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决策 建设东汽----何木云

岩松

参与决策 建设东汽

---东汽历史上的几件往事
何木云

自主研发30万千瓦汽轮机 自主研发30万千瓦汽轮机

工厂最重大的决策，就是丁总等老一代领导人开发三十万千瓦亚临界汽轮机的决策。东方汽轮机厂在七十年代刚刚开始生产二十万千瓦汽轮机的时候，丁一厂长、姚福生总工程师等领导就决定要自主开发三十万千瓦汽轮机。当时工厂的年产值也就是四五千万元，要自筹开发的费用，组织全厂力量自筹经费开发，还要做那么多的实物试验和开展许多重大课题的研究，人力物力真是太困难了。我当时在船机分厂，无缘亲自参与开发工作，但我也与工厂所有职工一样，怀着兴奋与担忧的心情，注视着这台有关东汽生死存亡的机组的开发。我最要好的同学董邦平负责转子的设计和计算，我经常随同他到当时的产试室的X-2机上去进行计算，当时的计算结果是一盘纸带，上面有无数的有规则的孔眼，我也经常帮他数眼子，但我不懂，仅是给我同学提供数字。这台三十万“争气机”的开发，我的印象我就做过三件事，一是解决了200mm大螺距汽封的加工；二是投运以后内缸的不锈钢保温片的处理，那是1986年我当副厂长代管生产时做的；三是对这台机组研制人员的评奖，因为我1982年在工会当过四个月副主席，评奖的结果是开了表彰会，出了报纸，有功人员每人发到一根钢笔。

汉旺河坝农场的来历 汉旺河坝农场的来历

在1982年底1983年初我担任厂长助理时，一次重大的活动就是陪同黄华池副厂长去绵竹县与孙国秀副县长等领导讨论河坝300亩荒滩地的归宿。这块河滩地是四川省革委会下文给东汽用作“工业学大庆”的（这一当年历史条件下的特定活动强调工农商学兵都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因此 ，企业本身也要有一定的土地），讨论在友好气氛中进行，我厂基建科孔科长也参加了。由于明确了归宿，东汽作了经济补偿；所以东汽在300亩河滩地上理直气壮开始办农场，后来又修了体育场。此事当时为何没有纪要，为何未办征地手续，而且当地牛鼻子大队每年还要向县里交少量土地税，我真是弄不明白了。一1996年9月我调离工厂前夕，牛鼻子大队要收回这300亩，提出每亩8万元的征地费，当时黄华池也早已调离工厂，我责无旁贷，请王成玉同志调出我封在档案馆的笔记本，查到了那次与孙县长会谈的记录，并邀请孙国秀副县长到厂，我们一起回忆十多年前的赔偿结论和同意办征地的结论，在孙县长的大力支持和据实秉公办事下，事情得到妥然解决，东汽也顺利办完了征地手续。

