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音乐梦（仅以此文怀念我的家）

陕人老程

作者:陕人老程

　　许多人的音乐爱好都是来自幼年少年时代，来自家庭的影响。

我也如此。

　　

♥

与我们同时代人的家相比，我们的家庭氛围可能是比较特殊的。每逢过年节，全家人欢聚在一起，最热闹的不是在饭桌上，而是欢腾雀跃的“家庭音乐会”。

我们七个孩子（那时小弟还小），轮流上场，各自唱自己喜欢的歌，互相拍手鼓励，没有评点，只有争先恐后的抢着开唱，乱糟糟的，谁也不管唱得如何，只管唱就是了。熙熙攘攘，嘻嘻哈哈，热烈欢腾。爸爸妈妈并不“组织”，只任由我们一起闹腾。自然，爸爸和妈妈也唱。有时会认真地教我们唱他们的歌。比如，《延安颂》《怒吼吧黄河》《张老三我问你》《松花江上》……

听妈妈说起爸爸对音乐的喜爱的许多小故事。

在延安窑洞里，爸爸兴起，在两膝上绑了小镲，边拉着二胡，边吹着口琴，自娱自乐。不时放下口琴开腔就是秦腔梆子。

整风的那一段时间里，爸爸带着刚一岁的大姐，与李劫夫（《我们走在大路上》的作曲）、欧阳山（小说《三家巷》《苦斗》的作者》）住在一个窑洞里，他们都喜欢文艺，也常一起唱歌唱戏娱乐自己。

爸爸非常喜欢并尊重戏曲艺术家。小时最深刻的印象之一是，每逢过年或“八一”时，那些慰问演出结束后，爸爸总喜欢邀请那些主要演员（都是本省的名角）到家里来，甚至有时操起京胡或二胡为他们的清唱伴奏。（每逢这个时候，妈妈很少出面。她说这是“唱堂会”，很不以为然似的。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语，不解其意。她背后称那些演员为“戏子”，由此我知道她是不大瞧得起他们的。）

爸爸喜欢秦腔，但在家里很少唱，因为妈妈不喜欢那种连唱带吼的歌声。爸爸对京剧也痴迷不浅，影响到我们也都会唱几句，像《空城计》《锁麟囊》（爸爸买了不少的京剧剧本，有空还看着剧本上的曲谱练习拉琴）之类的戏名，还有什么西皮流水，二黄散板之类的术语，也常常听爸爸解释过，可惜现在都没有什么印象了。留下来的记忆也还能瞎唱两句的，就只有一段“长坂坡，救阿斗，杀得曹兵个个愁。这样的虎将哪个有，喝断了桥梁水倒流……”高兴极了，爸爸就独自操琴，一把京胡，也是颇让邻里惊讶的呢。

因为妈妈是无锡人，不喜欢吼叫式的歌唱，只有信天游一类的民歌还算是接受了。妈妈在90岁以后患上老年痴呆，语言功能严重退化了，但偶尔唱起无锡小调或锡剧片段，却流畅婉转，虽然听不懂歌词戏文，但那江南吴侬软语的美感，至今萦绕耳畔。

就这样，陕北黄土高坡的朔风，与江南水乡的细雨，在我们家里融合在了一起。

爸爸妈妈都喜欢唱歌。喜欢唱一些我们觉得很奇怪的延安时期的不怎么“革命”的歌。比如东方红曲调的“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要吃八路军的粮……”，还有“报告指导员哪，老婆子不要脸，队伍要出发，她要我回家转……”

又:

