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中学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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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旗中学是我读高中时的母校。1972年3月到1974年5月，我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多的时间。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弹指间离开母校已近半个世纪。五十年的风雨人生，许多往事都已是过往云烟，但那段高中求学的日子，却是最值得回忆的一段经历。

红旗中学和水库中学

我们的母校叫红旗中学，现在听起来是一个有着强烈时代特色，充满革命理想色彩的名字。其实校名来源很简单。“文革”初期，全国各地掀起一场改名风潮，一夜间涌现出一批有着“革命”色彩的地名、企业名和人名。当时济南市四个市区分别改名为红旗区、红卫区、东风区、向阳区，历城县的人民公社也纷纷改名，其中西郊公社改为东方红公社，吴家堡公社改为太阳升公社，唐王公社改为红卫公社，姚家公社改为向阳公社，南郊公社改为英雄山公社。我老家所在的大龙堂公社改名红旗公社。

　　1969年，历城县在尚未设高中学校的公社建立高中，方便贫下中农子女就近入学，初中教育则下放到村办，在规模较大的小学建立戴帽初中，称为“联办中学”，简称“联中”。这一时期公社在狼猫山水库东端建起了高中，新建的高中便以公社的名字命名为红旗中学，全称为“山东省历城红旗中学”。

在我的老家彩石地区，有人还称红旗中学为“水库中学”，其实这只是一种民间俗称。说到水库中学，最早是对当时大龙堂公社初中的民间称呼。1966年，历城县教育系统在遥墙公社和大龙堂公社新建两处初级中学，学校以所在公社地名命名，分别为遥墙中学和大龙中学。大龙堂初中初建之始条件非常艰苦，没有校舍，没有课桌，教师队伍也是七拼八凑，最初只能借大龙堂小学的校舍上课。大龙堂小学位于村内巨野河北岸的高崖之上，校舍非常局促，小学生上课校舍就已经十分紧张，有时初中与小学上课时间安排发生冲突，初中学生只能在学校高崖下河滩的杨树林里学习。这时的初中地处大龙堂村，是名副其实的大龙中学。为解决大龙中学无校舍问题，公社在狼猫山水库大坝西端的山脚下建起数栋新教室，配置了新的课桌和凳子，学校从大龙堂迁到新校址上课。由于新校地处水库旁边，当地人称这所初中为“水库中学”。

　　1970年春新建的红旗中学高中正式招生，原来大龙中学的初中生大部分升入高中，另外又从社会上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中录取了部分学生，共计招生两个班约120人，为红旗中学第一届学生，即七〇级。红旗中学建立后，大龙中学初中撤销，水库大坝以西的校舍由公社收回转作他用。人们又把水库中学这一名称转移到新建高中名下，称红旗中学为水库中学。

所以“水库中学”从来不是一所学校的正式名称，只是对两所公社中学的俗称，早期指的是大龙堂公社初中，后期则是红旗公社高中，两所学校一个在水库的西端，一个在水库的东端。

改革开放后教育体制改革，各地陆续撤销联中和戴帽初中，每个公社集中建设一处初中，高中教育则集中到历城一中、历城二中等县属重点中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红旗中学改为初级中学，更名历城县第十中学。此后不久，又改名彩石中学。

老排新排

红旗中学从1970年开始招生，到我们这一届是第三届，依次为七〇级、七一级、七二级。

“文革”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班级命名实行“连排制”，一个自然班叫“排”，一个级部叫“连”,班级的名字称作“某连某排”。当时连的叫法并不普遍，多数学校仍然按新生入学的年度或毕业生的届次排序，但班级称作“排”。由于实行“连排制”，红旗中学对在校学生的届次有个通俗的称呼方法，称入校新生班为“新排”，往届生为“老排”。我入学时七〇级老排已经毕业离校，七一级新排升格为老排，七二级则是新的新排。七一级的学长们称呼我们为新排，我们也称他们为老排。

　　红旗中学前两届学生只分别招生两个班。由于文革时期响应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指示精神，小学学制由六年缩短为五年，1963年和1964年入小学的学生合并为一届，1972年入学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人数比较多，七二级招收三个班，依次为“七二级一排”、“七二级二排”、“七二级三排”，每个班级60人，共招生180人。我刚入学时班级名称是“七二级二排”，1972年下半年全国进行教育整顿，学生换发了新教材，班级名称恢复为班，班名改为“七二级二班”。

