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下三场子女校

沙漠胡杨

　　时光总像林花谢了春红，脚步太匆匆。弹指一挥间，一个甲子年已走过，我的母校只能在记忆的碎片中寻找。

　　我的母校——下三场子女校坐落于老场部北面、农二支渠西面，它是原农七师下野地三场子女校，创建于1958年。

下三场子女校，为134团场培养了大批建设者和接班人，也是我成长的摇篮。我的童年、少年、青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校园里，到处有我的足迹，有我的快乐和成长。

小学部概貌

　　听父亲讲，1958年6月中旬，农七师下三场领导决定创办一所学校，特选了一大块麦田作为农场子女校新建地。

麦田平整后，建起了一栋坐北朝南的苏式平房，设有医务室、财务室、校长室、教师办公室和几间教室。这栋平房东西两头凸出来的教室门是互相对着的，平房正中间是朝南开的双扇大门，门上方屋檐呈“∧”形。大门正上方写有两行字：“农七师下野地三场”（字稍小）、“子女学校”（字稍大）。大门左右两边各写有两行大字：右边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左边是“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从远处看这栋房子很像一座大庙宇，因为是土木结构，大家戏称它“土地庙”。

“土地庙”北面是足球场，挨着北林带，东面是一栋南北走向的教师家属区，门朝西。西面是一栋南北走向学校食堂。在“土地庙”正南左右两侧各有一栋南北走向的教室，这两栋教室的门是互相对着的。两栋教室中间是一个东西走向、周长200米的小操场。

在小操场南面、老场部中心路北面边上，有三栋东西走向的平房，东面一栋是教室，中间一栋、西面一栋是学生宿舍。这三栋房子北面是足球场（在西面）和篮球场（在东面）。足球场、篮球场北面隔着一条路就是小学操场。篮球场东面是一栋南北走向的厕所。

这就是下三场子女校小学部的概貌。我的五年小学童年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1958年8月，下三场子女校招收一至四年级学生，共84人，全部住校。教职员工有段鸿章、曹立成、潘文让、姜宁、董淑梅、张在莲六人，负责人段鸿章。

托儿所历险

　　我在托儿所大班时，有一段恐怖、痛心的经历让我至今难忘。因地震，托儿所倒塌，造成三死十三伤的严重后果，那段惨痛经历也是父母多次讲给我听的。

父母工作忙，没有时间照看我，就把我全托在场部托儿所，只有每周六把我接回家洗洗换换，周日又把我送回到托儿所，在家时间仅有两个半天加一个晚上。

每次父母送我去托儿所，我都很不情愿，哭着闹着不去。有一回，我哭闹着，把头磕在了床帮上，头上都出了血。回家养了一周，很快父母又把我送到了托儿所。就这样，我和托儿所的小朋友渐渐熟了起来，但在托儿所我们每天期盼着父母来看我们。

平日，我和几个小伙伴总爱在离门口不远处的床边，望着门上面墙上的那一道裂缝，从裂缝处能看见外面的亮光，还能听到小麻雀们喳喳喳地叫声。

每天上午，托儿所的阿姨要与我们一起做游戏，在做游戏时，我指着小麻雀叫的地方问阿姨：“小麻雀会不会害怕从那个缝缝里掉下来啊？”阿姨说：“不会的，不会的，除非地震把它们震下来。”

我记住了阿姨的话，年幼无知的我想快快看见小麻雀，就每天嘴里念叨着：“地震地震快地震，震下震下小麻雀！”

一天中午，小伙伴们正在午睡，我的嘴里仍然念叨着那句话。突然，就感觉床在摇晃，又听到一声巨响，我赶忙爬起来拉醒我身旁的俩个小伙伴，我们一起钻到了床下。紧接着就听到“轰”得一声，眼前一片漆黑，空气中弥漫着尘土的气味。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听到我的头顶上有响声，很快看到了光亮。我向外面大声叫喊：“我们在这儿，我们在这儿。”叔叔阿姨们用手扒开土块，很快把我们救出来了。

我的父母也赶来救人，母亲看见倒塌的托儿所，吓得腿都软了，脚怎么也迈不开。四周都是孩子的家长来救人的，他们用恐慌、颤抖的声音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

就在这时，救我的那个叔叔认得我父母，他大声喊，让我的父母接走我。母亲听到喊声，快步来到我身旁，一把将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嘴里一个劲地说：“妈妈再也不把你送到托儿所了，以后你就在家好了。”

我和我拉下床的姓张和姓周的两个小伙伴都得救了，我们很幸运，躲过了一难。可那天有三个小朋友不幸被砸死，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从那之后的一段日子，我母亲因重建托儿所要去工作，不能带我，就让我跟着父亲。

我父亲是学校的老师，每天他只要在教室里上课，我就一个人在教室外面玩。时间长了，他班上的大哥哥和大姐姐们都熟悉我了，课间休息时便带我一起做游戏。有张小学毕业照上，还有我和父亲与那届学生们的合影留念呢。

教室·土台子课桌

　　我是1965年上小学的，上一二年级时，我们的课桌都是用土块垒的台子，教室不很大，最多能容纳40人。

一进门，是一张木制的讲台， 讲台下面是四列土台子课桌，每列有五行土台子，每个土台子能坐两个人。土台子是用土块、树棍搭建的，上下四周用麦糖和的泥巴糊起来。因为是土台子，所以我们的衣襟、衣袖上都是土。

