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战友，我的乡亲

老屋

——记博兴董初知青组

上山下乡的知青之间互称战友，寓其如军人般生死与共！陌生知青之间叫一声“战友”，距离顿时缩短了，感觉也高大上了！当年，我们在博兴董初村上山下乡的36名战友，已有5人英年早逝，还有两人失联，健在的也都进入老年，战友之间联系不多，记忆开始模糊。我有点紧迫感，想借用还健在的思维，简述过去的轶事，纪念知青岁月。

近50年前，博兴县城郊公社董初大队是个“筒子村”。全村几十户，不足200人。以千余亩耕地的农业生产为主。村子处于博兴县城北侧，张东铁路与博小铁路夹角区，距县城繁华地段只有几公里。“区位优越、耕地肥沃、收成平稳、村风祥和”，是安排知青落户条件较好的村。这也是个有红色历史的村子，1932年中共发动的“博兴暴动”声震齐鲁，村里逯洪恩、翟树声、张冠英三人就是参加者。

1974年，惠民地区首次安排地直单位职工子女到博兴县农村集体插队，来自商业系统的王勇、祁爱华、李建波、索立华、宋宝玲、徐立光、姜丽文七人是到董初村的第一批知青。起初知青们分散在房东家里吃住。1975年，上级拨款修建了独门独户的知青院，环境条件大大改善。

　　（上图：董初第一二批知青。下图左：第一批女知青索立华，宋宝玲，徐立光，姜丽文。右图：李成岭，王勇，刘连营，祁爱华）

第一批七人中特别一提的是王勇，他是董初知青组副组长。王勇和二姐（在北关村）同时下乡。下乡前他曾在建筑工地打工，晒得黝黑。刚下乡时，被社员们误以为是来送孩子的知青家长。他插队期间能吃苦、会干活，是好劳力。1975年首批招工到北纺当工人。1977年参军，复员后在环保机关工作。王勇同志在工农兵岗位上都有好口碑，因病英年早逝。不幸早逝的还有姜丽文。她是知青美女，纯直温婉，很有大家闺秀风度。下乡期间她积极劳动、毫无娇气。1976年回城如愿嫁夫添女，后到青岛工作、生活安逸。前几年溘然谢世，令人唏嘘。说起她，战友们深为遗憾。

从第二批知青插队时始，地区选派机关干部随知青入村任领队，加强了对知青的管理、教育和组织领导。时任地区药材公司副经理的李振官同志是董初知青首任领队。他同时兼任村支部副书记，与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是深受知青们尊敬的“李叔叔”。在董初村前后三年，结束带队工作后升任地区某商业公司经理。

（董初带队干部李振官近照）

1975年，第二批知青来到董初，巧的是也是七位：姜洪亮，王梦丽，李成岭，王政民，杨京华，李鸣放，刘连营（作者）。

王政民长期担任知青组炊事员。我和他在北中上学期间就结伴而行、彼此了解。如今更是同学加战友了。

李成龄是第二批知青的“大哥大”，他善良正派、寡言少语，被称为“大闺女”，是组里、村里姑娘们喜欢的帅哥。

李鸣放则是我们组及村里的“名人”，乡亲们至今还念叨他。一是说他“唱的比干的好”。1976年割麦子，他落在最后，躺着干活还能唱歌“叫春”。二是他嘴甜且“自来熟”，见了乡亲们就婶子大娘的问候，连邻村的大姑娘小媳妇他也认识不少。鸣放当年是北中文艺宣传队队员，演样板戏、说三句半、表演唱等可是多才多艺。1992年北中校庆时他再度登台《智斗》，更像刁得一了。他现在仍是滨州中海艺术团的主力。

我插队时期怀着“贫下中农教育知青，知青改造落后农村”的纯真动机，扑下身子劳动、挺着身子带领组里、村里团员青年“大干社会主义”。现在看，当初也干了些政治正确而天真幼稚的事。但的确是真诚、坚定、自觉的把自己融入了农村战天斗地的实践中，无悔、无怨、无愧！

我们知青干活肯卖力，与社员关系处的好，活跃了农村政治文化生活，也为村里争得了荣誉。1976年八一建军节，我们组织青年社员到公社参加歌咏比赛并获奖。社员们兴奋的说，这是他们记事以来第一回。董初知青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得到上级首肯，县知青办曾在董初村举行全县知青工作现场会，还在会上提出了“远学小靳庄、近学董初村。”的口号，这让我们知青组的战友们倍受鼓舞和自豪！