东汽德阳分部的建设

东汽德阳重型分厂开工典礼。

第一批美国进口的天桥铣等设备到货。

陪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视察东汽。 东汽德阳分部的建设

在土地问题上，东汽“六五”技术改造工作，即德阳分部的建设，也经历了种种曲折过程。德阳市政府包括常市长、沈国俊副市长以及市建委，大力支持东汽建分部，划红线图是沈国俊同志亲自主持的，划的面积比现在分部大一倍，我带二院及厂基建处的人用经纬仪在看地时，麦浪滚滚，想到以后就是水泥钢筋组成的东汽分厂，我心中真是感情复杂，一方面要工厂发展，另一方面又舍不得这块稻田。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这么好的稻田有些可惜了，但也没有办法。当地农民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找石油，我怕农民征地思想不通。
东汽在进行“六五”技术改造时，另一个大的举措就是把设计处搬到德阳。当时德阳市刚成立不久，原德阳县商业局的办公楼加上宿舍四幢房子加一个院子（已划给市商业局），局领导开价在160万左右，工厂没有钱又想给设计处找个办公地点，于是与当时市商业局领导讨价还价，艰苦谈判下来，要80多万元不到90万，我大喜过望，即报告陈宽金厂长，老陈还在犹豫，我请电工局的陈处长看了地址，他完全支持，这下陈宽金厂长同意了。这是我厂设计处搬去德阳的第一步，当然办公条件是不好的，杨鸿仁和许正威坐在一楼一个阴暗小房间里审图的景况至今我还历历在目。
在向德阳扩张时，我们还向市领导请求要下了分部对面的20多亩地造家属宿舍，也解决了一部分老同志迁往市区的问题。同时也在开发区谈下了自控的十亩土地，价格很便宜，我离开厂后工厂放弃另征，至于西小区三幢宿舍，当时造得还算可以，但标准是太低了。
德阳土地的问题一是分部和大件路中间这块地，当时高压线搬迁要价太高，没有下决心。另是齿轮厂这块田，因为动摇不定，办厂思想统一不起来，虽说省计委当时陈宽金主任大力支持，但工厂始终两种意见，工厂和土地处理都给办厂留下了隐患。另外现在分厂十字路口这块田，市里说要留作海南办事处，始终不肯给工厂，工厂无奈。但隔壁的德阳市环保厂，市里划给东汽后，打了一场官司，我差点上法庭，后组织力量查实原始资本是国有资本，把环保厂保住，现在已是家属区用地。

争取三线脱线政策 争取三线脱线政策

1992年，工厂成立了股份制改革领导小组，我建议由黄华池同志任组长，并调来副总会计师罗炎石和企管处副处长王关根等一共二、三十人一起工作，地点在辅楼一楼。我也几次拜访机械工业部体改司，体改司吴司长与陈处长几次到我厂指导股份制工作。当时部里选定几家推进工作，具体的有第二汽车制造厂、东锅、东汽。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部里认为东汽工作扎实，材料搞得好，并上报到国家体改委。正在关键时刻，我会见了机械厅沈和勇厅长，沈厅长认为我厂地处小山沟，发生过地震、泥石流，又是国家重要三线企业，非常符合三线脱险政策，鼓励我争取三线脱险政策，我比较一下股份制和三线脱险政策，感到股份制不能解决东汽什么，如果发行股票，也不过如东电弄到4—5亿，而产品发展，如何回报股民以及机制如何转换等等，东汽都感到困难。而且当时产品质量也正处于十字路口，如果经常开股东会、董事会，连抓质量的时间也没有了，那又何苦呢？想了几天几夜，我个人就不想股份制了，回过头去研究三线脱险政策。所以国家体改委李小峰处长到东汽检查工作时，我借故去绵阳避开了他，慢慢部里看我厂对股份制有些消极，就转向了东锅。
其实我调头抓三线脱险政策的落实，风险也很大。如果三线政策弄不到，我岂不是驼子跌跟头，两头不着实吗？这真也是对我对我们工厂是严重的考验。我走访了省计委陈宽金主任，他和马麟副省长给了很大支持，陈主任还和三线办的领导专程到工厂听取汇报，那是1993年的事情。说实在，我在八十年代末就到部里的三线办（地区办）汇报过，碰了一鼻子灰。由于受当时风行的设计革命思潮的影响，厂房屋面预制板改成单肋板，厚度大大小于原设计，因而带来了极大的隐患，东汽厂有十多万平方米的单肋板厂房还有二字号二十几幢家属楼部里鉴定过的危房，那是事实，更不要说汉旺是地震区、泥石流区和雨区。所以，我们依靠省计委和机械厅，另外工厂也成立一个小组，上下结合开展工作，为了给国家三线建设调整领导小组一些材料，我要求郑权和宋秋明同志组织一个录像片，脚本是王超约闫可亮撰的稿。郑权同志非常努力，但是拍的录像片我一看，连连说不行，片子开头雷电闪闪，大雨倾盆，一片恐怖景象。我说三线政策的对象是艰苦地区遗留问题多那不假，但要符合调整改造的条件，如果太恐怖了，那就恐怕没有调整、改造的必要了。于是录像片重拍，后来又搞了专门的小册子说明东汽的困难。准备工作做好以后，一方面由工厂领导包括孙平元、常相如与位于成都的国家三线办公室取得联系，当时的王春才主任非常支持我们，但一定要国家三线调整领导小组批准。这期间，我背了一书包的录像带和汇报材料，找了部里包叙定部长、孙昌基副部长，并且去国家计委找国防司和投资司，我记得投资司长就是张国宝，国防司长是于主任，后来担任科工委副主任，他们都十分同情我们，我自己也跑，孙部长也帮忙，终于一一把材料送到西部八个省的副省长手中，因为他们是调整小组的副组长，我三次壮着胆子去见计委常务副主任甘子玉同志，他是调整领导小组组长，最后一次是我调到公司后与王超同志一起去的，王超当时是工厂基建处长。三线政策的落实是工厂上下团结战斗的结果，我们工厂的真正困难点终于被领导机关所认可。这中间，我们的老领导丁老总在关键时刻也出面做了关键工作。我想，我们从大城市来到了山沟，我们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加上国家的政策，我们是有可能脱险的，我们有可能取得与兄弟厂平等竞争的条件，我之所以写到这一段，因为争取三线政策，是我尽职东汽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东汽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试想，我们天天冒着单肋板要掉下来砸人毁机的危险，我们还能干些什么事情呢？我后来回到东汽，看到推倒后重建的二字号宿舍，看到船机分厂屋顶的铝合金屋顶和重建的材料试验室以及其他建筑，心里真是暖洋洋的，我有时不免想说：东汽厂，我尽了自己的努力了。我们东汽职工，真的要感谢国家的三线调整政策，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安全的，可以与人竞争的，有可能发展起来的物质环境。