为减少土台子掉土，不知谁发明的，用青草叶子来回涂抹土台子，三天两头在土台子面上涂抹几遍。大家最爱用汁液多的扫帚苗、灰灰菜和胖娃娃草涂抹。时间长了，土台子面上淡绿淡绿、光亮光亮的，手摸着滑溜溜的、凉凉的。凡是涂抹了草汁的土台子面就不怎么掉土了。

学生坐的凳子是用两根木桩当凳子腿，把木桩钉在地上，再把一块长条木板钉在木桩上，这样就是可坐两人的长条凳子了。

黑板是用水泥抹成的，在水泥上面刷上黑油漆，晾干后就可用粉笔在上面写字。黑板擦是用废弃的毡片、带毛的羊皮或海棉块充当。黑板上方中间是一幅毛主席画像，画像两边分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几个红色大字。

夏秋两季，教室内活动空间稍大点，冬春两季，教室前后的一侧，因为要打火墙、炉子，再垒上煤池和柴池，活动空间就很小了。

教室的窗户东西各两扇，都是1.2米宽、1.5米高。早上，东升的太阳能照进教室，下午，西落的太阳也可以照进教室。

那时教室虽然简陋，但我们有学习的热情，有求知的快乐，有互帮互学的精神，有小伙伴一起玩耍的乐趣。

给教室生火

　　每到冬季，教室里都要生火取暖。学校规定除一二年级低段由老师生火外，其他年级都是由附近单位学生自己生火。

我在一二年级时，老师们总是早早地把教室烧得暖暖的。到我上三年的时候，我可以自己去教室生火了。

我家就住在校园边上，从三年级开始，冬天给教室生火就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再也没有间断过。

记得我第一次生火时，因没经验，头天下午放学就早早回家了，根本就没准备柴火和废纸，也没有把炉灰清掉。第二天，我起得很早，母亲说：“你起这么早干啥？”我把要给教室生火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笑着说：“你行吗？到现在你什么都没准备，你拿什么去生火呀？”母亲赶紧给我备好一小捆柴火、一卷废纸和一盒火柴，还给我讲怎么生火，我着急去学校，也没把母亲的话当回事。心想：不就是生个火吗？能有多难？母亲让我拿着手电筒，说方便照路，我接过了手电筒。

我打开门向外看，外边一片漆黑，我有些莫名地害怕起来，心砰砰直跳，但还是鼓起勇气出了家门。我举起手电筒前照照，后照照，生怕照到什么可怕的东西。一路上，除了手电光照到的白雪和听到咯吱咯吱的踩雪声，也没有别的什么。一直走到教室门前，我提到嗓子眼的心才放了下来。

我看到校园里有手电光在各处晃动，有些教室已生起了火，透过窗户可看见教室里亮光闪闪。原来比我早到的高年级大哥哥大姐姐们已把教室炉子里的火生好了。

我打开教室门，匆忙掏出炉灰，在土炉子里放些废纸，再放上柴火，划火柴点火。我手忙脚乱，划了好几次才划着火柴，引燃废纸，废纸引燃了柴火，我赶紧往柴火上放小煤块，结果煤块放多了，柴火烧完了，煤块还没有燃起来。我慌忙用炉钩子把煤块掏出来，重新放上废纸和柴火，划火柴点火，柴火点着了，我一点一点放上小煤块，终于小煤块燃烧起来了。我又赶紧添加大点的煤块，大煤块又添加多了，炉口、炉盖子都往外冒大烟，教室里烟雾缭绕，把我呛得直咳嗽。我打开门窗放烟，忙了好长时间，这时天已大亮，我赶忙把门锁上，回家吃饭。

回到家中，母亲见我满身满脸都是灰，两手黑黑的，叫我赶快去洗掉。吃过早饭后，我便快速跑回教室，把门打开继续放烟。这时已有七八个同学站在门外了。

离我们教室不远的一位高年级大哥哥见我们教室还在敞开门窗放烟，便向我班走了过来。

他对我说：“你一定是第一次生火吧，不然怎么弄出一屋子烟呢？”我不好意思地看着他，他笑了笑，便给我详细介绍生火经验：炉堂里柴火下面要空，炉堂里的柴火放得要蓬松，柴火燃烧起来后再慢慢放些小煤块，小煤块燃烧起来后再放大煤块。不要使劲捣炉子里的煤块，等大煤块充分燃烧后再添加煤块。炉堂里有煤灰了，用火钩从炉齿下面轻轻掏，把炉灰漏下去。感谢这位大哥哥，从他那儿，我学到了生火的经验，之后生火就很顺利了。

变故

　　童年时，我家有两盏铜身煤油灯、一盏马灯，铜油灯在屋内照明，马灯在走夜路时手提着照明。这样的照明用具在当时是比较高级的，因为许多人家只有一盏普通煤油灯，或罐头瓶做的煤油灯，没有马灯。

这两盏铜油灯，一盏为母亲做针线活照明，另一盏为父亲写教案、看书和我与弟弟看小人书照明。我家住的是一间不很大的办公室改成的房子，有这两盏铜油灯照明，屋内显得非常明亮。

父亲一生最爱看书，也钟爱书，用他一大半工资买书。马列著作、毛选、党史、天文地理哲学、中外史书、中外名著，应有尽有，堪称家庭图书馆。我家整个南墙摆放着四个两米多高的巨大书架，用很大的深蓝布帘拉着。书架前有一张八仙桌(既是餐桌又是书桌)，桌下有四张高脚凳。整面墙都是书，在当时还没有这样的人家，这使我家显得很富有。

