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七爸对父亲的怀念(上)

天信

张希骞，1958年5月30，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军官兵役证照片。

旧时憨班村的中心

怀念大哥（上）

2019年12月19日（农历11月24日）大哥去世，至今已两年多，使我一直怀念。大哥年迈和有病期间，我曾2015、2017年两次去舟曲探亲，和各位哥嫂（六哥六嫂也专程上来）一起到新城看望大哥。2019年春节期间，我本打算去舟曲探亲，但因疫情未能去成。2019年后半年，大哥病重卧床，大嫂细心照料，我常挂念电话问候，大哥也不时来电叙说病情。特别从舟曲新城转往憨班家中之前，大哥给我来电，说他病重时日不多了，决定要回到老家中。送到憨班后，临终前10多天，大哥又给我电话，说他已不行了，给我说一声，大哥的意思是很想见我一面，临终还要给我说几句话。当时我在白银，心急如焚，但因全身湿疹骚痒住院，晚上难眠，身体虚弱，未能去憨班见上大哥最后一面，至今遗恨。撰写此文，抒发对大哥的怀念。

我第一次见大哥，应该是1961年，因为这年大哥从部队来憨班探亲。当时我五岁，但对大哥的印像很朦胧，只记得我戴了一顶黃军暖帽，说是大哥给我的。我喜欢戴，特别冬天戴上它，将帽边拉下来，扣子系在脖子上，耳朵和脸颊很暖和。

清晰的记忆是1962年夏天的一天，父母亲让五哥带着我去接大哥，说大哥一家今天要乘马车回来。我心情很高兴，早上吃过饭后，几次催五哥走。大概快到中午时，五哥带着我一直走到原来去项哈旧桥路的下面。那天天气很热，五哥就在公路边的小灌木林里，找了个地方，放了两块平板石头，我们坐在上面，能遮些阴凉。我们坐一会儿，到马路上东望一阵，不知等了多长时间，终于看到了一辆马车，五哥说大哥一家来了，五哥和我三步并作两步迎上去，马车停住了，大哥让我和五哥也坐在车上。大哥穿一身军装，很威武，大嫂很年轻。车上除大哥大嫂外，还有男女两个小孩，男孩大一些，大嫂把女孩抱在怀里，只有几个月大小（回家后，我才知道男的叫酒生，女的叫酒花）。当时我感到大嫂和两个小孩穿着很新，打扮的漂亮，两个小孩都带的白色凉帽，很洋气。回到家后，大嫂和母亲抱在一起大哭，我不明白，大哥一家回来，应特别高兴，怎么还哭？以后才明白，经过了三年饥荒，全家人团聚了，这是多么不容易，这是喜出望外高兴而哭。

大哥一家回来后，我们这个大家庭更热闹了，大哥、二哥一家都四口人，三哥已成婚，四哥单身，父母亲、我姐和我共十五人，在一起吃饭，五哥刚到拉尕沟当会计，来公社开会时也会来家里。

1962年生产队取消了大食堂，国家政策动员农民开垦荒地，谁种谁有。我们这个家也积极开荒，在二喜山开荒种地最多。这一年风调雨顺，粮食丰收，农民都有了饭吃。我们家虽人多，但每顿都能吃饱饭。就这样，我们这个大家庭在欢乐和睦的生活中度过了半年。记得到1962年年底的一天晚饭后，父母亲让大家坐到一起开了个会，说的什么我记不清了，但大概意思是，我们这个家在一起吃饭，人太多，家务、劳动、生产都有依赖性，把你们成了家的都分家生活，调动你们积极性，政策这么好，各家的日子自己去打拼。大家同意后，将家中有的锅碗瓢盆等家具用品，及家中的面粉粮食给大哥、二哥、三哥家都分了。这样一分，只剩下父母亲、四哥、姐和我五口人在一起生活。当时二哥家住旧院子下房楼下，三哥家住下房楼上，大哥家和我们家住上房旧房。就这样一个大家庭就分成了四个小家庭。第二天开始自家起火做饭。邻居们发现后，都感到很奇怪，没听到你们家吵闹，怎么这么容易就分家了？在别人眼里，家中人多，吵闹的没法生活了才会分家，而我们大家庭的分家，却这样简单和气。

从我记事起，母亲经常有病。常带病做家务，有时病重卧床几天。记得1961年，父亲送母亲到县上看病，为了让母亲在县城安心治病，在县城北门右边租了间房，把我姐和我带在身边。姐当时就在城关小学上学，我还小没有上学，母亲一边服中药，一边照料我，给我们做饭。给母亲治病的主要是张丙朝爷，丙朝爷是县城有名的老中医，我们两家又是祖辈世交，一直由他给母亲诊病，开中药治疗。中药熬煮服了不少，但母亲的病还是时好时坏。母亲患的什么病，我当时不知道，只听说是水鼓病，主要症状是肚子疼，肚子胀，严重时只能卧床，腰都直不起来。治疗数月后，又回到憨班家中。

1962年，大哥一家为什么要从部队回到憨班，当时我不知道。以后听父母亲和大哥说，1961年初，大哥探亲回家时，看到母亲的病总是不好，大哥十分耽心。大哥回部队时，父亲一直送到旧楼子梁（去二喜山路的山梁，当时步行去县城的路）上，临别时，父亲心情沉重地对大哥说“要看好你娘的病，你得从部队上回来”。父亲平时言语不多，说这话的意思是，家中我和你兄弟们都没出过门，不知道如何给你娘到外面大医院看病，没人作主，也没有胆识。你回来后就能作主，也知道如何到大医院给你娘治病。大哥听了父亲的话，暗暗下了决心，舍弃了部队的一切和自己的前途，向部队申请，要求退伍回家。就这样大哥谢绝了部队首长的挽留，带着全家四口人，毅然决然地退伍回到了憨班。

