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九年知青路 (一) ～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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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记忆——



难忘九年知青路（一）

【原创】 胡光宇

序

1968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领袖发出号令，全国上下闻风而动，迅速落实。从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在全国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的初、高中毕业的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边疆。一直到1978年冬停止上山下乡运动时，十年时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社会青年）和部分城镇居民的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可以说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上山下乡”联系在一起。我当时是长汀一中1966届的初中毕业生，成为长汀县城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农村度过了终生难忘的九年。谨以这篇《难忘九年知青路》表达我对第二故乡父老的感激之情。

（1）再见了，故乡！

　　一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进行着，我们这个偏僻的闽西小城也不例外。要下乡了，对于我这个初中刚毕业的懵懂青年来说是一种恐惧。街道已经在动员下乡了，去还是不去，母亲和家里人几天来一直在为我思考着。我舅舅说：看来是一定要去了，既然这样，不如早点去，说不定先去还更好呢。于是，他就给我报了第一批。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县“四面办”把我安排到最偏远的山区-----长汀的“西伯利亚”---红山。

每天早晨，我拿起书，望着大厅柱子上的一副对联：“学而优则仕，惟有读书高。”我真的是好伤心，也真的是好无奈。我想读好书，从而出人头地的愿望，终于破灭了。

为了准备我的下乡，妈妈将我的衣服补了又补，还把我姐姐的毛衣给了我；怕我挨饿，又特地给我炸了一些年糕，用洋铁箱子装着。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1969年1月28日。下乡的日子终于到了。那天的早上，天空灰蒙蒙的，寒风凛冽。没有棉衣御寒，身子一直打颤。

那天，刚好参军入伍的人在县政府门口上车，乘坐的是大客车。欢送的人们敲锣打鼓，兴高采烈。我们是在体育场上车，乘坐的是大货车。同样是敲锣打鼓，可送行的人们大都绷紧着脸，脸上写满了牵肠挂肚的忧伤之情。出发的时间到了，我默默的望着头发略显苍白的妈妈，心里在想：妈，你放心，我不会给你丢人的。我拿起那沉重的行李，扭头登上了那乌黑的大货车。

车开动了，渐渐远离了亲人，远离了生我养我的汀城。一股难以言状的悲哀涌上心头：唉，要做乡下人了，今后的命运不知是怎么样的？我真的不敢去设想将来......泪水慢慢的沁出我的眼眶，我告诫自己-----要坚强。我从心中发出一阵呐喊：再见了，我的故乡！

几辆大货车沿着崎岖的公路走了好久，终于来到一个乡镇----四都公社。下车了，带队的告诉我们去红山没有公路了，要步行60里才能到达我们的目的地---红山中坪村。

下乡前，我就知道要步行，带的行李都尽量“精兵简政”了。我背着我的包包，在深山老林里，艰难地前行。好在从小在农村长大，只是念中学时在城里，星期天还经常到山上砍柴。这些山路难不倒我。只苦了那些“小姐、公子哥”，一路上只见他们哎哎哟哟。走了30里，我们终于来到一个河边的村庄---四都公社的坪埔村。带队的说：在这里住上一夜，明天再走30里，就可以到红山公社中坪大队的磜下村。

吃过晚饭，一些同行的下乡青年找来了一些树枝，在屋前空坪上燃起了一堆篝火，他们围坐在篝火旁，有的吹起了笛子，有的拉起了二胡，还有的唱起了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有这么的好心情，我想或许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吧。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和我的同届同学小叶来到河边。昨晚的一场狂风暴雨把河边的小树折断到河里，河面上漂浮着不少青枝绿叶。坐在河滩上，望着那波涛汹涌的江水，望着那江面上时隐时现的青枝落叶逐渐远去，望着对面黑洞洞的深山老林，想到今后要一辈子做农民了，心里不由得一阵心酸，泪水忍不住的从眼眶里哗哗地涌了出来......命运啊，为什么会是这样？

（2）我的房东

　　一整个晚上我都迷迷糊糊地，总算挨到了天亮。吃过早饭，带队的说，接我们的社员来了，原来是给我们挑行李的。不用我们自己挑行李了，我不由得舒了一口气。我们钻进山林，又出发了。一路上，尽是崎岖的山路，两边都是原始森林。路更小了，也更陡了。一不小心，就会摔你一跤。走了一个多小时，没碰见一个人影。到处都是阴森森的，透出恐怖气息。翻过一座山又一座山，也不知有几次“歇脚”（休息）。30里路，我们已经走了5个多小时了。突然，我们隐隐约约听到了一阵锣鼓声，我心想不是在做梦吧。挑行李的社员告诉我们就要到了，有人在山顶上接我们呢。听到这，我们不由得来了精神，到了，到了，终于到了。

当地的大队干部把我们安排到磜下村的一个祠堂，热情的农民把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瞪大着眼睛好奇地看着我们，仿佛我们是一群怪物。（也不能怪他们，村里两百多人，绝大部分人没见过城里人呢）。他们帮着我们铺好床，放好行李。大队的宣传队还给我们表演了节目，跳了几个舞蹈，他们的演艺，看了觉得真是很滑稽，让人哭笑不得；然而，他们唱的革命歌曲，倒是挺熟悉，就是口音挺重。

喝着社员们为我们泡的大桶茶，我们知道，从现在起，我们就要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了。我们耐心地等待着房东来叫我们吃饭。

正当我低头沉思我房东家是什么样子时，耳边传来一个女孩的声音：“小胡，来去洗澡哦。”我抬头一看，是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只见她羞涩的样子，却透出精灵秀气。我拿好换洗的衣物，踏着那高低不平的石板路，来到一幢房子前，咦，是新房子呢。（这村子六十几户人家，大多是破旧房屋。）走进房子，厅子非常整洁，四方的饭桌擦洗得雪白。只是厨房里黑洞洞的，很难看清里面的样子。

房东的女儿秀秀问：“是用‘拂’，还是‘洗脚盆’?"我不知道什么是“拂”，只得说：＂洗脚盆吧。＂。她把我带到厨房旁边的一间草房里，里面有个石头做的洗澡盆。刷洗得倒是非常干净，里面装了一两勺冷水，旁边放了一大桶刚烧开的热水，冒着热气腾腾的蒸汽。

说是草房，其实四周都是用长长的木桩围成的。缝隙很大，嗖嗖的冷风直往里面灌。门是用不到半腰高的木板做的。我犹豫了，这怎么洗？衣服脱了，还没洗，人就冻僵了。

时间由不得我犹豫。我只得硬着头皮，脱了衣服。蹲下那冻得瑟瑟发抖的身子。先洗头吧，洗完头，我把脏水舀了出去。这时我才发现犯了个极大的错误。没冷水了，叫她打冷水来，这怎么行呢，那我的全身不是暴露了吗？再说她会来吗？我只好给石盆打上热水，让它冷却吧。一两分钟后，身子冻得不行，我把热水淋到身上，哎呀，好烫啊。就这样，实在冷得不行时，我就把热水淋到身上。我就在这剧冷和剧热中煎熬着。身上烫得红通通的，有些地方还烫出了水泡。二十几分钟后，我就像一只烫熟了的鸭子，冲出了澡房。

吃饭时，房东发现了我红通通的手上的水泡，问我怎么了，我一句话也不敢说，只说：没事。

那晚的觉睡得很沉，因为走了一天，翻山越岭，太累了。

3月29日续：

　　难忘九年知青路（二）

（3）第一次参加劳动

休息几天之后，终于要参加劳动了。生产队要做仓库，必须把去年砍下的杉树峝扛回来。

我们四个知青和社员一起来到5里外的山上，树在山窝里，要把它们扛上来。队长对我们再三叮咛：两个人一组，可不要扛重的哦。到了山窝里，看着那些树筒，也不怎么重啊。我想，第一天的劳动，我们可要很好的表现自己。我和老许（高中67届的知青）抬起一根大树筒试了试，不重啊，抬吧。我们凭着满腔的热情，抬起树筒往山顶上走。上山是没有路的，都是人踩出来的路。我们咬着牙往山上爬。山坡很陡，只感觉得树筒在我们的背上滚来滚去，像要把我腰压垮似的，又好像要从我的背上滚下来。我紧紧的抱着树筒，大声的叫我的同伴：坚持住，可别松手啊，不然不死也会受伤啊。