我家住在学校边上，每天一些到校早的学生就到我家书看；放学后，有些学生到我家看一阵书才回家。就连一些教职工也到我家借书看，这样我家成了学校名符其实的图书馆。

1966年春天，年龄尚小的我和弟弟不知何故，父亲匆忙把我们送回了北京。一晃4年过去了，1970年春天爷爷把我们送回到父母身边。

一进门，我们看到的已不是几年前的那个家，家里像是遭了抢劫，袖珍缝纫机不见了，小收音机坏了，能吃的能用的都没了。两盏铜油灯变成几截黑铜片，扔在墙角落里。四个高大的书架也没了，中外名著都没了，只剩一些马列毛著作散落在地上。父亲也不在学校工作了，在一连放羊，母亲刚从五队搬回家来。

我们兄弟走了四年，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和弟弟疑惑地望着父母。父亲胡须很长，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盯着南墙不出声，母亲环顾房子里所剩无几的东西，嘴里说着什么，我们也听不明白。

正当父母一筹莫展时，门外走进两位年轻的男老师，一位是吴纪安，另一位是李松林。吴老师安慰道：“老姜、青梅，你们不要难过，事情总会有结果的。”

后来据知情人讲，文革期间，我家被抄，一些红卫兵小将把一位姓刘的女老师带到我家，用点亮的铜油灯日夜烤她，还强行给她剃了个阴阳头。让她天天写悔过书，每天都变着法子整她，甚至用非人手段折磨她。几个书架上的书也被这帮人拿走，有的书被撕掉了，有的书被烧掉了。我父亲在外面东躲西藏，不敢回家，母亲带着未满周岁的妹妹搬到五队去住。

有一天，母亲回家取生活用品，她身后跟着两个人保护着她。母亲看到家里满地是面粉，姓刘的女老师坐在桌旁，周围堆有一人多高的散乱的书，两盏铜油灯白天还在点着，母亲也不敢和那位女老师说话。家里所有的东西这帮人随便吃喝拿用，就连我家养的一只黑猫都被他们活活打死。

难怪我家变成了这样，真庆幸我和弟弟回到了北京，否则，还不知在何处安身。

十年动乱结束后，全国开展揭批查工作，对文革中打砸抢人员让其说清楚。1978年春某一天，有个我和弟弟不认识的人，在两位工作组人员的陪同下，来到我父母面前，那人突然跪下来，低下头说：“我是孔XX，我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我错了，请你们原谅。”身为老师的父亲说：“事情都过去了，我也不追究了，知道错了，知错就改，以后好好做人。”

中学部概貌

　　随着学生不断增加和年级逐渐升高，又在小学部东面建起了中学部。

在教师家属区东面有一栋坐北朝南的房子，这是中小学教师办公室。从家属区向南走20米左右，再向东拐，有一条直通教师办公室的路，这条路也是小学部教师去办公室的必经之路。这条必经之路向西与一条两边有林带的也是中学部和小学部分界线的南北路，形成了一个十字路口。学校没有安装电铃之前，中小学上下课都需要听钟声，而敲钟台，就在十字路口西南角林带边不远处。

办公室北面是两排横、两排纵四栋教室，每栋四间教室。我初中、高中在这里读书。

办公室南面东西两边各一栋南北走向的房子，东面一栋是教职工之家，西面一栋是教室，两栋房子中间有排球场、篮球场、网球场。教职工之家东面是一栋南北走向的厕所。

在排球场、篮球场南面是两栋横排坐北朝南的房子，那是教师家属区。在家属区南面、老场部中心路北面有一栋东西走向的房子，那是学校食堂和仓库。

校园钟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学校师生上课、下课都是听钟声。学校的钟非常简单，这钟是从学校附近的小修厂找来的。

小修厂废弃的破铜烂铁随处可见，在那儿找几个废钢管、废车轮盘或废大齿轮等，是件很容易的事。只要打声招呼，工人师傅们就把它们拿到车工间，在其上沿打上个小孔，穿上铁丝，挂在某处，就可以使用了。

做好的钟拿回学校，在学校的中心地段，设个敲钟台，把钟悬挂在2米多高的地方，用铁锤击打下沿，即发出巨大的声响。

敲钟台设在中学小学之间，每当钟声响起，那“当、当、当”的钟声传遍整个校园，很远都能听见。我们教室离敲钟台比较近，透过玻璃窗能看到敲钟人敲钟。

上课、下课敲钟最先是由专任职工负责，后改成了老师负责。敲预备钟、上课钟和下课钟是有讲究的，预备钟连敲两下，上课钟连敲三下，下课钟只敲一下。敲每个时段的钟都必须准时，一分钟都不能有误。

随着教学条件的改善，敲钟改成了电铃，师生们听着“叮铃铃”的电铃声上课、下课。不过，电铃有时断了电，也还是要用钟声或吹哨子或摇铃铛来代替电铃。

“当、当、当”的钟声或“叮铃铃”的电铃声在校园里按时响起，一天、两天，一学期、两学期，三年、五年、十年。一届又一届学子在熟悉的声音伴随下，在人生最重要的学习阶段完成了学业。

操场·运动会

　　教室和办公室东面是操场，操场内有东西走向周长400米的椭圆形跑道，跑道内有足球场、单杠、双杠、高低杠、鞍马、五步联合器等。操场中央还有两棵高大的胡杨树，这是当年那块麦田边上的两棵小胡杨树。

操场北面是北面林带，操场正中靠北林带边有一个高一米、长十多米、宽近十米的主席台，主席台面向南。

每到学校举办夏季运动会，这里就是检阅台。检阅台下面十多米开外是400米跑道的北面，正对着主席台的是100米长的8条跑道。

在这里，每届运动会都会有100米跨栏、60米和100米短跑的赛事。

也就是在这里，产生了许多优秀运动员，印象深刻有100米女运动员焦云霞同学。她跑起来像离弦的箭一样快，大家都叫她“飞毛腿”，她飞跑的身影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

