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南沙岛民

1984

我的父亲是中共党员，生于1916年11月11日，1986年7月30日因病医治无效辞世，享年69岁。

生前的最后工作单位是海军某部鱼雷快艇21大队（部队在编职工）任职，1969因受到林彪和四人帮路线影响，作退职处理，1984年平反后享受退休待遇。他的一生让人觉得辛酸、曲折、坎坷；同时又让人感到荣耀、自豪、伟大。

他的童年与大多数小孩大不一样，同样都生长在旧社会，但是他除了吃不饱穿不暖，在心灵上和精神上比别的孩子更悲哀、更孤独的同时，他7岁的时候母亲离世、10岁那年父亲也弃他归天。老天是不会眷恋穷人的，自生自灭是万物生存定律，孤苦伶仃和求生本能的他，带着比他小3岁的弟弟，投奔嫁于他乡的姑姑。虽然暂时有了屈身之处，但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之下，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穷途潦倒的姑姑，一下子徒增两个人吃饭，对她一家也有几个小孩来说，确实对他的家庭是雪上加霜。但是又不忍心把他们赶走，毕竟他们已经走投无路才前来投靠亲戚的，其他的亲人都远在泰国依靠打工谋生，当地仅有她这一个乡下姑姑了。因此，好心收留了爸爸和叔叔，并一住就是几年。几年来他两依靠帮助姑姑放牛和干苦力活换来饥一顿、饱一顿维持幼小的生命。俗话说得好，有娘的孩子是块宝，没有娘的孩子是棵草，一点都不假，何况寄人篱下的日子，后来听父亲说，在姑姑家那里吃了不少苦，受够了白眼和责骂。同时，饱尝生活艰辛的他，也学到了很多处事和做人的道理，砺练了一身的正气和勇气，对他后来的工作和生活起到很大的帮助。

16岁那一年夏季（1933年），一次偶然的机遇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用父亲的话说就是逃出了苦海，找到了新生，捡到了希望，看到了前途。

早年去泰国谋生的一位大伯，托一位回乡省亲的老乡，把他两一起带上帆船，九死一生的漂泊到了泰国曼谷。当时的泰国，没有战乱，人人安居乐业、生活相对稳定，是当时海南文昌一带人谋生的第一去处，后来文昌成为著名的侨乡，就是得益于当时旅泰华侨的相互携带。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有本事的到美国旧金山挖金矿发财，有人事的到泰国种橡胶当老板。

俗话说得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好钢不需淬火锤炼。来到泰国以后，他兄弟两开始在同村的表兄吴忠春家干活，吴当时已经有3家面包房的老板了，生意做得不错，在当地算得上有名气的面包供应商了。几十年来，在曼谷华人聚集地中有两个姓吴老板出了名，一个就是吴忠春经营面包厂出名，一个是吴心春老板，经营旅店业和赌场出了名。他两很关心家乡的建设，为家乡的公共事业出了不少力，这是后话。就这样在面包厂干了几年之后，同宗的大伯有了自己的注意，认为帮人家打工只能解决温饱问题，但是一辈子都发不了财。就在这个时候，大伯和叔叔另起炉灶，也学着各开了一家简单的面包生产店，生意由小做到大，赚的是辛苦钱。

可父亲是个生性活跃的人，也是没有主见的人、没有城府的人，生活在花花绿绿的世界里，他的血液在沸腾，他认为要干就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异想天开的赚大钱，当大老板。哪能整天捆在面包房子里面，就在叔叔和大伯们为了生计，拼着命赚钱的时候，父亲却一边干活、一边学习泰文、一边往上流社会里混。他认为：要过上好日子、要出人头地、要光宗耀祖，一定要融入当地环境和过好语言关，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饱受生活煎熬的他，就像挨饿的小鸡见到米粒一样，不惜余力，拼命追啄。很快，父亲就游刃有余的适应了泰国生活，结识了不少泰国不同层次的朋友。用叔叔和叔母的话说：你爸哪是来泰国打工，简直是来泰国享受的，除了工作时间以外，其它时间都是白裤子、短上衣，油光头发，皮鞋铮亮，活得像一位阔少爷。这就是典型的张扬类人物，刚刚脱离了苦海的他，不知天高地厚壮着胆子放荡自己、展示自己，他的张狂与他童年寄人篱下生活、长时间情绪压抑和受人鄙视的经历有一定关系，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可叔叔的性格与父亲恰好相反，稳重、内敛、少话。

