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父亲李文魁

暮鼓晨钟

《追忆我的父亲李文魁》

李军卫

自父亲去世后，就一直有种想法，待有了时间或有了族人撰写族谱时为父亲写点东西，一是了慰抚育之恩，再是让族人后辈，能够深刻认识和记住我的父亲，不管咋样，父亲在我们家族中，还算得上是个值得敬仰和怀念的长辈。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竟然过世将近快二十年了，始终未能落笔，于我，作为长子不能完全说是不孝吧，肯定不是个勤快的人

​，以至拖到现在。适逢《老战友诗刊》征稿，且不论体裁，于是就有了借《老战友诗刊》一角的想法，粗糙地赶了些文字，算是付诸行动了吧。毕竟，在部队当兵也是他老人家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段历史，把纪念文字发在这里，也有助于同年龄的战友们，对父亲有个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是便于让年轻一些的晚辈对父亲他们那一代的人的生存环境和他们的精神境界，有一个认知。

一、苦难的童年

我的父亲出生在山西省晋城市近郊一个不大的乡村——下辇，“下辇”村，因周世宗抗金路过而下过龙辇因此得名。父亲家庭祖辈都是地道的农民，由于村居近郊，村里有许多和县城里一样的手工小作坊，铁铺、染坊间或其中，我的爷爷、奶奶和父辈们，正努力地试图通过学习这些初级的手艺，来改变他们的生活囧境，二伯、四伯、五伯就都是以打铁为生。或许是因为我的父辈那个时候都没有文化，背顶皇天，脚踏黄土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所以爷爷为我的父亲姊妹们取名字时都带了个文字，按照过去有文化人家族的讲究，应该算是文字辈吧。我父亲兄弟姊妹九个，六男三女，父亲是男女排行中最小的，按照男丁算因是排行第六，所以官名便叫了李文魁，小名小六。父亲出生时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爷爷和奶奶正在为抚育大大小小如瓜似豆般多的九个孩子的吃喝生计犯愁。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晋城因地处在太行山的最南端，是日寇夺取中原和华北地区后，向腹地深入不可逾越的一道屏障，晋城就成为了中国军队抗击日寇的主要战场，我的大伯、我的二舅都是那个时期参加的抗日队伍。在日军与八路军反复争夺要地的时期，日寇先后三次攻进晋城县城，父亲那时尚且年幼，随着奶奶到处东躲西藏，就是在那个最最昏暗，人人生死难卜、朝不保夕的时候，我的奶奶带着我的父亲误入了日军的秘密军火库，奶奶被日军开枪射杀，奶奶被枪害时父亲还懵懵懂懂地趴在奶奶身上吃着奶！父亲命大，在这次劫难中幸存活了下来。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突然间经历呼啸的子弹擦脸飞过，跟着是腥血四溅，尖声厉叫，吸允在嘴里的东西分不清是奶水还是血液，这样的一种凄惨，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对我年幼的父亲心理造成的恐惧和伤害到底有多大，但我知道，我的父亲一辈子都绝少提及并极力回避他幼年的这段经历，做任何事情也是谨小慎微。父亲的童年就是一直生活在充满血腥和恐惧、突然间没有了母爱的环境中艰难地成长，像所有穷苦农家人的孩子一样，在比他年长许多的伯伯们的带领下催马耕田、掷石放羊一步步长大。

