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轶事

博士舟

童年轶事

一

我出生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上世纪第五个十年开始年代的山东省荣成县。当时日本鬼子的铁蹄霸占着祖国大片河山，但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一天也没有停止反抗。到了我隐约记事的1944年秋季，故乡已被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解放了，建立了人民政权。但日本鬼子不甘心失败，还成天派飞机轰炸。我的早期记忆，很多正是与躲飞机有关。

有一天，飞机来了，父亲领着最小的两个孩子二哥（长我两岁）和我，急忙跑到村外，与飞机“捉迷藏”：我们绕着一个大坟墓转。飞机飞到这边，我们就转到坟墓那边趴在草丛里；飞机飞到我们又能看到时，我们又赶忙转到坟墓另一边。直到飞机飞远了，父亲才领着我们回了家。我老家是县政府所在地，是日本鬼子飞机轰炸的重点。为了躲飞机，有一天天还没亮，母亲就把我们叫起来了，一家人模黑匆匆吃了点饭就跑到八里外的宫家庄一远房亲戚家。亲戚家门口正对着一座大山，相对安全些。奶奶因年纪老了走不动了，只好留在家里。天傍晚我们回来后发现院子里不知何时落下了一块黑褐色、闪闪发光的弹片。还有一次，我们正在院子里玩耍，忽然看到飞机来了，来不及跑进北房，急忙钻进了厢房。我们刚一进屋，一梭子子弹随后就打过来了，把厢房门槛里的一块石头翻了个个儿。好在我们跑得快，没有被打着。我们还未反应过来，又听到了一阵嘟嘟声。事后发现，子弹从我家南房窗户打进去，穿过放在地上的八仙桌上面摞着的几个陶瓷盆和八仙桌桌面，一头扎进地面深处。好在南屋里没有人居住，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父亲在领我们跑飞机和后来我们慢慢长大的过程中，有时给我们讲些我们爱听的故事或历史知识，有时讲讲爷爷和太爷等祖辈的故事。父亲讲，我们家几代单传，甚至差一点后继无人。我的高祖（爷爷的爷爷）寿命最长，活了62岁。曾祖28岁过世，祖父在我父亲三岁时，42岁就过世了。就这样我父亲的奶奶、他的母亲带着三岁的孩子（我父亲）寡居。奶奶把孙子当成掌上明珠，夜里搂着孙子睡觉。到了孙子16岁便给娶了媳妇。次年就生下了一女孩。但月子里，媳妇就生病去世了，留下的女儿也在三岁时去世了。媳妇去世前后，祖母（我的曾祖母，时年八十多岁）也不幸去世了。祖母和孙媳妇的棺椁同时停放家中：一个挺在北房，一个挺在厢房，同一天出殡。这样不幸的事件大概在农村是百年未必能遇上的吧。过了几年父亲又娶了一位妻子，在妻子未进门以前，这位三岁女孩也生病去世了。这位妻子就是我母亲。据说母亲先后共生育了十个子女，由于农村医疗条件差，只存活下来五个：两女三男。就这样，到了我们这一辈才改变了几代单传的状况。我们这一代弟兄三人共生了三个男孩，可到了我们的儿子辈时，他们生的又全部是女孩。经过了多少代，终究沒能逃脱后继无人的状况。但到了今天二十一世纪了，对生男生女，人们已不像以前那样在乎了。

我家历来重视读书上学。我父亲据说年轻时曾以全省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山东青州师范（今山东潍坊）。毕业后，当时就算远近闻名的知识分子了。在老家县城第一高小任教，不久被提拔为校长，后又升为县教育局局长，那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在那个时代，荣成第一高小的政治气氛活跃，共产党基层组织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后来担任高级干部的如曹漫之、谷牧、李耀文等都是当时一高小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父亲先后在荣成县、海阳县、阳谷县担任过教育局长。后在中学任教。