还有跳高、跳远、铁饼、铅球、标枪、长跑、马拉松等多项运动的优秀运动员，他们都被记录在册。

这些运动健将，让那个年代的我们非常佩服，他们的优异成绩也让我们倍感骄傲。

在操场西面跑道内约50米处是五步联合器，上面有秋千、爬绳、吊杠、云梯和吊环。站在云梯顶部往下看有点头晕，心里很害怕，胆小的人不敢爬到云梯最顶上。

荡秋千是我最喜欢的一项活动，站在秋千上荡，可以荡三四米高，让人很兴奋，很有刺激感。

在这些器械上活动，需要有安全气垫来保护，更主要的是要有安全意识，要有人在场保护，以防万一。

乒乓球运动

　　说起球类运动，乒乓球运动在学校最普及。那时学校每栋教室两边房头都有一个土块垒的水泥面乒乓球台。

乒乓球台因离教室近，只要一下课，不等老师走出教室，大家就蜂拥而出，抢占位置开打。如果你有乒乓球，再叫一人，两人就地捡上个水泥片、小板片或砖头块就可以对打了。

好一点的拿副光板拍子，条件再好点的拿单面胶拍子，最高级的是双面胶拍子。在土台子中间放上两块砖，支上一根直棍，两人就可以开赛了。乒乓球这项运动，让所有爱好者既锻炼了身体，又提高了技能。

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个冬天，刚下课两分钟，我们教室东头乒乓球台周围挤满了看打球的同学。天寒地冻，大家在室外无惧寒冷，观看我班两位乒乓球高手的对决赛。

平了，多一个；又平了，又多一个，一连打了十几个回合，终于温田丁同学赢了。而孟卫东同学不服，又发出了挑战，温田丁同学说，明天再战，就这样两位同学都有输有赢。后来学校组织各班报名参加学校乒乓球公开赛，我班温田丁、孟卫东两同学都报了名。

平时，同学们打乒乓用的好球拍是单面胶的。大家再喜欢打乒乓球，也只能在教室房头水泥面台子上对打。学校乒乓球公开赛就不一样了，用的乒乓球、乒乓球拍子和乒乓球案子都是当时最好的。

经过全校层层选拔，最后选出学生高手与教师高手进行公开表演赛。下午课外活动，学校抬出了真正的乒乓球案子(双鱼牌)，并拿出最好的双喜球拍和乒乓球，给选手们使用。

精彩的乒乓球对决赛在办公室后面两块场地中进行，两块场地周围都挤满了前来观战的师生。一般情况下，学生们都是打6个球一局，也有打11个球一局的，很少打21个球一局的。这次因是表演赛，打21个球，发辉各自优势，打五局分胜负。

第一场地，是老师对决赛，其中音乐老师汤鲁卿球技最好。他用侧旋、上旋、下旋、扣杀、长球、短球、调球等各种技能，使对手王爱国老师连连失球，汤老师赢得了首场教师冠军。

第二场地，是学生冠军争夺赛，也就是我班高手温田丁和孟卫东的对决赛，最终温田丁同学获得了冠军。

老师队和学生队打得都是21个球一场的，但学生和老师对决赛一场只打11个球。高手对决真精彩，最终技高一筹的汤鲁卿老师3 ：0轻松战胜学生代表队，获得总决赛冠军。

球队·球赛

　　从那时起，校园里处处都能看到打乒乓球的身影。放学后，有在教室摆桌子打的，有单独一人对着墙打的，还有手拿单拍边走边颠乒乓球的。我也是乒乓球的爱好者，也经常在土台子上和同学一争高下。我不光是对乒乓球着迷，对篮、排、足三大球也很喜欢。

随着乒乓球运动健康发展，学校组建了篮、排、足三大球队，带队的是体育老师朱海洲和吴纪安。

每天都起得很早，这三大球队的球员们就开始训练。“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的跑早操口令声和球员们在球场上整齐的跑步声响彻校园球场。

跑步完毕，便能看到篮球场上队员们的传球、运球、起跳投篮的身影，排球场上队员们发球、接球、救球和扣球的身影，足球场上队员们传球、带球、射门和扑球的身影。

集训一个多月后，各队要进行几场比赛，学校统一安排比赛，放在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进行，这样学生们能够看到各个赛点的比赛情况。

一连几天的课外活动，各个赛点周围的喊“加油”声一浪高过一浪，鼓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

后来管理处中学派篮、排球队与我校对决赛。双方队员都是师生混合，打得那个精彩，最终还是我校战胜了管理处中学。

不知怎的，消息传到了121团一中和133团一中，他们也来我校参加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篮、排球友谊赛。随后132团、141团和136团的职工队也来参赛。我们学校都先后战胜了来挑战的对手，成为当时下野地几个团场的强队。

我校是三大球类训练的发起者、组织者和推广者。学校体育师资雄厚，有全国田径跨栏第二名的朱海洲老师，有全国体操名将吴纪安老师，还有各学科老师中的球类高手，如黄富刚、赵志发、滕晓慧、汤鲁卿、王爱国、张保东、马春龙、张建华等人。

我最爱看的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排球赛，虽然学生队打得很顽强，但老师队总是技高一筹，赢得最后胜利。