1984年4月15日叔叔第一次回国省亲时就对我数落说：“我赚的钱是做扩大投资用，如赚到十元钱只花2元，存入8元；可你爸赚到十元钱就要花掉十一元钱，在曼谷溪华人中出名的穷大方，就连1952年回国的路费都是我给的”。

由于父亲为人耿直大方、仗义好施，在曼谷政界和商界场面上都混得不错，也就是在这时，让他的生命中注入了“红色”的元素，参加了抗日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泰国侨党）。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泰国侨党发动了工人参加华人工会。1940年由何英同志介绍父亲参加甘昌工会，加入甘昌工会后，任新路尾区干事。当时的甘昌工会主要任务是：组织爱国华桥宣传抗日和发动华侨捐款汇入香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后转回国内八路军做抗日经费的负责工作；1942年组织上又派父亲到新路尾日本人开设的制酒厂工作，主要是领导发动厂内的工人参加工会，并发动厂内工人采取消极惰工，破坏生产工具。后来，由于抗日形势的发展，革命斗争的需要，泰国侨党发动起成立“抗日义勇队”。1944年工会保送父亲参加“抗日义勇队”，1945年初由蔡莉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泰国侨党）。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侨党决定取消“抗日义勇队”（ 同事陈少烈，回国以后在海南侨联工作）；1946年组织上安排父亲返回面包工会工作。是该工会理事会成员之一，并负责工会的组织工作，（同事何导民，回国以后在海南侨务办工作）。

1952年海南解放后，父亲满怀参加祖国建设的热情，向党组织提出要求，毅然返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同事冯平，回国后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张小π，回国后在海南万宁县兴隆华侨农场工作）。由于仓促回国，党的组织关系没有及时的续上，一时没能安排工作，暂时在家乡中任工作组组长、初级社社长等职。1956年4月经海南侨务局推荐并报请上级同意，父亲被分配到海军南海舰队十一支队21大队工作。在部队的十多年间，曾立过三等功2次，文革期间，被评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多次，1967年夏季代表南海舰队榆林基地到上海进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介绍经验一次。

1969年9月父亲突然退职了。当时我们都不敢相信的事实，干得好好的，怎么一下子退职了？起码也是退休呀！后来得知，都是文化大革命惹的祸。林彪、“四人帮”余毒作怪和路线干扰，在部队里面也难免其害。当时，部队和地方上一样，政治上极为敏感，阶级斗争是天天讲，凡是有海外关系和归侨的都被划为特务对象，批斗、关禁、坐牢等迫害。因此，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退职是相当幸运的了，好在父亲当时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病和很好的人际关系，否则，不把你关起来打个半死才怪呢，当时幸免于难，还真的感谢在父亲的档案袋里面，有一张中侨办1956年对父亲在泰国参加共产党时的一纸定性证明。

退职回乡以后，父亲一直保持在部队时候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习惯，一如既往的以一名共产党员严格要求自己，对共产主义信仰始终不离不弃，一边看书学习（不管日子过得多艰难，参考消息每天一定要买）、一边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让我现象最深的是在一次乡镇整党会议中，他批评和揭发了一位某生产队长以权谋私的事情，从此以后，他成为孤独的人，没有人敢与他说话，都怕惹火上身，毕竟生产队长掌握着工种分配、劳力安排、粮食统筹等职权。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把父亲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最苦最累的活都安排我们家干。记得1973年11月份，我的应征入伍通知书快发下来了，按照征兵部门的要求，生产队不能安排我的工作，可为了报复父亲，那位女队长硬是把我安排到远在20公里外地方去修一个星期水利（第四天部队就来人带我回去了），后来听妈妈说，她背着父亲悄悄去求过那位队长，让她放我回来，可那位队长坚决不同意。做人要厚道呀！虽然厚道的人并不都得到好报，但是不厚道的人并不见得有好的结果，我不相信世界上真的有因果报应，几十年以后这句话显灵，我信了。

