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公公

郝斌

　　我的公公是王大中。

　　（一）我听说的王大中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已经到了找对象的年龄。我的父母义不容辞地帮我张罗。父亲的一位老战友给我介绍了王大中的小儿子。从父母的口中，我对王大中有了初步了解。

　　父母说，王大中是冀东的一位老革命（我父亲是冀东人，母亲也在冀东根据地工作过），解放后一定级就是八级。我对王大中的第一印象就是：他是一位老资格的八级干部。不禁有些仰视。

　　父母说，王大中是为数不多的进城没甩乡下老婆的老干部。这点让我不禁肃然起敬。我见了太多进城后娶年轻漂亮城里姑娘的干部家庭，乡下老婆替他们孝敬公婆，前妻孩子𣎴让进门的亊。据说，王大中的农村媳妇是一位不识字、裹小脚的家庭妇女，但她是一位在战争年代一直坚定支持丈夫闹革命、千难万险独自抚养子女的革命母亲。

　　（王大中与余惠霞）

　　想想已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解放了，把乡下老婆孩子接到城里，不离不弃，真心觉得这绝对是共产党干部进城后的少数，是人品的高尚体现。

　　（二）我第一次见到王大中

　　应该是1975年夏天，我和父亲拜访了王大中伯伯家，去见他的小儿子付锡桂。我们先见到了王伯伯。初次见到王伯伯，对我触动很大。我见过很多老干部，但象他这么和善待人的老干部，应该排首位。他完全没有一般老干部多多少少、各式各样的“官气”，在短短的初次见面中，只感觉到亲切、自然，暖意在身。

　　（从左至右：李运昌、王大中、郝希武）

　　其次，我感觉象他这么朴实的老干部也是很少见的。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透着纯朴待人的气息，没有任何华丽的词藻、没有说教，就是平等地与人聊天。

　　在我们临走时，他还悄悄对我们说：“他（指小儿子付锡桂）还曾有点儿特权的想法（指用车）。”，然后悄然一笑。显然这些小要求都未在这位父亲这儿通过。我感觉儿子这点儿心思太常见了，竟被父亲看在了眼里，不被允许。

　　（三）我婚后所见所闻的公公王大中

　　1977年十一，我和付锡桂结婚了，我就成了王大中的小儿媳。

　

我认识公公的时候，他还处于“无工作”状态；后来就恢复了在农林部的工作，任顾问、机关党委书记；再后来就参与筹建司法部，任司法部党组成员兼纪检组组长。十一届三中全会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我一直觉得付锡桂这个名字有些奇怪。姓付是因为公公本姓傅（公公参加革命后从亊地下工作才改姓王），但男的名字里有个桂字就不知何意了。婚后一问才知，这个桂字指的是广西的意思。1949年公公南下广西任职，直至1956年才调到北京。而锡桂就是公公在广西任职时出生的（那时婆婆带着孩子们还在滦县老家生活），所以他名字中的桂字代表了公公革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最后一排左一为王大中委员）

　　公公一家九口人住在一套四居室的单元房内。我与锡桂结婚以后，我们就一直住在我父母家。虽然我没提出过什么异意，但从锡桂的口中我也了解了他家房少的缘由。1963年，公公调任农业部时，农业部原本分给他一个独门平房小院，但当时家里人口少，公公就把小院让给其他同志了；文革后期恢复工作后，部里又分给公公复兴门新盖的部长楼的房子，他又谢绝了。公公一家的生活简朴如“乡下人”，住房以低标准的够住为原则，虽然是部级待遇，但始终住在四室无厅的单元房内。

　　锡桂告诉我，婆婆曾向他抱怨说，公公把每个月发的保姆费都作为党费上交了。这么多年，一贯如此。

　　1982年公公得了心梗，出院后就办了离休手续。公公离休后，就担起了全家的做饭担子，把婆婆操持了一辈子的厨房全面接管了。我每次回到公婆家，都看到公公穿着简朴的家居衣服，默默地在厨房忙碌，张罗全家吃饭。锡桂告诉我，公公做饭完全是照本宣科，非常认真地在厨房摆上菜谱，甚至备上小秤，准斤准两地称量好才下锅。认真的人真是做什么都有模有样。我非常感叹公公能放下身段重新学一样手艺，完全是为了让婆婆能歇一歇。这与公公进城不抛妻不是完全呼应的吗？我觉得公公待婆婆的相处之道就是一个人最本质品质的体现。