几十年过去了，曾经的比赛场面还历历在目。直到现在，只要电视上有排球赛，我都会准时收看。

课间活动·学滑冰

　　每到课间十分钟，校园里充满了欢声笑语，热闹极了，到处都是人。有在教室房头打乒乓球的，有在教室前斗鸡的、打三角或四角的、推铁环的、打牛牛的、跳跳绳的、抓石头子儿的，还有各班课代表抱着作业本往老师办公室送的，还有一些老师夹着课本、教案本向教室走去的……

每天大课操时间，下课钟声一响，各班迅速集合排队，由班长带到指定位置。夏秋两季做广播操，春冬两季就在操场上跑操。成百上千的学生做广播操或跑操，那场面有序而壮观。

小学部领操的是吴纪安老师，中学部领操的是朱海洲老师。他们吹着哨子领操，学生们都听从他们的指挥，认真去做。

到了冬天，活动场地有限，吴老师指导并鼓励学生自己动手做简易冰刀学滑冰。

我也按吴老师教的方法动手做了双冰刀。先找两块和鞋子一样大小的长条木板和四根粗铁丝，再将火炉勾子烧红，在两块木板的前后各烫两个眼，再用钳子将两根粗铁丝竖着平行固定在木板上，在木板前后留出穿绳子的位置，这样一双简易的冰刀就大功告成。滑冰的时候，穿着鞋子踩在木板冰刀上，将绳子前后紧紧地系在脚上，这样就可以在冰面上滑行了。

起初是在林带溢出来的水结冰的地方学滑冰，后来吴老师带着学生围了一个小冰场，上体育课时，大家就在冰场上学滑冰。

北林带后面有个很大的养鱼池结冰了，吴老师就带着学生用铁锹和扫把，把冰面及四周的雪打扫干净，这样就有了一个更大的冰场。有体育课的班级直接带到鱼池冰场滑冰，有了这一处冰场，学滑冰的人越来越多。

吴老师有两副冰刀，一副跑刀、一副花样冰刀，他用这两副冰刀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滑冰技能。他穿上冰刀，弯着腰，背着双手，左一下右一下地快速向前滑行，像飞燕似地围着冰场转。他穿上花样冰刀在冰面上自由地旋转滑行，让我们大饱眼福。

在那个年代，学校的课间活动非常丰富。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季，师生们在冰场一起滑冰，共享运动的快乐。那有趣、温暖、欢乐的场面，令人终身难忘。

学游泳

　　李松林老师常和体育老师吴纪安在一起组织学生搞活动，这两位老师很会游泳。他们利用校外活动时间，组织学生到加工厂附近的涝坝池塘，教我们小学生游泳。

那池塘长20多米，最宽处9米多，最窄处3米多，水边缘3米多处，水到膝盖，中间水深点，没过腰间，最深处，水没过头顶。

吴纪安老师让大家围在最宽的池塘周围，也就是在两位老师的视线范围之内，吴老师做示范，李老师负责安全。

吴老师给我们讲游泳的要领，边讲边亲自下水做示范。一会儿侧泳，一会儿仰泳，一会儿蛙泳，让我们小学生大开眼界。上岸后，老师告诉我们，什么姿势是侧泳，什么姿势是仰泳，什么姿势是蛙泳。等老师觉得水温合适了，就指导我们在浅水边学游泳，他们边做示范边教我们，还在身边保护着我们，确保我们的安全。

起先我在浅水区练习游泳，不知怎么脚下一滑，身体就往下沉，我在水中拼命挣扎。这时一只大手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拉了上来，随后扶我来到池塘边上，拉我上来的是李松林老师。

两位老师还特别告诫我们不要在大渠道里游泳，特别是西岸大渠和沙干渠，因为新疆的渠水表面温度适宜，而水下却很凉，到深水处游泳，腿容易抽筋，易发生危险。老师们一再告诫我们，没有老师带领，绝不要私自下水游泳。

自从老师教我们游泳，男生们喜欢上了游泳。平时大家都在渠道里浅水处游泳，游泳姿势最普遍的还是狗刨式。几个大一点的同学，学着侧泳、蛙泳、仰泳，有模有样，很像老师做的动作。

那时许多男生喜欢学游泳，大热天，在渠道里游泳，觉得很爽快，很好玩。但是没有老师带着，家长很不放心孩子去游泳，因此不让自家孩子结伴去游泳。孩子们玩性大，哪管家长的叮嘱，就连老师的话也抛之脑后。大中午不睡觉，几个人一起偷偷跑到渠道游泳，回家撒谎说没有游泳。家长用手指甲在孩子身上轻轻一刮，有一道白印子，就知道孩子偷着下水游泳了。严厉的家长会狠狠训斥孩子，甚至把孩子打一顿。有老师带着去游泳，家长才放心。夏天喜欢游泳的同学浑身都晒得黑黝黝的。

礼花的伤害

　　家长担心孩子的安全很正常，因为有血的教训。一起事故是学生结伴私自去池塘游泳，发生溺水，致使两名小学生丧失生命；另一起事故是学校放礼花致一幼儿丧失生命。放礼花伤人事故我是亲历者。

以往每年“六·一”儿童节学校都要放礼花庆祝，放礼花安全且效果好，因此放礼花成为“六·一”儿童节众人非常期待的项目。1977年“六·一”儿童节也不例外。

不久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每天下午放学后，我们高一年级除了演节目的几个同学外，剩下的同学都到化学实验室制作礼花，由化学老师负责指导。三人一组，用黄胶泥掺和碎头发制作尺寸统一的礼花弹底座和礼花弹外壳，做好后放在室内晾干备用。