看到一篇文章里提到了苏武牧羊的故事，便想起妈妈教我们唱过《苏武牧羊》。妈妈在教我们唱的时候，神情很庄重，不带一点笑容，还把声音压着，显得很低沉。

进而又联想起爸爸教我们唱岳飞的《满江红》。爸爸的声音本来就很洪亮，唱这支歌的时候特别有气势。很久以后才体会到，那种“气势”的精神内涵是愤懑和渴望。

这两首歌我都给我的学生唱过，应该是在某年的元旦联欢会上（学校里开不了春节联欢会，那时必定是寒假期间）。也曾给两个年级我任班主任的班级教唱过。

（4月5日凌晨补记。）

【小颖补:从音乐角度回忆爸爸，挺好的。我真是很佩服爸爸，他虽只读过一年师范，居然能够摆弄小提琴、月琴、二胡、京胡，能够在抗战期间领导过陕西秦腔著名剧团易俗社，担任过延安剧团副团长。

爸爸在五十年代订阅了《音乐爱好者》《天文爱好者》等杂志，都是从创刊号开始订的。】

…………

许多这样的细小的事情，不知不觉地回想起来，汇聚到一起，才明白了我们对音乐的喜爱，真的是来自爸爸妈妈的言传身教啊！可以前却没有意识到。

【重要更正！】

今年80岁的大姐刚刚打来电话，指出我的文中一处历史叙述的错误——在延安窑洞里同时被审查的不是张寒晖，而是李劫夫，就是那个写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劫夫。她讲了许多劫夫与爸爸的交往的事，说到后来因一个问题被封禁的缘由，等等。大姐知道我们家的事最多，可惜我们相距遥远，不能尽兴。如果是让大姐来写这篇文章，她能说出更多得多的事情。她现在能做的只是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学习电脑。我们每个人，到了80岁的时候，恐怕能做的，也就是后悔了。所以我理解大姐。

♥♥

我向往的美好的事物很多，其中音乐是儿时萌发、少年向往、青年渴望，而终不可及的终极梦幻。少年时没有机缘或是机会亲近艺术，就一生与艺术无缘了。我说的是自己。世上有那么多老年还能大器晚成的艺术家，我想他们除了良好的艺术修养之外，天分也应当太不寻常，否则哪里来的激情啊？

在十年中，盲目又茫然地学了几乎可以找到的可以接触到的艺术形式。

其中，在音乐方面我付出的努力最多，做过的尝试也最多；但结果好像最悲催。

曾买了一个笛子，后来一位吹过笛子的同学告诉我那是个梆笛，不适合初学的。

先后买过两个口琴，一个是那时比较少的重音口琴，大体上算是学会了。现在还可以舞扎两下子。

偷偷把家里的一把意大利violin带到学校，我并不知道它的珍贵（好像是日本人留下来的战利品？）。在一个同学指点下，到学校已经无人看管的图书馆，偷了两本开赛，忙练起来指法。琴后被姐姐严厉追回，我刚刚开始的指法练习也泡了汤。

很喜欢手风琴，去音乐教室的破旧风琴上瞎鼓捣过，被训责后被严禁靠近。

混进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那个高我三级的同学对我很宽容，让我在他用的（公家的）手风琴上过过瘾，但也只是过过瘾而已。他也玩二胡，也让我学了一点，教我刚刚能把《二泉印月》《病中吟》《江河水》《光明行》勉强拉成调调，下乡知青去了。

从部队复员后，小舅子的一个朋友引导我喜欢上了正在流行着的吉他，学了几种指法和几只曲子，又不得不放弃了。因为很快我就有了女儿，心思全放在俺闺女身上了。吉他么？再也没有抱起过它了。

一直到我28岁考入河南大学，毕业后32岁到学校当了老师，才有了一个真正接近音乐的机会。学校的音乐教室离我的班级很近，每天晚上都可以听到那位音乐老师练琴的琴声。经过一番套磁，他竟然让我在这架他颇瞧不上的“破钢琴”上练习。当然是在他不练琴的时候。他教了我最基本的指法，丢给我一本车尔尼，说，自己玩吧，能把这个本子上的都熟练弹下来，我再给你第二本；只有一条禁令:不许弹歌！说那会毁了我的所有努力。