大哥自1962年夏天退伍回家后，一直关心给母亲治病，三哥从那时起也开始学医，也想法给母亲治病。我记得母亲常煎中药喝，这可能都是大哥和三哥带母亲去县城看中医，给母亲开的中草药。

分家后，大哥家在旧院子上房住了半年多。旧院子下房是1958年盖建的，比较新，但上房年代已久，破旧不堪，早就准备重建。二哥操心，带着几位哥哥拉木料，准备了几年。1963年，修房的木料基本备齐，家中商议，决定把上房拆除，盖成二层楼房。上房要重盖拆除，我们和二哥三哥家都挤在下房居住，大哥一家就没地方住了。父母亲和二爸二娘商议，我们这面确实人多住不下，能否让大哥一家借住到他们楼下。二爸二娘同意借住，但说我们爷爷那时还活着，年老多病，还住在楼下怎么办？父母亲说，就让我们爷爷和大哥一家在楼下一块居住，让大哥大嫂伺候我们爷爷。就这样大哥一家就搬到了他们楼下居住。大哥家搬到二爸家楼下后，由二哥主持，将上房拆除，着手修建新房。当新房刚建好盖了顶时，母亲的病情日趋严重。大哥着急，想带母亲到医院检查治疗，但因家中忙于盖房经济困难，哥哥们的意见也不一致，迟迟未能去医院。1963年下半年的一天，母亲肚子胀疼，饮食难咽，躺在下房楼下坑上，说话微弱，人已处于半昏迷状态。那天早上，大哥准备去二喜山劳动，路过来看望一下母亲。看到母亲病危的样子，当机立断，告诉父亲：“我娘今天必须送往医院。”并立即叫来三哥、四哥（二哥上山不在家），一边绑担架，一边从村里又请雇了四个人，和大哥三哥四哥共七人，抬着母亲走了。出发时村口大柳树下，站了一大片人，我哭着喊娘，哭着要跟去，外婆拉着我，把我紧紧抱在怀里，她也哭我也哭。哄着我说：“我的娃，别哭，你娘过几天就回来了。”父亲、二嫂、我姐都泣不成声。

现在从憨班往县上送一个病人很容易，但在那个年代，没有车辆，全村连一辆马车都没有，往县上送病人，只能用担架抬，母亲就这样抬走了。送别的亲人和邻居们，当时都认为，母亲这一去恐怕再也回不来了。晚上，二哥从山上回到家，知道大哥作主把母亲抬走，哭着喊着给父亲生气说：“让我娘死也死在家里，不能死在外面呀”。因为二哥，从小在家，稍大后一直帮父母亲带着弟兄们劳动，从未出过门。所以他认为母亲的病治了多年，已病成了这样，不可能医治好，抬走后再也回不来了。第二天晚上，三哥和四哥回来了，说大哥找到车，把母亲送到武都看病去了。

母亲看病后，家中一下失去了温暖。过了好多天，听父亲说，母亲在武都医院动了手术，正在治疗，安排五哥和我姐去医院看望。以后听说五哥和我姐走了三天，才到武都医院。过了几天，五哥一人回来了，说娘还在医院治疗，我姐留在医院，和大哥一起伺候母亲。娘在医院，姐也不在家，父亲和哥哥们都要参加生产队劳动，想娘的痛苦，使我没有了精神。以后大概过了两个多月，天气已到冬天 ，一天下午，大哥和母亲、我姐都回来了。记得当时我正在院子里，看见母亲走着回来了，别提有多高兴。我喊了一声娘，娘拿着我的手，蹲下打量着我。我当时穿的棉裤又脏又破，膝盖都露在外面。娘心疼地说：“我不在，我的娃棉裤破成这样，都没人看见”。娘回来了，我似乎变了个人，一下了活泼了。

母亲回来后，身体还很虚弱，但饮食起居都已正常，给我们做饭、洗衣、缝补。大哥如何送母亲到医院治疗，以后在母亲和大哥的叙述中，我才慢慢知道了这次看病的经历。

那天，大哥、三哥、四哥和村里请的四个人，轮换着抬着母亲。三哥懂医，给母亲准备了些急救药品，不时喊着母亲，怕母亲昏迷醒不来。抬到狼岔磨沟时，水很大冲跨了小桥，他们就淌着水，把母亲抬过去。下午把母亲抬到县医院后，办手续住院。医生收为急诊，给母亲检查后，对大哥说：“你母亲得的是化脓性腹膜炎，需大手术治疗，县医院做不了，病情已到晚期，抢救的成功率不大，你们转到武都医院看看吧”。大哥说：“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就要抢救我母亲，我们准备一下，明天就转院”。

大哥说的准备，一是要准备费用，二是要找车辆，没有车，再抬着母亲走，何时能到武都？母亲病危能坚持到吗？大哥在救母心切的心情下，想到了他在部队的老上级，时任舟曲县武装部田部长。找到田部长后，大哥告诉了母亲的病情和困难，田部长当即和县政府贾县长联系，让县政府仅有的一辆北京吉普车，把母亲送往武都医院。同时给母亲安排了300元救济款，解燃眉之急。大哥又从县上亲戚、同学处筹借了些钱。