学校附近的几位男生负责制作火药和火药捻子。这几位同学动手能力强，做事仔细认真，老师也比较放心。火药是用硫磺、硝和木炭（一磺、二硝、三木炭）这三种原料按比例配制的，老师一再强调安全要放在第一位，不能有一点点大意。因此制作火药过程中，这几位同学十分小心谨慎，没有任何差池，非常安全。一连几天的忙碌，礼花弹终于制作好了。

“六·一”儿童节这天晚上，我们高一年级分成三部分配合放礼花活动。我和几位男同学在房顶上负责点礼花炮，另外几位男同学在操场上负责点礼花炮，其余男同学和所有女同学负责安全警戒。

文艺演出快要结束时，在房顶上的同学得到指令，准备点炮。演出结束，所有人员都到了安全位置，开始放礼花。操场西面两排教室的屋顶上第一个礼花弹喷射出几米高的七彩火焰，半个天空都照亮了。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第六十个礼花弹也喷出了几米高的七彩火焰，掌声、欢呼声响彻云霄。

第六十一枚礼花弹点燃了，大家都希望看到最后一枚礼花弹喷射出更高、更灿烂的七彩火焰。这个礼花弹的捻子有60厘米长，火药捻子被点着后，火花在夜空中闪烁着，可是十几秒钟过去了，二十几秒钟过去了，竟没有一点动静，看不到捻子火花闪烁了，更没看到七彩火焰喷射出来。

正当人们议论纷纷、纳闷儿猜测时，突然一道特别刺眼的蓝光闪过，同时一声震天巨响，主席台、操场上瞬间安静，这时有人高喊：“礼花弹爆炸了！礼花弹爆炸了！”

紧接着集中在主席台、单双杠和五步联合器周围的人，有的大哭，有的大叫，顿时人群中乱作一团。

离爆炸点最近的牛圈附近，一妇女怀抱着两三岁小孩，弹片从妇女左手背穿过，并将小孩后心穿透，造成致命重伤。在送往卫生队途中，小孩因失血过多，永远闭上了眼睛。

我父亲在主席台上，左大腿被飞来的弹片击中，所幸只是打烂裤子，伤了表皮，渗出了血，别无大碍。低年级一男生的左脚被弹片击中，鞋子被击穿，造成大脚趾骨折。

第二天，经学校卫生员统计，有二十多人受不同程度的轻伤，衣服或裤子被烧得大洞小眼，万幸的是人都没啥大问题。学校动员学生找弹片，我在操场中间的那两棵高大的胡杨树树身上找到大大小小七八块弹片，这些弹片扎进树皮，我用起子剜、钳子夹，才从树皮上拔下来，可见这枚铁制礼花弹威力有多大。假如没有这两棵树，还不知有多少人受到伤害。

团里派来公安人员调查此事，对相关的人员做了处理。从那以后，学校再也没有举办“六·一”礼花节了。

事后我们班才有人说到，是两位男同学私下从修理厂找来报废机车方向盘底坐，在里面填满了药粉，制作了礼花弹中唯一一枚铁制礼花弹。当时我们高一年级只有极少数同学知道此事，连负责老师都不知道。

事故给人们警醒，给大家上了一堂活生生的安全教育课。

记忆中的小学老师

　　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还记得教过我的一些老师。

丁瑞兰老师是我小学一二年级的班主任，也是我的语文老师。她大眼睛，高鼻梁，瓜子脸，身材高大，扎着一条又长又粗的大辫子。她上课声音洪亮，普通话说得好。她教会我正确使用田字格本写字，还教会我读一些浅显的文章，在我幼小的心田里种下了学习的种子。

张秀英老师是我三年级的班主任，教我们班语文。她圆圆的脸，剪发头，个子不高，总是面带笑容。她用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教我们识字，从那时起我就学会了说普通话。当时在学校内说的普通话与在学校外说的团场话明显不一样，大家仿佛有了共识，就形成了学校的普通话。

小学四年级是陆宏甫和章龙榜两位男老师教我们语文，他们虽然各教了一学期，但男老师的性格和气质让我们学会了干练、勇敢和坚定。

从他们开始，一些方言就进入到我们的学习当中，陆老师的普通话带江苏口音，章老师的普通话带四川口音。

一开始，我们都对两位老师说的话很好奇，常打断老师的讲课，老师停下来就用普通话向我们解释，后来我们慢慢适应了。班里几个语言模仿能力强的同学，课后还学说几句老师的家乡方言，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张美丽老师是我五年级班主任，教我们语文。张老师是上海知青，课间她经常用上海话与几位上海籍老师交流，我们听不懂她们在说什么，但张老师上课时普通话还说得不错。她跟班紧，对学生要求严。平时她不爱多说话，表情严肃，学生都怕她。

李松林老师教我小学一二三年级数学，他是上海人，会讲普通话。平时戴副浅黑框眼镜，头发浓黑，气质好，爱动脑动手，学生们都喜欢他。

体音美老师

　　体育老师吴纪安特别爱跟学生们交流，他很了解儿童心理，许多儿童游戏都是他亲手编写出来在学生中推广的。

为丰富课外生活，吴老师教学生做各种游戏，如打小皮球、跳方、跳飞机头、踢毽子、抓羊骨子、手上翻绳子、跳皮筋、跳大绳、丢手绢、跨大步(石头、剪子、布)、老鹰捉小鸡等，学生们玩得开心极了。

为了推广趣味运动，吴老师还组织学生外出到各连队学校进行比赛。

我们特别喜欢吴老师的体育课，上课前，他让我们先活动活动身体各个部位，然后他边做示范动作边讲解要领，再让我们掌握要领，练习基本动作。他还讲一些运动趣事，使体育课生动有趣。

