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长沙雅礼中学时光

智慧丛生

　　古稀之年，回首往事，越是年代久远反而记忆越清晰。近一年中，同为长沙雅礼中学的老同学化更奇、袁毅芝、邓尧西先后驾鹤西去，感伤、唏嘘将我记忆的闸门撞开……

　　图为1964年长沙市第五中学（现长沙市雅礼中学）校门。

1964年4月，父亲由株洲冶炼厂荣调至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任副院长，我们姊妹也就转学来到省会长沙就读。

我和姐姐都在读初中一年级二学期，我们的学生档案到了长沙市教育局后，姐弟俩一个分到普通中学十五中，一个分到重点中学五中。由株洲市重点中学二中转学来的姐姐理应转到长沙市重点中学五中，可是长沙市第十五中是女子中学，我便阴错阳差地转入了长沙市五中。

长沙市第五中学是湖南省首批挂牌的八所重点中学之一，1901年初，美国耶鲁大学少数毕业校友，倡议到中国创办教育科技事业。1902年成立雅礼协会，1906年租了西牌楼民房数间作为校舍，创办了雅礼大学堂，1951年改名为解放中学，1952年再改为长沙市第五中学，1985年复名为雅礼中学。

五中位于长沙市南区（现雨花区）枫树山，上世纪六十年代，校门前是土质路面的劳动路，学校在路南，一段约50米的上坡路通向校正门，校门不大，为石质牌坊式，高不到4米，宽约5米，“长沙市第五中学”七个繁体隶书字，用水泥成型，粘贴在门楣上，进门右边是传达室。

　　图为1966年，在长沙市五中就读时的笔者。

初进长沙市五中校园很兴奋，第一感比株洲市三中条件好多了。一条水泥路从校门口直通四层的教学大楼，进大门左侧是运动场，右侧由北向南依次是校礼堂兼室内篮球场（旁边还有三合土小篮球场），两栋男生宿舍（宿舍由洗澡堂连接），西式的音乐教室，公共厕所。

再往南上行，是教研楼，教学实验室和行政办公室都在此楼。

教学楼东边是校卫生室，沿着卫生室往北，依次是三合土篮球场、学生食堂、女生宿舍，教工宿舍。

教学大楼前有块小坪，正中有根国旗杆，逢重大活动便升国旗。从小坪东西两侧走下石阶梯，便是土质运动场，场中央是长宽不够正规标准的足球场，绕场一周的跑道长度约300多米，就这也比株洲三中的操场面积大多了。

我上学的路线是从文艺路家出发，经南大十字路再到劳动路，不急不慢约需要走一小时左右，后来骑自行车从韶山路到东塘再右转进入劳动路，上学骑行25分钟左右到校，放学下坡多，骑20分钟左右可到家。

长沙五中1963年入学的学生编为初75至80班共六个班，初75、76班学俄语，其他四个班学英语。我因学俄语被分到初76班，一年二学期教室在教学楼一楼北边东头，二年一学期后搬到二楼南边，紧挨最靠东头的初75班，75班有位女生叫张瑾宜，与我都是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的子弟，住同一大院，她爸张国威是位工程师，因为那时学生分男女界线，也就与她没啥接触。

班主任陈育民是俄语老师，我进班后被安排与一名叫任哲发的女同学坐后排，任同学好像是复读生，那时男女同学是分界线的，基本不在一起玩，她在课桌面画了条“三八线”，我也默认了，互不越线。

最开始熟悉的是陶力文、李豪、王晋修同学，那是因为我们都同路上学、放学。陶力文住南大十字路与人民路交叉路口西南方向路边的一栋二层筒子楼；李豪则住在识字岭北靠铁路边的平房，王晋修住小林子冲湖南电影机械厂附近。

　　图为1965年，我与长沙市五中初76班男同学在礼堂南边的土质篮球场合影。 后排左起：段国庆、笔者、魏建国、胡显华、张行力。前排左起：汪胜利、李文林、化更奇、杨建凯、瞿建国。

当时打篮球时，被同学撞到，左手腕骨折，图中还可见我左手吊了绷带。

之后，我与爱打篮球的高小杰、郑兴宗、毛黎光同学等打得火热，下课后，我们常分工，一人去体育教研组用学生证借篮球，其余跑去占领篮球场。因为打篮球，我和高小杰一个摔断了手腕，一个摔断了胳膊，两人依然乐此不疲。