东汽树脂分厂的来历 东汽树脂分厂的来历

在我主管生产期间，我接触到的铸造分厂厂长常相如同志就非常有意思，除了日常的交往外，他有一天与我商量准备干几件事，树脂车间因没有地方，修在木模车间后边，从安全角度上不合理，修起来以后，常厂长真是算得上苦心经营，派人与成都科技大学高分子教研室联络，要技术要人材。还游说工厂领导同意，由工厂决定引进了兰州的清洗液技术，当时花五万元引进费，这样一步一步起来，工厂基本上没投什么资。我当时出面找王树槐总工程师要了些科研费，大概在十万元左右，买些瓶瓶罐罐，因为这是化学产品生产，就这样，树脂车间由小到大，由车间发展到分厂，产品由清洗液到铸造造型用的树脂，到涂料到今天的风电产品。这个车间建好以后，常厂长受到安技处、基建处严厉批评，说是“违章建筑”、“不按程序”，常厂长的理由就一个：这是何厂长批准的。今天想来，安技处、基建处的批评也是对的，但是，一个创意如果没有人支持，还能做大吗？

东方自控的发展 东方自控的发展

在发展东汽自控产业上，东汽走过了非常曲折的道路。可以说我一点都不懂自控，对汽轮机调节原理中的液调理论，也是似懂非懂，我们舰用汽机的调节也较简单，我在主管生产时，碰到一轻车间调节部套试验需要协调时，总要先看看说明书充一下电才敢开会。但由于与控制方面的技术人员屠新恩、罗作桢、廖育才、龚联忠等人不断接触，印象也就强烈起来。1992年，围绕要不要发展DEH技术，工厂的争论越来越大。那时在宗福新主持下，我们在颐和园背后的为民山庄开了一次论证会。会上，电力机械二部的专家一致支持东汽上DEH，并且形成了会议纪要，当时的能源部陆延昌电力总工程师和能源部总工程师秦中一还在纪要上作了批示。此事反响非常大，上海新华自控还把东汽告到了邹家华副总理那里，说是重复引进。我清楚地记得开厂务会时，我一再强调有三个好处：一可以稳定自控队伍，二可以增加汽机的技术含量，三可以取得一点效益。会议勉强通过。但在具体操作时，又有很多问题，我请程总写信给GE，宗总写信给日立，张绳铨写信给西门子，回信都令人失望。不知怎么有一封信的拷贝到了贝雷公司，贝雷公司又传递信息给下属的ETSi公司，就这样与ETSi谈起来，开始谈时宗总谈成合作十台，预付款要100多万美元，我不能同意。那时工厂多困难，宗总一看，1000多万人民币也是问题，他还引咎要降一级工资。我连忙阻止，说主要是工厂没有钱，一百多万美元也不能算什么。后来又叫屠新恩、曲效民去谈，谈了大概三个月，总算条件还可以，期间每晚老屠十二点左右来电话，使我很头疼。因为那个时候我睡眠不好，但总算大功告成，从此一步一步，自控一点点取得进步。这期间王树槐已调走，积极要求搞自控的程总，其实也并不太懂，我下决心还有二个原因，一是哈汽的控制专家老魏声泪俱下的劝说，二是上海周飞达同志对我的鼓励，这都是一种背景。

