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青春

梅

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沈阳按下了暂停键。困居在家，忽然想起找点事做，于是就翻出了几张老照片。仔细地端详着照片上各位的面庞，那曾经的过往，就像溪水般在心头潺潺流淌。 下面请各位随我穿越时光隧道，一同去回首去追忆去展望。 这张照片大概摄于一九七一年冬（摄影李贵成）。已泛黄，也不太清晰，但亲切依旧。那一年我不到二十岁，正值韶华。照这个片好像与两位军代表有关。前排的五位分别是陈春林、寇杰、刘玉龙、田荣显、吴庆学。第二排：王春田、郭树文、两位军代表、张树林、武闯。第三排：杨绍文、高玉珍、边素琴、边庆斌、王军、刘广顺、毕瑞莲。第四排：赵淑珍、王玉梅、韩书田、于长海、刘玉珂。这几乎是矿工报社全体员工（还有几位下张照片有补充。另外，对我有知遇之恩的金凤琴大姐和周景祯大哥均未出现在这两张照片里）。想当年，几位年轻人都是踌躇满志、豪情满怀的大好年华。几位师傅都是从局属各单位精挑细选的政治过硬的精英。我刚进入社会，一脚就迈进了矿工报社大门，真是既新奇又懵懂。因为年龄最小，我受到了来自各方面无微不致的关怀照顾，让我时刻感受着集体的温暖。 我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份走出校门的，那一年我十七岁。经学校老师推荐，我们一行七名学生到局“打倒新沙皇展览馆＂当解说员。我负责第七馆，即最后一馆。年轻真好。一份十五分钟的解说词一个晚上就背了下来。每天，我们接待着络绎不绝的来自厂矿基层的参观者，手执一根小木棍在挂图上指指点点，嘴里不停地介绍着，信心满满，兴奋伴着自豪。忽然有一日，军代表找我谈话，让我去矿工报社，当时我就哭了，因为我心里藏着一个从军梦。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一九七O年一月十日，我到报社报到。早已等候在门口的赵秀艳大姐牵着手把我领进一间办公室，一阵掌声过后，我羞涩地坐在椅子上没敢抬头。没想到这间办公室（报道组）日后也成了我的办公室，报社竟成了我终身从业的地方。 南票矿工报创刊于一九六八年，不论是报道人员（当时没有记者编辑称谓），还是印刷厂工人，都是从全局基层单位精挑细选的政治过硬的人员，政治成份纯之又纯。（我有幸被选中）继我进来之后，七O年秋，又进来四个小青年（男性）。这四个人是刘玉龙、武闯、周景祯、田荣显。据说是从众多新招的工人中挑选出来的，是过五关斩六将脱颖而出的。他们四人的身上充满青春活力，聪明睿智、精明干练。他们被安排在编辑部，成为不可多得的骨干（这四人都是栋梁之才，除一人调出外，日后均成为矿务局及基层领导）。无疑，他们的加入，固定给报社注进了新鲜血液，增添了新生力量。以后相继增添了肖玉柱、杜俊德、阴元春、高克、汤丽及一大批青年。我们这群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报社的各个岗位上发光发热，不仅和大家一起把矿报办得有声有色、风生水起，还多次被局团委、机关团委评为先进单位。可以说，报社聚集了一批优秀青年，他们用智慧和汗水谱写了一曲青春之歌。 七十年代初，政治空气浓烈，每天班前有会，即政治学习。领导班子的张树林（工人派进代表，也属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领读并组织讨论，他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但星崩儿会跳出白字，令大家忍俊不禁，又不敢出声。编辑部要讨论稿子，总是争吵不休，大有谁也不服谁的架式。印象最深的是王春田，他是中国矿院毕业的名副其实的大才子，后调到锦州市燃化局，英年早逝，四十几岁就离去了。他最认真，争论时特较真，也写了很多好文章。对我这个小妹妹也是关照有加，曾赠予一本《卢森堡的故事》，鼓励我努力学习，追求进步，做一个积极向上的好青年。可以说他是我树立正确人生观的启蒙者之一（当然还有很多），我将永远记住他、怀念他。还有刘广顺、曹林德、孙庆儒（后两位在下一张照片出现），他们也都是可尊敬的师长。我在报社的第一次采访，是刘广顺手把手教的。曹林德特儒，愛一个人琢磨，有一次我看他在笑，就问他为啥？他说，中国的文字有学问，得细琢磨，这把放炮线放在裤兜里和放在裤子口袋里就大不一样了。这只是报人咬文嚼字的一例。孙庆儒大大咧咧爱开玩笑，非得让我叫他叔叔（他和我父亲共过事），可我看他年轻，便说什么也不肯叫，弄得满脸通红，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主动说话，因为不知怎样称呼，总是跟着别人蹭着说。赵师傅、高师傅、韩师傅、边师傅、王师傅、小边师傅、小于和小毕都是印刷厂的骨干，是拧在哪里都会闪闪发光的螺丝钉。 那个年代，特别突出政治，总会有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每每这个时候，报社的有关人员就会坚守岗位连轴转。老郭准会严肃地守在收音机旁记录新闻，神情专注，紧锁眉头，栽愣着脑袋侧耳细听，生怕漏丢和听错（假如弄错了，那可是政治问题）。幸好他记忆力过人，手笔应当，从未出错。作为他的学生，经常目睹此情此景，所以印象特别深。 也不知什么原因，那个时候好像在大样上下功夫深一些，一张大样总要改好几遍（现在想起来应该是体制问题，只有记者，没有编辑，也没有总编室，稿子审核机制不健全），军代表一审稿把关，又要有大改动大手朮（改动大时，红笔道和由此牵出的汽球红乎一片，有一段时间我就以为红样就是这么来的），幸好捡字排版的师傅敬业，毫无怨言。（那时候是活字印刷，捡字工人拿着铝质手托，从字架上将所需之字捡出，一站就是一天，而排版工人则要按照编辑给出的版样排版，需要改动时，便拿着小镊子将改掉的文字挑出，然后再将所需文字镶进去，很麻烦的）。有趣的是，每到夏秋季加班，那院子里种的玉米、茄子、西红柿就会被一掠而光用来充饥（实际也没那么饿）。大家忙乎大半夜，第二天早上，报纸准会由专人送到小火车站。就是这样，凝结着报人心血和智慧的、墨迹还未干的矿报就会乘着小火车，分发到厂矿基层、千米井下。 到如今，这张照片已经伴随着我走过了五十一个年头，当年那个二十岁的毛头青年，已经步入古稀，成为霜染双鬓、思维迟缓的老妪。和我年龄接近的几个年轻人也都退休赋闲、含饴弄孙，而那几位长者已辞离人世。 岁月荏苒，时光流转，谁都会老去。但风华之年、溢彩青春留下的美好，留下的故事，却令人难忘。我们将青春留在了南票矿工报，留在了沸腾的矿山，也留在了我们的心底，永远挥之不去。 　　△ △ △ 这个片摄于一九七二年（摄影李贵成）。照比上一张照片，增加了赵秀艳、张秀岩、李雅玲、两位军代表和局宣传部胡德莹、曹林德、王迈、孙庆儒、阎俊莲、唐仁薏、支林学、肖玉柱、李长荣。几位老同志是矿报元老级人物，曾为矿报辛劳耕耘，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张照片摄于2019年。距离上一张照片相隔47年，姐妹再次相聚（第一排的姐妹）。来，按照当年的阵容，摆上相同的姿势，再留一张纪念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