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花

旭琎书院

　　题记：我们在成长的岁月里，总是怀念逝去的时光，不是为了怕忘记过去，而是为了更好的珍惜现在。

　　春节前，我抽空看望了即将退休的五叔和已退休的五婶。小妹李佩已在上海就业，家里只有五叔和五婶，我们仨人见面就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少不了一番畅聊，谈得最多的莫过是二十多年前我上大学时卖花的一段往事。

1994年的夏天，对我来说、对我们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夏天。收获了一地麦子后，托爷爷的福，得毛志勇老先生的恩惠，我跌跌撞撞进了兰州师专的校园，在中文系就读汉语言文学专业，开启了我的大学旅程。当时，家里除了丰收的庄稼，别无积蓄。开学之初，父亲一边粜粮，一边借钱，东凑西凑才凑够了三姐上师范的学费。而我只能怀揣着家里仅剩的50元车费，穿着小叔淘汰给我的运动衣和母亲连夜赶制的千层底布鞋出发了。车上最奢侈的行礼就是爷爷细致入微的叮嘱，父亲少有的微笑和母亲烙好的十几个干粮，还有五妹开心的再见招手。

　　当时，家族在省城兰州唯一能攀上的亲人便是省水利厅总工程师岗位上退休的五爷一家人。五爷是爷爷辈们读书最好的一位，解放初期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水利系，毕业后一直在省城工作。听爷爷和父亲多次讲，五爷一家人继承了李氏家族待人大方宽厚的优良传统。可能是出于一种无奈，也可能是抱着一种希望去攀亲，开学不久我就同高我两级的莉姐去了五爷家。果然，五爷一家人对我们非常亲热，各种我没有见过的美食摆了一茶几，但临走我还是张不开嘴向五爷借交不起的学费。五叔是五爷的二儿子，和五婶都在金融系统工作，那天正好他们也在五爷家过周末。五叔、五婶都是陕西财大的高财生，五婶是上海人从小在甘肃成县长大，小两口很善良也很健谈，没过多久就看明白和听懂了我的窘迫和卑微，真诚的约定至少每两周要去他们的小家庭改善一下伙食。

此后，我便很快成了五爷和五叔家的常客。每隔一周，我都会从安宁出发，凭着自己的大长腿丈量美丽的黄河风情线，不用坐公交一路小跑就可以先到大教梁省委家属院，在五爷家美餐一顿五奶亲手烹调的美味佳肴，然后帮五奶打扫完卫生后又步行到曹家巷的五叔家。五婶知道我喜欢打篮球，运动量大，每次见我来，少不了蒸一锅红烧肉给我解馋补营养。不久我和五叔、五婶便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他们也不嫌弃我，每每去他家都会留宿一夜。睡前五叔还会和我谈好多关于人生和理想的话题，并亲自为我打好地铺。现在想想，他们一家三口人（那时候，小妹李佩已经上幼儿园了）住着两室一厅不足60平米的小房子，还能让我安心的住一晚，并在第二天吃完早餐才离开，他们是多么的仁慈，换了现在的我估计是很难做到的。好在，我身强力壮，可以发挥自己的“顶端优势”，帮五婶换换煤气，贴贴墙纸，修修电路，还能陪五叔打打羽毛球，或多或少可以让自己吃住得坦然一些。

　　卖花是上大学第一年暑假的事。眼看学校就要放假，兜里实在是没有了路费，我硬着头皮向五叔张了嘴。没想到五叔说“受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借路费没问题，但他坚决不同意我放假回家。据他对我的了解，他完全相信我可以自己做点事挣学费，何况那年旱情严重，回到老家也没有什么庄稼可收。第二天，回到学校，我便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根据五叔的提议开始筹划起暑假卖花的事了。

