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人世间’故事-爷爷的那些事儿!

夏至

一个家，一个家族，延绵不断的根本就是诞生了一个（或几个）足以影响几代人、几十年甚至百千年的人物。他就是家的脊梁与风骨，就是子嗣繁衍的血脉与传承，就是家族丰满壮大的丰碑与底蕴。回顾我的家，我的家族，我想爷爷杜宝安就是那个我们家族精神的缔造者，他用短暂而壮烈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厚重的家风家训。让子孙携手奋进、砥砺前行。 让我们在回忆的碎片中走进“我家的‘人世间’故事”。

（一）1919年“五四运动”如火如荼时，我的爷爷杜宝安出生在了河北省霸县的一个小山村里，由于山村经济社会相对闭塞，爷爷得以过上了相对安逸的童年。并在开明的太爷爷的省吃俭用支持下，上了四年私塾，成为了当时县乡少有的读书人。在私塾的学习生涯中，爷爷不但学会了四书五经，思想也得到了启蒙，这就为爷爷思想进步投身革命奠定了基础。

（二）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当时正在家乡务农的爷爷偷偷地辞别了父母亲人，与一些热血青年一起去寻找能够打日本鬼子的队伍。历经近一年的时间，1938年，18岁的爷爷终于参加了八路军，他们队伍的首长就是享誉国内外的聂荣臻元帅。在部队爷爷如鱼得水，能文能武，即可上阵杀敌，也可记录宣传，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于1939年爷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抗战初期，面对敌强我弱的局面，爷爷所在的华北地区主要的军事任务是建立革命根据地，并进行艰苦卓绝的反围剿和教育发动群众以及除恶霸杀汉奸等活动。爷爷作为一名敌后武工队长，率领二十多名武工队员穿插活动在敌占区，进行着浴血牺牲的战斗。有一次，爷爷带领武工队执行完战斗任务后，回到一个村子修整。突然听到村外有枪响，原来哨兵同包围他们的日伪军接上火。爷爷迅速组织队员突围。爷爷身先士卒杀出一条血路，带领队员冲了出去。到了安全地带，爷爷才发现，左手掌被敌人的子弹打伤，手枪已被鲜血染红。就这样，根据上级组织的命令，爷爷他们执行一次又一次的“除奸行动”，他们都出色地完成地完成了任务，爷爷也在敌占区留下了令敌伪军闻名胆寒的“神枪老杜”的威名。

（四）爷爷和奶奶跟那个年代的同龄人一样属于革命伴侣。奶奶是受了爷爷的影响参加了革命，并从事着地下交通工作，担任交通站的通迅员。主要工作任务是发动群众搞宣传，为部队筹粮、筹集衣物等。由于工作认真、表现突出，奶奶于194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一生相濡以沫志同道合，特别是爷爷没有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工作之余主动承担家庭家务，当时父辈们兄弟姐妹八人，他们的穿衣是个大问题。爷爷白天忙完了一天的工作，晚上还得点着小煤油灯为父辈们缝制衣服。据爸爸说;“每到过年，八个孩子的衣服到三十晚上才能做完。由于爷爷小时候当过缝纫学徒工，缝衣手艺特别好，总有邻居和林场职工来找他做衣服。他总是不嫌麻烦，不辞辛苦为其做好，我至今还保留着出生时爷爷为我做的衣服。

（五）1948年华北军区成立。爷爷成为了天津军分区的一名解放军营职干部。并于1954年年底转业，分配到呼伦贝尔盟盟委工作。1957年，组建额尔古纳奇乾森工局时，我爷爷被调到这个局任书记、局长工作，行政级别为17级。当时森工局下设几个工队，有职工300余人。几年后，由于中苏关系紧张，奇乾林业局于1964年撤销了，撤销这个林业局的原因据说由于奇乾处于额尔古纳河地区，为减少不安定因素，将活动在国界地区的居民撤出。

撤销奇乾林业局后，我的爷爷被抽调到“四清”工作队工作。1966年，“文革”开始，我的爷爷从牙克石调到阿尔山林业局天池经营所任所长。

（六）1966年，刚刚到阿尔山天池工作的爷爷还未熟悉工作环境、着手工作，“文革”运动就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在一片打倒走资派的呼喊中，我的爷爷被靠边站了，被勒令在家中写检查，检查的内容有两项，一是拖欠公款。二是带枪逃跑的罪名。那时我的爷爷每月工资102元，加上其它补贴收人近120余元，在当时也算高工资了。但是父辈们八个兄弟姐妹，全家10口人，我大姑、大爷在外地上学，这些钱维持家庭生活也是捉襟见肘的。他每次公出回来总是欠一些帐，但都有欠条，只能每月从工资扣。带枪逃跑的事是因为有一次由于叛徒告密，敌人把武工队住的村子包围了，队伍被打散，只能各自突围，爷爷说：“不把枪拿着还能交给敌人吗”？“文革”中让爷爷对这件事写检查，一向对党忠诚的爷爷很是想不通。这也成了他英年早逝的导火索。