二、参军入伍

父亲稍长大后，便进县城去到建筑工地干活谋生。刚解放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我的父亲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也不知从哪里获得的勇气，一改沉默的性格，没和家里商量，便响应政府号召报名参军，我的爷爷因受不了战争残酷所带来的刺激，生怕失去最小的儿子，突然犯了经神疾病，即使这样，父亲仍没有对家抱一丝的眷恋和对爷爷应该的赡养，毅然参军。我对他当兵初时的情况极少有知，他也从来没向我们子女讲起过他最初当兵的那段历史，直到他去世后我收拾他遗留下来的书籍，我大致从书的扉页上签名的时间，和地点，窥出个断断续续的线条。他应该是先去到过的天津，后来又到了北京，在后来去了河北宣化靶场，中间还在晋北的天镇县搞过“四清”，之后又返回北京军区炮兵司令部。那时我就稍微记事了，他在北京军区炮兵司令部勤务连，我记得的地名有香山和八大处。通过翻看他获得的证书，我知道父亲是部队的学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参加过国庆典礼，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大概是六十年代后期、七十年代初，组建炮兵十六师时，父亲到了山西介休，那时听到别人叫他都是协理员，我那时就已经开始读小学，我随着父亲住在介休的印染厂，我上小学则是在汾西矿务局小学。我的父亲于我的恩德是至伟的，没有他的不懈奋斗和努力，我决然不会能像现在这样，与我同龄的人，现在仍然是面向黄土背朝天干着农事，而我却是可以领着几千国家退休工资的人呢。再后来我随父亲到了汾阳炮六十二团，父亲是生产股长。我的父亲吃苦耐劳，在香乐农场搞生产长时间不着家，在干活时由于特殊的卖力，不知爱惜身体，老早就落下了腰疼的顽疾，常常会突然间卧床难起，他就一直是在病痛中坚强地支撑我们家，辛苦地养育四个子女。父亲生活极为勤俭，我自从记事开始，就没有见过他穿过新衣服，他的军装裤子总是屁股处补丁摞补丁。

家里有个好吃的总是留给子女们，自己饿肚子。我很长时间没有搞懂生产股长是做什么的，以为部队就是练兵打仗的，为什么还要设置个生产股，大了些后，对军史有了些了解，特别是自己也当了兵，才彻底的明白了，我们的军队不同于其他性质的军队，军队要打仗，也要生产，这是毛主席教导的，所以，我的父亲虽是着着军装，但却还是做着农田里的活。有时候也会想多些，在那个全国都缺吃少穿的年代，首长把解决粮食生产的担子压给父亲，这是对父亲多么大的信任！又想到，父亲自己都常常是穿的破衣烂裳、吃的是粗粮淡饭，全团的干部战士又该是个啥样？写到这里，我就想让父亲同年代的战友能多理解些父亲，吃不好，穿不好，实在是个太大的问题，父亲一定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父亲对我的教育极其严格，可能是因我长子的缘故，期望就更高，其管教的力度甚至于是残酷，我印象当中，因为我调皮闯祸，父亲把我吊起来像拷打犯人一样，用皮带抽打过，我所以敢把这些都说出来，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被抽打而记恨过父亲，反倒是一想起这些，就能深刻地体察到他对我的希冀和加爱。我那时在大院里也算是个调皮捣蛋不让大人省心的，我们几个年龄差不多大的孩子，孙大夫的儿子孙高中、徐大夫的儿子徐明、陈副团长的儿子陈国军等经常玩一起，好事坏事都做过，事态最严重的是比赛投掷砖块时，把汾阳当地地方上一个邻居的孩子脑袋砸破，这些少年时期由于荷尔蒙过剩导致的性情发泄，如果不是父亲们严加管教，可能还会犯更大的错误。于父辈们的教育来比较，我也常常会自责，感觉还是辜负了他们太多。我始终觉着他们老一辈真的是心太好了，他们吃的苦，受的罪，我们做儿女的没能为他们减少分毫，他们在子女身上付出的教育和心血，没有能转化为一种现实的成果与进步，我们对父辈是亏欠的太多了。