我们默念着毛主席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终于我们把树筒抬到半山腰的路上。望着深洞洞的山窝，我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好险啊。事后，队长严厉的批评我们说：你们年纪还小，还没有多大的力气，今后劳动可不要逞能！累了一天，也差点把命丢了。我第一次赚到6个工分（相当半个劳力），按当时10个工分3毛钱计算，也算是第一次赚到了1毛8分钱。

（4）和贫下中农一起过年

刚下乡不久，1969年的春节就要到了。虽然来到长汀的“西伯利亚”才十几天，但心里是多么想回到家里和家人一起过年。每天都板着指头算着春节还有几天。好容易盼到马上就要到春节了，可县里来了通知，必须和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那个年代，县里有通知，谁也不敢违抗，我们只好老老实实留了下来。到了除夕那天傍晚，房东的女儿秀秀来到我住的祠堂，叫我去过年。来到房东的饭厅，只见饭桌上放着一大簸箕的糍粑，散发着阵阵豆香，还有好几碗热气腾腾的“擂茶”。我一下吃了好几个糍粑，把碗里的“擂茶”也喝了个精光，可就是不见房东把鸡肉、猪肉端上来。秀秀看我吃了几个糍粑，就再往我碗里夹了两个。看着我又把两个糍粑吃完，秀秀就麻利地收拾饭桌上的碗筷。我就很纳闷，心里想：难道这就是过年？房东昨天不是买好了猪肉吗？怎么不拿出来？没有鸡肉、鸭肉、猪肉怎么算过年呢？

大年初一的早上，我等着房东叫我吃饭，可是一直等到9点多钟，秀秀才来叫我吃饭，吃的是当地的“粄子”，有用糯米粉炸的（没有糖），还有地瓜粄、芋仔粄，吃了个饱。我觉得这些粄子，就数芋子粄最好吃。饭后，当地的青年和我们知青打篮球，一晃就到了中午。可已经1点多了，还没有叫吃饭，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快2点了，秀秀才跑来跟我说：“中午没饭吃的，会饿就到家里吃粄子吧。晚上才有好料吃呢”。我真的很感激她，不然我可要饿坏了。 晚上吃饭了，果然，满满一桌的酒菜。有干蒸猪肉，烧大块，面条粉干，还有鸡呢。哈哈！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这里的习俗是大年初一才过年的。事后一打听，好些知青的房东家里过年连鸡都没杀。相比之下，我真的是很幸运了。

我们原计划第二天（初二）回家，可邻村的知青来了，他们说，反正没什么事，干脆晚上就走。听了他们这么说，我心里既高兴又恐惧，高兴的是可以早一天回到家，见到亲人；恐惧的是，从这里到有公路的四都公社还有60里路呢（当时我们下乡的红山公社还没通公路），而且都是深山老林里的山路。可这时大家都已同意晚上就走，也没时间让我犹豫了，我赶紧去买了新的电池，背上包包，就上路了。就这样，我们这一伙回家心切的知青打着手电夜走山路回城。路上一个知青不小心踩空了一脚，摔到悬崖边，差点掉到金溪河里，幸好有几棵小树挡住了他，真是大难不死！

从傍晚6点动身，整整花了9个多小时，我们才走到四都，到公社已经是凌晨3点了。大部分的人也不等第二天的班车了，继续走。我和小臧实在走不动了，只得去公社找住的，也没有床铺，就直接睡在楼板上，铺上稻草，没有被子，只好把棉衣脱了盖在身上。也才睡了几个小时，早上醒来，听说没有班车来（年初二竟然没有班车），我们又只得继续上路。晚上冻了一夜，腿都不知是谁的了，没办法只得拄着棍子，停停走走。到城里还有75里路，我们又走了9个小时才走了40里，来到了古城公社的南岩大队。

这时 天公不做美，天空下起了小雨，我们见已是傍晚时分，只得在一个破庙里停了下来，堆了一个火堆取暖。当地的老乡看到我们，问清情况后非常心痛的跟我们说：“如果你们实在走不动了，就到我们家住吧”。小臧说，实在不行，晚上，我们去找驻扎在南岩的部队。后来看到马路上有和我们同命运的人在继续走，我们也一咬牙：走！就这样走啊走啊，一直走到 离城还有10几里时，天空又下起了大雨。没有雨伞，身上都湿透了，又冷又饿。也不记得最后是怎样到了城里，一回到家，我累得瘫坐在地上，两条腿又胀又痛。我想起老乡教我们的土方子，就把两条腿浸到尿水桶里，据说可以去“伤”呢。

可是第二天起来，发现两腿根本走不了路，过了好几天才慢慢好起来。

4月2日续：

难忘九年知青路（三）

（5）批斗会上做“好人”

刚下乡的时候，已经是“文革”武斗的后期了。经过几年的较量，“新汀州”终于打败了“革联”。可谓是胜者为王败者寇，到处都在清算批斗“革联”的头头和干将。我们这个偏远的山沟沟里也不例外。

隔三差五，我们大队都要开批斗会。当然我们知青也要参加。时间大多是在晚上。

记得第一次参加批斗大会的那天晚上，是农历十二月，天气格外的寒冷，乌黑乌黑的天空还飘下片片的雪花。大队的大祠堂里，挂起了好几个装着松光的火篮。整个大厅通红通红的，好像座山雕的威虎厅，显得那么肃穆，又乌烟瘴气。

大会主席台上坐着大队干部、下放干部、贫下中农代表和知青代表。我们知青腰间扎着军腰带分列两边，显得威风凛凛。上厅的坎沿边齐刷刷地站着汀州革联在红山的几个头头和今晚要陪斗的几个四类分子。他们的双手被绑着，低垂着头，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下厅坐着各个生产队的社员。有的群情激昂，有的瞪着诧异的眼睛，有的人的脸上则写着无奈。

批斗大会开始了，代表们纷纷上台发言。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时不时冲上一、二个年轻人，手里操着棍子，狠狠地砸向被批斗者。每当他们打人时，我们知青总是扬起手中的语录本，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些打人的年轻人只好退下台去。只可怜那些“坏人”，有的被打，有的被推到坎沿下的天井里。

看到有些被批斗的“坏人”绑得实在太紧，不停地挣扎的样子，我心里很是不忍。我想：他们只不过是站错队，并没有犯什么大错误。我鼓起勇气上前给这些人松一松那勒紧的绳子。可不到一会儿，个别年轻人又轮番上台来，将绳子抽得更紧。我想，我给他们松，可这些人却要给他们紧，为什么？没办法，只好上前又给他们松了。。。。。。

我不知道那个晚上我是怎么过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也不知叫了多少遍。我没有顾及人们对我的怀疑，坚持“要文斗，不要武斗”也是我人性的本能反映罢了。

批斗大会后，很多人（包括打人者）私下都说小胡是个好人，每当碰到我就“小胡，小胡”叫得更亲。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进行了反思，觉得我坚持原则，还缓解了房份之争。时至今日回想起来，当年也还好山里人纯朴善良，假如那时有人跳出来指责我同情坏人，敌我不分，给我扣上阶级立场不稳的帽子，我这个＂好人”岂不是立马就会变成“坏人”？想到这还真是有点后怕。

（6）村姑秀秀

下乡的第一年，国家每月发给每个知青生活费8元（全家下乡的成年人6元、小孩4元），还发给油票4两和粮票30斤。我们都把这些交给房东，算是“搭伙食”的费用。我们戏称自己是8430（8元钱、4两油、30斤米）部队，是守纪律的。