（年轻社员们与知青第一次参加歌咏比赛）

1975寒冬，我们知青组为村里承揽了博兴一段铁路的挖沟护坡“工程”。这是农闲时节的肥差，能给村里挣不少钱。村里组织青壮年劳动力上阵，人均每天要完成几立方挖掘量。但冻土如石、用钢仟凿眼才能撬开沟底土层。大家在寒风中苦干，手虎口震裂了，指头砸破了，苦战两周，给大队挣了数千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能为村里解决不少问题。这么苦累的活，不少人还抢着上。因为每天中午能吃一顿白面馒头加白菜猪肉炖豆腐的免费美餐啊！

当时，全国开展“大学大批促大干”，我们组织开展了“树共产主义新风”活动、带头开展义务劳动：春天出栏翻地、夏天沤绿肥、秋天抢收抢种、冬天搞农田建设。刚开始，社员们说“这是朝巴（傻瓜）干的事”，随着“学小靳庄”活动的普遍展开、义务劳动渐成风气。

知青队伍藏龙卧虎，文艺宣传是知青的强项。1975年冬，我们成立了以知青为主排演了舍小家为大家的吕剧《都愿意》、人老思想不落后的表演唱《四个老头参观大寨》、鼓励养猪的相声《挖宝》……杨京华、李鸣放竞相导演，李振官、付冠文亲自操琴，村里的九妮、九凌等踊跃登台。春节期间在董初演过后还到邻村“慰问演出”。回想起来，当时的演技不忍目睹，但革命激情直冲云霄！

　　（2016年董初一，二，三批知青聚会）

上级布置各村举办政治夜校，村支部书记把任务交给我们，说“你们知青有文化、就担起来吧”。经过一番准备，首课讲《党的基本路线》。我讲了“为什么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个相当长的历时阶段”，杨京华讲了“为什么阶级和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阶段长期存在？”他举了很多法院判决的案例，显得很生动，社员们也喜欢听。不过两课之后，我俩就囊中羞涩了，只好改由鸣放来教唱革命歌曲以填补空白。知青进村必定要搞“忆苦思甜”，我们有一次请了贫雇农做报告。那天，老贫农苏大爷上台开口就说：“知识青年们啊，我受得苦太多了！远的不说，光说说1960年的时候吧…”众人愕然，好在领队李振官政治敏感性强，反应快，忙把他扶了下去。当时令人啼笑皆非，至今想来值得回味。

董初知青积极上进，各种选优表彰接二连三。1976年，祁爱华当选为出席地区知青会的代表。同年，我被选为城郊公社团委委员、董家管区团总支书记，还出席了地区青积会。1976年11月底，粉碎“四人帮”不久，地区决定第一、二批插队知青“拔根”回城。刚刚喊过“扎根农村干革命，海枯石烂不动摇”的我们，没想到这么快结束插队生活。面对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一时有些茫然。然而，村里好友，组里领队，家里亲友们异口同声：服从组织决定，回城！12月18日，我们离开董初回北镇的那天，全村老少涌满了知青院。嘱咐，哭泣、拥抱…那情真意切的场景终生难忘！

　　当年，村里的“小芳”们是知青可靠的同盟军。她们帮知青干活，对知青关心体贴，冲破世俗积极参加知青组织的活动。由于她们长期生活在男尊女卑的束缚中和封建意识的禁锢里，在参与知青组织开展的各种活动中，她们受到了尊重，得到了锻炼，找到了自我和自信！和知青感情较深。尤其是女知青，不少与她们成了闺蜜。在我们离村回城之际，她们赠本子、包饺子、送鞋垫…用最朴实的方式表达着最纯真的友情。

1976年8月，陈靖，陈新华，盖华，隆海玲，王慧，刘卫国，刘敬国，宋今立，高国涛，晋玉明，杨华成为董初第三批知青。陈靖是知青组长。她柔身弱骨、看起来干不了繁重农活。但她样样不落后、处处以身作则。盖华的原籍就是博兴城关，她和陈靖、王慧、隆海玲、刘卫国是董初知青中的“五朵金花”。王慧是家中幺女、父母掌上明珠。曾是北中宣传队芭蕾舞演员，在社员们眼里是“像画里一样俊”的美女。但她不娇气、肯吃苦，改变了“高傲的公主”形象。刘卫国、刘敬国听名字好似兄妹俩，实则是真夫妻！当然，他俩下乡时还是两小无猜的童男童女。一个是力大如牛、干活不惜力气的大哥，一个是整天笑眯眯、闷头劳作的小妮子。虽同吃同住同劳动，大概是保密工作做的好，期间确实也没有“艳史”传闻。