东汽老机组改造

与西安交大教授合影。

东汽老机组改造

东汽厂的“老机改造”，可以说是声誉卓著，名扬全国。其实联合国开发署对中国20万千瓦机的降耗改造，项目本是电力部的。电力部搞了一年，有些困难，当时的科技司长郑企仁同志，是个很杰出的女同志，她与宗总谈起，问东汽愿不愿承担这个课题，宗总的回答是肯定的。1989年东汽为沙岭子电厂提供的给水泵小汽机试车时，来了五个电力部的司长，郑司长又提起此事。那天在绿园会议室，孙昌基厂长、宗福新与我都参加了，东汽正式承诺了这个联合国项目。项目正式启动时，孙昌基厂长还未调走，我记得与用户的会议在1990年，当时在“洗招”，即北京洗衣机招待所，我召开这个会议时，设计处请来一个青年人叫张维聪，后因刘万琨同志一下赶不到，我叫许正威立刻从沙岭子赶到北京，许正威当晚看资料到半夜。第二天，电力部的詹仲晦处长以及徐州、邢台、焦作、下花园几个二十万电厂的用户来出席会议，会上我抛了改造二十万低压缸（二个缸）通流的价格，正常价700万，邢台、焦作首次使用，优惠价500万，就这样决定了，这个价格完全是我拍脑袋的价格，但当时二十万整台机只有二千多万，七百万也还可以，况且，我们还接受联合国开发署的免费培训，还得到一些仪器，得到二台红岩重卡车和一台超级小型机，这台计算机对东汽来说是承上启下的，当时凌守邦、王植强等人对联合国的代表米勒先生做了很多说服工作，同意给小型机的消息真使我喜出望外。当然东汽的广大职工非常有志气，越改越多，大到三十万机、小到五万机，越改越好，为节能降耗做出了贡献。

加入核电俱乐部 加入核电俱乐部

岭澳一期是东汽挤入核电俱乐部的重要一步，四川省代表团访问广东核电公司时，我和东汽的另一位同志是代表团成员。我过去访问GE和日立时参观过核电站，1995年那次参观大亚湾核电站，听取昝云龙董事长和曾文星副总经理介绍，看到大亚湾核电站管理井井有条，不禁使我肃然起敬。后来在岭澳一期广核决策前，昝董事长考察东汽，我陪他参观正在台位上的六十万机组的低压模块，他兴趣大增，要求用这种合作设计和合作生产模式与外商合作，为广核提供机组，我当然满口答应，当时我叫厂办买了一幅绵竹年画，我写上字，赠昝董事长，事先练了几遍，认真着墨时，一下慌了神，写得很不好。