我的房东是村里唯一的木匠师傅，给本村或外村人做木工，常常不在家吃饭。家里除了夫妻俩，还有一个女儿秀秀。初到房东家里吃饭，免不了不习惯，又有好多拘谨。吃饭了，秀秀总是来到我住的祠堂，“小胡，吃饭了。”她那银铃般的声音，总让我感到那么的亲切和温馨。吃饭时，我被安排到她的对面坐着。十六七岁的她，丹凤眼，观音鼻，瓜子脸，长得亭亭玉立，水灵灵的，标准的村姑打扮，人见人爱。

每当我吃完一碗饭时，我的眼前总是出现一只碧玉般的小手，我把碗递到她的手上，实在不敢抬起头看她。有时，偷偷的瞟上一眼，心里总是象揣着一只兔子砰砰乱跳。有时，我抬头看她时，正好她也抬头看我。四目相视，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红起了脸。所以，吃饭时，我都不敢轻易地抬起头。

那时候，农村人的生活都很艰苦。每个家庭粮食都基本不够吃，很多社员家里简直没有像样的一餐饭。早餐，要“出工”的强劳力才能吃上一碗米饭，配上“田螺头”（ 用地瓜渣做的辅食“番薯头”，外形像田螺，放锅里炒一下，没有油，我们知青戏称“田螺头”）。晚饭，常常是一大盆的大米煮青菜（青菜为主，我们知青戏称“扛大旗”）。好在我的房东家经济条件较好些，只见过“田螺头”，没见过饭桌上出现“扛大旗”。秀秀对我特别关照，也绝不让我吃“田螺头”。

由于长期没有油水下肚，那时候饭量很大，真要让我吃，一斤米的饭我也没问题。但我知道30斤大米的数量，也就只敢吃两碗饭。她给我再装饭时，我总是说，吃饱了。可她总是抢过我的碗，硬要再给我装上一碗。这让我心里总是过意不去，只能把对她的感激之情深深藏在心里。

（7）澡房遇袭

每次洗澡，秀秀总会提前给我打好洗澡水。一天，收工回来，也不见她叫我洗澡。我到洗澡的草房一看，原来是她在里头。我只好自己提了个水桶，打了热水，提到对面“狗嫲三”家的洗澡房去洗澡。

正巧那里的澡房没人，只是比较简陋些。门就一米来高，只能遮住下半身，洗澡都要蹲着洗。可是当我匆匆洗完，就要起身穿衣服时，突然看见门上面露出两个女人的头，只是看不到她们的脸。我正感到诧异，猛然从门外面扑进两把灶堂灰，弄的我满头满身都是灰，又黑又粘，脏死了。也就在同时，外面传来女孩们的阵阵笑声。这时我知道是有人＂恶作剧”，出我的洋相。可老天爷哟，你们这玩笑也可开得太大了，我水桶里已没水了，这下可怎么洗干净啊？天气又这么冷，弄不好就冻出病了。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不知怎么办好了。

就在我一愁莫展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哎哟，你们怎么开这样的玩笑，现在是冬天呢，还不把人冻坏？”我知道是她来了，我的救兵到了。一块悬在心口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她赶紧给我提来了一桶热水，我把身子重新洗了一遍。

回到房东家，秀秀对我说：“小胡，你不要生气啊！那些短命嫲，就是发骚，你以后注意点就是了。”事后我想，也难怪她们会开这种玩笑，山旮旯里本来教育缺乏，文化落后，都是情窦初开的青年人，偶然发点骚，打打闹闹总会有的。只是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去对面“狗嫲三”家洗澡了。

4月4日续：

难忘九年知青路（四）

（8）知青自办食堂

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已是半年了。半年来，饿了有饭吃，衣服脏了有人洗，感冒发烧有人问。虽然生活也是艰苦的，但也充满了幸福和快乐。就是增加了社员的麻烦，特别是增加了社员家的经济负担，大家心里总还是有点过不去。可不这样又还有什么更好的妙招呢？

突然有一天，下放干部对我们说：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你们知识青年可以自己建个知青点，自己办个食堂。大队已经给你们找好了办食堂的地点。听到这个消息，大部分知青都很高兴，唯独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特别好的消息。果然，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房东后，他几次挽留我，房东的女儿更是不高兴，好几天都阴沉着脸，弄得我不知怎么才好。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又在房东家继续生活了一段时间，半年后才加入到知青食堂。

说是办食堂，其实也非常简单：做饭八个知青轮流做，菜自理。反正井水不犯河水。和得来的人各自成了一个个小团体，家里带来的菜，还有房东送来的菜，通通都“共产”。随着食堂的开办，知青生活自理了，但很快就出现了问题。由于长期没有油水下肚，加上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后生，饭量大，粮食根本不够吃。菜就更成问题，两毛八一斤的萝卜干是我们的当家菜。钱的问题最大，一个月8块钱的伙食费，不到20天就快用光了。我们很快就陷入困迫的境地。

那时候真饿啊。我们每天早上用饭盒蒸两盒饭，每盒放四两米，一盒早上吃，一盒用作午饭带到田里，因为这里的农田，一般离村子3-5里，更远的有10里，中餐都得自带。早上吃完一盒饭，肚子里还空空如也。实在挡不住饭香时，把午饭吃掉四分之一。有时干脆把午饭也一起吃了，中午再回来重新煮过。长此以往，我们的粮食经常超支。没粮了，只好请假一星期回家，度过粮荒。

碰上没菜吃了，连二毛八的萝卜干都买不起，那就不好办了。记得有一天，我发现身无片文了。带到地里的午饭没有下饭的菜，我只好在饭的上面放上一撮盐巴。平时午饭时，我会和社员一起吃饭，社员常常会把他们带来的菜挟到我的饭盒里，或者会把他们煮好的大薯、芋仔或者地瓜分些给我吃，让我凑个饱。可今天我一点菜都没有，盐巴配饭，多么没面子啊。我只得躲在灌木丛的后面，任由他们“小胡，小胡”叫，我死也不敢出去。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啊？第二天我就向大队请假回家，可大队不同意，说要过了春耕生产才行。就这样，我艰难地熬过了一个多星期盐巴配饭的日子，才请假回家去了。我清楚地记得还有一个和我同生产队的知青，由于家里穷，很少回家，曾经吃过近一个月的盐巴配饭呢。想起他，那才叫悲惨呢，我还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算不了什么。

（9）挑担的钱难赚

自从我们知青自立门户，办起了自己的食堂，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没有家庭接济的知青，生活更是度日如年。乡亲们自己都不太好过，他们对我们个别知青的接济也只能是杯水车薪。

那时候，我们村里有个国家的粮食仓库。生产队打下的粮食，好些要交给国家，叫做征粮和购粮。这些粮食要靠肩挑人驼，运到通公路的隔壁四都公社，再用汽车运往城里。

管理仓库的老李，看到我们知青生活很艰苦，非常同情，也总想帮助知青做点什么。他给我们出了个主意，叫我们帮忙把粮库的谷子挑到四都公社粮库。运费是2.26元/100斤。他给我们算了一下，挑50斤，也有1.13元的收入，可以买3斤多的萝卜干呢。不过此事必须征得大队的同意，在那个年代，私自去挑担、打工什么的，那可是要挨批的。还好大队也很体谅我们的经济困难，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大家都好高兴呢。我们选了一个好日子，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那天天还没亮，我们就从仓库里出好了谷子。我用两只三斗箩筐装了60斤，挑在肩上，没有重的感觉。但我们都知道“远路没轻担”，不敢多挑。

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一路上我们有说有笑，心里老想着这一趟一块多钱的工钱。我计划着拿到钱要先买一斤萝卜干，还要买一对电池了。。。。。。一路上，我们每10里地“歇肩”一次。10里，20里。。。。。。40里，这时我觉得肩上的担子越来越沉重，肩膀由于不停的换肩，越来越痛。我咬着牙，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继续前进。我们翻过了5里高的“长头岽”，小心翼翼地越过了“跌死猫”，趟过了“金溪河”。尽管是冬天，我们个个汗流浃背，汗水从额头上雨珠般地摔到地上，个个都有铜钱大。歇肩的时候，大家说起这般辛苦，一个知青情不自禁地说，今天的日子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今后我们如有出头之日，千万要记住“苟富贵，勿相忘”啊。