第二天准备好后，县医院办了转院手续，由一名护士车上陪护母亲（以随时抢救），县政府的吉普车送母亲和大哥出发了。走到大川安子坪时，山体滑坡塌方，堵住了路面，车辆无法通过。大哥心急如焚，跑到村上找人帮忙，找了半天，村里无人。大哥在远处一块地里，看到有一群人。跑到跟前一看，是一个老大伯带着十几个妇女，正在摘棉花。大哥说明情况，恳求他们帮忙修路。老大伯说：“村上男工都上山了，队长不在，我作不了主”。大哥情急之下，给这些人跪下叩着头说：“请你们救救我娘，如今天送不到武都医院，我娘就没命了”。见此情景，老大伯深受感动说：“好，你起来，有你这样的孝子，队长不在，我就作了这个主”。然后让大家赶快回家拿铁锨、镢头修路。老大伯安排后，大家回家拿上工具，到公路塌方处一起动手，挖的挖，铲的铲，劳动了好一阵，修好了吉普车刚能通过的路面。老司机慢慢开着车，走过了塌方路面，然后大哥感谢老乡们的相助，准备上车走时，刚修过的路上面又跨下了塌方，把路面又堵住了。老大伯说：“好险呀，老天在保佑，你母亲的病一定会治好”。

下午，吉普车把母亲和大哥送到了武都医院。因为母亲处于昏迷状态，医院作为急诊进行抢救。医生检查会诊后，对大哥说：“你母亲的腹膜炎高度化脓，需立即手术，身体已极度虚弱，我们尽力抢救，但你要有思想准备”。大哥说：“只要我母亲有希望，你们不要有顾虑，大胆手术吧”。大哥在手术单上签字后，当天晚上医院就给母亲安排了手术。不知过了多少小时，到夜深手术才做完。医生把大哥叫进手术室，指着半盆子浓水，对大哥说：“这都是手术时抽出的浓，你母亲腹部化脓有多严重”！

把母亲推到病房后，第二天下午才醒过来。母亲问大哥：“这是什么地方”？因为母亲从家中抬到县城，又从县城送往武都，一直处于昏迷半昏迷状态，一路怎么走的，她不清楚。母亲醒后，大哥慢慢叙述了经过。

母亲的手术做的成功，但由于伤口大，缝针多，母亲的身体太虚弱，多少天以后，母亲在病床上还转不了身，都是大哥抱着转身，和我姐给母亲擦洗身体。母亲能食后，开始一直吃流食，是大哥和我姐一勺一勺地给母亲喂服。半个月后，母亲已能扶着起床，下地走动，能自己吃饭了。有一天给母亲做的饭是西红柿鸡蛋面，大哥一看，里面有鸡蛋，就对母亲说：“你以前一直不能吃鸡蛋，一吃就胃疼，还是不要吃了，叫给你重做些别的饭”。母亲说：“现在病好了，我也想吃，试一下”，母亲吃了一小碗。不到半个时辰，母亲胃上疼痛难忍，大哥叫来医生，开了些药，服用后疼痛缓解。但胃一直难受，好几天又只能进流食。直到正常进食后，母亲身体逐渐恢复，直到出院。

　　母亲在武都住院期间，得到了大哥同学杨富水的帮助。杨富水是丰迭城内人，爱人陈素珍是武都人，夫妇二人在武都文工团工作，他们家离医院不远。母亲住院期间，都是陈素珍妈做好饭，由姐姐送到医院。使母亲大人能吃到可口的饮食，身体早日康复。

武都出院后，医生说母亲的腹膜化脓面积太大，手术虽成功，但以后还会复发，还需后续治疗。先回家休养，如病情有复发，及时来医院就治。

母亲回家后，虽说在养病，但每天还要忙于家务。大哥每天在生产队劳动，但再忙，每隔两三天晚饭后，要来我家看望母亲，询问母亲身体。

转眼到了1964年春天，母亲又出现了腹疼腹胀症状。大哥看到母亲病情复发，安排好家中事务，筹集借钱，向生产队请好假，动身去武都医院复诊。到县城后，大哥和有关亲戚朋友商议，认为母亲去兰州治疗更好些。省城大医院医疗条件比地区医院要好，治疗母亲病情更有利，舟曲到兰州也有长途班车。就这样大哥改变了主意，和母亲乘坐班车去了兰州。

大哥和母亲到兰州后，不知去哪个医院。他先找到了在部队时的老上级、战友郭怀德。郭怀德是兰州人，家居七里河区，转业到兰州工作。大哥找到他时，组织又把他调到张掖地区工作，已买好了火车票，正准备第二天去张掖报到。大哥来后，他退掉了车票，让大哥和母亲先住在他们家。他到兰州陆军总医院联系好后，送母亲到医院，安排住院好后，才买票去了张掖。

母亲在陆军总院住院后，医生检查后确诊，母亲这次病情刚复发，不必再做手术，用烤电、服药等措施综合治疗。陆军总院是全省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之一，综合治疗一段时间后，母亲病情好转，吃饭、活动恢复正常。医院食堂有病号饭，大哥每天按时给母亲打饭，随时和医生勾通母亲的病情，精心陪护母亲的医护治疗，陪着母亲走路锻炼，母亲的健康状况逐步恢复。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母亲的病情痊愈。