我从小喜欢美术，自认为画得不错，但看到张行力同学画的马，自叹不如，非常佩服他，由此给他送了个“黄飙马”的外号。

男同学背地里也给女同学起外号，如邓尧西因少白头被称“白头翁”，皮文汇腿长得了个“长脚鹭鸶”，张雪英会唱歌被称之“百灵鸟”，陈以文白白柔顺，被叫“小姐”，而周美玲被叫“绿眼睛”就不知何故了。

因分男女界线的缘故，女生的绰号被男生叫的时候并不多，也许还有女同学自己都不知道呢。

　　图为李梦奇同学。

我班男同学喜欢互相起绰号，不知谁给我起了个外号叫“肉坨”，真弄不明白，我实在也不胖啊。

王晋修因是对子眼被送了个“王瞎子”，肖磊章因高度近视得了个“肖眯子”，李梦奇因皮肤黑被叫“黑皮狗”，何明大因瘦小被称为“豆壳子”，李豪因为名字有个豪字被称为“豪猪”，林博中因有博字被称为“博士”，也有叫他“钵子”，化更奇因谐音被叫“花公鸡”，魏建国因发育较早，比多数同学长得高大，得了个“魏大壮”的绰号，郑兴宗大概剃过光头吧，被叫“光脑壳”，诸如此类都还有依据，有特点，有出处；但像“西瓜”赵思定，“大姑娘”傅荣林，“皮蛋”赵滨秦，“汪婊子”汪胜利等外号听起来就莫名其妙了。后来才知道赵思定因是龅牙齿，方便啃“西瓜”的缘故而得；男生傅荣林到班上时戴了大耳环，就被称为“大姑娘”；赵滨秦则因为皮肤黑才得了个“皮蛋”外号；可能汪胜利因年龄偏大，成熟早，注重仪表，喜欢把头发梳得油光发亮，才收获不雅绰号吧。

　　图为赵洪同学。

赵洪同学也是复读生，个头最高，与个高的我都坐在后排，其父是解放军政治干校的军干，大校军衔，因我父亲也曾是军干，我们很谈得来。赵洪幽默且调皮，因为关系不错，他也不易生气，我常喜欢挑逗他，捉弄他。赵洪两腮帮子肌肉显得有些松驰，有同学给他起了个“柿饼”外号，我觉得还不贴切，就给他起了“冬瓜”、“鞋底”等似其脸型的绰号。有一次上课前，趁赵洪还未进教室，我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两个圆头大，中间小的“鞋底”和“冬瓜”，待赵洪进来那一刻，同学们都哄堂大笑，弄得他好尴尬，我开心得不得了。

　　图为女同学中成绩突出的周用敏。

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因姓蒋而被称为“蒋光头”的蒋振华同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振华兄是“老天爷”派来改变我命运的“天使”。

那是1965年初二时，记不得是哪天了，我路过隔壁初80班教室，看到蒋振华与该班同学在玩黑、白“扣子”棋，那时我正迷象棋，看到他们玩得津津有味，也忍不住学了起来，结果一发不可收拾，成为事业，以至于毕生都在为围棋奋斗。

初76班任课老师中，我最佩服数学老师叶运祥，叶老师授课经常是一只粉笔，一张嘴，一根教鞭，很少见他带教案进教室，他讲课条理清晰，逻辑性极强，我对数学不大感兴趣，可叶老师的课却让我着迷。

叶老师管理课堂纪律很严格，对不认真听讲的同学，时常用教鞭敲头，故背地里被有的同学称之为“叶阎王”。据说叶老师是解放前日伪时期被我留用人员，解放后倍受不公正对待。

语文老师欧阳丽娜论年龄，比同学们大不了多少，论教学能力虽不及株洲三中教语文的张锡恒老师，但她经常指导我，还把我的作文当范文推荐给同学们，我挺喜欢和蔼可亲的她。有次欧阳老师让我在班上站起来朗读本人作文《我的母亲》，至今记忆犹新。

俄语老师陈育民是班主任，个子偏高，一脸慈祥，因我不大喜欢外语课，对陈老师授课没啥特别深的印象。

印象最深的要数体育老师马泽京了，同学们给他起了个与名谐音的绰号“马扯筋”。因为在株洲三中时我就受过篮球训练，恰恰马老师也爱篮球，年龄也就20多岁，我们接触也就多了。一上体育课，后半节马老师往往安排打篮球，我挺开心，老盼着上体育课。马老师教授的体育知识，为我日后从事体育工作打下了扎实基础。