“过来看，过来看，农科院新引进的美国唐昌蒲，颜色全，花期长，便宜实惠到你家，万紫千红都是福，千万别错过，千万别错过！”这是我好几天想出来的叫卖广告词。

唐昌蒲也叫剑兰、十三太保，十样锦等，花期长，可挑选的颜色多，很受市民的青睐，所以它成了我营销的主要品种。那时候，东方红广场并不是现在的模样，体育馆西南侧是一条花市，市场不大但非常热闹。每天晨练的人们很多，尤其以老大娘居多，她们跳完广场舞顺路回家总会光顾花市的，这也是五叔以前就关注到的商业信息。第一次把花摆到市场上时，发现全市场就我一个人是卖花郞，本能的怯生，嘴唇好像被胶粘住了的一样，好多次想喊出编好的广告词，好多次都没能出得口，一直到税管员前来收税一枝花都没有卖出去，还白白缴了1元钱的营业税。眼看太阳已经老高，逛花市的人越来越少，如果再不出手，花就会滞留在手里，说不定会血本无归。情急之下，走到了一个面善的老大娘前又鞠躬又用广告词介绍手中的花朵。本来别人的花大都是榆中花农供应的，而我的花是从农科院进的新品种，比市场上普通的唐昌莆个头要高，花蕾要多，花期要长，老大娘不知是同情我还是真看上了我水桶里装的花，一次挑了十好几枝色彩不一样的花，并叫停了她的同伴，向她们推荐购买了数十枝花。开张的动力真的是非常大，自此我再也毫无顾忌，扯开嗓子用会宁普通话叫卖起来，不一会儿便卖完了手中的花。

　　原本想着挣钱了一定要犒劳一下自己，至少也得去南关什字吃个炒面片。但当自己在公交车上整理一张一张的毛票时，却有万分的不舍。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做买卖，也是我自己赚到的第一筒金，虽然才20元，但在我心里是那么的珍贵。而就在那时候，我才开始慢慢理解了父亲，理解了父亲永不倦怠的身影；理解了母亲，理解了母亲油灯下的一针一线……，于是，我在马路边上用一个大饼安慰了自己，回到学校藏好水桶，马不停蹄地往进花的农科院走去。

当时的学校门卫管得不是太严，但政策上是不允许学生假期住校的。每晚我都等着门卫差不多休息了，从一楼的厕所破窗子上把进好的花吊进去，然后自己再爬进去，提着花弯着腰躲过门卫困了的视线，蹑手蹑脚地上到6楼我的宿舍。每晚都怕查校的值班老师发现，宿舍里也不敢点蜡烛，小心翼翼地借楼前路灯的微弱灯光5枝一束、5枝一束绑好进来的花，然后用砖头压住花头，省怕一夜之间植物向上的自然力量长弯了花头不好卖。安顿好她们，我才能悄悄的睡倒床上，任凭肆无忌惮的蚊子在耳边“狂轰乱炸”也不敢起来“反抗”，害怕弄出声音被门卫闻讯赶来。第二天天麻麻亮就得起床，逆向重复一遍前晚的行径，溜出宿舍楼，在文科楼茂密的丁香树下取出藏着的水桶，打上半桶水，拎着一捆绑好的花，沿着墙根溜出校门。那时候，师专通往刘家堡广场的那条小道还没有通公交，要么步行出去坐公交，要么花5毛钱坐人力黄包车出去，自然我选择的是步行，也只能选择步行。

去广场西口要换乘一次车，先在刘家堡坐上3路车，再到西站换乘1路车到广场西口，最多也花不了1元钱，只是半桶水在公交车上摇摇晃晃的，时不时就会溢出来洒到乘客的腿上，肩上扛的花也会不留神碰到别人的衣服，总之也看了不少白眼，受了不少气，听了不少抱怨，但为了生活我只能装聋卖傻、默不作声。其实，到了现在，是完全可以不装水的，但那时候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放开，东方红广场西口你即使拿着钱也无法买到半桶水来。

　　好在，卖花时日不长，遇到了一位省委工作的老领导，改变了我担心吊胆的生活。他的姑娘刚从西北民族学院毕业，和男朋友也在花市卖花，老领导暗中观察发现：他姑娘进的花没有我进的花好看，也远没有我卖得快，等税管人员来收税时，我早都提着空水桶在广场边上乘凉观察别人的买卖情况，而他的姑娘却还在那里和她的男朋友使劲叫卖。有一天早晨，这位领导把我叫到了一边，轻轻对我说：你和我家姑娘合作卖花怎么样？利润对半，你负责进货，她负责包装出售。我没有立刻答应，而是去了五叔家咨询。这位老领导家住在静宁路口，离五叔家很近，走路不到五分钟。五叔和五婶都认为是这个领导欣赏我的才能，说不定合作了是一件好事。那就合作吧，这样晚上既可以把进的花放到那个领导家，我也可以住在五叔家，不用去学校宿舍了。