出院时医生特别嘱咐，说母亲是大病初愈，动过大手术，再不能参加体力劳动，饮食上一定要注意，不能吃生冷，可多吃煮熟的梨或苹果，以防止肠粘连。身体虚弱，注意休息，配合中医调理，才可慢慢恢复健康。在母亲以后身体恢复中，大哥常给母亲买梨，让母亲煮着吃。

大哥陪母亲回家后，将兰州给母亲看病的情况告诉全家，看到母亲病好，全家人有多高兴。这一年我已上学，母亲去兰州后，我很思念，上课学习老走神。好的是姐姐在家，给我们做饭、洗衣，照料我。母亲回到家，我一下子有了主心骨。当时，父母亲、我姐和我住在旧院耳房楼上（四哥已成婚，住下房楼上。耳房和上房同是63年夏天修盖的，拆除的旧木料，能用的都用在了耳房上。房屋盖顶后，为解决人多居住困难，先对耳房进行了简单装修）。每天放学回家，走到院子里，我一边上楼梯，一边要大喊一声娘，母亲也应一声，听到娘的答应声，是我莫大的精神安慰。母亲在家带来了温暖，我感到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母亲当时只有51岁，按生产队劳动规定，60岁以后才不算劳动力，就不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但母亲大病刚好，大哥将母亲出院证医嘱，不能参加体力劳动的情况，告知生产队，生产队按不能参加出工劳动社员的规定，要母亲每年给生产队上交120大背斗粪肥，折合成工分。从此后，只要母亲在家，每天清晨，生产队的羊群赶出村，母亲在村东头大路上扫羊粪。如有事去水地里（现在的憨班新村）去，都要挎上粪箕，拾上路边的牲畜粪肥。每年要养两头猪，还给生产队饲养着一头灰毛驴。每年都能给生产队超额上交粪肥。

看好母亲病后，大哥又投入到生产队紧张的劳动中，每天早上出工，傍晚回家，晚饭后抽空常来我家，看望父母亲。母亲虽不能参加生产队劳动，但家中家务活忙着不停，村口园子里（现在是忠林和贵林的房）一直种蔬菜，农活也不少。各位哥哥虽都分家居住，但每家每户的事情，她都爱操心。特别是哪位哥嫂吵架闹矛盾，她知道后，心情很不好。所以母亲的病情时有复发。为了让母亲安心养病，更好地恢复身体，大哥和父亲及其他哥哥们商议，让母亲去舟曲县城租房养病。母亲去县城，最不放心的是我和我姐。最后决定，母亲去县城，我也到县城上学。1964年秋季学期，租了西街县城亲戚海发家的房，我转到城关小学上学。母亲虽能做饭，但手术后不能挑水，当时西街人吃水都要到西关下水巷泉水去挑。家中商量后，让我姐从生产队请假，也去县城，陪母亲和我，挑水、洗衣，帮母亲做饭。到县上后，母亲脱离了繁忙的家务劳动，远离了各位哥哥家中家务事情，姐姐对母亲照顾有加。县城亲戚对母亲也很照顾，特别是五娘，海发娘（我们叫姨），常和母亲聊天，母亲心情舒畅。丙朝爷给母亲按疗程开中药，进行调理，母亲的身体得到了很好地恢复。直到冬天，学校放假后，我们才回到憨班。

1965年，我姐出嫁到宕昌，母亲在家中少了帮手，父亲每天生产队劳动，母亲不但要做家务活，还要到村口园子浇水、施肥、锄草，加之她又要去操心哥哥们家中的事务，使她的病情又出现反复，身体虚弱。父亲和哥哥们商议，要使母亲病情彻底痊愈，身体更好地恢复，最好让母亲再到县城租房。让丙朝爷看病，中药调理。1965年下半年，母亲又到县城下西街去西关的城门前南面租了房，我又转到城关小学上学。母亲给我买了两只小水桶，家中用水我就到下水巷泉水去挑，放学回家，我都要把水缸挑满。一到县城，母亲不再劳累，能静心养病。让丙朝爷诊病，服中药治疗。母亲的病情好转，身体逐渐恢复。县城租房又住了数月，母亲完全康复。年底我们回到了憨班家中。

自此以后，母亲的病情再没有复发过，一直健康地活到1997年，享年85岁。1962年大哥申请退伍时，已任排长职务，如果不退伍回家，他的前途和命运，肯定要比回憨班好得多，但大哥是舍了小家，救了母亲的命，扶持了我们这个大家庭。可以说有母亲在，我们这个大家庭才如此温暖，互济互帮，团结和睦；有母亲在，我们老弟兄常聚在父母亲身边，互道家常，憧憬未来：有母亲在，我才能够一直上学，即使母亲县城租房看病，那么艰难，也要转学到县城，把我带在身边，不让我掇学，我才能上大学，才有今天。大哥为我们大家庭带来的福报，功不可没。

为给母亲看病，家中化了多少钱，当时我小不知道。以后听母亲说，去武都医院和兰州陆军总院化的钱，都是大哥从同学、战友或亲戚处借的。以后具体怎么归还的，我也不清楚。只知道大哥说明借钱情况，各位哥哥共同归还了好几年。我只记得1970年，我快小学毕业，二哥四哥在生产队包付业挣的钱，给石门坪刘元福（大哥战友）还清了50元钱。最后给还钱的是我们村的王辉祖（同和爸，我们叫三爸），借的30元，还了几次都不要，我三爸父母亲说：“我的钱不着急，等你们小儿子幸福长大，能挣钱了再还”。直到1977年底，我民办教师考上正式教师，发了工资，过春节时，父母亲让我专门给我三爸拜年道谢，还清了钱。

