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和灵魂，都需要被拯救》

唯美心情

新冠疫情快三年了，对“封城”两字已不陌生，但是沿着黄浦江封“半城”，却仍是件新鲜事。有人说，这城封的有点晚，错过了最佳时机。还有人说，封半城很荒谬，对比“封城一周疫情渐消”的南方某城，上海的手段不够果决，导致如今混乱局面。

加缪的《鼠疫》中，当医生初步给出“鼠疫”之判断时，奥兰城迅速被封了，城门还有荷枪把守。新冠不同鼠疫，前者致死率没那么高，尤其是现在的奥密克戎变种，似乎并没有那么可怕。上海毕竟不同于奥兰城，因为那只是法国在阿尔及尔沿海的一个省的省会而已。与此相反，上海不一样，上海不仅是上海人的上海，也是中国的上海，乃至全世界的上海（官方语）。这么大一个国际大都市，说封就封，未免有点草率和不计后果。

但上述观点，颇有些上海高人一等的味道，于是很快遭致全国人民的抨击，再加上很多病例确实从上海蔓延到其他城市。在这种情况下，竟有数地出台针对上海人之“围猎”之举，贴出告示：举报、抓住一个上海人，可以获奖200元。上海人沦落至此，令人唏嘘。还记得曾经有个被精准的圈定为中风险地区的“奶茶店”，被公认为是精准科学、抗疫、不扰民抗疫之典范，但近期疫情突然大爆发，每天公布确诊以及无症状感染者的数量节节攀升，上海前期抗疫举措不力的判断又甚嚣尘上。显然，温水里习惯的上海人，真遇到大考验，如清零与共存，似乎前者更能让大众所接受。

奥兰城的鼠疫，则是完全不同的演化路径，被隔离起来抗疫，其实就是让你自生自灭，美其名曰：适应与共存。面对肆虐的疫情，故事的主线贝尔纳.里厄医生的工作和帕乐卢神父的工作效果其实是差不多的。医生也期待血清能够发挥作用，就像我们现在期待疫苗一样，结果都是差强人意的。疫苗固然在进步，但病毒似乎永远跑在前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封城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病毒的蔓延，从大局而言，这是一种止损行为，如同被毒舌咬了一口，在蛇毒蔓延之前，迅速壮士断腕，不啻为真的勇士。好莱坞大片里常见的情节是，某一城市人民被感染了，为了顾全大局，于是先封城，然后一颗核弹扔过去。但是这种做法有个前提，就是承认人力是有局限的，在纯技术层面是战胜不了病毒的。

《鼠疫》的故事背景是上世纪四零年代，如今是二十一世纪，时代不同了，人类对病毒的认知也在不断迭代。但当下对病毒的认知与对疫情的认知似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前者更多是医学层面的判断，后者则是混杂了国家意志、权力、尊严、利益在内的政治议题。于是，是否能够战胜病毒，似乎又不纯粹只是一个医学的问题。所以，同样的病毒，在国内和国外，受到的对待，可以说是天壤之别。有人说，国外这是认怂、是躺平，我们不能这么干。言下之意，我们不一样，我们不能认怂，我们终究能战胜病毒。

在隔离期间，奥兰城的居民是痛苦的，每个人似乎都经历否认、质疑、惊悚、恐惧、接受、绝望、麻木的过程，活着是幸运的，也是艰难的。当初武汉封城时，想必也曾应有类似的情愫。在此期间，有个医生，也有个神父，医生解救不了生命，神父也解救不了灵魂，但是医生和神父却是小城居民坚持下去赖以维系的希望和寄托。

我们现在有医生，却没有神父。医生的话，合适的时候可以被拿来听，不合适的时候，似乎也会被屏蔽。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的医生的地位和境遇，似乎比贝尔纳.里厄医生要更惨。我们现在的主旋律，还是人定胜天，战胜病毒是迟早的事，不惜一切代价，我们都要实现既定的目标，当下称呼叫：社会面清零，医生也好，护士也好，都是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之工具而已。然而就疫情之下的每个个体而言，不惜一切代价的一粒灰，或许正是压在头上的一座山。

更惨的是，我们也没有神父。除了“厉害了我的国”之信念以外，我们似乎并没有可以内求的精神源泉。神父说，人们是有原罪的，某些灾难似乎正是一种历炼和拣选的过程。当然，我们也可以引经据典，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多难就是兴邦的必经之路，而每个人也只不过是多难之路上的一颗可有可无的石子而已，但似乎这种解读，并不能让被封城中的人民，得到哪怕任何一丝心灵的慰藉。

所以，在医学层面，很多人已经出现混乱表述：我不怕病毒，我怕的是被隔离以及被歧视。在精神层面，更多人出现不安和迷茫。时代洪流奔腾不息，每个人（当然包括医生和护士）都被裹挟前行。或许迟早有一天，疫情终将消散，但毋庸置疑的是，每个人都将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

《鼠疫》的最后，医生活了下来，不愿接受“神父有病也得看医生”观念的神父，却死在了黎明之前。手机里响起抢菜的rap，把我从书本中惊醒和抽离，防疫人员在小区兢兢业业地张贴“足不出户”的警示语，朋友圈则持之以恒地贩卖着囤菜备荒的焦虑，微信群里转发着民间艺术家创作的搞笑段子集锦……

不禁合上书本，长叹息曰：现实果然比书本还要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