作者母亲1983年来京探亲与作者摄于凉台

作者母亲1983年来京探亲与作者大女儿合影

二

我小时的记忆，父亲常年在外，家中的日常管理重担都是母亲承担。由于子女年幼，家中平日缺少男劳力，家里的田地只好出租或者请长工、短工耕种。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田间管理和各种家务劳动就逐渐由我们承担起来。记忆中我最初参加的田间劳动大约是五、六岁时。那时大哥（长我整整一轮）已承担起农田劳动的主要工作。我第一次在田间劳动的任务是用手拔除地瓜垄上地瓜苗旁的小草。地瓜垄上的杂草是大哥用锄头锄去（兼有松土作用），但地瓜苗旁的小草，锄头够不到（易伤到地瓜苗本身），就要人工用手拔除。那时年纪小，只有五六岁、六七岁，家中主要体力活都是大哥的事，我的“贡献”几乎可以互略不计。记得有一次，大哥相约几位同村年龄相近的乡亲一起到北后沙去砍草。老家因无煤，做饭烧的是庄稼杆、树枝及野地里砍下的野草。我们村三面临海，离北海8里地。出了北城门向北一两里地之后，一直到北海沿的约六七里地是一片长宽大致各六七里地的沙漠。沙漠中只有很少的灌木，主要是稀稀疏疏的野草，野草长得既不茂盛，又不高大。村民们经常到这里砍草，砍下后就地晒干，下午把砍下已晒干的草捆起来，约不足百斤，用扁担挑回家。这次我也随大哥一起去砍草，也拿上磨好了的镰刀、扁担和绳子。到了北后沙，大哥他们各自忙自己的，挑选草密的地方开砍。我也自己单独行动，挑选草多的地方砍起来，自己认为还是卖力的，但到了下午收拾砍下晾晒的草时，非常可怜，晒干的草差不多只有两只手掐起来那么多。这时大哥已收拾好自己砍下的两捆草了，我砍下的草大哥轻轻地就别在了他的一捆草中。尽管这样，大人们也没有嫌我干的少而批评我。上述这片沙漠日久造成危害越来越大，田地荒芜日益严重。大风刮起来，把沙子向城镇移动，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已差不多把城墙淹没了。政府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采取了严格的封山育林措施，陆续栽种了大片树苗，禁止任何人砍草砍树。经过了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到了六七十年后的今天，原来的沙漠已变成綠树成荫，花果漂香的林场了，我二哥七十年代曾经任教的林业中学在其中功不可沒。

随着年龄的增长，农田劳动中我能承担的工作越来越多了。最经常干的活是拔草。地里的杂草由于得不到肥料，其生命力比庄稼旺盛得多，一茬拨完了，不几天又长出来了。尤其是两块地之间的沟里，往往还有积水。吃力地拔出了一颗杂草，往往带出一滩水，溅得满脸满身。有时天气无风，讨厌的沙蚊子乘机肆虐，爬到脸上脖子上咬得又痒又痛，用沾满泥水的手去拍打，弄得满脸泥水。蚊子刚驱走不一会儿又回来了，真是苦不堪言。大致上世纪47、48年春夏，每天早上吃完早饭，二姐（长我8岁）就领上二哥和我，戴上草帽，右肩扛上锄头，左手提上装满开水的蓝色搪瓷水壶或装有拔草工具小铁爪子的小篮子出发了。有时还带上小板凳坐着拔草，多数时间是蹲着拔。到了田里，先挖一个坑，把水壶埋在坑里使水降温（喝时清凉可口），然后就开始了半天的拔草工程。休息时，就从蹲了一两个小时的地沟里站起来，伸伸懒腰，从坑里把壶提出来，仰头咕嘟咕嘟喝上几口，这就是享受了。

故乡北城门作为历史文物经过修缮旧貌换新颜

2021年回故乡摄

故乡东、西、南、北城门，童年时，只有东、北两座城门及东、北城墙部分尚存。这是1988年回故乡时的北城门。此时北城门是仅存的唯一城门。

三

随着年龄的增长，二哥和我承担的田间劳动也越来越多了。记得是1951年（二姐已于49年初去大连读书了），当时我们在读四年级。秋季农忙，学校放秋假。我们忙碌着秋收：掰玉米。在田间把玉米秸子从地里刨出来放倒堆成几堆，然后把玉米棒子从秸子上掰下来装到筐里，装满了后用扁担挑回家。有一天已经很晚了，当时天上没有月亮，回家虽然是熟路，但因天黑看不清路，路上遇到一条水沟横在前方，看上去有点亮，误以为是水沟对岸，肩上挑着两大筐玉米，大步一跨，以为可以跨到沟的对岸，谁知发亮的地方正是水沟的中央，结果人一下子摔倒在水沟里，两筐玉米棒子也撒在了水沟里，只好爬起来跺跺脚，把玉米棒子捡回筐里，挑起担子继续艰难地向前走。那之前右脚被虫咬了，正有些感染红肿，这一跤摔在水沟里，脏水灌到鞋里，回家后第二天，脚肿得更重了，没有几天，鞋子已经穿不进去了。为了及时秋收，只好脚上缠着纱布、提拉着鞋继续忙碌。右脚发炎红肿了近一个月，最后在姥姥家抹了些消炎药膏，才开始好转，至今右脚背上还留有三个指甲盖大小的伤疤。