（七）爷爷一直教育子女要友亲睦邻。爷爷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每年春节都为村里各户写对联。听父辈们说：爷爷的毛笔字写的好是因为在部队时，每进一个村子，都要在墙上写宣传语，以达到宣传教育群众和鼓舞斗志的目的。因为当时部队有文化、上过学的人不多，爷爷就成了宣传员，经常写标语，久而久之就造就了一手好毛笔字。解放初期过春节时，没有卖对联的，都是找一些人写。每当春节时爷爷都要忙几天，凡是来要对联的不论何时都给写，有时有拿纸来的，有的没拿，爷爷总是把写好的对联叫人拿走，每年春节写对联的红纸都得准备几十张，墨汁要几瓶。可爷爷总是乐此不疲无怨无悔。

（八）爷爷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特别是注重子女教育。还记得爷爷有个小药箱，里面经常备一些日常药品，转业后爷爷在部队卫生所还担任过所长，当地百姓有啥头疼脑热都找他。打针、输液、包扎、爷爷也是样样精通。妈妈在和爸爸恋爱后，正赶上林业局委培一批适龄青年去白城卫校学习，学成后，充实到当地医院工作。爷爷知道消息后，鼓励妈妈去学习，当时姥姥家在农村，十口人的口粮都难解决。哪还有钱供妈妈上学。妈妈当时和爸爸还没有结婚，爷爷却做出了影响妈妈一生的决定。给妈妈报了名，每月从自己工资里挤出10元钱，供妈妈上了两年卫校。这样让妈妈成了在当时那个环境为数不多的有工作的女性。

（九）爷爷平易近人乐善好施，从来不摆什么架子。爷爷生活习惯都是部队上的传统，每个月开回了工资往抽屉一放，谁需要，自己到抽屉里拿。邻里百姓没米、没面，都上我爷爷家去拿。赶上吃饭的时候大家一起吃。由于我们家人多，不到月末，钱就花光了。另外，爷爷为人豪爽，不论什么人来，有吃就吃，有喝就喝，爷爷喜欢饮酒，当时很缺。爸爸、大爷、三叔在伊尔施读书时，周六尽量在饭店买2个炒菜和2壶酒捎回家。每到这个时候，爷爷便招呼左邻右舍的邻居们一起享用。天池的老住户们都说我们家就是个“大车店”。

（十）爷爷的特殊情结。爷爷当兵多年，对于部队有着特殊的情结，总想有一个儿女去当兵，有一年，同三叔说，想让他去当兵，三叔答应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去成，至今三叔和我们聊天时还为没有完成爷爷当时的心愿而不能释怀。也正因为这种对兵的情结，他和林场驻地森警部队官兵关系很好，当时的森警大队长叫于文和，经常与爷爷在一起谈论一些部队和当年打仗的回忆，于队长有一支匣子枪（德国造驳壳枪），总是央求爷爷给他示范这种枪的使用方法，如何更精准射击等。

（十一）爷爷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在那个年代爷爷可谓是多才多艺。不但会“武功”会写笔毛字，还会各种乐器。二胡，手风琴，笛子样样精通。我们家时常举办“家庭音乐会”这也对其子女以后的发展起到了决定作用。同时，爷爷更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在“文革”期间，我的爷爷被靠边站了，没有给分配任何工作。但毎年造林季节他都去植树。他常说，造林是好事，林区将来树都砍光了还叫什么林区。到那时子孙后代还吃什么？穿什么？

1976年5月的一天，爷爷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与世长辞!时年只有57岁!对于爷爷的病故，阿尔山林业局党委非常重视，派一名副局长和组织部负责同志筹备料理爷爷的后事，为爷爷举行了隆重而简朴的追悼会。长长的送葬队伍一直将爷爷的灵柩送到墓地，安葬在天池山脚下。我想那就是组织对爷爷一生的认可，群众对他一生的肯定。

在记忆的碎片里爷爷的一生没有什么辉煌的业绩，可他对党的忠诚，对事业的热爱，对同志的帮助，对群众的关怀，对家人的呵护，对功名的淡漠，对生活的期盼，无不诠释着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风骨与担当，无不述说着一名父亲对子女的期望与疼爱。这种家国天下的情怀，这种初心不悔的信念，这种奉献社会的担当，这种友亲睦邻的垂范，这种绿水青山的执着，就是留给我们子孙后代最好的家风家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