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长戴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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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那轮明月》之十四《耕云种月》第四十章 “王队长开会回来了，胸口上还戴着一朵大红花！” 随着副队长王自祥的三弟王自全吹响的军号声声，门外大路的上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们上迪里生产队超额完成了全年国家公余粮交售任务，比其他生产队交得还多，受到了上级的表彰奖励！” 一二月份，生产队的粮食全部收打归仓后，按照“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这样的劳动成果分配方式，每家每户都按照家庭人口和工分总额的比例，分配到了大春粮食，主要是稻谷、玉米和地里收回来的南瓜。 乘着钱粮分配结束后的农闲时间，劳累了一年的乡亲们正好休息上几天，以待下一年春耕时节来临时又得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出满勤，挣工分。 “这日子可怎么过啊！挣死挣活苦一年，就分得这么一丁点儿粮食！”粮食归仓，对于老实本份、土里刨食的村里乡亲们来说，本来应该欢天喜地才对，可他们就是高兴不起来，每个人的脸上展现出来的，除了忧愁，尽是愁容。 “他倒是去摘了一朵大红花戴在胸口，我们可要饿肚子了！”随着军号声的停息，敲锣打鼓的队伍早已赶到大村子最下面的队房里，王自祥虽然穿戴整洁，脸上挂着笑容，可在他那尴尬拘束的笑声背后，是社员们对他愚不可及争先进、当模范的无言指责和不屑一顾…… “大集体时的小队干部每天清闲自在，吃香喝辣，平时还吆五喝六，差不多赶得上一个‘土皇帝’！”无需出工，安排布置一下每天的活儿，工分比任何人还高；正副队长混吃混喝，村里人还得陪着笑脸，把平时舍不得吃的都拿出来孝敬他们，唯恐一不留神，就会得罪了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这些“小鬼”——多派一些劳动强度大而工分定额少的活计，本来就生活差吃不饱饭的身体，再也经不起重活的折腾！ 用三六九等评工分，再按照工时计分，本来就存在着极不合理的因素，一模一样的劳动活，有的得十分，有的就只得到八分。但无论如何，工分还得挣，汗水还得洒，因为到了年底，就得靠这些用汗水累积起来的阿拉伯数字来称粮数钱！ 生产队最合理的工分分值，就是按照每个人实际背挑的重量来说话，比如上山割叶子、抓松毛、积山肥。在组内每户人家挑厩粪，实打实不掺杂着水分的工分，最难挣，可挣着也无人有话可说…… 作为一个曾经的公社小社员，到现在清楚地还记得，我在十四五岁时，学校放暑假参加五组的集体生产劳动，去把组内人家的厩粪挑到五组的玉米地里，当担着一百八十斤重的一挑粪跳过一条小沟时，一不小心，闪坏了左边腰椎，落下了终生的病根…… 　　为了生活，也为了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小小年纪，就不得不为家庭分忧，几乎是拼出命来挣工分！ 记得当年以半劳力参加集体劳动那会儿，工分挣得再多，也分不到“多劳多得”的应得粮食。究其原因，是家庭人口：工分总分=7：3，即平常所说的收入分配“顺三七”，家庭人口特别是小孩子越多的人家，按比例分得的粮食就越多。相反，家庭人口少而劳动力越多的人家，分到手的粮食反而捉襟见肘，时常刮缸断粮。这种极不合理的劳动分配制度，一直延续了好多年，也让“越穷越生，越生越光荣”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出工不出力、混工哄地皮”成为大集体时最真实的写照。 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同工不同酬、工分不抵事”的集体分配制度得到改变，“顺三七”变为“倒三七”，以劳动力分值为主、家庭人口为辅的收益分配方式逐步顺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然而，队里的乡亲们依然吃不饱肚子，究其原因，田地贫瘠，粮食产量低，科技措施落后，自然灾害频繁，特别是国家核定的上缴任务越来越重，余粮征购数逐年加码。王队长戴回来的大红花，就是…… “挣得多少工分有什么用？我们又不吃工分，只吃粮！”王队长戴回大红花的第二年，当秋粮入库到最后应交余粮的关键时刻，队里几个饿急了的大汉把浩浩荡荡的机工车交粮队伍从半路上给撵了回来……(写于2022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