听父母亲说，大哥自幼聪慧，又是爷爷奶奶的大孙子，深得爷爷奶奶的疼爱。奶奶娘家是县城西街房家，当时家境殷实，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想着扶持憨班后代中出一个读书人，长大能出人头地。大哥到上学年龄，就住在奶奶娘家，在城关一小上学。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全憨班村能供孩子上学的十分罕见。父母亲要扶养那么多孩子，二哥三哥四哥都从小上过一、二年学后，就一直劳动，但千辛万苦把大哥一直供到1949年。大哥从小学习优秀，城关小学毕业后，考入了武都中学（当时舟曲城没有中学，上中学要去武都，小学毕业后考入武都中学的人不多）。武都中学能住校，有食堂，但费用比上小学要高。大哥在武都中学住校就读，学习刻苦。听大哥说过，王宝父亲王懋德（我们叫姑父）的哥王耀德（退休时任武都地区行政党校校长），袁晓宏（曾任武都地区医院院长，退休时任武都地区法院院长）都是他在武都中学的好同学。由于大哥学习成绩优秀，初中毕业后，就考入了甘肃临夏师范学校。大哥上学期间，得到了奶奶娘家县城亲戚的一些资助。大哥考上甘肃临夏师范学校后，二爸也非常高兴。二爸当时是舟曲县女子学校校长。他回憨班时高兴地给父母亲说：“牛代（大哥小名，学名：张希骞）上学，钱我就不给了，但今年牛代的棉衣棉裤你们就别做了，我给定做，做好后寄到他们学校去”。父母亲听二爸说的这么认真，就给大哥没有准备冬装。这年入冬后一天，父母亲收到了大哥的来信，当二哥打开信念到:“父母亲大人是否把儿忘了，天寒地冻，全校几百学生都穿着棉衣棉裤，只有儿一人还穿着单衣单裤……‌地裂河封冰筑路，衣单被薄足开缝；求学苦读炼志气，饥寒交迫锻心能；风箭刺骨咬字句，冰床贴身背课文；齐家报国学本领，刻苦钻研抗寒冬“时，父母亲哭出了声。多少年来，宁可让家中孩子穿旧些差些，但要让大儿子要穿好些穿暖些，因大儿子在外念书。只因听信了娃二爸要寄出棉衣棉裤的诺言，让儿子如此受冻受罪，父母亲难受极了。好的是当时家中有家基布（那个年代很难买到布，穿的衣服都是母亲用棉花纺线，父亲自己织成家基布做的），有棉花。当天晚上，父母亲裁剪家基布，弹装棉花，一整夜，到天明时，给大哥缝好了棉衣棉裤。第二天，通过邮政寄给了大哥。后来，当二爸从县城回憨班探亲时，父母亲问二爸：“你为啥给牛代没有寄棉衣棉裤，让孩子受冻”？二爸说：“我把这事给忘了”。过了多少年，每当父母亲给我说起此事时，还对自己自责，后悔他们疏忽，让大儿子受罪。

1949年初，大哥还在甘肃临夏师范学校上学期间，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西北解放战役，在河西剿匪战斗中立过功。解放后，大哥开始在岷县武装部服役。1957年和大嫂成婚后，调到武都地区武装部，不久部队组织又把大哥调到张掖八一农场。到张掖八一农场后，大哥来信，叫大嫂来农场一起生活，大嫂一人走了多少天，才到张掖八一农场。以后组织又调大哥到酒泉劳改局工作，酒生酒花都是酒泉生的，所以名字的第一个字用酒取名。1962年大哥退伍时，已是正排级职务。按部队规定，如果大哥一直在部队干到营级以上职务，就可以转业到地方某部门，担任一定领导职务工作。但为了给母亲治病，大哥放弃了部队的一切，回家成了农民。人都说“三十而立”，就是三十岁要立业，但大哥自小努力奋斗，上了十余年学，学习一直优秀。参军后，在部队上干的也好，但奋斗到三十多岁，回乡成了农民，这反差有多大。这对大哥来说有多痛苦，但大哥从没说过一句怨言。

大哥回村后，非常勤苦，每天按时参加生产队劳动，还给生产队养了一头黑色的毛驴，生产队收小麦、玉米或洋芋时，他就赶着毛驴驮庄稼。家中要用烧柴，有时他就赶着毛驴去拉尕沟里面给家中砍柴驮柴。一边赶着毛驴，一边手中还给孩子织着袜子。

大哥回村时，国家提出的口号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农村年轻人都是民兵，每天收工晚饭后，民兵要到篮球场集合训练。大哥回来后，就当上了憨班村民兵连长，他组织民兵进行队列、射击、拼刺刀等训练，做了大量工作。

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全国各地一样，憨班村的运动也轰轰烈烈。群众都发动起来，对村队领导（当权派）进行揭发、批判斗争，街上贴满了大纸报。那时憨班村有文化的人少，不少群众要揭发批判村领导，但自己不会写字，所以央求大哥。他们口述，让大哥书写，最后写上他们的名字。大哥对党非常忠诚，群众央求，要揭发当权派，他怎能不答应。在劳动之余，家中煤油灯下，大哥为群众书写。大嫂劝他不听，父母亲和哥哥们都知道此事后，力劝大哥不要替别人写大纸报，虽然书写的名字是别人，但村领导知道是你给书写的，人家会恨你报复你。但大哥根本不听，他想他在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运动，为群众服务。