好像着了魔，我只要有时间就去琴房。差不多八九个月的时间，这架钢琴报废了，学校买了新钢琴，我就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了。我才弹到第38练习曲。

此后就再也没有接触乐器了。可是那段时间的练习指法给了我莫大的益处，那就是让我的手指头变得灵活起来，后来学习电脑时，我的打字速度极快，在很长时间里，全校师生没有人能超过我的140字/分钟打字速度。

你看，我是不是很执着？

哦，音乐还有唱歌这一个成本最低的项目，当然，这只是对我来说的，因为环境好，有好几个专业、准专业的声乐老师朋友。不过每个热心指导我的老师都说过我“五音不全”，没有音准，就不适合学习声乐。最后还会善意地慨叹一声:“唉，可惜了你的好嗓子，偏偏老是找不着调！”后来我再也不愿意（其实是不敢）在公众场合唱歌了。当然，卡拉OK除外，那里面少有不跑调的。

还有件奇怪的事。我的哥哥嗓音极好，被中央音乐学院声乐专业录取，因运动而错过了入学的机会，而这一错就过了一生。所幸他在部队保持了唱歌的机会，在业余宣传队里延续了他的歌唱理想。赵本山说“人和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我们一母同胞，兄弟和兄弟之间的差距怎么会这么大呢？

哥哥已经不在了。他会在天上继续着他的歌唱。他最初喜欢的贾世俊、郭颂、胡松华的歌，那好像是我的唱歌爱好的启蒙，那声音仿佛时时都可以萦绕在耳边，他唱的真好听呢！只是现在，我听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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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以后才考上大学，我应当是这一代人中最幸运的小部分人之一了。而我的幸运的另外之一，就是在学校结识了几位艺术系的朋友。那时的河大，音乐和美术是一个系，只是分开上课，各自有各自的教学区域。

有一段时间，到周末，政教系的食堂里举办舞会，全校范围内的学生都可以参加。舞会上主要活动是交际舞，现在叫交谊舞了。我羞怯，不怎么敢下场，更不敢主动请女生，就在旁边看着的时间多。

舞会上一项不固定的活动是唱歌。乐队奏起乐来，会有同学上去和着音乐唱歌，好像不是正式的演唱，谁想唱就上去唱；但大多数还是艺术系的人唱吧。别的胆大脸皮厚的也唱，可人家专业的一开口，就没人再敢接着胡唱了。

我喜欢站到靠近乐队的地方，看那些乐手演奏，也有的时候没有乐队是播放录音，还记得好像还用过很像是家用的普通录音播放两用机。唱歌的麦克风就在乐队的位置。看着，听着，陶醉着。即使缺乏音乐细胞，可对音乐的喜爱却并不会因此减少削弱。而后，就认识了几位极优秀的外系同学，可以常在一起聊天的那种。

放暑假的时候，几个要好的朋友常常来我家蹭饭，因为我年长，去上学已经28岁了，女儿还小。所以我家是最合适的聚会的地点。

晚上喝了酒，就一起弹琴唱歌。琴是我那把吉他，歌是大家都喜欢的苏联歌曲或较早的电影插曲，比如《冰山上的来客》《刘三姐》《五朵金花》之类，还有一些当时还比较流行的民歌。

我们四五个人，坐在房后高大的杨树下，毫无章程地嬉笑着，唱着。通常除了老伴儿，几乎总是我们几个大小伙子，偶尔也会有一两个他们的女朋友加入，会热烈许多。

我唱，也伴奏。这种聚会没人真唱得准什么音位，连调子错了也不管，胆子放得开。至于吉他，除了《老黑奴》《深深的海洋》等几首学会的伴奏曲，其他只能打着和弦伴节奏了。每次都是其乐融融，其“乐（yue）”嗡嗡，不亦快哉！不过最令我们得意的，是我们可以唱分声部的二重唱，可惜我们只会《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樱花》《纺织姑娘》《深深的海洋》这四首。