　　我们入学时七〇级的学长已经离校，没在一起学习生活过。但在联中读初中时有全公社范围的学校集中活动，对老排的学长也有些接触。当时全公社教育系统运动会都在狼猫山水库举办，干涸平整的水库库区是绝佳的运动场，各项田径项目都安排在那里进行比赛。运动会开幕式的仪仗队旗手、国旗方队以及擎举“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语录牌，都由老排的学长们担当。那时看他们都是一些朝气蓬勃、充满活力、青春阳光的青年人，中学组的体育运动项目记录也由他们创造和保持。

1971年11月历城县举行第二届红卫兵代表大会，红旗公社共17名代表，其中红旗中学3名，全公社各联中14名。红旗中学的代表分别是七〇级的叶印山、刘秀云和七一级的刘立国。联中的代表有东彩石李存忠、小龙堂李金生、大龙堂冯立平、中泉田洪恩、玉龙村潘永泉、三泉峪方庆玉、老树峪的张孝和以及宅科联中的于良等，都是各个联中的优秀班干部。于良是宅科管区干部于雄振的儿子，当时在宅科联中读书。我是西彩石联中的代表。这些人后来大部分是我红旗中学的同学。会议召开前一天全体代表在公社教育组集合，然后由红旗中学王宪荣老师带队，步行至郭店火车站，乘车到黄台车站下车去洪家楼县招待所。

　　短短的五天会议，共同生活学习在一起，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叶印山和刘秀云年龄大我好多岁，生活上对我们特别照顾，是生活中的大哥大姐。叶印山大哥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彩石一带工作，退休前在彩石镇任农委主任，后来我们曾经多次见面，依然是大哥风范，握住手嘘寒问暖非常亲切。他的妹妹叶印香是我的同班同学，高中毕业后在历城县药材公司工作。

刘秀云大姐对我特别关照，她说很喜欢我活泼开朗的性格，我入红旗中学读书后有一次她去学校办事，见到我后聊了好长时间，谈话中非常关心我政治上的成长。不久她被推荐去医学院读书，毕业后先后在西郊医院和省中医从事病理化验工作，后来不幸罹患肺癌去世。前几年在市里的一次会议上遇到时任济南市黄河河务局局长的李传顺，闲聊中谈到他是刘秀云老公的同学和好友，对她英年早逝感到十分惋惜。刘秀云的弟弟刘庆汉是我同级同学，七二级三班的，毕业后顶替父亲去兖州煤矿上班。

七一级学兄刘立国给我的感觉是少言寡语，不太喜欢和人交流，对他的了解不深。

　　我和七一级老排同学一起共同在校一年时间，对好多学长都比较熟悉，交流也比较多。印象最深的是1972年征兵季节，七一级10名同学应征入伍，学校组织了隆重的欢送新兵入伍仪式。新兵同学披红戴花，乘坐接送新兵汽车踏上征程。现在记起名字来的有西彩石的王其华、小龙堂的张建尧等同学。在乘车离开的告别瞬间，王其华挥手向大家高声告别：“同学们，永别了！”当时大家都觉得是用词不当，很不吉利，一时传为笑谈，说他应该说“同学们再见”之类似的告别语。不想这句话一言成真，后来他从部队复员回家创业，因为一时不慎而出了大事。其实王其华同学还是蛮不错的一个人，他人长得很帅气，家庭状况也比较好，上小学时比我高一级，是学校少先队的大队长，入伍后不久便入了党，可惜一失足成千古恨。

　　1974年毕业后的第一个征兵季，老排和新排的又有很多同学应征入伍。这一年的新兵都去南京部队服役，七一级的学长有段岳山、王修德等，七二级有我们班的刘兆旺、于光华、李河标、李中华、孙业忠、张增民、张国福、陈世荣以及另两个班的肖继勇、薛成贵、潘永泉、李明亮等同学。

高中毕业后老排和新排的同学们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有的参军入伍成为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有的升学深造事业有成，有的勤奋工作走上领导岗位，有的身在农村用自己勤劳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七〇级学长王明新恢复高考第一年考入山东工学院，毕业后留校工作，后来是山东大学实习机械厂的高级工程师。郭心敬学长一步一个脚印从基层干起，后来到济南市公安局做领导工作，退休前是济南市公安局的政委。七一级学长段岳山入伍后在南京部队后勤部，后来去北京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首长秘书和后勤部局长，正师职大校在部队离休。七二级同学邢介安毕业后即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带领群众战天斗地改变农村面貌，不久被提拔为公社党委委员，被组织派往西藏阿里地区支边，回内地后先后在历城县委组织部、统战部等单位工作，退休前任历城区政协副主席。肖继勇和孙业忠同学毕业后参军去南京，一直在部队服役，前几年都以大校军衔退役。