运动发展到后来，批判斗争的对象进行了扩大化，只要有几个群众认为你有问题，就可以揪出来批判，让你交待问题。大哥替别人写了大纸报，被揭发的人对大哥怀恨在心。好像到了1968年，这些人背地里动员组织了些人，以大哥在解放前在甘肃临夏师范学校上学时，加入了“三星团”为由，把大哥突然揪斗批判，让大哥交待反革命罪行。报复他的人，组织人一次次把他拉走批斗，关黑屋殴打。父母亲和哥哥们对大哥的遭遇难受极了，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家中人只能忍受，否则就会当作阶级敌人斗争。母亲和二哥背地里去求情，但报复他的人，表面上装作不知。

　　1968年我已到堡子上上四年级，对大哥的遭遇似懂非懂。一天下午，我和玉福、寿福、羊代在二爸家楼上门口楼板上，跑来跑去玩，大哥突然从楼梯下走上来，手里拿了根柴棍，把我腿上打了好几棍，我疼得叫出了声，大哥喊着对我说：“我有伤疼痛，你们在楼上这样吵闹，我怎么受得了”。当时我们只顾玩，确实没想到大哥有伤卧床，我想，我们在楼上吵闹，大哥上来喊一声，我们也会停止，但没必要狠狠打我，几个人吵闹，只打我一人。我回家后将此事告诉母亲，母亲说：“你大哥被人家折磨得躺倒了，你真不懂事，他只打你，因为你是他的亲弟弟，他打你，是因为他现在心上太难受”。经母亲一说，我才真正明白了大哥此时内心有多痛苦。大哥自参军后，对革命一直忠心耿耿，部队上多年干的好，受到首长和战友们的称赞，怎么能受得了如此精神折磨。自此后，我每次去大哥或二爸家去，都要看一下大哥，我看到大哥躺在床上呻吟着，有时下地活动，但好像腰也直不起，精神很不好。

过了好一段时间，报复他的人，目的已达到，本来大哥没有任何问题，他们就以莫须有的罪名不了了之，再没有批斗大哥。大哥的伤情慢慢好转，身体逐渐恢复。更准确地说，大哥从痛苦的深渊中站了起来。因为他是我们家的长兄，他是军人出身，他要战胜艰难挫折，他还要争工分，还要养活妻子儿女，孝敬父母。自此，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为了从痛苦的境遇中走出，他开始学习中草药。当时他看的是本草纲目还是什么书，我记不得了，但书上都是各种中草药的特牲特征及药性介绍，每样草药还有插图。在家里他是书不离手，出工劳动他也拿着书，连走路都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记。听二哥四哥说，生产队劳动中午吃干粮休息时，大哥一边吃，一边看书。如到二喜山劳动，在劳动之余，到林里面和草坡上，拿着书认各种草药，把他的思绪全投进学习中草药当中。就这样，他对中草药知识如痴如迷地学着。两三年后，他对憨班各山林生长的中草药基本都能认识，数量至少有二三百种，对这些草药的特征特性和药性都能掌握。为了辨认中草药，他还自学了植物学分类知识。我大学毕业后，大哥能说出好多中草药是什么科什么属什么种，但我农大专门学过植物分类学的本科生，却对这些说不清楚，可见大哥的植物分类学的有多扎实。

1969年夏天，母亲去山后外爷的娘家角儿桥和尕河坝去拾麦（在亲戚们的照顾帮助下，在生产队割完麦的地里拾麦穗），两三个月后，母亲住在尕河坝的亲戚牟德生家来信，说母亲拾的麦穗已脱粒晒干，有两袋子，让我们去接。收到信后，父亲安排大哥带着我，赶上大哥家饲养的黑毛驴和我家饲养的灰毛驴去山后驮麦接母亲。当时我小学五年级，学校请了假。第一天和大哥从憨班走到县城，我走一阵，走累了大哥就让我骑一会毛驴。大哥一直走，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回忆背诵着什么。晚上到县城住宿在西街亲戚五娘家，临睡前大哥还要看一会中药材的书。第二天，天没亮我和大哥就出发了，快走到南峪时天才亮。路上大哥回忆背一会书，大声背一会毛主席的诗词。他背的声音最大最激动的一首，就是《毛主席诗词 沁园春 雪》。可见大哥当时虽是农民，但胸怀理想和抱负。从南峪进沟就要上山，山路陡峭不能骑毛驴了，一直走到中午后，我们才走到山顶，翻过了安扎梁（从南峪上山，翻过安扎梁到尕河坝是捷径，如从武都两水进沟走公路，去尕河坝得好几天）。刚翻过山梁走了不一会，迎上了母亲，陪同母亲的一个年轻人赶着一匹骡子，驮着两搭联袋粮食，还有一个小姑娘。母亲说，年轻人叫德生，让我叫哥，赶着骡子驮粮食送她，小姑娘是德生妹妹，叫德玉，是我两姨妹，随我们去憨班家。大哥和德生将两搭联袋粮食分别抱到我们赶的两个毛驴鞍子上，和我德生哥告了别，返回往县城走。和母亲一块走路，还有个表妹，觉得下山比上山轻松多了。几个月没见母亲，我和母亲一路说着话，大哥还不时回忆背诵着什么。走出南峪到公路上，两头毛驴驮着粮食走的慢了，我们也走累了，到天快黑了我们才走到县城。晚上还是住在五娘家。第三天我虽然走的腿疼了，但和母亲一块走，且德玉妹比我还小都不叫累，我怎么能叫累。下午我们顺利地回到家中。驮来的粮食，具体怎么分了，我忘记了，但大哥家的毛驴给大哥家驮去了一些粮食。这次和大哥赶着毛驴，去山后接母亲驮粮食，是我从小长到那时，走路最多的一次，大哥边走路边学习的精神对我影响很深。以后我上了中学，每次从县城到憨班背着背斗走路，都学着大哥边走路边背书背公式，晚上睡到床上后，要把白天学的知识要点回忆一下。1971年我从憨班小学到舟曲一中刚上初一时，由于农村小学和县城小学的差别，学习一点都不突出，但半年后我的学习成绩就名列前茅。上高中时，我考了全县第一名，恢复高考又考上了大学，与大哥的学习精神对我的影响离不开。