可以说，合作得非常愉快。每天早晨我帮他们把花拿到花市，然后依然用我的广告词不停地叫卖。而那姑娘和她的男朋友时尚又手巧，给每一束花还会配上些满天星、勿忘我等花草，用特定的塑料纸包起来既好看又能卖个好价钱，一天下来要比我们彼此单卖赚得多，大家都显得很开心。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那姑娘的男朋友突然不干了，问起她，她也不怎么正面回答，吱吱唔唔的，我也不好再问。至此，我自然而然也变成了她的下手，学会了如何包装花束，如何剪修花枝，如何搭配花色，一切都得心应手。当然啦，我们的花也是整个市场卖得最快的了，卖完后她也会开心地甩甩她齐肩的短发开心地向我道声谢谢，然后莫不作声地提着水桶向她们家走去。姑娘身材高挑，长得不算漂亮，但皮肤白净，看上去很精神，面对每一个客户笑得都很甜美。而我们之间除了卖花，很少有其它的话题，年龄上的差距、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学校之间的差距使我们之间也保持着一种无形的“距离”。她回她的家，我数我的钱，然后很满足地坐上公交车去安宁进花。

　　最让我们开心的是一个雨后的早晨，整个广场都非常清新，难得一见的蔚蓝天空，空气中夹杂着些许温柔的夏风，到处弥漫着淡雅的花香，沁人心鼻。那天晨练的人特别多，人们都伸开双臂迈开双腿尽情地舞动着美好的生活。正当我们俩熟练地包装花束时，迎面来了一位小个头戴鸭舌帽的老头，他穿着摄影马夹，手里拿着一台专业照像机。起初他并没有和我们搭话，只是一个劲地为我们拍照，待我们打发完一拔客户后，他掏出了笔和小本子问起了我们的身份、想法和经营情况。原来他是工商日报社退休后的反聘摄影记者赵宜秋老先生，他说他要把我们大学生勤工俭学的事迹在报纸上宣传宣传。也是在他的采访过程中，我才知道那个姑娘不愿意去父亲安排的事业单位上班，而是想自己创业开一家花店，到花市卖花是为了积累一些经验，男朋友也因为她选择创业赌气分手回老家上班了。临走，赵宜秋老先生还给我留了地址和电话，让我好好学习争取拿到“三好学生”，毕业的时候帮我推荐报社工作。对于当时的我自然是一件天上掉陷饼的大好事了。往后，我和赵宜秋老先生也通过几次电话，写过几封信，我也很努力地拿到了“三好学生”。但我快毕业的时候，电话里听到他老人家生病住院，我也没好再去为难他为我推荐工作，就这样错过了一次报社就业的机会。

　　经过十多天的摸索，我们熟悉了花市的一切，想扩大营销规模时，永登却发生了毫无预兆的5.8级强烈地震。一时间，整个兰州市都陷入了全民防震的紧张氛围中，好多人都担心会有更大级别的地震发生，每天晚上大量的市民走出家门集聚在广场中心不敢睡觉，也有人害怕刘家峡水库决堤而水漫金城，躲在了皋兰山和白塔山山顶不肯下来，更有甚者离开兰州去了外地亲朋家。花市自然萧条无比，省委工作的那位领导和五叔都研判花市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好转，决定暂停营销，先避避灾情再说。于是，那位姑娘南下去了深圳学习插花技术。我也怕父母担心，向五叔告了假，回到了心心念念的故乡。爷爷和父亲看着我给他们买的花茶笑了，五妹拿着我买给她的新文具盒开心得围着我转，不停地问这问那，母亲听到我赚够了第二学期的学费，也是满心的欢喜，火急火急地为我烧火做饭，那一刻幸福溢满了我们那个温暖的小院，就连厨房的炊烟也似乎笑弯了腰，歪歪扭扭的飘过屋顶向天外飞去。

　　时光飞快，转眼进入腊月，马上到了大二的寒假。金城因为限放鞭炮，显然少了哔哔吧吧的浓浓年味，唯有那黄河水车吱吱呀呀地呻吟着，仿佛等不及春节的到来。冬天不适合在市场上卖花，我打算按时回家帮父母铡草、磨面、压粉、置办年货。没想到，省委工作的那个领导来学校找我，希望我能帮他姑娘打理新开的花店。那时，我才知道那个姑娘从深圳回来了，在静宁路口开了一家花店。我还是拿不定主意，照样去了五叔家，五叔和五婶一听就笑开了花，支持我去帮忙。

