的抗议发表评论时，突然慷慨激昂、洋洋洒洒写了一本评注的书？我觉得只能用孟子那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话来解释，这是古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理想吧。虽然陈鼎并没有得志显达，但他心里一直求变，因此有了机会，他就想直抒胸臆，向“天子”贡献出自己的“治国良策”。

关于陈鼎的美篇，我写了一个系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本篇右下角“来自作品集 乱世悲歌：…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