翻过羊牯岭，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个洋面，四都公社就在眼前。可正如老话说的“看得到，走得哭。”肩上的担子像有千斤重，肩膀火辣辣的痛。我真想把担子撂了，但我怎么能这样做呢？我心里想，绝不能当孬种！我咬着牙，尽量不把痛苦表露在脸上。

10里、9里、8里。。。。。。眼看只有3里地了。突然，听得后面“咕咚”一声，我扭头一看，我们知青中年纪最小的“芋古子”摔倒了，只见他扑倒在地上，两只手紧紧的抓住箩筐，谷子仅仅撒出了少许。我们赶紧把他扶了起来，只见他脸色苍白，嘴里还喃喃地说着：没事，没事。歇了一会儿，我们总要上路的哦。尽管我也难受死了，但我还是用上衣从他的箩筐中，舀上了五六斤，放到我的筐中。好几个知青也帮了一些，减轻了他的重量。我们又重新上路了。

这最后的3里地，我们个个踉踉跄跄。终于我们来到了粮站，交上了谷子，每个人手上总算都领到了一块多钱。本来应该很高兴的，可大家都已经没有了早上出发时的那种喜悦，反而心头上涌上了说不出的心酸。

按原计划，我们要挑回头货的，多赚点挑担钱。可是我们互相看着各自的狼狈样子，一担空箩子放在肩上，肩膀都还火辣辣的。我们只好放弃当初的计划。反正来日方长，力气是练出来的，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

此时眼看夜幕降临了，我们要赶紧找到旅社，填饱肚子和洗个澡。我们来到公社唯一的旅社，想登记住宿。工作人员要我们出示大队的证明，这时我们才傻了眼。匆忙之中，我们忘了打证明了。我们好说歹说，工作人员就是不肯让我们住。我们没人敢多争辩，我们知道，没有证明私自外出做工是非法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没办法，我们只好去其他地方找找。

我们挑着空箩筐，走遍了整个村，也没有找到我们落脚的地方。这时，我想起了离这5里地的羊牯岭村，那里不是有举家下放的城里人吗？说不定他们肯收留我们。我把这主意一说，大家都同意了。

走到羊牯岭，已是深夜时分，我们敲开一户上山下乡的人家。当我们说明来意，他们都满口答应。我们的到访，惊动了他们一家子人，全家都起来了，烧火的烧火，做饭的做饭，好不热闹。

洗完澡，吃完饭。主人在饭厅里铺上厚厚的稻草。没有草席，只好将就了。家主又抱出两床棉被，让我们盖在身上。虽然被子不厚，但盖在身上，还是暖哄哄的。这时我们每个人都真切体会到什么叫“同是天涯沦落人”。

劳动增强了我们的体质，更磨练了我们的意志。我由挑60斤，慢慢地挑上100多斤。记得后来挑松脂到坪埔村收购，我已能挑上120多斤，30里地的山路，路上仅歇肩一、二次就行。有时，甚至一天跑两趟，来来回回路程就有120里地呢。可能有人会不信，我如果是吹大炮，不是人！

4月6日续：

　　难忘九年知青路（五）

（10）祠堂里闹鬼

我们知青八人住在村里的祠堂里。这可是一百多年了的老祠堂。村上的某家讨媳妇嫁女都要在这里举行仪式。当然了，如果某家的人过世了，遗体也要在这里放上几天。

自从我们知青住在这里，村上的红白事，都在新祠堂里举行了。

记得一天的晚上，好几个知青回城里了，就剩我和另一个知青。祠堂里空荡荡的，失去了往日热闹和阳气，每个角落里都透出阴森森的气息。

不到七点钟，我们就去睡了。半夜里，我迷迷糊糊地听到门推开的声音。我睁开眼睛，借着窗户透进的朦胧的月光，只见一个似男非女的黑影慢慢地走了进来。我以为是来借宿的，就问：“谁啊？”没有回答。我想他是不是故意吓我，就又说：“短命子，要跟我睡，就来睡，不要鬼行鬼像”。还是没有回答。这时我的脑子就像计算机一样，转得飞快。我想是鬼了吧，不管是人是鬼我都只能和你拼了。我顺手操起床下的鞋子，同时站起身。我大叫一声，把鞋子奋力的向黑影甩去。“砰”，顷刻，黑影不见了。

隔壁房间的知青听到我的叫声，也大声地叫“快把灯点起来！”当我把灯点亮时，他也拿着电筒，弓着瑟瑟的身子冲进了我的房间。这时，我们害怕极了。总怕那个时候，又跳出个黑影。冷静了一会之后，我们只好壮起了胆子，从厨房里取来了菜刀和斧头。他拿着电筒，我端着煤油灯，把房间，还有祠堂的每个角落都照了个遍，什么也没发现。他也不敢一个人回他的房间睡了，两个人挤在一个小床上，似睡非睡的过了一个晚上。

从那天起。晚上，我们知青没有人敢独自睡在祠堂里。

（11）“硬饭圆”和“大食鬼”

下乡的头几年，我们公社还没有通公路。要回县城家里，必须先走山路到四都，再乘车到县城。我深切的体会到赚钱不易，所以能省的花销，尽量省了。

可一年三节，我还是的回家和家人过。从磜下到四都，步行60里；从红都到县城，可以步行，也可乘班车，路程是75里，票价是0.95元。0.95元那可是将近木工或泥工一天的工资了。为了省下这一块钱，我常常步行90里，来到我同学“七十一”下乡的地方，在他那里住上一夜，第二天再步行45里回到县城。

春节过后，要回生产队了。我第一次步行45里来到我同学“七十一”的知青点。同学的首次到来，“七十一”非常地高兴。他说：没什么好招待的，我做个“硬饭圆”给你吃吧！嘿，你可能还没吃过呢？

“硬饭圆”? 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过，我倒要看看这什么美食。锅里的水开了，他把洗好的米放了下去，当米快要煮熟时，把饭捞了起来，漏掉水。接着把锅里的水舀干，再把饭倒进锅里。只见他用锅铲把锅里的饭撑烂后，再把饭捞了起来。

锅头洗净后，倒上油。待油温差不多时，他把撑烂的米饭搓成圆圆的小饭团，再放到锅里煎。他不时地翻动这些小小的饭团，又不时地给锅里筛上油。不一会儿，饭团变成饭丸，散发出喷喷的香味，真是好馋人。煎这些小小的饭丸，真是好要耐心。你想，要把园园的饭丸外周都煎到，不知要翻动多少遍。

待到饭圆煎到差不多时，他给锅里放上一些水，以水漫过饭丸寸许为宜。闷了大概十来分钟，就出锅了。放上少许葱祘，香喷喷的。啊，“硬饭圆”，太好吃了。

第二天，我回到生产队。想起昨晚的“硬饭圆”，何不自己也来试做做？我按照昨天的做法，依样画葫芦，做了一斤半米的“硬饭圆”。那天，恰巧知青点没人，一斤半米的“硬饭圆”我一人独享，太爽过瘾了！这是我下乡这些日子以来吃得最多也最撑的一次，我这时知道什么是“饱”，什么是“好吃”。也幸好没人知道我独自一人吃了一斤半米的“硬饭圆”，不然大家都会叫我“大食鬼”。

此后，“硬饭圆”也成了我们知青点招待来客的一道特色美食，也深受来客的欢迎和好评。其他倒没哦啥，就是太费油了。

（12）“挂牌游街”

下乡13个月之后，国家给我们的生活补贴费和粮油票的配给就终止了（第12个月的生活费8元实发4元，次月发4元）。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自给自足了。能否做到自给自足，是对我们知青巨大的考验。我知道单纯靠生产队分给的粮食是绝对不够吃的。为了来年能有足够的粮食来养活自己，就必须开荒种些杂粮，像地瓜、大薯和芋子等。