小学期间，不仅假期（当时放假根据农村特点，放农忙假如麦假：收麦子、秋假：秋收，当然过年要放寒假）要全力参加农田劳动，平时下午放学后，和二哥一起，也经常是把书包送回家，从门缝里把书包塞进门，转身就到田里去。母亲这时经常已在农田里忙碌了大半天了。和母亲会合后继续劳动到太阳落山天全黑了才母子三人回到家中。晚饭经常就是吃早饭后放在锅里的蒸红薯，还未全凉透（因老家缺煤，做饭烧的是不多的庄稼桿，没有钱买足够的柴草）。有一次下午劳动完挑着担子和母亲一起回家，进了村邻居大妈看到我们年纪不大挑这么重的担子，跟我母亲夸我们：“是个小子就比闺女强！”，我听了后还美滋滋的。

家里那时养了几只鸡，记得有一只灰花母鸡当时正处于产蛋的旺季。家里北房灶台旁是鸡窝，也是鸡下蛋的地方。北房门槛下面边上留有一方洞，夜晚用砖头堵上，防止野猫乱窜，白天早上再把洞打开，便于鸡下蛋时钻入家中。有一天早上，母亲带我们下地，由于走得急忘记把堵门槛方孔的砖移走，下午从田里回家，发现这只高产的母鸡死在门外门槛旁。原来鸡已养成了必须到专门下蛋的地方才下蛋的习惯了，下蛋时钻不进家门，憋死在门槛旁边。见此情景母亲伤心得一连几天心情都不好。杀了鸡发现鸡肚子里有大小不一的一串串发育之中的鸡蛋，更是懊悔莫及。

在农村种田，农活没完沒了。从春天过了农历二月二开始播种到晚秋收完庄稼之后，农活一茬接着一茬，稍有疏忽，不是杂草丛生，就是庄稼枯黄。到了冬天，农田里的活主要就是隔三差五从家里担上人粪尿往麦田里施肥。

春天或秋天用镢头翻地是我童年干的农活中最费力的一件。四、五斤重的镢头举起来，重重地刨在土里，把土翻起来，然后把小地整平。我既感力不从心，又技术不佳，整出的地凹凸不平，自己看上去都不满意。而二哥比我强得多，不仅力气大，而且技术好，整出的地又松又平。

二哥和我一起到地里干活，二哥对我自然还负有管理监督安排任务的职责，但我是个调皮捣蛋不服管教的孩子，兄弟之间不免常发生些小矛盾。有一次二人每人挑了两个萝筐往田里送粪的回程，因什么事二人闹了点小矛盾，我把一担空筐和扁担往路边一摔，一边往反方向走，一边大声吆喝着：我去跳海了，以吓唬二哥。二哥这时也不能服软啊！可弟弟真去跳海淹死了，回家如何向母亲交待？只好大声吆喝我：回来！还有一次，兄弟下学后去地里拔草，到了地头，忽然决定先练习一下手倒立功夫再开始干活。一个人练手倒立，另一人在旁边手扶着倒立者双脚以保护平衡。二哥技术好，倒立时我手扶不用费什么劲；可我技术不行，该轮到我手倒立二哥站旁边手扶保护时，我双脚往地上一蹬，趁势身体倒立竖起时，由于用力过猛，两腿上举过程中，两只脚一下子蹬在二哥脸上，二哥的鼻子顿时鲜血往外窜，吓得我们急忙从旁边的小树上揪下一把叶子，塞到二哥鼻子里止血。

1953年秋季，我考入了荣成中学，离开了老家，寒暑假才回家。平时每学期期中，由于想家也要请一次假回家。暑假期间自不待言，期中回家经常根据需要，也要和二哥一起参加田间劳动。记得初三上（1955年下半年）一个周末，星期六请了一天假，早上天未亮即从学校启程，步行60里到了家中。这时正赶上家里吃午饭。饭后两个哥哥（大哥当小学教师也正好放秋假在家）正准备去田里种小麦，一人拉犁，另一人扶犁，正缺少一个播种子的，我便承担了播种子的任务，一直干到天黑。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吃完了早饭就又背上行李步行60里路回到了学校。由于童年经常在田间劳动，既熟悉了农活也强壮了身体，后来上了大学或参加了工作后有时到农村锻练干起农活来，不仅不打愁，而且得心应手。但进城了以后，毕竟多年不干农活了，体质也不如童年了。1987年我公派去加拿大进修期间，有几个周末曾去当地农场劳动（为多攒点外汇回国后买家电），有一次是田间管理一一锄地，还有一次是拔萝卜。这在农村的劳动中应该算不太累的活，但我干了一天，腰酸背痛。我想我才四十多岁，怎么还不如十几岁的孩子了呢？