我班女同学4×100米接力在年级实力拔尖，我记得是由皮可珊、皮文汇、周用敏、刘征平组成，皮文汇个高、腿长、皮肤黑，印象深刻；但班男子接力队成绩不如女队。

　　图为男同学中成绩上乘的胡显华。

那时代，长沙五中作为省重点中学，面向全省招生，外市生能考入五中的学生都是各地的佼佼者，如我班的杨子亮、蒋振华、彭德普、余立良等。

在初76班，我的整体学习成绩只能排在中上游。在我的印象中，班上学习能力突出，整体成绩一直处在上游的女同学有周用敏、皮可珊、刘征平等，男同学有李豪、林博中、杨子亮、张行力胡显华等一批，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还有化更奇、邓尧西、皮文汇、陈以文等成绩也都不错，挺佩服他们的。要不是“史无前例”运动的影响，他们中多数人考入大学毫无问题。

语文、地理、历史、生物、美术、体育科目是我的强项，考试多在90分以上，数学、物理、化学、外语、音乐是我的弱项，在70至85分间浮动，当时我的大学理想是报考美术院校，为此，我在稍后的“运动”中有意识地勤练笔，画了不少毛泽东主席版画头像。

在五中学习期间，还有以下几件事给我留下清晰的记忆。

那时，上过物理课后，李豪等同学都能自制半导体收音机，买一个二极管，戴一只单耳塞或耳机，用细铜线连接，一头搭上铁水管或晾衣服的铁丝做天线，就能听到电台的广播，我也学着做了一个，感觉新奇的不得了。

五中的体育传统项目是足球，76班足球踢得不错的有汪胜利、王阳生、毛黎光、杨泽麟等。有次，全国足球乙级联赛安排湖南队和湖北队在五中训练守门员，那时校球场寸草不生，从我校毕业到省足球队担任守门员的封小年，绰号“疯狗”，训练时可真够“疯了”：运动员“嘭嘭嘭”连续硬脚头轰门，封小年左扑右挡，虽然戴着护膝护腿护臂，倒地擦出来的鲜血与黄土混合粘在腿和手臂上还是令人触目惊心，训练如此“残酷”，让我暗自庆幸没爱上足球，但校队的熊述南（好像还有个绰号叫“西瓜”）、还有外号叫什么“笑鬼”、“串吊”的都是我的足球“偶像”。

每逢“双抢”季节，学校都组织学生下乡支农，有次我班到靖港公社三河大队三益生产队参加“双抢”，我们住农民家，有天晚上收工回来去厨房找水喝时，刚打开门，就看到昏暗的煤油灯亮光下，30多岁的女主人在脚盆里洗澡，我生平第一次见到裸体女人，羞得我扭头就跑，身后却传来了女主人的嘻笑声，尴尬的我第二天都不敢直视女主人。

初三时，父亲给我买了一辆永久牌加重自行车上、放学骑行。那年头，有自行车的学生全校也就十几个，虽引来同学们羡慕目光，我却因此差点丧命。

有天放学骑车回家，出校门右转上劳动路是下坡，韶山路与劳动路交汇处是一个花草转盘，我看到从砂子塘方向来了辆公交车，急忙带刹车，但刹有点失灵，眼见车头车厢已过，谁知该公交车是带拖的，自行车“咣当”一下子撞上拖厢，我猛然倒地，头脑还清醒，再看自行车前轮已变成麻花状，公交车司机是没看见还是怕，车没停，跑了。我活动了手脚觉得无大碍，便肩扛自行车步行回家。这次有惊无险捡条命后，我被母亲禁止骑行一个月。

那年代，在五中学生有自行车还不算太稀奇，有摩托车可就绝少了，我校只见一辆，车主是从印度尼西亚回国的华侨子弟，是位白白胖胖长了一大堆肉的高中生，他在校园骑着摩托车呼啸来，呼啸去，那才叫威风凛凛呢。

说到华侨子弟，也不是都家境富裕，我班隔壁初79班也有位个不高，头发卷曲的华侨子弟，没摩托只有单车，外号“小胖子”，篮球打得不错，叫他“小胖子”绰号，是相对于骑摩托车的“大胖子”华侨而言。

记得那年代，家离校远的同学都是用饭盒装满饭菜，带到学校，放到学生食堂的大蒸笼里，关系亲密的同学往往午餐一起合餐共享。

后来，我学会围棋后，方知道她是棋手陈式钧和陈式琪的亲妹妹，而同班口齿伶俐的皮可珊又与陈式琪结为了夫妻，皮可珊成为了陈以文的嫂子，可惜陈以文同学英年早逝，全班同学都为之痛惜。