虽然我知道私自开荒种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为了能填饱肚子，不给城里的家里添麻烦，我还是决定去上山开些荒地，明年种上些地瓜和大薯。征得生产队干部的默许，我选中了一块抛荒地，准备给它开垦过来。

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开垦了小半亩地。一天下午，我把那些晒干了的野草和小树枝堆在荒田中间，用火把它们烧掉。看着熊熊的火苗烧着那些干支野草，我的脑子里晃现着来年的地瓜和大薯，仿佛闻到了地瓜和大薯的芳香。

那年的冬天，天气特别的干燥。突然刮起了大风，火苗一闪一闪地向我站的山脚下扑来。我想：坏了，该不会把山脚下的草烧着了吧。为了以防万一，我赶紧折下一根大树枝。风越刮越猛，风促火势。哎呀，山脚下着火了。我赶紧跑过去，举起树枝猛力地扑打。

我知道这下闯大祸了，我恨不得扑到火堆里。这时候，乡亲们来了。他们来帮我灭火了。看到我着急的样子，安慰我说：不要紧，山烧了更好，免得上山有那么多的野兽。知青们也来了，大家拼命地打火，个个弄得焦头烂额。不多久，火终于扑灭了，好在过火山地面积不大，损失很小。回到宿舍，我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着，心想：不知上级会怎样处罚我。

过了几天，大队还是决定要我墟天“挂牌游街”，以示惩戒，教育大家。

到了墟天，我脖子上挂着牌子，头上戴着自己亲手做的高帽子和四类分子一起游街示众。牌子上写着“惩罚放火”，好在后面没有“犯”字。我挂着牌子，敲着锣。街上好多熟悉的乡亲都看到我，我只好低垂着头往前走。

没想到刚走到街道的半路，公社的公安特派员把我从队伍里拉了出来，摘下我的牌子，对我说：公社考虑到你是知青，你就不用游街了。不过，今后做事可真要小心些。

压在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下来。回到生产队，知青们、下放干部，还有大队长都来看我。都交待我以后要特别注意，不要有包袱。但是此事的惊心动魄、痛心疾首的情景，让我永世难忘。

难忘九年知青路（六）

（13）“我会自己蒸干饭拉！”

我们村有3个下放干部，他们分别来自龙岩、福州和厦门。龙岩来的老朱是技师，厦门来的老王是讲师，而福州来的老李是工艺师，都是在大单位的。他们也在我们知青食堂搭伙食。

记得有一天的中午，要蒸饭了。那天轮到我当班，我正要给全部饭盒放上水，突然王讲师走了进来。他看到我要给他的饭盒放水，急忙抓住我的手说：“嘿，小胡。我是蒸干饭的，不是蒸稀饭的，可不敢放水。”我感到很诧异，蒸干饭怎么不要放水呢。当我问清楚他的意思时，我忍不住哈哈大笑，心想我的大师啊，你真是书呆子哦。我耐心地给他解释，蒸干饭也要放水的，他才勉强让我给他的饭盒放了水。

饭蒸好了，他第一个揭开锅。当他看到他的饭盒里的香喷喷的米饭时，他忍不住“咦”了一声。午饭后，他对我说：“明天蒸午饭时，请你叫我一声”。

第二天要蒸午饭了，我赶紧叫上他。但我给他的饭盒放上水后，他又把饭盒里的水倒到一个盆子里，只见他给水的深度刻上标记后，才把水倒回到饭盒里。他又对我说：“明天蒸午饭时，你还要叫我。”

第三天蒸午饭时，只见他早早地来到了厨房。他给自己的饭盒放上大米，把大米淘洗干净，然后用昨天的盆子，量上同样多的水，再把水倒到饭盒里。饭盒放进蒸笼里后，他一直地蹲在灶头前，给灶膛里添着柴火。等饭熟的时间一到，只见他赶忙揭开锅盖，找到自己饭盒，边吹热气边打开，当他看到自己饭盒里香喷喷的干饭，忍不住高声喊起来：“我会蒸干饭啦！”那情景，至今想起仍让人捧腹。

（14）偶遇“龙王爷”

春夏之交，是山区农村最忙碌的时候。高寒山区，阳面少，不适于种早稻，山陇田里种的都是大冬稲（中稻）。刚到农村，我们知青既不会耕地，也不会插秧，所以，给地里送秧，是我们知青的劳动专利。

一天的下午，又是送秧，任务有点重，没人要挑120个秧，分三趟送到12里远的“大寨坑”。 一点多我们几个知青和当地的几个老乡挑着沉甸甸的水秧岀发了。去“大寨坑”的路上尽是高山密林。我们翻过崎岖的磜头，小心翼翼的走过“长坵”。这“长坵”是最让人恐怖的地方，它在半山腰里，用大石头砌成。长约150米，宽还不到2米。可是它的高却有3米多。因为它最长，所以叫它“长坵”。据老乡说，这里的山田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望着那一层层的水田，我真不知道我们的祖先是怎样砌成这些水田的。我也不知道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到这深山老林里来生息。山里的一些的古树，两个人才能合抱过来，可见祖先在这里生存的历史是多么地久远。

通过“长坵”，就进入了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这大山之中，到处阴暗潮湿，透出草木腐烂的气息。翻过一座大山，才到达“大寨坑"。当我们挑着秧第三趟来到这里时，已经快到傍晚时分。

那时已是五月，已经进入了初夏。那天下午，天气出奇的闷热。天上乌云越来越厚，天色越来越黑。大山里一丝风也没有，静得出奇。老农说：哎呀，看来∵要下暴雨了。不知“龙王爷”会不会出来。我赶紧问：什么是“龙王爷”？老农摆摆手。我们知道在大山里，说话有很多禁忌，所以我们也就不再问了。

突然，老农示意我们停下。他指着远处的矮树丛，并给我们做出禁声的手势。我们朝他手指的地方望去，只见那些矮树丛就像翻腾的波浪，慢慢地向我们涌来。“哗哗”的声音，越来越响，树浪也越来越近，只是速度并不快。我们能清晰地听到“劈啪，劈啪”树干折断的声音。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恶臭，越来越浓。我们知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心里只是在揣摩，莫非真的是“龙王爷”来了？

当树浪距离我们不足100米时，我看到一根像弯曲的树桐一样的东西，在树浪里时隐时现。距离越来越近了，50米、40米、30米。。。，等我们终于看清时，不由得惊呆了：啊！大蛇！黑里透黄的身子足有水桶粗。突然，一股狂风猛然向我们刮来，让我们简直睁不开眼；一股强烈的恶臭让我们几乎窒息过去。“哗”的一声，大蛇昂着头，嘴上吐着舌信，就在我们身边不到5米的地方，呼啸而去。只见身旁的老农，十指合掌，嘴里念念有词，也不知它在说些什么。

大蛇走了，山林里恢复了平静。惊恐之余，我们问老农：大蛇会吃人吗？老农说：这是大蟒蛇，它不会吃人。在这里有100多年了，有一公一母，好些年没看见它们出现了。望着黑沉沉的天，要下大雨了，而且肯定是狂风暴雨。老农催促我们赶紧上路回村，还没回到村里，一阵电闪雷鸣，就下起了倾缸大雨，把我们一个个都淋成了落汤鸡。

偶遇“龙王爷”的消息一下就传开了。第二天，队长买了一只公鸡和一些香纸蜡烛，带着我们来到“大寨坑”。一行人恭恭敬敬地给“龙王爷”祭祀了一番。

（后记：和这只大蟒蛇相比，北京、上海、广州动物园里的蟒蛇，简直是小儿科。40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龙王爷”可好。我刚打完电话问老房东，房东说，这几十年还没有人见过它。）