作者小学二年级下、三年级就读的初级小学（1948年秋至1950年一月）

作者1950至1952年就读的高小（四～六年级）：山东省荣成县城厢高小

四

1948年春天开始，家乡闹灾荒，整个胶东地区学校全面停课。作为中学老师的父亲也回到了家中。到了秋天，父亲在一同事和学生举荐下离开了老家到大连周水子中学任教（当时大连是属于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由于战争，经济受到影响，生活十分困难，据说经常以橡树子面为食。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父亲仍不时买些日用品托人从大连捎回老家。我记得先后捎过肥皂、日用铁钉，还有水果糖（一种没有外包的裸糖果，制成圆球状或桔子瓣状，吃时直接填口中含化）。那时我正在上三年级，上学的路上往嘴里塞上一块糖果，还看看四周，想向人们显摆显摆。那段时间，父亲收入不高，家中生活困难，母亲不得不变卖家中的家具、旧衣物等以维持生计。每次赶集，我们都早早赶到集市旁一远房亲戚家，把未卖掉的暂借存在亲戚家的旧家具杂物搬到集市，希望能早日卖掉，以便换些钱以购买家中急需的物品，如灯油、火柴、我们的学习用具、交学费等。

由于灾荒及战争，家里粮食不够吃，不得不到野外挖野菜添补粮食不足。48年春天，东门外不远叫寨子的山坡上，到处是洋槐树，此时开满了雪白的槐花。二姐领二哥和我三人擓上篮子，拿上一端绑了刀叉的木棍去采槐花。一棵树的槐花采完了，二哥又发现不远处又有一棵长满槐花的树，二姐领着我急忙跑过去，由于槐树长得高，槐花人够不着，有时不得不跳起来，猛然一跳，趁势用勾子把长满槐花的树叉掰断，再采上面的槐花。经过大半天努力，姐弟三人抬上一大篮槐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这样，经过艰苦努力，终于熬过了最困难的日子。

父亲身体历来不很強壮，患有胃病。我清楚地记得，在家中为治疗胃病，做饭时往灶下的火堆中塞下一两个地瓜，等饭做好了，地瓜就成了焦炭。父亲服下以治疗胃病。父亲去了大连后，由于生活条件艰苦，身体更差了。记得期间曾寄回一张照片，非常消瘦，四十多岁，显得非常苍老。父亲去大连之后几个月，于49年初，就让二姐（16岁）去大连读书。49年秋天，一连多日家里都没有收到大连的来信，非常惦记。家中日夜盼望。忽然有一天清晨，大哥（单住一屋，母亲带二哥和我住另一间屋）起床从柜子中找出字典查一个不认识的字，说作梦二姐来信了，其中一个字不认识。二姐信中问：“哥：爹的x信你收到了吗？”一家人听了大哥的叙述，觉得不是个好消息，但又半信半疑（三十多年后的1984年我回老家，就此事又问起大哥，大哥的叙述和我记忆完全一致，这个当时查字典才认识了的字就是“讣”字）。又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有一天下午我去姑妈家回来的路上，村里管收发的干部叫住了我，说你们家的信，顺手交给了我两封已拆开的信。我接过信一看，是两封电报。我当时读三年级还看不懂电报的内容，回家后把电报交给了母亲。当时大哥在地里干活未在家，母亲就带着两封电报去离得不远的姥姥家，请姥爷看信。我和二哥在家里等母亲回来。待天已全黑了，母亲从姥姥家回来了。我们急忙询问电报的内容。由于当时通讯不便，从大连打到老家的电报，要先打到烟台，然后，由烟台译成文字再寄到老家，所以这先后发出的两封电报辗转多日，同时到达我们手中。两封电报都是父亲所在学校打来的，第一封是告诉家里父亲病重，要大哥速去大连；第二封电报是告诉家中，父亲已病逝，已葬。母亲告诉我和二哥，父亲去世了。我和二哥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一时还意识不到这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面无表情地呆呆地站着。过了一会儿，大哥从地里回到家中，听到这一噩耗，嚎啕大哭，这时母亲也抑制不住悲伤，一边哭一边叹气。大哥问我们二人在哪里，知不知道这个消息。这时我和二哥已在炕上躺下了，既悲伤又害怕，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母亲告诉我们，到姥姥家，姥爷看了电报后，告诉母亲：“梦祥（父亲的字）没有了”。晚上大哥躺在炕上一直嚎啕大哭，母亲让我们去劝大哥不要哭了。第二天母亲让我去姑妈家告诉姑妈这个消息。父亲只有一个长八岁的姐姐，姐弟二人平时关系非常亲密。我到了姑妈家见到了姑妈，刚一张口：“俺爹⋯”，就哽咽地说不下去的，姑妈知道了这一噩耗，就拉着我的手和我一起回了娘家。到了家中见到了我母亲，这时姐姐、弟媳二人再也抑制不住悲伤，一起抱头大哭。当时母亲和姑妈撕心裂肺的哭声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不一会我要下地干活了，由于眼泪还未擦干，出门路上遇到邻居一大婶，大婶问我哭什么，我告诉她我爹去世了。大婶高声自语道：那可是个好人啊！因为父亲平时经常帮助或接济有困难的乡亲，在村中有很好的口碑。

