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一）初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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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是我人生中不平常的一年，这一年我的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城里的学生变成务农的“知识青年”。

我家里兄妹六人，我是老六。哥哥和大姐在1960年前后已经中专毕业参加工作，二姐（高中）、三姐（初中）68年下乡，四姐71年下乡。因为当时我们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我们没有“四个面向”，只有“一个面向”，就是下乡插队。好在经过姐姐们的努力，到1975年，姐姐们都先后返城工作了。

　　我们插队有三个地点可选：辽中（以旱田为主）、盘锦（以水田为主）、昭乌达盟（当是属于辽宁省管辖），父母的意思是：昭盟太远，坚决不行，最终我去了盘锦。

　　在我前面已经有三个姐姐插队，农村的情况家里很清楚。母亲知道我畏寒，为我准备了全新、加厚的被褥，姐姐们为我买好了农村生活的必需品，父亲则给予我精神上巨大的支撑。这副当年东北人冬天常用的“手闷子”，就是我插队前母亲给我做的。虽然已经有几十年没用过了，但我一直保存在身边。

　　8月20日，是我离家去往盘锦插队的日子。母亲早早为我煮好了我最爱吃的手擀面，里面还放上两个鸡蛋。吃过早饭，父亲送我到集合地点。母亲因为当时脚扭伤，只好目送我离开家。后来在父亲写给我的信中说，他送走我后返家时，看到母亲眼睛红肿并把家里的蒲扇撕得一条一条的，这蒲扇破碎的原因我懂的。

　　刚到农村，我也有着年轻人的朝气，对未来也有着美好的憧憬：在学校里曾经是好学生，在农村作个好知青。到农村的第二天，大队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能够担任青年连的“副连长”。当时我们青年点有70届老知青四十多人，我们75届又去了近60人，大家基本互不相识。我觉得自己能力有限，作为一名女生没有能力参与这么复杂的集体的管理，就极力推脱。后来大队领导又几次找我，无奈只好“上任”。因为我的三个姐姐都曾插队，我对农村有一些了解，因此我给自己定一个原则：少说多干。

　　国庆节过后，就是农村最繁忙的、也是最累季节：秋收，而盘锦主要就是割稻子。我们那里不论男女，每人四条垅，男社员体力好、干的快，一会儿的功夫就把我们落下好远。然后他们坐那里休息，而我们却一直在干，等我们快追上时，他们已经休息好了，又起身开始割稻子了。几天后情况稍好些，我们割稻子熟练些，速度稍快些，每天收工时，我们累得都不想说话。

　　过些天，大队通知我去参加农场举办的一个学习班。当时盘锦兴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其实相当于“政治理论学习班”。我收拾一下就去了，到那后，每天都要学习，记得重点是《毛泽东选集》中的几篇文章：《学习和时局》、《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主讲老师是一位68年老知青，名字叫做 邓斌。他是在农村被保送上师范学校，毕业后又“重返农村干革命”的典型。他口才很好，每天都在会上侃侃而谈，那时很佩服他，但也不能完全理解他的做法。大约一周的时间，学习班结束，我回到大队，这时秋收尚未结束，我白天去地里和大家一起割稻子，晚上给大家（全体知青、大、小队领导班子、村小学教师）“讲课”，虽然很辛苦，但对我也是个很好的锻炼。

　　秋收过后，稻子都进了队里的场院。过段时间，稻子干透了，我们就开始给稻子“脱粒”了，盘锦称其为“打稻子”。此时男劳力要去苇塘割苇子，打稻子的都是女劳力。当时我们是三班倒：家庭主妇早八点到下午四点，在校学生下午四点到午夜十二点，而我们是半夜十二点到早晨八点。打稻子活不累，但挺遭罪。晚上睡得正香，就被喊起来去干活。那时盘锦的气温都在零下，我们是又困又冷。打稻子没有任何保护，很危险，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要注意安全。记得那时每天都盼着天亮，因为天亮了，我们就快收工了。我们打稻子恰巧是面向东方的，当天边泛起鱼肚白时，我就在心里唱起“东方红 太阳升……”有时白班缺人，队里还会让我们再连干八小时，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的，但刚到农村的我们是无力反抗的，好在我们都坚持了下来。

　　每年冬天到了腊月，粮食已经归仓，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修河渠了。那时的东北已是严寒，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我们到工地每天收工时放好炸药，把冻土崩开，第二天早上把炸开的冻土块搬开、运走，下边的河泥就可以用锹挖了，周而复始，直至工程结束。修河渠时，冷是最大的问题。尤其是到其他大队出民工，收工回到青年点已经很晚，经常是累得没有力气烧炕就睡觉了。那时屋子里也是零度以下，晚上我们都只脱下工作服，穿着棉衣、戴着棉帽再盖上棉被睡觉。如果哪天回来的早些，就弄些柴禾把炕烧一下，那时我们都感觉好幸福。

　　每年的小年前后，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回家过年了。由于盘锦接收的知青众多，加之大多数知青都会买大米带回家，因此我们回家是坐这种被称为“闷罐子”的货车返家的。

回家的早晨，匆匆吃点饭，水是不敢喝的，因为“闷罐子”车上没有厕所。吃过早饭，我们坐上生产队的马车，带着给家里买的大米，一路颠簸，大约三个小时左右到火车站。等上一段时间上了开往沈阳的“闷罐子”车，盘锦到沈阳有二十六个车站，这车走走停停，一百二十公里的路要近六个小时才能到沈阳。这时父亲所在单位的大卡车已经等在那里，我们扛着大米下火车、上汽车，再过一小时左右才能到家。我们到家的第一件事一定是上厕所。

　　回到家里的前几个晚上，我都要与母亲同住。母亲每天都给我做好吃的，家人都说我一回家，家里天天如同过年一般。一次家里腌了一些咸鹅蛋，母亲煮了一小盆，我一次竟然吃了四个。可见那时我的饭量有多大，也说明当时的我有些“不懂事”。

　　高高兴兴在家里过完年，又得返回农村了。家里又是一阵忙碌：母亲给我准备好衣裤、炸两瓶肉酱、炒一袋咸菜，姐姐给我买一口袋面包（四两一个的、买了十五个），父亲则给我准备了好多信封、信纸和邮票，并把二十元多钱放在我的背包里（我在农村期间，每月家里都给我十元钱，作为我在农村时的零用。当然我不会把钱用光，余下的我就用来给家里买大米等）。

离家的日子又到了，尽管万般不舍，还是得走。带着家人的牵挂，坐上绿皮火车，心里哼唱着在知青中流传的歌“我站在船栏旁，举目望沈阳，辽河的水啊后浪推前浪，如今的我离家奔向远方……”不知不觉的眼泪不争气的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