大哥每天参加生产队劳动，在劳动中学习，思考着他人生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他就这样甘心，一辈子当一个农民，还是凭自己的知识，再创出去找到工作。大哥有文化有才能，为了给母亲治病，丢掉了部队的前途，回村成了农民，再怎么能找到工作，这难度又多大。好像到了1971年左右，大哥想到了他的同学袁晓宏。袁晓宏是舟曲大川人，当时任武都地区医院院长，大哥写信，将自己这几年学到的中草药知识告诉他，央求他能否在医院找一个能用到中草药知识的零时工。袁晓宏收到信后，很快回信给大哥答应了，并告诉大哥到他们医院中药房当零时工。大哥将此消息告诉家中后，大嫂、父母亲和哥哥们都很高兴。就这样，大哥凭借自己学到的中草药知识，以零时工的身份从憨班村走了出去。

大哥到武都地区医院中药房当零时工后，具体工作是按处方称量配药，同时对一些原始中草药加工炮制。大哥对这份零时工十分珍惜，他努力工作，下班之余，埋头苦学中草药知识。大概在医院中药房一年左右时间，袁晓宏院长了解到大哥在中草药方面造诣已达到较高水平，就把大哥推荐到武都地区卫校当聘请老师，给卫校学生带《中药学》课程。从一个中药房称药配药的临时工，一下子成了卫校老师，对大哥施展中草药知识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武都卫校在汉旺镇，离武都县城十五公里。大哥到卫校上班后，对工作勤勤恳恳，潜心钻研中药学。按照学校的安排，阅读熟悉中药学教材，认真备课。大哥给学生上课讲解，能结合实际，讲的生动，受到学生们的好评。大哥还给来校的几期乡镇（那时是公社）卫生院院长培训班授过课，卫生院长们听课后，说大哥讲课能结合实际，通俗易懂。

1974年8月，我高中还未毕业，因有病休学了一段时间。父母亲看我吃饭少，身体瘦弱，很耽心，专门让五哥送我到武都卫校大哥处，给我检查看病。五哥返回后，我在卫校住了几天。大哥住在一排平房的教师宿舍里，隔壁邻居的老师对我都很热情，可见大哥和他们相处很好。为了省钱，大哥没有在学校食堂吃饭，一直自己做饭。我上中学也一直自己做饭，但大哥做饭比我好多了。他上课忙，让我做了次馒头，还把碱放大了，大哥说我：“你一直做饭，为啥做馍连碱都不会放”？当时我很尴尬，上学时，我虽一直做饭，但从没有蒸过馒头。自这次大哥批评我，我回到憨班后，才让母亲给我教会了做馍如何放碱。大哥还在校园院墙边，挖了一小块地，种了些蔬菜和玉米，以添补买菜开支。大哥叫来卫校的内科大夫给我检查了病情，检查后大夫说，我主要是胃病，最好到地区医院检查一下。大哥调整好他教的课程，请了一天假，带我到武都地区医院，做了个钡餐透视（那时还没有胃镜）。检查结果，我患有浅表性胃炎（胃窦），大夫给我开了治胃病的药，嘱附我如何注意饮食。看了病，大哥带我到车站买好车票，在车站附近登记好住宿，他才返回了学校，第二天我乘车回到憨班。

大哥在武都卫校工作了几年，受到师生的好评，在教学过程中，学到了更多的中药学理论知识，学校领导对大哥的教学水平和能力都很认可。卫校把大哥的情况整理成材料，专门上报武都地区劳动人事部门，申请从临时聘用转为正式职工。劳动人事局受理、开会研究后答复，说大哥的户籍不在武都，按政策规定，只能临时聘用，无法转为正式职工。大哥将此结果告诉了同学袁晓宏，袁晓宏向地区人事部门有关领导咨询，和卫校领导勾通商议，认为像大哥这样有用人才，要转为国家正式职工，还得到户籍所在地舟曲才能解决。怎么先到舟曲什么单位干临时工，再转为正式职工呢？袁晓宏想到了张汉湘。张汉湘在武都地委工作过，和袁晓宏熟悉，当时是舟曲县委书记。袁晓宏把大哥的情况，给张汉湘写了信。