父亲去世后，家中生活更困难了。加上父亲去世引起的悲伤，全家处于度日如年的困苦之中。到了1950年初，政府为了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因父亲的名望，有照顾的意思），安排大哥（初中学历）去县里（这时县政府已迁至距家乡60里地的崖头镇），参加小学教师录用考试，合格后，被安排在离家30里地的东山瓦房庄小学任教。月工资是15万（合新币15元），但经常实际发下的是小米等粮食。与此同时，大姐（44年在老家小学当老师，不久经党组织推荐正式参加革命，随部队转战。48年解放济南战役之后即进驻济南，在“敌产清理委员会”工作，不久随部队南下，上海解放后留在上海工作）的生活津贴也有所增加，也能节省下来不时寄回一些，家里的生活逐步得以改善。另外，因大姐参加革命，家中按“工属”待遇（女孩参加革命家中为工属，男孩参加革命家中为军属），家中田地村里安排劳力代耕。到了1955年，二姐师专毕业参加工作，除留下自己一点生活费外，剩余的全部寄回家中。大姐的待遇也从津贴改为工资制，给家里寄钱也增加了，这样家中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了，我读初中的学费生活费也就不发愁了。

由于父亲当年平时不在家中，家里的一切管理都是母亲安排和操办。除了上述的田间管理外，家里没完没了的家务，一天从早忙到晚。从做饭洗碗、准备饲料喂鸡喂鸭喂猪、洗衣、打扫卫生、缝补浆洗等等，还有一项繁重的家务是推磨。当时做饭的面都是自己推磨磨出来的。磨面在49年初二姐离家前是母亲和二姐共同承担（一个人推不动），一般是白天忙于田间劳动或别的家务，到了晚上才点灯推磨。那时我和二哥还小，一般是安排我们在炕上躺下睡觉后母亲才和二姐到磨房推磨。有时我躺下后还没有睡着，就在炕上坐起来，朝位于西厢的磨房大声吆喝喊叫妈妈。听到喊声，母亲有时就停下来向我喊：“快睡吧！”，然后继续磨面。等母亲磨完面回屋睡觉时，一般我早已睡着了。二姐49年初离开家后，磨面的任务就落在了母亲带领二哥和我身上了。三个人轮流，两个人一起推磨（每个人抱一磨棍向前推，绕着磨道一圈一圈地向前推，粉碎了的玉米、豆子、高粱米、地瓜干或小麦就从磨的两层中间散落在磨盘上），另一人休息，好称“歇人不歇马”。轮到母亲休息时，实际上没有休息，而是收拾磨盘上的半成品和箩面。不一会儿，母亲满身满头都落上了厚厚的一层面尘。因为好几口人每天都要吃饭，所以磨面的任务隔三差五永远不得停止。有的人家养了驴，由驴子推磨，也有人家请别人的驴推磨，作为交换条件，把麸子留给人家。我们需要麸子作为鸡鸭猪的饲料，捨不得，所以一直都是人力推磨。