　　我与低一级的七三级的同学交往不多，他们是学弟学妹，在我们眼中是一群孩子。我比较熟悉的是李金生同学，我们一起参加县红代会，此后联系和交往比较多，恢复高考后他第一批考学离开农村，后来一直在市公安局工作。另一个印象较深的是玉龙村的贾堂宏，在校时他喜爱打乒乓球。记得他经常下课后提着球拍跑到我们教室前抢占水泥乒乓球台，打球出手很老辣，时常与我们班的李中华、程述泉等同学切磋球技。后来他在市立三院当院长时因工作关系有过几次交往，他去市中心医院任院长后有同学家人生病托我找过他，当时他对老同学之托非常尽心，专门从外地打电话委托医院党委高萍书记给予妥善安排。

我们的老师

红旗中学建校初期的老师都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本科或专科生，师资力量比较强。这些老师多是非彩石籍的外地教师，由县教育局统一调配来红旗中学任教。由于彩石地处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条件和生活环境比较差，外地教师远离家乡到山区教学有许多实际困难，后来多数老师陆续调离，后期基本上以当地彩石籍教师为主。

高中期间我们班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段贻善，他是曲阜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原籍历城县董家公社山头李家庄。段老师脸皮白白净净的，是很安静慈祥的一个人。他平时穿衣服总是很整洁，戴一定当时流行的类似军帽样式的蓝布帽子，夏天有时也剃一个光秃秃的秃头，上课时同学们看到他的亮光光的秃头哄堂大笑，他自己也跟着一起笑。那时候同学们看老师都觉得年龄比较大，暗地里叫他“段老头子”，其实当时他也就40岁左右。段老师讲课总是不紧不慢一丝不苟，讲古文《鸿门宴》和《冯婉贞胜英人于谢庄》，读起课文阴阳顿挫摇头晃脑，很有老学究的味道。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位很好的古典文学先生，但当时的教材古文很少，他的教学特长得不到充分发挥。段老师对学生们非常关爱，刚入学不久我感冒发烧不能坚持上课，他先安排我在他的宿舍休息，后又派我的同村同学李寿美骑他的自行车把我送回家。我们毕业后不久，段老师调到离家较近的历城四中工作，一直在那里待到退休。高中毕业后我只见过段老师一次。九十年代末一个麦收季节的周日，刚调孙村镇工作的孙宗宝同学请我们十几位同学去他家相聚，特别邀请了班主任段老师。那时候段老师还没有退休，身体也很硬朗，见到他的学生十分开心。毕业二十多年了，他能叫出每个同学的名字，还能记起当年我在班里的座次位置。2012年我们班组织同学四十周年联谊活动，特邀段老师参加，还委托在孙村工作的张福爱同学夫妇专程陪同，他也本来准备要参加的，可因年事已高身体不佳而没有成行，此后不久就去世了。这对段老师，对我们班的同学们都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我们的数学老师是徐延年。徐老师的年龄要比段老师大几岁，在我们眼中他是全校年龄最大的老师，同学们私下里也叫他“徐老头子”。徐老师原籍是董家一带人，解放前在济南读书，在学校曾集体加入过“三青团”，为此“文革”初期没少挨批斗。入学之前我去红旗中学开会，还看到墙上炮轰他的大字报上隐约写着：“我是徐延年，干过三青团，……还屠杀过共产党的交通员……”。当然那个时代批斗会上说的话好多都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否则徐老师也不会继续在学校教学。我们入学后革命大批判转向“批林批孔”，再也没出现批判老师的现象。徐老师教数学经验非常丰富，深入浅出，启发性很强，学生们都能听得懂记得住。我在高中阶段数学成绩一直比较稳定，经常得到徐老师的表扬。我们班数学成绩比较好的还有王玉平、杜相忠、张秉元、徐文新等同学，这些同学后来大多通过考学参加了工作。大约在七十年代末期，徐老师调回原籍任教，此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人生就是这样，有些人，有些事，一别就是一辈子，错过了就是一生，从此就没有再见面的机会。

教化学的是谢士茂老师，郭店以北谢家屯人。谢老师学历可能是中师毕业，六十年代开始一直在彩石一带教学，先在小学，后到大龙中学初中，再到红旗中学高中。他的课讲得很好，每次上课几乎不翻看教案，教学内容都记在了脑子里，讲起课来幽默风趣，把枯燥的化学课讲得生动有味。后来他也离开红旗中学，先是在王舍人一带教学，后又调到东郊公社教育组。八十年代初我在位于洪家楼的郊区政府机关上班，去东郊公社办事时遇到过他，那时的公社大院在王舍人庄济青公路北，教育组在进门后右首平房的西头。谢老师见到往日的学生十分高兴，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聊了很久。可惜几年后谢老师因病辞世，去世时还不到五十岁。