三、转业地方搞建筑

父亲在我高中毕业去张家口当兵后，1979年，他也带着母亲和弟妹一起，转业到了原籍，在建筑安装公司工作。先后担任了公司办公室主任、公司副经理、第六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父亲回到地方依然保持着军人的本色，依然是保持着毛泽东时代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就我知道的几件事情说出来，让大家了解一下那个年代的干部，了解一下我的父亲。改革开放初期，父亲倔强的脾气性格，对地方上的一切都是看不惯，想不开，为了这些个问题，他和当时的公司领导经常对着干，看不惯假公济私、狐假虎威、弄虚作假，看不惯集体利益受损或者被鲸吞，所有的矛盾都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和恩怨，而是完全为了公司的发展和集体的利益。公司给职工分房，他在分房领导组，本来公司领导每人都有一个独家小院，可父亲硬是不要给了他人，说自己在农村有宅基地，公司就是搞建筑的，就往自己的宅基地上盖房子得啦，结果，房子没有及时盖起来，又赶上我急着结婚，没办法临时挤到了公司一间不足30平米的小房子里，房子连个窗户都没有，我也就是这样在黑屋里生活了好多年。还有就是为了县区某个部门垫资修办公楼，财政一直没有划拨款项，父亲把自己应分得的几万元红利让了出来，一直就让这个部门拖欠着，直到病逝，也没有再去追要。父亲就是这么一个人，能给大家的好处积极争取，轮到个人顺其自然，给他人以体谅，不争不抢。他喜欢抽烟，从我识字起就见他抽金钟和黄金叶，几十年就没换过牌子。仅此这样也到好了，他还有个发烟的手大的毛病，见人就发，不管生熟，多时一天两三包烟也是有的。他交接的朋友，除去战友，没有特别的高官，倒是偏僻乡村的农工匠人不少，一个公司的人都是夸他是个好人！

四、乡里乡亲

父亲在公司为人好，在本村也是出了名的爱管闲事，村里有个什么大小事都喜欢找他帮忙，邻里间有了矛盾也会找他评理。我们家是本村第一个拥有自行车的，父亲买上车的第一次上路，就是为本村的一个年轻人去娶的新媳妇，父亲骑着这辆车去公司上班，一骑就是几十年，他的车把上总是挎着一个黑色的皮包，皮包里也总是装些个从城里为这家或那家捎回来的东西，当然，在我有了孩子后，皮包里装的更多的是为他的孙子买的好吃的东西。父亲因大小是公司的干部，村里的人少不了会因修房盖屋找父亲帮忙，张三需要点砖，看看能不能从公司廉价地买点，李四需要些木材，父亲就要利用建立的关系去木材公司给人家说情，一辈子就是为着他人做好事。家族之间闹了矛盾，不管是深夜几点也要来找他评理，母亲为此也不得不埋怨父亲，整天说理了一辈子也没有见哪个人记着你，就是过不去了想起来半夜打搅！母亲埋怨父亲有母亲的苦处，自打嫁给父亲按母亲说就是没享过一天的福，在公司帮这个修房帮那个修房，轮到自己几间地基没能力修，还得靠母亲带着姊妹几个去捡废铁卖钱积攒才能动工。说起这些，母亲也是流不尽的心酸泪。

五、特殊的人格与归宿

父亲是个共产党员，在他的影响下，我的母亲和我也都加入了共产党。父亲虽是党员，但他却与我的母亲和我有着一点小小的不同，父亲相信算卦卜命相面的，母亲只相信并供养毛主席，而我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父亲可能是因为幼年时期死里逃生的那个原因吧，他相信命由天定。一次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江湖算卦的，说父亲多大上有灾，父亲竟然相信的在那一年着红求法避除，他为了给族人找块好的阴地安葬爷爷奶奶，跑遍了能到了的地方，为了新采的坟地风水不被窃取和破坏，他要安排人连夜看护的直至下葬。他相信风水，我家的修房盖屋他都要找好几个匠人核实，确定了能修什么，哪里可修才要动工。父亲行了一辈子的好，然而老天并没有给他一个晚年的幸福，父亲六十稍多一点便有了中风，我带着他去过北京的大医院，也用过民间的小偏方，然而效果终不能彻底治愈，父亲的脑梗疾病日趋严重，最后挫步而行，后来干脆只能坐轮椅，2004年，就在我在上海出差时，父亲病危，我赶着大雪夜行千里回到家，父亲已经不能动弹言语，没两日也没一句话交流，和我们作别而去。

我不相信风水，但为了报答父亲，我也是找了位晋城有名气的阴阳为父亲择了块阴地，并且，不惜颜面跪求雇佣父亲的单位挖掘机对坟地进行了平整，专门栽下了两排桧柏，算是努力满足父亲的心愿。 事由人也不由人，葬后三年，因市建道路占地，辛苦为父亲择的坟地需要迁移，我只得又一次重新跑动，在距离爷爷奶奶较近的一个地方迁葬了父亲，以后相安无事，想的父亲这一次是真的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