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3）：叛徒、走资派

六零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摘自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民协，抗战后期，西南地区成立较早、人数较多、活动范围较广、影响较大的中共外围秘密青年组织，为党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妈妈就是其中之一。她还参与了喇叭花壁报社的活动，这也是解放前中共在成都高校里著名的外围进步组织。）

还是说说我妈妈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遭遇吧。

因地下党经历、看了本胡风的书，历次政治运动中我家老母亲都当仁不让成为运动员，文革亦不例外且尤甚。

其中最艰难的几年，包括她蹲监狱受折磨、在批斗时经常被架飞机还多次挨打，我应该是不太清楚的。

据说其中一次批斗大会上，有一个电影院的职工跳上去往死里打我妈妈，被我大哥目睹，他捡了一块砖头冲上去试图跟那人拼命。

50多年过去，讲起此事，大哥心中的愤懑、屈辱还有儿子不能保护妈妈的内疚，依然没有丝毫的消释。

这些细节其实我是没有具体印象的，可能因为年龄还小不醒事，也可能有些事情刻意回避了我们，估计她入狱的那一段时间，我们被特别寄放到老家双古镇农村的姑姑家，开心快乐地在田间地头河边撒着野呢，哪里知道县城里政治风云正激荡着，妈妈正在吃苦受罪。

不晓得奶奶（我们喊娘娘）和姑姑（我们喊六孃）对我们细心周全的照顾中，有没有包含同情和怜悯我们两个苦命小孩子的成分。

（1947年，刚满18岁、在成都上大学的妈妈加入了中共。这是入党第二年，即1948年，妈妈寄给远在贵州的父母的照片）

（这是照片背面，妈妈亲手写的字。关于三十七，我们分析应该是民国三十七年）

有点印象是后期。

好像大家对有些事情已经淡漠，斗争也没有那么激烈了。

记得有一次，妈妈正在文化馆坝子里水龙头下洗粘标语的红布，单位同事接了电话，在坝子里大声通知，说，方筑，喊你去电影院门口参加大会挨批斗，妈妈哦了一声，擦干手，撸下袖子，回屋里拿出一个几乎遮住上半身的大纸牌牌挂脖子上低着头就出门了。

那个纸牌牌上面写着此人属于哪一类坏人，比如叛徒、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走资派等等，下面是自己的名字，妈妈应该属于叛徒、走资派类。

我们也没有大惊小怪，照样在院子里打闹玩耍。

几个小时后妈妈挨批斗回来，自己摘下纸牌牌，放到家里蚊帐顶上，挽起袖子，又到坝子头洗红布去了。

好像中间出去办了件稀松平常的事，把挨批斗，当成了普通的一个工作，对屈辱，似乎已经麻木，而且，周围的同事也很平淡、平静，没有异样的眼光，平时也没有明显要划清界限的表现。

（解放前在仁寿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同志）

只是有一次，我才体会到了坏分子是如何被革命群众憎恨的。

那天，妈妈给了我几分钱，让我拿个碗去东街打（买）豆瓣，等我打好豆瓣从黑巷子（也叫黑风洞，非常形象的一个地名，类似于现在的下穿一样的巷子）走出来，迎面来了几个拿着棍棒的小孩子。

其中一个领头的盯着我突然喊，走资派的儿，打！然后一棒子把我的碗打碎在地，血色的豆瓣，铺撒四溅，摊在泥地上。

至今我都还记得那个领头的小孩子是谁家的以及他当时狰狞或者叫凶神恶煞的表情。

那个年代，我们这类家庭的孩子，矫情不起来，自尊是个啥，恐怕连概念也不敢有。

因此，挨了打，其实当时自己最伤心的根本不是心灵受创自尊受辱，而是可惜了那个碗，以及几分钱的豆瓣，不晓得回家咋交差。

不过回家说了情况，好像也没有人怪我，更奇怪的是，爸爸妈妈似乎也没有要追究这个事情的意思，各干各的事，就岔过去了，我也没多想，只是庆幸他们没有骂我。

多少年以后，我把埋在心里几十年的这个经历再次讲给妈妈听。

她沉默了一会，平静地说了一句：那个孩子混得也不好（不晓得你注意没，这句话里有个“也”字，估计不是一个语气连接虚词，应该是有实际意义的，我理解，“也”包含了老太太对我的境况的含蓄评价。你咂摸下呢）。

（这张照片历史感很强，应该是1946或1947年前后，可能在成都的锦江上，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青年学子们。也就是在那个阶段，妈妈从党的外围组织正式加入了中共，并为此奋斗了70余年）

（1958年，在内江地委工作的父母一起下放，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地委机关）

（1960年，父母在下放劳动现场）

（这也应该是从成都转移到仁寿工作的地下党老同志，坐妈妈旁边的伯伯我认识，在内江地区农业局当局长，经常来我们家，进门就喊，方筑，快点拿酒来喝）

（1954年，专区、市、县三级妇联领导合影。解放初，妈妈在仁寿城关、文宫两个区任过区委书记，后来去县妇联工作，再到内江地区妇联，最后到荣县文化馆，应该是降了几级）

（为了理想，勇敢前进。1955年，估计在仁寿妇联工作期间。我一直觉得，为了理想，妈妈一直很勇敢）

2018年11月10日，近90岁的老母亲，安详、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实际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她头上戴的胡风分子、叛徒、走资派的帽子，组织上已经予以一一摘除，彻底平反。只是那时，妈妈都快60岁了。

胡风分子是个啥子意思，我一直没有整太明白，其实，百度上应该是可以查到的，算了，不查了，我再不想整明白了。

叛徒，即中共的叛变人员，四川地区解放前的地下党，文革期间基本都戴上了这顶帽子。

我给他们总结的是，白色恐怖时期幸免于难，文革中却被一网打尽，想想这些老前辈，真的还是有些悲哀。

走资派，全称应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晓得一个县文化馆的馆长，连股级都可能算不上、只管几个人的小干部是个啥当权派。

叛徒、走资派这些名词，在当年是人人喊打、耳熟能详的，现如今，已经相当生疏了，孩子们可能都没听说过。

现在，有那么一些人试图为文化大革命翻案，就冲打烂我的碗、打撒我的豆瓣，我也第一个不答应。

“十年内乱”、“灾难”，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就这么定性的。

还是不理解？

咋整呢？

要不，清明的时候我去坟前给我妈说说，让她找你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