记得我们刚上初一时，他第一次给我们上课就问：“你们是否知道‘男、女’两个字为什么要写成这样吗？”正当我们一脸疑惑时，他用手指着不远处的一块农田说：“男人下田要出力，所以‘男’字上面是‘田’下面是‘力’。”接着又说：“女人走路要这样。”他一边说一边展开双臂，两脚交叉半蹲着，用身体摆出“女”字样，轻轻摇摆着走。看着老师有趣的模样，顿时，男生大笑，女生捂嘴偷笑。我们忽然感到，这位体育老师真有水平。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男女有别，进行某些体育运动也有别。

吴老师还是体操高手，不管是单杠、双杠，还是高低杠，他做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标准。

他搞课外活动也很有办法，喜欢编排少儿游戏，像小皮球赛、跳方赛、跳绳赛等，这些游戏都深受小学生们的喜爱。

小学时，我们学滑冰，学游泳，都是吴纪安老师教的。他在学生们面前总是面带笑容，亲切而热情，他的话语总能吸引学生。他一身的绝活，让学生们几十年后还记忆犹新，还忍不住为他点个大大的赞。

学生们既喜欢体育、音乐、美术这些学科，也喜欢教这些学科的老师。

音乐老师汤鲁卿是上海人，他很有才，歌唱得好，还会跳舞，还会熟练使用各种乐器，还会编排节目。学校搞文艺活动，许多好看的节目都是他编排的。

美术老师王爱国书画双绝，他绘画功底深厚，画啥像啥，字也写得特别好，在学校常举办绘画和书法展。王老师是一位多面手，还教过语文、政治、体育、音乐等学科。

体育老师朱海洲瘦高个，做各种动作都干脆利落，课间做的第一套、第二套广播体操都是他教的。他动作有力而标准，也严格要求学生把动作做到位。随音乐、按节拍把一套广播操认认真真做完，会全身发热，微微出汗。朱老师是跨栏高手，他跑步如飞，轻松跨越一道道栏杆。他篮球打得好，投球姿势优美，一投一个准。老师们搞体育活动，朱老师总显得很出众。

音乐、体育、美术几位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学生们的兴趣爱好得益于这些老师的培养。

记忆中的初中高中老师

　　升入初中，雷龙惠老师是我初一年级班主任，她教我们语文。雷老师剪发头，身材小巧，待人温和。她擅长抓学生的思想工作和班级管理工作，让大同学管理小同学，班里没有出现打架斗殴现象。班级稳定，班风好，学风浓。

李丹奎老师是我初二年级班主任，教我们语文。李老师字写得好，板书美观，我们都喜欢模仿他写字。他讲课很有特点，概括能力强，重点突出。他擅长教育犯错误同学和做他们的思想工作，经他批评教育后，犯错的同学变得老实、规矩，不敢再违纪，其他人也不敢犯类似的错误。李老师对男同学要求严，常用那双大眼睛严厉地看着他们。

一次我们住在连队拾棉花，几位男同学晚上不睡觉，去连队瓜地偷瓜吃，被看瓜的职工抓住送到李老师面前。李老师气得把全班叫起来开会，会上他用山东普通话说：“刘某某，白天拾花睡觉，就拾那一点点。晚上不睡觉，跑到瓜地偷瓜吃。下去好好写份检查，明天交给我！”这件事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很深，许多年后，同学见了面，还拿这事开玩笑。

升入初三年级，上学期孟宪民老师是我班主任，教我们语文。他浓密的头发向后背着，眼睛炯炯有神。他普通话说得好，知识渊博，口才好。他还喜欢拉二胡，每当空闲时，那动听的二胡声音，就从他家后窗户传出来。

初三第二学期和高一年级，班主任是谭扬钊老师，他教我们初三、高中的化学。谭老师善于与学生交流，常辅导学生开展课外活动，指导学生把所学知识运用于生活。每逢“六·一”儿童节，他都带领学生制作礼花，放礼花炮。灿烂的礼花增添了节日气氛，将庆祝活动推向高潮。

教我初中数学的是田瑞安老师，他戴黑色框眼镜，古铜色的脸总是很严肃。他教学十分认真、严谨，要求学生很严格。我的数学作业干净整齐，最醒目的是红对勾多。在田老师严格要求下，我们养成了专心听讲，认真完成作业的好习惯。

　　升入高中，高二第二学期杨文质老师教我语文。杨老师瘦高个，一双大眼睛很有神，非常精神、干练，人称大杨老师。他平时话语不多，但讲起课来声音洪亮，语言精炼而富有表现力，讲课生动而有吸引力。杨老师是我们班主任，他管理班级有方，班里学生勤奋好学，班级凝聚力强。他的作文教学很有特色，学生的优秀作文杨老师用钢板、铁笔刻写，再用油印机印刷出来分发给学生看。1978年是恢复高考第二年，为我们高考取得好成绩，杨老师很抓语文基础知识和作文教学，引导我们高考复习，直到我们高中毕业。当年温田丁同学考进新疆昌吉师范学校数学系。

高中阶段刘兴永老师教我们数学，刘老师个子高大，戴浅棕色框眼镜，很有气质，人称大刘老师。刘老师数学功底深厚，教学有方，讲课思路清晰，深入浅出，学生容易懂。在黑板上画坐标、抛物线等图形都十分规范美观。他要求学生画坐标等图形必须用尺规，不允许我们随手作图形。当时我们的作业本本身就是专用数学本，还要用尺规去作图，因此，我们作业本上的图形也都很规范。