放了假，我便去了那位领导家。他们家在一楼，而且阳台紧挨着马路，他们稍做改造便成了开花店的铺面。那个姑娘见我来了，只是轻轻的微笑了一下并没有多说话，一边包装着鲜花一边打发着买花的顾客。而我，不用她交待也知道干些什么，在很短的时间内我整理了地下零乱堆放的玫瑰、月季、康乃馨、百合等鲜花，清除了地上的枯叶和费枝，然后给插花的水桶换上了新鲜的自来水。她对我的速度有些惊呀，虽然没有赞叹却顺手在冰箱里取了一个雪糕递过来，我抬起头才看到她这半年变化很大，眉毛也修了，脸上的痣也去了，加上淡淡的化妆比暑假见时漂亮了许些。因为晚上还要继续营业，所以晚饭要在她家吃。她妈妈在省邮政局工作，个子也很高，一脸的严肃。可能是因为省委工作的领导没有给她说明我来店里帮忙，也可能是因为我一身的“土气”，对我的态度不冷不热，气氛有些尴尬。更要命的是，晚上花店打烊后，省委工作的领导安排我和他的儿子一起住。看着他们家豪华的装修、干净的被褥、先进的马桶，我突然有些想逃的冲动。这毕竟和五叔家不一样，而且女主人那么高冷，我再一次感受到了自己像鲁迅笔下的闰土。

　　第一次感觉自己像闰土是94年的夏天，爷爷带我去拜访毛志勇爷爷。那时候，毛志勇爷爷住在定西市卫校门前的平房院子里。两个老朋友相见，非常亲热。毛爷爷叫爷爷李老师，爷爷称毛爷爷毛书记。而我第一次见地厅级领导，怯生生地站在爷爷的右侧，不敢说一句话，也不敢落座，更不敢正视毛爷爷的眼神，感觉他在我眼里有神一样的威严。爷爷也担心我失了礼节，有什么不雅之举，去之前就对我有所交待，让我多点头少说话。临别时我也如爷爷要求，只是给毛爷爷深深地点了点头，也不像现在告别时礼貌地说上一句“再见”。

　　干活我是不怕的，就怕看女主人的脸色。为了改善这种沉闷的氛围，吃饭前我抢着端菜端饭，饭后我抢着收拾餐桌，就差给他们家刷碗洗锅。其实，这一切那个姑娘和他爸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而我呢，唯一支撑要坚持的理由就是给下学期挣点生活费。看着花店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女主人的脸色和霭了不少，给我们做的饭菜也丰富了起来。

然而，没过多久，记得是我生日的前一天晚上，不知何故女主人在吃晚饭的过程中一声不吭掀翻了餐桌，径直去了卧室。省委工作的领导和他儿子恰好那天都不在家，看着一地的狼藉，那个姑娘向惊魂未定的我投来了极度为难的表情。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默默帮那个姑娘收拾了地上的垃圾。她也知道这件事严重伤害了我的自尊，我不会再待下去了，当我给她爸写下留言条准备去五叔家时，她递给了我500元钞票并真诚地说道：是我们家对不起你，这段时间为难你了，真的非常抱歉。我别无所求，只求你记着明年情人节那天帮我卖一天花。我已经记不清我是否答应了她的请求，也记不清我当时是怎么离开她们家的，总之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情。五叔听了我的叙述，也赞成了我的选择。那夜很长，我背地里把那500元钞票装进钱包又掏出来数数，又装进去，反复几次，我最渴盼的就是天明赶快回家。

　　第二天赶早，照样给爷爷和五妹买了礼品，才赶往汽车东站。回到家里，已经是腊月二十三的下午。因为这一天是我的生日，父亲已经习惯每年在这一天杀年猪。当我还未迈入小院时，就闻到了新鲜的肉味。母亲见我突然回来，很是惊喜，我强装着笑脸对母亲撒了一个美丽的谎言：花店放假，我回来了。那晚，我又长了一岁。那晚，乡村的夜色正好，美丽的银河横跨在故土的上空，那些不知名的小星星不停地眨着可爱的眼睛，就连邻居的犬吠声都那么亲切。那晚，我在爷爷的老屋里枕着生日许下的心愿睡得很香。

　　后来的后来，再也没有了卖花的后来。我永远欠下了那位姑娘一个卖花的情人节，而岁月永远欠下了我一枝生活的玫瑰花。

　　（2022年3月30日晚于金城小大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