（15）贪心的结果

1970年春节将至。乡亲们都忙于采购年货。他们把家里的鸡鸭，还有那平时舍不得吃而积攒下来的鸡蛋，选一个墟天，挑到公社所在地腊口村的墟场买了。他们把买下的钱，给老人和孩子扯上几尺布料，还有冬天所需要的盐巴。家境好的还买回来一两斤的糖。要过年了，村子里总要杀几头猪吧？这可让生产队长犯了愁。30几户人家，有能出栏猪（100斤以上）的没几户。其实那时候，人都吃不饱，猪肯定是没什么好料吃的了。左算右算，全村有符合上调毛猪标准的只有5户人家。谁家的猪拿去“上调”呢？生产队好几个晚上开会讨论，才定了2家的猪“上调”，剩余的3只就留给村里乡亲过春节了。　　

生产队副队长先福家的猪留了下来。杀猪前的好几天，先福就告诉我，请我到他家吃猪肉。6个知青就请了我一个人，我感到十分荣耀和高兴。要知道，我是农历九月（重阳节）回城吃了猪肉，已经3个多月没闻到猪肉味了。你想，我是多么盼望着先福家杀猪那一天的到来。

年二十的早上，先福的儿子“来鼻”早早就来到我住的祠堂里叫我。我兴冲冲的跟他去了。那天早上，先福请了一桌子的人，大概都是亲房叔伯，生产队长，八仙桌旁就是八个人。　　

好容易等到东家把猪肉端上来，桌上“大金刚碗头”里的猪肉冒着腾腾的热气，那个肉香飘来，让每一个人都馋涎欲滴，不停地往肚里咽口水。看着碗头里的五花肉，切得一块块好大，约莫一指厚。我的眼睛不停地在碗里寻找目标，看看哪一块更大些，就等着队长的一声令下。　　

我不时地看看队长，又看看碗头里的肉。终于我看到队长慢慢地举起手中的筷子，“动手！”我攥着手中的筷子夹准选中了一块好大的肉，送到我的嘴边。哇，好大哦。这一口肯定吃不下，我得先咬一半。可是，不管我那牙齿怎么咬它，就是咬不断它。看着桌上的客人都吃第二块肉了，我心急了，把整块肉都送进嘴里。可是不管我怎样咀嚼，就是嚼不烂。把它吐掉，那不是太可惜了吗。我想把它囫囵吞下，可又怕喉咙发出的响声太大，只好起身走出客厅，把那块肉强咽了下去。　　

等我回到桌旁，碗头里的肉早已是空空如也。好在还有另一道菜肴----猪血煮粉干，也让我吃了一个饱。　　

回到知青点，我万分懊恼。唉，谁让我那么贪心，只想着挑一块最大的呢！结果算计了半天，不但没多吃上，连只吃到的这一块肥肉是个啥味也没来得及细品，你说这值吗？但不管如何我还是万分感激东家先福的，毕竟知青中只有我享受了这份特殊礼遇。

4月16日续：

难忘九年知青路（七）

（16）＂是毛主席派知青

给我们送来了光明＂

来到红山磜下，经过一年来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知青基本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和劳动。但最让人忍受不了的是这里夜晚的黑暗。每到夜幕降临，到处漆黑一片，我们知青只好点起那小小的煤油灯，在那微弱的灯光下看书看报，唠叨闲话，交流一些见闻。有时我也会到社员家坐坐。那时大部分社员家里都点不起煤油灯，他们就用毛竹劈成细细的竹条，拿到小溪里浸泡十天半月，然后晒干，做成篾针。把篾针点燃后，插在屋柱上照明。有时他们也用从老松树上劈下的“松光”，放在火篮子里，点燃后用来照明。燃烧的阵阵浓烟把厅子熏得黑古溜秋的。碰上生产队开大会，大厅上的几个火篮子，弄得到处乌烟瘴气，让人熏得忍受，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那年回家过春节，无意中在舅舅书架上看见一本书《水轮机---及其安装》，我深深地被这本书的内容吸引住。书中谈到如何用水轮机带动电机进行发电，以及对水的流速、水头的种种要求。看了这本书，我突发奇想，如果我们能利用村口的那个磜头落差，在磜头下建一个小型水电站不是可以发电吗？于是，我带着这本书，找到我们知青中的“智多星”邱光邦，把我的想法给他说了，他把书仔细看了一遍，也觉得我的想法很好，应该可以试试看。说干就干，第二天我们就找到县水利局，把我们的想法向他们汇报，他们听后也表示大力支持，说只要我们把一切设施弄好，就会派人来给我们安装。随后我们又到物资局去询问水轮机、电机和水管的价格，真的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好家伙，设备加起来要上万块钱咧！

过完春节，邱光邦带上《水轮机---及其安装》这本书回到生产队。当天晚上生产队开会时，把这些想法告诉了生产队长及下放干部，大家都异口同声表示赞成。可是说到资金问题，大家都犯愁了。劳力好办，大家苦点、累点没什么，可这个钱就不大好办，家家户户都日子不好过，哪来的余钱。为这事，生产队讨论了几个晚上，大家开动脑筋，出谋献策，终于想出了筹资的好办法。一方面由生产队组织两支副业队，一支上山割松脂，一支上山砍树，把木头运出去卖了换钱。另一方面，按每家每户人头的多少每人出一些钱。建电站的工作就交给邱光邦具体负责。

建电站的工程就这样开工了。在指挥部统一安排下，全村上下都行动起来，出工出力，全民上阵。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硬是靠自力更生，肩扛手提，从开山炸石，到建厂房、筑堤坝、架电杆，全部由生产队组织人员完成。基础工程一完工，我们就派人到县城里采购设备。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水电局被我们自力更生建电站的精神所感动，决定把水轮机无偿赠送给我们，这无形中大大减轻了我们的经济压力，更增强了大家的信心。

有了设备，怎么弄回电站安装还是个难题。那时红山还没通公路，这两个大家伙，我们硬是从60里外的四都，历尽了千辛万苦，肩扛手搬，好不容易才把他们运了回来，保证了设备安装。

随着工程进展，筹到的钱不够用了。怎么办？只好调整方案，节省开支，确保电站早日发电。铸铁管，我们先不买了，用深山里的大毛竹做成管子代替。在大伙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把装机前的全部工作圆满完成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县里终于派技术员来给我们装机了。那几天，社员们有事没事都会到电站看一看，看看安装情况，打听通电时间，多少人都想早日圆这个祖辈日思夜想的电灯梦。经过几天的安装调试，终于盼来了正式发电的日子。

“ 要发电了！”村里人奔走相告，欣喜万分。那天晚上，村子里的人，男女老少都围在自己家里才装好的电灯下，瞪大眼睛看着电灯，等待着激动人心的时刻。突然，电灯一下亮了起来，闪耀着刺眼的光芒，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有电了，有光了！”那天，我正在房东家，只见房东端来一条凳子，站在凳子上，凑到灯泡前，问我：“这东西怎么会发光呢？”“灯泡里面是什么东西呀？”唠唠叨叨地问了一大串问题，喜悦之情写在他爬满皱纹的脸上。

电灯，让我们告别了夜晚的黑暗。有了电站，我们建起了碾米厂，不但让社员们吃上了白米饭，还把大量的劳力从“隆谷西嗦”里解放了出来。我们村电站的建设，也极大鼓舞了周边几个村的群众，没多久，周边好几个村也都建起了电站，通上了电。

电灯，在这深山旮旯里，是很多人从未见过的。电站给山村带来了光明，也给社员们带来了希望。他们都说“是毛主席派知青给我们送来了光明！感谢毛主席！感谢知青！＂

4月21日待续：

　　难忘九年知青路（八）

（17）“割资本主义尾巴”

我们下乡的初期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鼎盛时期，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所以一场“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行动，就在农村开展起来，我们这偏远的山区也不例外。

那年头，乡亲们仅靠生产队分给的粮食是远远不够吃的。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去开垦一些荒地，种上一些杂粮，来补充家里的口粮的不足。可按当时的大集体时代，是不允许自己开荒种地打粮，也不许多养家禽家畜的，多种多养就是私字作怪，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去。于是，按照上级要求，我们大队也来了一场“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的运动。