（上图：当年董初的“五朵金花”。下图左：第三批知青，杨华，晋玉明，陈新华，隆海玲，盖华，陈靖，王慧，刘卫国。下图右：第四批女知青。前排左起，张少云，耿玉红，赵艳，赵素玲，刘秀英，邱燕。）

1977年，第四批10名知青来到了董初村。这一批都是小弟弟、小妹妹，我不了解他们下乡前后的详情，仅把名字写在这里。他们是张义新，王力，商建国，张建国，邱燕，赵素玲，耿玉红，赵燕，张少云，刘秀英。其中比较熟悉的是王力。因为他是第一批知青王勇的亲弟弟。他们兄妹三人先后都在城郊公社插队。王力回城后进入机关工作，曾任地区财政局局长、劳动人事局长、北海新区管委会主要领导职务。20多年前成了滨州“第二个当上县太爷的博兴知青”。王力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做事务实、有担当胸襟、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都不甘平庸的干部。若不是受“阳信事件”的影响，县长的位子可能只是他晋身的一个初级台阶。

从1974年10月到1978年12月，36名北镇知青在董初插队落户。小小的董初村是知青们的广阔天地。我们从这里进入社会，从这里开始了五彩纷呈的人生。一些战友曾问：如何评价我们的知青生活？实际上，几十年来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利弊分析从未有过权威结论。那些“知青文学”作品难以描写每个人不同的感受和体会。但是，难忘知青身份，难忘插队生活，难忘董初乡情，无悔当年抉择，这是大家一致的心声！遗憾的是，不少当年与我们一起“战天斗地”的好乡亲、好朋友已不在人世！我们还记得他们乳名、外号，却忘记了他们的姓名，但怀念之心萦绕，愿他们安息！

　 （董初知青欢送杨京华入伍。）

孙继周是我们信赖尊敬的老大哥，他为好几批知青做过饭。他善于精打细算、调剂生活、改善伙食，实现了粮油节余，我们董初知青组过着年底有分红、饮食有花样、粮油有结余的“小康生活”。我们知青组与董高知青组相距几百米，他们来自卫生系统，大家彼此熟悉经常来往互通有无。有一件事至今想来令人捧腹。那年冬天，我们知青组参加水利工程，劳动繁重，我从城里买了一点猪油渣改善生活。一天晚上，我蒸了十多斤面的白菜馅大包子准备明早吃。我想起了近在咫尺董高知青组的好朋友王华（我同班同学）捎信叫他来解馋。王华带着高宁来后，他俩一见包子就眼放绿光，毫不客气地狼吞虎咽起来，那架势能把笼屉一口吞下去。我担心组里其他人看见，告诉他俩“别出声，吃完赶紧走，别忘锁上厨房门”便掩上房门去了。第二天早上，我一进厨房就发现包子一个都不见了，连笼布也没了。我顿时心生怨尤：

好心叫你们吃包子，却给我来了个一锅端。我气冲冲跑到董高知青院，一眼就看到了搭在铁丝上的笼布，挂在那儿仿佛是招摇的“旗帜”，这哪是作贼呀？他们根本没拿自己当外人啊。我一时竟没了怒气，哭笑不得。王华见了我还一脸歉意，那高宁却豪不愧疚的说：“老同学啊，你助人为乐做好事要做到底啊！你们粮食白菜多，再蒸一锅就是了。想着，再包包子时喊我倆一声！”瞧，吃了你拿了你，不但理直气壮，反倒是你还欠他的呢。“再包包子时要喊我俩一声。”听这口气，看这魄力，绝非一般人所为呀！果然，这高宁日后成为了国内外赫赫有名商界大咖。

时过25年后，高宁在香港“还债”了。那次我路经香港时去华润拜访，他在酒席上当着众多部下自曝当年“偷吃”大包子的事。他哪里是还债呀？是在亲切动情的叙旧哇。此事，我一直在为尊者“隐恶”，所以我们董初组的战友们至今还不知情呢。今天也算爆一料，逗一乐吧。

如今我们都步入了老年行列，战友团聚的机会越来越少。看看老照片，写写回忆录或许是最便捷的怀念方式了。

（作者，刘连营。编辑，老屋。）

（上图：知青回董初献感恩锦旗。下图：李鸣放与当年村里“小芳”重叙旧情。右图：锦旗）

　　（滨州加油！抗疫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