　　杨志华老师是我们班第一任物理老师，他是东郊冷水沟一带人。听说杨老师是名牌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学历很好，但教学效果一般。杨老师是性情中人，急性子，讲课语速很快滔滔不绝，很希望把他要讲的内容一股脑都传授给大家。本来物理课就非常抽象，他越是着急就越表达不清楚，同学们也听不明白。有时他在讲台上讲得满口白沫，同学们两眼直勾勾望着他，轻声模仿着样板戏《红灯记》中王连举和鸠山的对话：“队长，你的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解杨老师的人说他学识很好，就是表达方式有问题，就像“茶壶里煮饺子——肚子里有货嘴里倒不出来”。杨老师后来调到洪家楼村北的郊区七中工作，我在洪家楼工作七年，但一直没有见过他。

1973年暑假后，刘景林老师任我们班第二任物理老师。刘老师是济宁人，当时从曲阜师范学院刚毕业就分配到红旗中学任教，是学校最年轻的老师，一起分配来的还有他的夫人赵明娥。刘老师的济宁口音很重，“喇叭”两字发音很清脆，同学们好奇都私下里模仿。他的物理课通俗易懂，同学们都能听得非常明白，与杨志华老师相比有种拨云见日的感觉。他讲收音机电路知识，就把电路图画到大大的硬纸壳上，然后当场安装上元器件，打开电源开关就能收到广播电台的信号。这种直观的教学方法让学生们学习成绩提高很快，可惜给我们任课只有半年临近毕业物理课就学完了。后来刘景林老师在红旗中学又待了好长时间，然后才和赵明娥老师一起调到洪家楼。他应该是我的老师中调离红旗中学最晚的，听说后来在历城教育局教研室上班。

　　第一学年的第二个学期，学校增加了英语课，从外地调来教英语的牛茂玉老师。牛老师是红旗中学第一个外语老师。同学们对他的名字很好奇，因为在彩石一带把古典小说《西游记》的牛魔王读作“牛毛王”，玉字和王字相近，只是多出了一点。同学们私下开玩笑说，怎么请来一个妖怪牛魔王教我们英语。牛老师中等个头，长得白白净净，很爱整洁，按现在说法是有点洁癖，戴一副近视眼镜，文文静静，说话轻声慢语，长相和性格与雷霆脾气的牛魔王相去甚远。他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是用英语读“毛主席万岁”，反反复复读了一节课。教课自不必说，外语刚入门就是读一读写一写，认识单词和简单句子，后来又增加了国际音标和语法。那时的英语课文比较简单，基本上是英语版的毛主席语录，例如“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是领导领导阶级”等。我的英语课比较扎实，每次考试成绩都很好，牛老师对我比较偏爱。他对红旗中学的生活环境很不适应，喝不习惯学校大水塘的雨水，经常让附近的学生给他带井水喝，也不安心待在山区。我们班毕业后不久他调回市区，后来听说在无影山附近的济南十一中教学。

教政治课的是王宪荣老师。当时政治运动很多，但课堂上的政治课内容很少，教材很薄，主要是马列和毛主席著作选读，其中有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和《反对自由主义》等。政治课本中有一篇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一篇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重要文献，王老师讲起来非常认真，用浓重的章丘话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这个外国人名，即很生硬很费劲又很认真，少不了被同学模仿。王老师是彩石南部柳泉村人，在彩石中学一直工作到退休。

　　当时还开设一门农业基础知识课，简称“农基”，改革开放后这门课被生物替代。农基课课时很少，同学们普遍不太重视，也没记得有过期中或期末考试，很像是一门副课。教农基的是吕安中老师，脸色黑黑的比较瘦，教课非常认真，对农学方面的知识非常熟悉，也许他是农学专业的毕业生。由于课时少，和同学们见面和交流机会不多，大家对他的情况不太熟悉。后来吕老师也调离红旗中学到洪家楼一带工作。

除给我们任课的老师外，当时红旗中还有七二级一班班主任郑成德、七二级三班班主任吴奉宪，给老排七一级及此后七三级任课的方文忠、曹焕章、孙志远、宋明茂等老师，以及校领导焦书记、邱继业。他们虽然没亲自给我们授过课，未曾亲身聆听过他们的教诲，但依然是我们的老师，是永远值得我们尊敬、怀念和感恩的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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