　　后来，我家里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我父母提出希望让我的儿子改姓郝。我对父母说：“这我可做不了主，一定得征得锡桂父母的同意。”没想到锡桂跟公公一说，公公竟然痛快地同意了，他说：“名字不就是一个符号吗？”我听了以后，进一步感受到公公的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境界。（当然，改姓这件亊我并没有加以推动，最终以不了了之终结。）

　　（王大中与小孙子睿睿——傅毅智）

（四）我见证了公公的离世

　　1988年，公公被查出患了肺癌，住进了北京医院。

　　1988年10月7日23：00左右，我被客厅微弱的电话铃声惊醒，正在医院陪床的锡桂打来电话，说爸爸的心脏突然出问题了，快不行了，让我赶快想办法通知大哥付锡钊。我放下电话镇静了一下，想到只能是我骑自行车到珠市口去通知大哥（大哥家没有电话，半夜也无公交车。那时也没有可以随时呼叫的出租车，更没有私家车）。八十年代的北京半夜，无公交，车也很少，虽然长安街很亮，但我一个人从万寿路骑着一辆二八破车奔到珠市口，还是心里有点儿发毛。

待我们都赶到医院时，大夫正在抢救公公，打了好几针强心针，就等着家属来。我们看到公公神志还清醒，但憋气显得很难受。当时我说了一句：“爸爸，您别着急，大夫正在想办法。”公公一反平时温和常态，一脸嗔怪地朝我说了一句：“你就说那现成的！”突然，公公的头颈都憋成了紫红色，我们亲眼看到了公公的临终……

　　（《人民日报》的刊文）

　　（彭真、姚依林、陈丕显、刘澜涛、王芳送的花圈。）

　　（彭冲、薄一波、乔石送的花圈。）

　　（崔乃夫、蔡诚、张明远、江一真送的花圈。）

　　（监察部、民政部、最高人民检查院、中共滦县县委、滦县人民政府送的花圈。）

　　（告别仪式上的家属：坐者余惠霞，左一付锡娟，左二付锡桂，右一付锡钊。）

　　（领导同志告别，左起：彭冲、刘澜涛等）

　　（领导同志慰问家属）

　　（再看亲人最后一眼！）

　　公公去世后，我们整理了他的遗物。看到他在医院记了很多笔记。我翻看了几页，看到公公在笔记本里写道：“不知我这是什么病？”公公患病后，我们一直没有告诉他得的是什么病。公公因为年纪大了（已八十岁），医院采取保守疗法——只做放疗。当大夫很高兴地告诉锡桂：“王老的肿瘤小了很多。”没几天，公公那颗几年前梗塞过的心脏终究抗不住放疗的刺激，又罢工了（那时还没有支架技术）。我很理解公公住院期间的苦闷心情，也不知不告诉他病情是对还是不对？当时我就想：待有时间了，我要把公公的这些材料整理一下，写一些文字资料。

　　回顾我与公公相处的十余年，虽然时间有限，但公公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以至后来的相处感触，处处让我感受到公公的老共产党员本色，这一切都不是说教出来的，而是公公不事声张地做出来的。

我怀念我的公公王大中！

　　（王大中在会议中）

附： 王大中生平

　　王大中（曾用名：傅羲河、傅振图），男，1908年5月生于河北省滦县。

　　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革命工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从亊党的地下工作，任中共滦县县委书记、中共河北省京东特委宣传部部长兼冀热辽区特委宣传部部长。

　　抗日战争时期

　　1938年2月，在冀东抗日联军政治部工作，任冀东党组织与天津联系的政治交通员；

1940年1月，在中共冀热察区委党校学习，任冀热察区中共房良联合县委民运部部长；

1941年6月，任冀东区中共蓟宝三联合县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县委书记，冀东区委西部地委组织部副部长；

1944年1月，任中共冀东区委十八地委组织部部长，冀热边特委城市工作部部长；

1945年8月，任冀热辽区中共唐山市委委员兼市委组织部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7月，任中共冀东区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兼区委党校校长；

1948年12月，任中共唐山市委委员、唐山东三矿工委书记兼办亊处主任，中共冀东南下区委委员、组织部部长。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1949年，任中共广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1953年4月，任中共广西省委组织部部长；

1954年5月，任中共广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兼省监察委员会书记。

　　1956年8月，仼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西南组组长、直属处处长；

1963年4月，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农业部监察组组长。

　　1966年6月，在北京大学工作组工作，参与“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接待站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下放“五七”干校劳动。

　　1978年8月，任农林部顾问；

1979年2月，任农林部顾问、机关党委书记；

1979年7月～1982年12月，参加筹建司法部，任司法部党组成员兼纪检组组长。在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988年10月8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