记得那是1970年6月的一天，大队抽调我参加这次“割资本主义尾巴”行动，去把社员在非自留地种的庄稼拔掉。这可是得罪人的生意，而且也是非常残忍的事。我们知青谁也不愿意摊上这样的“好”差事，偏偏就让我摊上了。虽然心里很不乐意，可也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早上，我跟着大队长来到上坪村，一个山沟一个山沟检查。我们发现在路边，还有田间地头的边边角角都已见缝插针，种上了私人的杂粮。这个季节，地瓜藤已经长出一两米长了，根部已经结了拇指大的地瓜。芋子的苗也长到人的膝盖高了，大薯的藤叶长到比人头还高。

大队长一声令下，我们就拔开了。每当我拔掉一株，心里就颤抖一下。我想：要是乡亲们知道了，还不把我咒死。我又想：乡亲们种些杂粮，只是为了解决肚子问题，怎么就叫搞资本主义呢？这样做，不是要把乡亲们逼向死路吗？

大队长是共产党员，为了体现他的革命立场，只见他手下毫不留情，一株又一株番薯、芋子、大薯在他手里倒下。他一边拔还一边发号施令，“快点拔啊，拔啊”像催命鬼一样地叫。我不敢当面违抗，只得一边走，一边胡乱地拔几株。突然，大队长指着远处的山坑，对我下命令说：＂小胡，过去看看里面有没有。”我跑进山坑里一看，我的妈啊，整整一坑的大薯。大薯藤叶已经人头过高了，长得绿油油的。

见我已进坑一会了，大队长就开始反复地喊问，“有没有啊？有没有啊？”听到大队长喊问，我心里很矛盾，这些大薯都长到这么大了，倾注了乡亲们多少心血啊，我怎么忍心就这样被拔掉呢。可不讲实话如果被大队长发现了就麻烦了。怎么办才好呢？我思前想后还是觉得不能干这样昧良心的事。于是我就大声地说：＂没有啊。不信，你进来看看。”说完，我赶紧跑了出来。也还好大队长平时对我较信任，加上那天时间也确实有点紧张，大队长也就没再细问，再往另一条山沟去检查了。

天黑了我们才回到了大队部。刚吃完饭，队部外面就来了一大群人。有大有小，还有颤颤巍巍的老太婆。只见他们叫喊着：“谁拔了我的芋子？谁拔了我的番薯。。。”看到他们那种愤怒的样子，我赶紧躲了起来，不敢吭声。后来还是民兵连长带了几个持枪的民兵来到队部，这群人看到有枪才愤愤不平地回家去了。

那个晚上，我做了个噩梦。梦见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婆婆流着泪对我说：“小胡啊，你怎么这么狠，那些芋子是我每天翻山越岭，除草施肥，才长到那么大。你拔的不是芋子，而是我的老命啊”。说完，她把头猛然向墙撞去。。。我一下惊醒了，整夜没有睡着。我一直在想：“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一行动为什么得不到乡亲们的支持？我对“割资本主义尾巴”产生了怀疑。。。。。。

幸运的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行动后来很快就停止了。

（18）＂家庭出身”的受害者

时间过得真慢，我的知青生活总算度过了一个半年头。在这一年半里，我和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风里来雨里去，战严寒，斗酷暑，从一个懦弱的中学生，成长为一个有头脑、有干劲、朝气蓬勃的青年。在这段时间里，在全大队的知青中，我的出工率最高，其他工作也很积极，成绩出色，深受公社领导和当地社员的好评。1970年的春天，我很荣幸地被推选参加了县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也就是在那个难忘的春天，我们得知了知青可以上调回城当工人的消息。这一令人兴奋的消息，让知青们沉睡了好久的心里，又重新闪现出希望的光芒，每个人都在为未来祈祷，都盼望着这幸运之神能降临到自己头上。

对我来说，更难忘的还是那年的夏天。1970年的夏天，曾给了我激动，给了我希望，让我对未来满怀憧憬；但也就在这个夏天，也曾给了我噩梦，给了我迷茫，让我近乎窒息，甚至失去对生命的渴望。

那年夏天，我和大队长在一个海拔700多米的高山上的一个小村子丈量自留地。虽然是盛夏了，但高山上徐徐的风儿吹来，让人并不感到炎热。山窝里鸟儿在叽叽喳喳地唱着悠扬的歌儿，让人感到身心愉悦。我们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突然，有人在山窝下高声呼喊我。我定睛一看，哦，原来是下放的中专生小欧。只见他满脸笑容，快步向我跑来。他一边跑，一边喊：“好消息，好消息！”他告诉我：第一批上调回城当工人的名单下来了，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听到这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他告诉我千真万确。我当时高兴得真想在地上打个滚。

傍晚，天气闷热起来。没有了一丝的风，鸟儿停止了歌唱，田里的虫儿也没了一点儿的声响。吃完晚饭，我赶紧往大队部赶。路上，我碰见了大队党支书，还有民兵连长。我向党支书问起我的好消息，他说，晚上大队正要研究这件事。听了支书的话我心头不由得一震，不是名单都下来了吗？怎么还要研究？难道还有什么变故？

我不敢回知青点，迳自来到大队交通“乌鸦”的值班室里，装着串门的样子，和“乌鸦”聊了起来。说是串门，实际我的目的是想打听开会的消息，因为我知道晚上开会地点就在值班室的隔壁。那晚参加开会的除了大队干部外，还有两个公社下派包村的干部。他们手中就把控着我们知青的生杀大权。我当时想，以我的经历和表现，在知青中是排在前列的，回城招工应该是十个手指捡田螺－－十拿九稳吧。

我把身子紧贴靠在两个房间的木制隔板墙上，一边装着看书，一边竖起耳朵，偷偷听着隔壁的动静。只听到党支书把我上调的事说了之后，大队干部一个个都表示同意，还把我赞扬了一番，我心里不由地一阵暗喜。

突然，我听到包村干部老朱说：“不行！小胡的家庭出身不好。还是让家庭出身较好的小李去。”我一听，糟了。“家庭出身”这个政治枷锁又要害我了。正当我觉得有点无望时，又听到另一个包村干部王讲师的声音：“上调回城做工人，又不是去什么国家的机密工厂，和家庭出身根本没什么关系。再说小胡的表现是最优秀的，他不能去，谁能去？”只听见他们两人的争吵越来越激烈。过了好一阵，只听老朱大声说：“这是阶级立场问题，还是必须让小李去！就这样定了。”此后，房间里沉静了下来。会议结束了，参加开会的人陆续走出了房间。

他们走了，我也离开了大队值班室。我没勇气回知青点，伤心地拖着沉重的双腿，毫无目的地走着。也不知咋的，鬼使神差地走到了村后的虎头崖上。

我那回城的美好愿望破灭了，“家庭出身”让我失去了当工人的资格。我真的好伤心，也真的好无奈。我的心绝望到了谷底。过去，就是这该死的＂家庭出身＂让我求学无望，今天，还是这＂家庭出身”，又让我和做工人失之交臂，难道老天爷真的要我扎根农村干革命，在这偏远的山旯旮呆上一辈子？

望着崖下那朦朦胧胧、层峦叠嶂的山峰，我觉得命运对我太不公了！我真想纵身一跃，在无尽的深渊里了却此生！就在这时，一阵冷风吹来，我打了个寒噤，一下清醒了过来。我怎么能这样做呢？我还不到20岁呀！我想到了我城里的家，想到了我亲爱的母亲，也想到了从小受“家庭出身”影响所带来的屈辱。多少屈辱都忍受过来了，这次就不能再忍了吗？

我慢慢地走回住处，王讲师看到我难受的样子，要我和他住在一起。他给我讲起很多人生的道理，还送给了我两本书：《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让我有空看看。经过这次招工的经历，我突然觉得我长大了，也更成熟了，对世间的事情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七年里，上调的知青走了一批又一批，“：招工”却始终和我没有缘分，我也认命了。