大概1974年11月的一天，我放学后，房东告诉我，说你大哥来找你，他住在大众旅店xx号房间，让你去找他。我快步走到旅店xx号房间，门开着，大哥正洗衣服。我喊了一声大哥，大哥招呼后对我说，他回来到县上有些事，办完了要回一趟家。大哥又问了父母亲及大嫂的近况及家中一些事情。大哥带我到外面饭馆吃了饭后，说让我回去复习功课，明天星期六把要洗的衣服拿到旅店来洗，旅店有热水，洗衣比你住的地方要方便。第二天上午，我拿了二件换洗的衣服到旅店，看到大哥正在写什么。我用脸盆打上水，泡上衣服揉洗，大哥才告诉我，他在给张汉湘书记写信。并给我说了袁晓宏帮忙的经过。说张书记给袁晓宏答复，可以考虑给他安排零时工作，让他来舟曲一趟，把自己的情况说明一下。我听了也很高兴，大哥能来舟曲工作多好。大哥说他把信写好后，等星期一上班去找张书记。星期一我去学校上课了，大哥好像下午回了憨班，探亲后又返到卫校去上班。他写的信，如何转交给张书记，他是否见到了张书记，这些我都不知道。但以后，好像到了1975年上半年的什么时候，大哥从武都卫校回到舟曲，在县药材公司干临时工上班，是张书记批示，让有关部门安排的。

大哥到舟曲县药材公司干临时工上班后，主要工作是收购药材。大哥对工作认真负责，收购药材从不马虎。临时工不知干了多长时间，正好国家有临时工通过考试，择优录用转为正式职工的政策，大哥报名参加了县上统一考试，考上了药材公司的正式职工。又过了两三年，大哥把他们全家的户口从憨班农村转到了县城，成了城镇居民户口。差不多同时间，大哥又参加了机关事业单位从企业职工中招考选拔国家干部的考试，考上了国家干部，分配到舟曲县科委工作。大哥从1962年退伍，回农村当农民， 1971年从一个农民走出来，通过数年奋斗，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1978年左右，终于成了一名国家干部，实现了自己的追求和理想。

回想大哥从退伍回家到考上国家正式职工这段岁月，应该是大哥大嫂人生中最艰难的日子。由于我们大家庭人多，无房住，大哥在二爸二娘家楼下借住了十多年。在农村生产队起早贪黑的劳动生活中，兴华、欢生、欢林、小林相继出生，和酒生、酒花共六个孩子。大哥大嫂每天劳动争工分，拉扯养育众多孩子，还要伺候我们年老卧床的爷爷。从大哥搬到二爸家楼下，到爷爷1967年病逝，大哥大嫂伺候爷爷整整四年。可以说，这四年是大哥大嫂替父母亲及二爸二娘给爷爷尽到了孝心。大哥家由于人多工分少，每年生产队分粮食都是倒拿户（按人口比例分到一定粮食，但工分不够，要给生产队交钱，才能分到粮食）。记得有几年大哥家根本交不出钱，是二哥四哥生产队包副业挣的钱，帮着给大哥家交了后才分到了粮食。分的粮食不够吃，孩子多，日子难，酒生和兴华又接着生病，可谓难上加难。酒生回来不几年，就患上了腰椎结核病，大哥到处借钱，去县医院和武都医院给酒生治病，治了几年病治好了，但酒生的腰椎留下了终身残疾。酒生病还未痊愈，兴华又患上了急性脑膜炎，到县医院治疗，病治好了，但手脚留下了后遗症。

　　1971年左右，大哥以零时工的身份走出憨班，到县药材公司成为国家正式职工的这段日子，大哥在外奋斗，很少请假回来。大嫂一人支撑着家，大嫂要参加生产队劳动，要拉扯儿女，要拾柴磨面做饭喂牲口。这段日子大嫂有多难，我在中学上学，了解不多，但假期回来，有好几次母亲看到大嫂没有做饭的柴禾了，让父亲用我们喂养的毛驴，从拉哈沟里拾柴，驮到大嫂家里，或让四哥从二喜山上拾柴背给大嫂家。我还记得，初期每年冬天从水磨上磨面（那时全村人磨面只有一个水磨，在上水地去拉哈沟的路上，冬天每家每户都要磨好吃一冬天的面，一家磨面只少要一天一夜）。我家冬天磨面，都是和大嫂家互相帮忙一块磨。每次磨面少不了熬夜，我帮着母亲和大嫂摞面，面磨好后，父亲用毛驴驮到家中。大嫂再苦再累，没有任何报怨，一心支持大哥，让大哥在外工作安心。以后，大哥回到县药材公司工作，我当民办教师期间，大哥曾劝我该考虑个人婚姻大事了。说找对象就找像你大嫂这样的人，能操持家务，任劳任怨。大哥说：“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外，是你大嫂一人在家拉扯孩子，没有说过怨言。以后你当老师工作，要靠你媳妇伺候父母亲，你要考虑好”。可知大哥从内心很感激大嫂。大哥从当零时工，到考上国家干部，将全家户口从农村转为城镇，有大嫂的一半功劳。

“怀念大哥 上”写此止笔，“怀念大哥 下”待后再续。

张幸福写于宁波

2022年3月25日

兴华姐的大儿子，一直保存着35年前，两岁时的全家福照片，一直寻找着他的妈妈。在今年正月十一，终于相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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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让骨肉分离，时空使亲情失联。三十五个春与秋，千里寻亲终相见。携妻带女叫声妈，虎年吉祥家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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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甥刘永彬，一家子在深圳。回想失联35年的外甥，不远数千里来舟曲寻亲，思绪万千，这就是来自身边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