　　图为1966年4月，左起：陈以文、杨小钧、皮文汇合影。

在班上，我对女同学陈以文印象深刻，她长得秀气，说话轻声细语，活脱脱生就一个大家闺秀气质。

后来，我学会围棋后，方知道她是棋手陈式钧和陈式琪的亲妹妹，而同班口齿伶俐的皮可珊又与陈式琪结为了夫妻，皮可珊成为了陈以文的嫂子，可惜陈以文同学英年早逝，全班同学都为之惋惜。

　　图为那时我心中的偶像之一、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芳饰演者刘尚娴。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老百姓主要娱乐是看电影和戏剧，在五中就读时，长沙市有好几个电影院我经常光顾，如中山路百货大楼东头的新华，五一广场东南的银星，黄兴北路的青年，黄兴南路学院街文化；蔡锷中路顺星桥建设，最吸引人的是湘春路市工人文化宫宽银幕影院。看过的电影印象深刻的很多，像《冰山上的来客》、《兵临城下》、《英雄儿女》、《霓虹灯下的哨兵》、《三进山城》、《青松岭》、《烈火中永生》《苦菜花》、《地道战》等一大批。

那时，首映新片票价0.20或0.25元，复映影片票价0.15元，学生寒暑假专场只要0.08元。这些电影院休息大厅的墙上，挂着赵丹、白杨、秦怡、王丹凤、田华、王心刚、王晓棠等当红明星的大幅照片，非常引人注目，每逢评选“百花奖”更是影迷们的节日。

那时我很少看戏，就记得五一广场湖南剧院，解放路的解放剧院，中山路的红色剧院，主要是票价贵，一张戏票0.3至0.5元，花1元欣赏戏剧名角演出，已是奢侈消费了。

　　1968年11月，同学们面临奔向“广阔天地”的分别时刻，13位（陈以文、胡琼莉未到）风华正茂的女同学留下了难忘、珍贵的合影。前排左起：周用敏、皮可珊、冯翠仪、周美玲、杨钧；中排左起：张雪英、刘征平、皮文汇、刘喜裕；后排左起：刘耀兰、邓尧西、郑红。

1966年，我班同学们初中毕业时，53人中，男同学多，女同学只有15位。

最令同学们感到遗憾的或许是，初76班男女同学最终竟然没有一对结为夫妻，如果没有“十年动荡时期”，同学们在一起再读完三年高中，我敢肯定会结出爱情的“果实”，进而有爱的“结晶”。

　　图为经过动乱时期后的叶运祥老师。

1966年5月16日，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一切都乱了套。“破四旧”是“文革”初期，以大中学生红卫兵为主力，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相标榜的运动，它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席卷中国。

长沙市五中是湖南省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创建地，军长是湖南省军区李副司令的儿子李政。

那时想要参加红卫兵就要查三代，出身必须是“红五类”才予以接纳。初76班的首批红卫兵是雷大军、李梦奇、赵滨秦、赵洪等几位，我因被查出祖父是地主身份而被排斥在红卫兵组织之外。我是通过在红色政权保卫军军部任职的李韶红才得以入围的。其父亲李砚农是我父亲在株洲冶炼厂的老同事，后任湖南省建工局副局长，她很了解我“革命干部”的出身。李韶红安排我在军部搞宣传。我的任务是凡有最高指示下达，必须第一时间在校园里，大街上贴刷宣传标语口号。此外，为军部画游行用的巨幅毛主席像，随军部红卫兵纠察队上街“破四旧”，那阵子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据说班上有同学组织批判了叶运祥老师，还动手打老师，也不知真假。因平时叶老师要求严，让调皮、成绩不好的同学有压力，有怨气，感觉个别同学是借运动泄私愤。

　　图为1967年，我身着父亲的将校呢军服留影。

我翻出父亲保存下来的军装，扎上军官用的武装带，套上红卫兵袖章，着实威风了一阵。享受“红卫兵”最优厚待遇莫过于“大串联”，我持军部给我开的“红五类”身份证明，得以免费到北京、南昌、杭州、上海“游”了一遭。

1966年8月19日后不久，红色政权保卫军被造反派打成保守组织，随即被解散，我父亲也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摇身一变成了“黑七类”子女，不能参加任何组织，成了逍遥派，这倒成全了我的围棋和篮球两大爱好的技术水平迅速提高。