4月27日续：

　　难忘九年知青路（九）

（19）安心适应等待转机

失去招工的资格，对我无疑是个打击。但我很快就从阴影中走出来，仍然积极地和乡亲们一起战天斗地，辛勤的在地里劳作；同时，有机会也会和老乡们一起去挑挑担，赚点零用钱。

春天，我在村子对面的一个山坳里，开垦了一块大约一亩的荒地。种上地瓜、芋仔和大薯，用作来年春天缺粮之需。生产队也在村边的小河边，给了我一块很小的菜园，留作我种菜用。可没想到，当地的牛是放养的，我那菜园的篱笆，根本不堪一击，我种的菜最终都落入牛口。打那以后，我不再在那个菜园里种菜了。乡亲们知道后，不时有人送菜给我，我也落得个清静，免去了烦恼。

那年秋收之后。我又到离村子大约3里地的“大桥后”，找了一块田坎高的（牛爬不上去），入口小的抛荒山田，在入口打上几根碗口粗的笆桩，留下只有人才能通行的口子，两边撑上杉树枝，可谓是万无一失。我在那里种上萝卜。铲草皮，烧火土，施肥料，勤管理，三个月后，整整收获了三担的萝卜，切片晒干后，也可做来年的蔬菜和口粮。

为了解决没钱花的问题，我就去给生产队搞副业的社员挑松脂到三十里外的四都坪埔松脂收购站。为了不影响出工，早上四点钟就出发，踩着依稀可见的崎岖山路，仍然是健步如飞。八点多鈡，我们就赶回了村里，吃了饭，又和社员出工去了。

虽然我已经完全适应了当地生活，但每当闲暇之时，脑子里总是缠绕着对家人的思念，对故乡的渴望。我们一批去的知青也经常会凑在一起聊天，有的唉声叹气，自怨命苦，还编了打油诗＂下乡苦，下乡苦，苦过挑担做豆腐”；也有的对前途充满信心，相信一定会有一天能走出大山上调当工人。听着他们谈现实，谈未来，我也在想，我虽然没有那个“福分”当工人，可在农村我也照样可以生活下去，将来的日子一定会过得越来越好。

果不其然，刚告别了艰难的1971年，好运就降临到我的头上。在大队党支书和下放干部关心和推荐下，大队决定让我担任文书兼交通。这在农村来说也算是一个挺不错的岗位了。

那时候，大队文书虽然不算领导，但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实权的，也有不少事情要做。除了记录大队会议，整理会议的决议和文件之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接待各方来客。至于送通知，一般都不用我亲自送，派工给四类分子跑一趟就搞定了。

在大队这一级，一年到头三个大会是少不了的，一个是春耕生产誓师大会，另一个是“双抢”誓师大会，还有一个就是年底的总结表彰大会。每个生产队都要派代表参加，公社也会派人来指导，每次开大会都搞得有模有样，彩旗飘扬，热闹非凡，每次还要杀一头猪，让代表们开荤聚餐，皆大欢喜。

岗位虽小，可对我来说还是学到不少东西，得到很多锻炼的。

（20）初尝打机枪的滋味

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让我们中国和苏联几乎走到了战争的边缘。全国各地都在备战，墙上到处刷满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之类的标语口号。全国各地都重视组建民兵队伍，大抓民兵训练，我们公社也不例外。

1972年的夏天，公社武装部组织我们大队的民兵进行训练，我们知青也是民兵，参加训练已经好几天了。最后一天下午是实弹射击，民兵们有的挎着步枪、冲锋枪，有的扛着机枪来到了打靶的山场。

我扛着一挺机枪走进打靶场，看着手里擦拭得乌黑发亮的机枪，心里嘀咕着：步枪、冲锋枪都打过多次了，就不知打机枪是什么滋味。旁边的公社武装干事小陈，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就问我：“小胡，你敢打机枪吗？”我回应道：“怎么不敢呢？你能让我试试？”小陈从弹药箱里拿出几发机枪子弹，递到我手里。

听说我要打机枪，民兵们都围了上来，特别是那几个知青更是“我来，我来！”叫个不停，还试图从我手里抢机枪。可是当我把机枪架在土坑时，他们一个个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前。

看到他们畏缩不前，这下轮到我大显身手了。我的脑海里显现出电影里解放军端着机枪扫射敌人的场景。我心想：解放军都敢，我怎么不敢呢？嘿，我还要来个更大的举动。我站起身来，一只手端着机枪，一只手的胳膊用力的夹住机枪，做出要射击的样子。

＂啊，无依托射击？＂围着我的那些民兵，“刷”的一声退到掩体。几个知青用恐惧的表情看着我，好像在说：哎呀，你不要命了吗？我端起机枪，指向靶子，猛地扣动扳机，“嘟，嘟，嘟。。。。”，枪身在我胳膊里激烈地跳动，耳边传来一阵震耳的声音。靶子旁边冒出团团泥尘。

枪声停了，四周显得那么的寂静。我回头看了看，只见民兵们个个瞪着惊愕的眼睛。我只是微微的一笑，提着机枪回到值班室。我甩了甩微微发麻的胳膊，心想：好险，好在没事。

（21）到生产队“蹭饭”

在大队部工作，只有春天时节是最忙碌的。它既是生产最为忙碌的时节，也是社员群众生活最为艰苦的时节。好些社员群众家里揭不开锅，小孩老人饿得哇哇叫。只要公社一分配给大队回销粮，每天就有社员群众找上门来。他们吵着闹着，有的还赖在大队不走。不管我怎样做解释，怎样赶他们，也不起作用。俗话说：“饿死不如给人打死”呢。只有当大队造好册子，发到了生产队，这些乞讨粮食的社员才不上门。当然了，可能有非常困难的社员群众没有分到回销粮，他们还会找上门来。好在我都留了一手，确实的情况，我也会给他们补上的。各个生产队似乎对我没什么意见。公平、公正，还有余地，不好吗？

转眼到了早稻收获季节，农村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蓬勃生机。大队部就只我一个人，实在让人感到寂寞无聊。怎么办？我只好找着种种理由到各个生产队走走，说是了解了解情况，也是顺便散散心，蹭顿饭。

按过去惯例，大队的通知要送到各个生产队，大都是派几个四类分子去跑一趟。可我想，他们也要出工攒工分，所以大部分情况下我都亲自去送了。不过这转一圈，路程足有60里。一路上，尽是深山密林，山高路陡，时有猛兽出没。为了防身，也为了看看路上能否打只野兽回来，我通常都会带支步枪。路上虽然独身一人，并没有丝毫怕意。

至于行程的安排，那就真的有讲究了。如果是上午出发，一般要在中午11点多到达目的地。如果想在那里住上一夜，那就应该是下午5点左右到达。到达的时间既不宜过早，也不宜过迟。

大队来人了，生产队免不了要招待一番。在那个年代，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招待。无外乎鸡鸭兔子，粉干切面酒。当然也分级别，公社领导来了，可能要杀头鸡，象我这样的小毛毛，有个鸭子煮粥就算非常不错

生产队干部一般都欢迎上面有人到他们那里。一是因为村子偏僻，有人来了，增加了村子的阳气；二是“主人搭帮客”，何乐不为。当然了，如果生产队经济紧张时，欢迎程度就低了，有时弄不好还会没饭吃呢。不知是否我人缘好的缘故，从来没有遇到这种尴尬的场面。

饭前，一般都要先开个简短的队委会，把中心任务宣传一番，再扯上当前的工作任务，也算公事公办。会议一完，我们就吃饭了。

虽然没什么好菜，米酒还是必不可少的。一到酒桌上，我就会暂时忘却心中的烦恼，和老乡们划拳闹酒，切磋交流，每次都喝得醉眼朦胧。有时，我也会独自漫步在村外的小路上，坐在山坡上，望着那层峦叠嶂的山岚，听着鸟儿在树林里欢声细语，看着黄昏下地里辛勤劳作的人们归来。可当我醉意醒来时，脑海里还是常常会显现出故乡的亲人，想想自己还在这穷乡僻壤辛苦劳作，前途未卜，不免伤感一番，潸然泪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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