父亲一生的最大贡献是：利用2000元的退职金，全部花在1969年冬季翻新家里的老房子。在当时，2000元可是个大数目了，翻修房子不是问题。但当时物质相当匮乏，有钱也是买不到东西的，主要是油类和肉类，城里面是定量供应，但是乡下人就没有这个福气了，总不能让修房子的人天天吃白菜呀！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倔强的父亲第一次折腰求人走后门了，在地方上买不到肉和油，可不从部队里面买？当时部队（特别是海军）国家给以特别的关照，在物质供给指标方面比较宽松，父亲就亲自出马，凭着老脸先后2次上驻守在文昌清澜港的海军11支队购买。房子如期修好，刮风下雨再也不担心受怕了。

父亲不管是在人生经历上的高潮还是低潮，总是乐呵呵的，从不怨天尤人，也从不悲观失望，对生活始终充满信心。当我们兄妹三人两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的时候，家里经济上相当困难，这时候，父亲把吸了几十年的烟戒了，但是小酒还是照喝、参考消息还是照看，不管是有没有下酒菜，几粒花生米也行，这都是在泰国养成的习惯。我是从很小的时候偷学父亲吸烟喝酒的，但是唯独这一点基因在我身上没有。

1983年冬，父亲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也就是这一次突如其来的命运转折，是过早夺走父亲生命的诱因，但是他不后悔，反而有一种成就感和自豪感，在他的生命最后十多年中，他不止一次的对我讲：他最多只能活到69岁，只要完成他一生再到泰国一次的夙愿，死不足惜。

当时我已经在海军南海舰队司令部管理处任职，一次偶然的机会，与作战处的席YUQING处长和机要处的汪HAOXUE处长闲聊时，他们说到榆林基地21鱼雷快艇大队也有一位姓伍的，与我同姓，并说出父亲的名字，真的是不巧不成书，当知道我是伍春的儿子以后，他们高兴极了，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并询问父亲的近况（因为她们很早就调到舰队机关工作了，不了解后来的情况，当时地方与部队的联系受阻）。当我把父亲退职前后的经过直说了，她们先是惊讶和不相信，后来立马叫我把父亲的情况用文字的方式报上来（材料都是现成的），由他们几人签名证明以后，上报军务处按照离休条件自上而下倒置办理。

“四人帮”垮台以后，在过去的几年中不少向相关部门反映过父亲的不公平待遇和受到迫害情况，我经手向榆林基地、十一支队、舰队政治部等部门，投寄过资料。但是，一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后来我也失去信心了。

按照隶属管理，材料应该送由21大队呈报11支队再报榆林基地一级一级来办，这次老爸的几位同事经商量，为早日给伍春同志平反，由舰队司令部自上而下倒置来办理。可这一次大大的出乎我的意料，省了很多手续和时间，还是自己人好办事，一点不假。在几位父亲的好友张罗之下先后不到一个月，退休申请批下来了，按照当时最高标准的95%计发工资，并通知榆林基地负责发放，1969年至1984年退职期间的工资按照退休标准补发。

憨厚老实的父亲，当听到他的“历史”问题得到公正处理，并按照最高退休标准计发、补发工资时，他表现得很安祥，没有特别的激动，历史自有公断，是他的谁都夺不走，他在乎的不是金钱和待遇，而是名义和荣誉。上报时是按照离休标准办理的，但是后来审档时，不起眼的一张中侨办的文件错过了离休资格，这是后话。

突如其来的喜讯，父亲就像小孩一样，在他的生活中添加了不少乐趣，身体上和精神上高度放松，他不止一次说过，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到泰国去，会会过去的老友和亲人。1986年5月31日的初夏，终于实现父亲的心愿了，以探亲的形式第二次踏上魂牵梦绕的世界微笑之都——曼谷。在45天的时间内他走遍了曼谷各地，找到了不少当年的好友，分别拜访了近百位泰国亲人。

人就是一个怪物，当他盼望已久的夙愿得到实现以后，生命已不再重要，他可以放弃一切回归到自然界中去。由于泰国的高温天气和每天的暴饮，父亲身体过度透支，回国后，身体极为虚弱，不得不住进海军424医院治疗，但是一切都己经太晚了。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他的音容笑貌无时不在我们的脑海中出现，瑾以此文作为追思。

叔叔与叔母（泰国）

1980.5.1

编 辑：南沙岛民

地 址：海南海口

背景音乐：父 亲

时 间：2022.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