某一天，河大同学来洛阳玩，在我家聚会，其中有我当时最崇拜的女高音过克翔（名字记不准了）。她在大家的鼓动下，欣然放歌，吓得我们全都闭嘴了，谁都不好意思开口了。第二天就有邻居问，昨晚哪个歌唱家到你家了？或道，你家收音机的声音真大，昨晚放的声音太大了。那时没有电视机，所以会有这样的误会。

那也是幸福的一段时光。

♥♥♥♥

当了教师以后，一股子热情满满，极想把我对音乐的热爱传递给我的学生们。

1982年初到学校，当了班主任，我做的一个令全校所有人感到意外出格的事，就是每天早晨上课前及下午上课前，带领并指挥全班学生唱歌！后来又专门“培训”了一男一女两个班长来指挥。

这是这个学校从没见过的事件。有老师和学生去围观，以为我的班里有了什么事。坚持了一个学期，学校领导终于出面制止了，理由是“影响妨碍了别的班级的教学管理”。

于是我正在谋划的“班歌”也只能腹死胎中了。

（我在学校里可能是个爱“捣乱”的教师。因下雪时带领全班学生到操场上打雪仗而被校长当着学生的面批评过；学生打架了我当裁判；禁止女生戴任何小饰物，否则没收；男生与女生发生冲突，不问缘由，一概惩罚男生；我还胆敢在学校穿短裤！等等，等等吧。）

我的第二次努力是，在我的班级开设“音乐欣赏课。”我请了也在我校任教的大学同届校友曹周，来我们班每周周六，利用课外活动时间一次开讲一个专题。

上了三次课后，不幸也被学校领导强迫取消了，理由与上次一样:“影响妨碍别的班级同学自习！”言之凿凿，证据也凿凿——学生都跑到你们班看热闹了，妨碍他们踢球。也是哈，音乐欣赏必须播放乐曲的，又不能音量太弱，别的班级有学生跑过来“旁听”，恐怕这个“影响”和“妨碍”，确实有点大了。无奈，自杀吧。

最后一次利用班主任的职权强推音乐教育，是2000届。这次干脆没给什么领导留什么空子。

1998年圣诞节那天的下午自习课上，我把准备《平安夜》的歌词曲谱抄到黑板上，一句一句轻声教全班学生唱——轻声唱。

到晚自习快结束的时候，我到班里，关闭了所有灯光，引领着大家一起轻声歌唱。同时我缓步走过整个教室，把我的大哥的帅气潇洒的照片一一发到每一个学生的手里。因为刚过去的暑假里，我请我回来探家的大哥给我们全年级的学生做了一次介绍武汉抗洪抢险的报告（这个学校领导支持了），我们全班的学生都成为了程先文政委的崇拜者。

那个短暂的平安夜，教室里没了明亮的日光灯灯光，每个学生书桌上或手心里都有一只小小蜡烛。淡黄色的烛光暖暖的摇曳着，映得那些青春的脸庞都在发光。

轻轻慢慢的温暖宁谧的歌声融进了孩子们的心中。至今有学生提起这件事，还都说那是整个高中阶段最温馨的一次情感体验。

我最后的普及音乐的努力，是在家。

临近退休了，我的外孙女——俺乖——来到了世上。我自然要把我对音乐的热爱传递到她的身上。于是，就有了每晚的眠歌。

我自己随意编唱了觉得俺乖可以学到的唐诗，大概有五六十首吧。有的是只唱了几个晚上几次，有的则是反复吟唱。至今，尚能记起的没有几首了。

那些我自编的眠歌，是我对音乐的最后的致敬，也是对曾经享受过妈妈的“宝宝睡睡”“杨柳树叶哗啦啦”的歌声的遥远的回答……

背景音乐:赵鹏《唱歌给你听》

题图是我家50年代的全家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