多电并举发展燃机和风电

接待外宾

重型燃机厂房开工典礼。

多电并举发展燃机和风电

至于东汽的燃机和风电，我既是决策者，也是参与者，百万千瓦级的汽机也是一样。燃机与风电的决策都有曲折道路，本来燃机想用ALSTOM的，ALSTOM的E级机即GT13是很好的，谁知中国的用户要么不上，要么一上就要用F级，而ALSTOM的GT26当时技术上有问题，为此还赔掉不少钱，因而东汽的燃机引进一下子没有着落了。我在北京党校学习时，三菱商社找到我，第一次我见三菱代表时温枢刚同志也在场，几乎是一拍即合，因为当时GE不干，没有办法，我们又无法找西门子，不与三菱干与谁干呢？而且福江一郎先生姿态也比较高，就这样与他开始来往，三菱重工是在哈尔滨先访问的基础上与东方合作的，他也作了抉择。至于风力发电，公司的工作会议上是安排与东电开发的，东方电机厂碰到一些困难，他们与我说明情况后，我立即决定启动，东汽快马加鞭，几个月后就与REPOWER公司签订引进合同，2004年10月28日在北京的签字仪式，我也参加了，我还请吴晓华同志与段主席参加了这个不寻常的又非常朴素的签字仪式。这二年，我与王为民同志多次谈到，像东汽这样的大厂，必须要干大产品，或者是大批量的产品，否则工厂可能无法生存。
产品开发十分重要，但是培育自己的研发力量却是千难万难，就拿30万千瓦汽机和优化的20万千瓦汽机来说，一投放市场就问题成堆，号称王牌叶片的851叶片也出问题，机组振动问题把我们几乎振昏了。我的同事和战友包括张绳铨、程健、宗福新，杨鸿仁、许正威以及许多年轻人包括张志英、曲效明、王建录、赵世全等人，都有深切的体会，所以如何真正消化好吸收好引进技术，并且达到具有再创新的能力，实在是再要紧不过的事情，我们的功夫还下得不够，还要努力。

“两个文明”一起抓
“两个文明”一起抓

东汽是不是花园工厂，丁一小道是不是很漂亮，或者东汽是不是很土气，这些都留待后人去评价。当时辛起华主席天天念叨的花园工厂建设，甚至没有什么大的决策，路围子、花圃、亭子、栏杆，到处有他们的杰作，辛主席，郭文慰书记等在陈宽金厂长、宋文才书记、黄华池书记的支持下，把东汽乔装打扮，真的是花了不少心血，就连后来的孙平元书记，也召开过若干次花园工厂《文明工厂》的调度会。东汽职工来自四面八方，很多人从小生活在大城市，他们在这穷乡僻壤的汉旺，自我进行美化，我崇敬他们，他们无数次组织和义务劳动，将成为东汽永久的财富，王成玉同志在这方面是得了辛主席的真经的，他天天想着如何美化工厂，我离开汉旺回去碰到他，总说他又做什么“画蛇添足”的事了，其实是表扬他，我喜欢他这样天天围着工厂转的人，工厂不单需要陶耀章、常相如、范宜生、谭觉平、卢中才这样围着生产转的人，也需要像王成玉、郑权等围着工厂文明建设的人。

我利用业余时间写的这部分回忆，如果能够弥补厂史一部分，那是很好的。有些事情，后来者也该知道来龙去脉才好。东汽经历的难关太多，所以我一直提倡：低调实干、艰苦创业，在可能的情况下也要帮助别人，尽社会责任。

关心青年工作，培养后备人才。 五四青年节，点燃火炬，东汽精神代代相传。

为参加集体婚礼的新人证婚。

为五四青年节题词 关心东汽后勤系统的发展 鼓励东汽实业发展新产业 每次回东汽都会来东汽实业看看。 了解康宁园建设情况

5.12大地震以后，看望东汽实业干部职工。

了解东汽红肠的生产情况。 鼓励年轻员工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为东汽实业成立十周年题词。 参加东汽实业成立20周年战略研讨会。

参加东汽实业20周年活动

为东汽实业荣获“四川省优秀服务业企业”题词。 不忘当年艰苦创业的青春岁月！ 在上海参加东汽厂友会

第一代东汽创业者。

何木云看望丁老总。

何木云与陈宽金交谈。

孙昌基、何木云和第二代东汽子弟合影。 何木云和第二代东汽子弟合影。

与东汽老同志在无锡合影。

与东汽老同事共话当年创业情。

关心母校的人才培养。

不忘东汽情！

重回绵竹看发展

了解绵竹经济发展情况。 孙岩松、孙劲松和母亲到无锡看望何董和章老师。 勉励和鞭策。

何木云，1944年2月1日出生于上海金山。1968年7月在哈尔滨汽轮机厂参加工作。历任东汽厂第四任厂长、党委书记、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