温田健老师既会俄语和英语，又精通历史，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他瘦高个，高鼻梁，爱戴一顶灰色的鸭舌帽，说话亲切如家人。他熟悉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在他的课上，我们总有学不完的知识 。上课时，他边讲边在黑板上板书，我们边听边在下面做笔记 ，他写字很快，常停下来等我们一会。他对我们说：“多学点知识总比不学的好，将来这些知识会让你们受益。” 的确如老师所言，当年那些勤奋好学的同学都学有所成，成为工作中的领头雁。

记忆中，教过我们的还有政治老师刘炳华、历史老师陈立德、地理老师姚丽珠、音乐老师马春龙、美术老师杨闫、农机老师程国政、农基老师刘淑英、物理老师李明安、熊远才等，这些老师，在我学习、成长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教育、引导作用。

感谢所有老师对我们的培养教育，使我们成为建设团场的生力军。

军事课

　　上世纪六十年代，屋山墙上都有用白石灰写的大字：“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反帝，反修”等。各单位挖有地道，每家每户还挖有防空洞。到了七十年代，防空洞成了家家户户储存冬菜的小菜窖。我们不知道当时国际形势怎样，只知道在我们的课程表上多了一节军事课。

我们对军事课是很陌生的，起先都误认为是体育课。当我们第一次上了军事课，才真正明白军事课与体育课是不一样的。

体育课下了，班长找了几位同学去库房取枪，剩下的同学站队集合，接下来要上的就是军事课。

只见有几排枪已支在操场的中间，旁边还站着一位老师。我们整好队来到这位老师的一侧，老师立刻双手握拳在腰间端臂，身体快速向左转，右脚紧跟，“啪”的一声，来了个标准的立正，然后端臂跑步来到我们队前中间停下并立正，放下双臂，身体站得笔直，向我们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我们见老师一身军人气质，也不由挺直了身子。

老师自我介绍叫张存连，是一名退伍军人。老师个子不是很高，浓眉大眼，留着小平头，人瘦而精神。张老师说话声音洪亮，表情严肃，令人望而生畏。我们都不敢乱动，站得直直的，听老师讲课。

张老师简要地讲了国际国内形势，还讲了珍宝岛事件，又讲了我们青少年要学会使用枪、使用刺刀。接着简述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和各种动作要领。

一、手托枪，背枪，出枪，收枪，上刺刀，卸刺刀，上肩，架枪。

二、 站立射击，蹲身射击，卧倒射击。

三、徒手擒拿。

四、匍匐前进。

第一节课我们主要学习掌握的是“持枪和持枪的要领”。

第一次拿枪，不知是我们力量不足，还是枪太重，按照动作要领去做，就觉得很费力。身体强壮的男生持枪比较容易，不少女生拿不动枪，不怎么会持枪。

在后面军事课的学习中，张老师反复做示范动作和讲一些动作要领，耐心地指导我们使用枪、使用刺刀。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我们对枪的构造熟悉了，也掌握了一些相关的军事知识。

在张老师身上我们学到了军人的品质和作风，也懂得了军人保家为国的使命和担当。

自己动手 节省开支

　　学校教育经费有限，必须开源节流，才能使学校蓬勃发展。于是师生们自己动手，节省开支，建设校园。

为增加收入，学校开荒地种菜，还养鸡，养兔，养猪，养牛。学生课外去割草，送到学校喂兔，喂猪，喂牛。蔬菜、肉类，改善了住校师生生活。

学校办公和班级活动要用胶水，要买需要一笔开支。学校就动员各班学生每天往学校带两个脱了籽的葵花头。随后，由几位体音美理化老师在办公室前支起两口大㶽，添水烧水，放入适量葵花头熬煮，直到熬煮出胶来。学生们还在自己家周围的沙枣树上扣取胶状物，送到学校熬制胶水。这为学校节约了一笔资金，几年都不用买胶水。

每年“六·一”儿童节放烟花，学校为了节约开支，由负责老师组织学生用泥土作礼花弹外壳，用硝、硫磺、木碳制作火药。硝是就地取材，用地上的盐碱熬制的，木碳是学生用木棒烧制的。仅此一项，就节省了不少费用。

为解决冬季取暖问题，学校让各班自己动手打火墙，打炉子。高年级师生打土块，还自发地给低段班级打火墙，打炉子。后来换成了铁皮火墙，还要打炉子。

为节省开支，师生动手建了一栋教室。高年级男生挖坑，拉水，泡泥，起泥，打土块，晾土块，运土块，运砖。老师伐树，学生运树枝， 男生和草泥，男老师负责砌墙，抹墙，上房梁，封顶。师生自建的教室高大宽敞明亮，解决了校舍紧张的问题。

学校有一大块试验田，每年寒暑假各班都要把家禽、家畜粪便拉到地里，把拉来的肥料均匀地撒到地里。 学校种植的棉花获得大丰收，为学校赢得了一大笔收入。

　　下三场子女校，1958年最初只有5名教师、84名学生，1970年更名为134团西校即二中，到1983年鼎盛时期，有134名教师、2100多名学生，拥有小学、初中和高中共46个班级，到1994年并入134团一中，走过了36个春秋。

　　随着134团场的建设发展，如今我的母校——下三场子女校，已不复存在，但母校是我童年、少年时期学习知识的殿堂，是我成长的乐园，也是我心中的一片神圣净土。无论走到哪里，无论身处何处，都会有温馨的回忆伴随，永远铭刻在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