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30年前我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图书馆处理旧书时，淘到一本民国二十八年出版的梁漱溟著的《乡村建设理论》。</p> <p class="ql-block"> 该书的扉页上签有“漱师赐赠三十七年（注：民国）三月二十八日午 慕樊於勉仁国专”。据史料记载，1946年至1950年梁漱溟正在重庆北碚创办勉仁文学院。曹慕樊1947年受聘于勉仁文学院任中文系副教授。这本书应该是这个时期梁漱溟赠与曹慕樊的。梁漱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热心倡导他的“乡治”主张。在他看来，由于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唯有先在广大农村推行乡治，逐步培养农民新的政治生活习惯，西方政治制度才能得以在中国实施。为此，他经过多地考察后于1931年与同仁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撰写和出版了《乡村建设理论》一书。</p> <p class="ql-block"> 曹慕樊建国后调西南师范大学任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恢复工作。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哲学及目录学造诣甚深，对杜甫的研究，尤为精深，著有《杜诗杂说》、《杜诗杂说全篇》、《杜诗选注》等。</p> <p class="ql-block"> 《乡村建设理论》这本书记载了这两位著名学者的一段往事。名师赐书，得书者签名标记，埋下了故事的伏笔，折射了国运与书运的痕迹。那么这本书后来又怎么从重庆流落到沈阳鲁迅美术学院，这中间经历了什么，现在是很难挖掘和考证了。因此对于喜欢藏书的人来说，对签名本往往有一种特殊的情怀和关注，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注重关注和研究签名本，对于丰富藏书文化，提升藏书的价值，十分必要。特别是对那些年深日久，历经社会动乱，时代变迁，政治风云的旧书，其任何标注和标记，都显得弥足珍贵。有的甚至在不显眼的蛛丝马迹中说不定就蕴藏着鲜为人知的故事呢。当然，能否做到慧眼识珠，迎刃而解，那可是对藏书者学识的一番考验啊！</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