　　图为对长沙市五中做出重要贡献的老校长郭觉，深深怀念老校长。

长沙市五中老校长郭觉受不了这无端而来的批斗冲击，跳楼含冤倒毙在教学楼大门口西侧，宣告长沙市第五中学一个时代的终结。之后，全校停课，进入大动乱时期。

　　图为1968年上山下乡前夕，长沙市五中初76班部分同学留影。

后排左起：赵滨秦、笔者、赵洪、雷大军、蔡建创。中排左起：张雪英、刘耀兰、周美玲、刘征平。前排左起：刘晓红、汪金和、汪胜利、张行力、何健。

　　图为后排左起：张行力、何明大、肖磊章、郑兴宗、李豪、胡显华、毛黎光、陶力文、林博中、汪胜利、化更奇（已故）、王阳升、杨子亮、刘晓红（已故）。 前排左起：赵思定（已故）、赵洪、胡琼莉、刘耀兰、陈育民（已故）、刘征平、邓尧西（已故）、张雪英、周用敏、皮可珊、杨志存。

1968年同学们上山下乡分散四方后，时隔24年，1992年春节前夕，第一次在长沙市工人文化宫大聚会，这次聚会是由我提议发起的，陈育民老师与24位初76班同学一起欢聚并合影留念。

当时我在文化宫任体育部部长，为同学聚会提供了一些方便。

　　图为1995年，语文老师欧阳丽娜结婚纪念日，初76班部分同学与欧阳老师在雅礼中学校门口留影。

前排左起：陶力文、刘晓红（已故）、何明大、华更奇（已故）、林博中、谭建业、王阳升；中排左起：邓尧西（已故）、郑红、胡琼莉、皮可珊、欧阳丽娜（已故）、欧阳老师丈夫（已故）、张雪英、刘喜裕、周用敏；后排左起：张行力、郑兴宗、杨志存、赵洪、胡显华、汪胜利、李豪、毛黎光。

　　图为欧阳丽娜老师与老公合影。

　　上世纪九十年代，同学们到住在雅礼中学的叶运祥老师家看望。

图中前排左起：林博中、何明大、叶运祥（已故）、华更奇（已故）、李豪、杨志存；中排左起：谭建业、胡显华；后排左起：邓尧西（已故）、皮可珊。

　　随后，同学们又前往长沙市三医院陈育民老师家探望。

图中前排左起：华更奇（已故）、杨志存、谭建业、陈育民（已故）和孙子、何明大、李豪、林博中；后排左起：胡显华、皮可珊、邓尧西（已故）。

　　1997年8月，因我写作《中日围棋擂台赛》一书需要，因知道叶老师懂日文，便专程到叶运祥老师家求教。

　　2019年春节前，雅礼中学民革党支部前往长沙市中心医院，慰问了在此疗养的老党员陈育民老师。

　　随着同学们陆续退休，聚会也渐渐多起来，图为2018年，同学们在东塘新华楼聚会时留影。

图中前排左起：周用敏、刘征平、皮可珊、邓尧西（已故）、彭德普、杨志存、胡显华、肖磊章、何明大；后排左起：王阳升、毛黎光、郑兴宗、赵洪、郑红、刘耀兰、张雪英、杨小钧、汪胜利、化更奇（已故）、陶力文。

　　2019年又一次同学聚会。

图中前排左起：周用敏、刘征平、刘耀兰、皮可珊、郑红、邓尧西（已故）；后排左起：袁毅芝（已故）、郑兴宗、张行力、毛黎光、陶力文、王阳升、华更奇（已故）、杨志存、赵洪、汪胜利、蒋振华、肖磊章、何明大。

　　2021年3月27日，同学们在东风路砚瓦池一家餐厅聚会视频。

　　2021年7月27日，同学们在东塘一家餐厅聚会视频。

　　从1964年踏入长沙市雅礼中学至今已过去58年了，昔日风华正茂的同学都已年逾七旬，在不同岗位和领域都有所建树。

遗憾的是，同学中，易洛夫、陈以文、杨建凯、刘晓红、赵思定、傅荣林、华更奇、袁毅芝、邓尧西已仙逝。还有冯翠仪、雷大军、蔡建创、高小杰、魏建国等十几位同学失去联系，目前在初76班微信群中保持联系的同学有24位。

我班主要任课老师中，数学老师叶运祥、语文老师欧阳丽娜、外语老师陈育民、体育老师马泽京先后永远离开我们。

趁着头脑清醒，身体还行，特写此回忆文章，以纪念逝去的老师和同学。

初中同学都很纯真、朴实，同学们老来还热衷于聚会，就是基于没有利害冲突，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虚伪做作，在经历了物欲横流的社会，由纯真回归纯真，由朴实回归朴实，更觉得纯真、朴实珍贵。

祝愿同学聚会持续下去，直到有一天，只剩下两位同学，要记得代同学们在人间最后一次欢聚。

作者：杨志存

2022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