家里除了喂鸡下蛋，集市上卖了换回一些現钱以外，养猪是另一经济来源。养猪除了把人们的剩菜剩饭得以利用以免浪费外，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养肥了可以卖钱，二是猪圈可以集肥。猪除了吃和睡、拉屎撒尿以外，还在猪圈里来回走动，这就起到了踩踏肥料的作用。为了积更多更好的肥料，就要经常及时地收拾猪圈。这是一项並不轻松的力气活。我家这项任务在大哥外出当教师的1950年初之后，就成了二哥和我弟兄二人的任务了。收拾猪圈，用铁锹把混了猪粪尿的土铲起来堆在一起或剷到猪圈外面，再垫上新土。新土要到远处的旧城墙下去挖，然后兄弟二人把重几十斤的一筐土抬回来。那时我刚十岁、十一二岁，抬一筐土很费劲。二哥就把筐移到离他近些的位置，这样我分到的重量就小一些。有时二哥一个人去挖土。有一次，二哥在城墙下面挖土，由于城墙挖土太多了，已挖出了一个大坑，人挖土时，人实际上是砧进洞里，头顶上的土未挖（太高，够不着）而悬着，随时有可能坍塌下来。二哥正在挖土时，忽然觉得上面在掉土渣，一看：不好，赶紧跑！拖着铁锹拔腿就往外跑，由于跑得及时，人没有被压下，而一只鞋被塌下的土埋住了。如果当时再慢那怕零点一秒，可能整个人就被埋里面了。

家里养猪，准备猪食（麸子或糠煮熟，和上剩饭丶野菜等）是母亲的事，喂猪则我们兄弟二人也经常分担。我有一次喂猪，做了一件很对不起猪的事，至今想起来仍心有内疚。有一次母亲让我喂猪，我挖了半盆猪食准备送到猪圈倒猪食槽子里，这时正好我们要吃早饭了，我们的饭是蒸的红薯，还热气腾腾。这时红薯还很烫，不能马上吃，否则会烫得肚子受不了。有一次我咬了一口热红薯，放嘴里觉得太热，就赶紧咽到肚子里，结果烫得肚子几乎要躺地下打滚。我这时忽然想到，不知猪吃下去会如何反应。就顺手从锅里捡起一个滚烫的红薯，和猪食一起带到猪圈，把猪食倒槽子里，把热红薯丢到猪身旁。猪一见到热红薯，像要过年了，马上一口咬到嘴里，嚼了几下就咽下肚子了。没有几秒过后，肚子被烫得受不了，只见可怜的猪整个身子往墙上撞，一面还嗷嗷叫。我自己也感到好像闯了大祸一样，不敢告诉母亲。好在猪不会讲话，也不会告状，这件事也隐瞒下来了。

作者与夫人2006年白洋淀旅游

作者与夫人2000年摄于海南（参加单位奖励培养研究生导师组织的海南、越南旅游）

2021年清明节回老家为父母扫墓期间摄于老家

　　五

挑水是大哥离开家后我们弟兄二人日常承担的另一项重要任务。过日子一天也离不开水。老家用水是各家自己到公用水井里去打，然后挑回家，倒到水缸里。老家的水分两种，一种水含矿物质较多，不能饮用，只能用来洗碗、喂鸡喂猪（老家洗衣服不在家中洗而是积累足够多时，装篮子里擓着，到村外河中去洗，洗完放在旁边野草上等晒干后收回家。这一项可以减少很多挑水的工作量），我们叫它懒水，另一种含矿物质少，用来饮用，我们叫甜水。懒水用得多，但水井离家近；甜水用得少，但水井远。在决定谁分担挑哪种水的时候，二哥提出，兄弟二人每人负责一种，由我挑选。我觉得甜水用的少，就选了挑甜水。甜水井离家约一里地。我那时年纪小，个子小，挑着两大桶水（每桶约有30斤）压得腰也直不起来。但一般人都是挑两大桶水，自己还有点爱面子，不甘示弱，也只好咬着牙吃力地挑着一步步向家里走。打水是另一项发愁的工序。铁勾子挂在水桶上，人站在井台上，拽着绳子，把水桶顺到井里，用一下巧劲，让水桶倒下，没入水中，灌满水再从井里把水桶慢慢提上来。在离开井口时猛一用力提到井台上。到了冬天，井台上结满了冰，要特别小心，一不慎就可能滑倒甚至掉到井里。从井台挑起两桶水往家走的路上，一般中间都要放下担子喘口气休息一会儿，再挑上继续走。到了家的院子里，把水桶放下，还有最后一道工序：把水倒到水缸里。院子里並排放了两个高约一米的大缸，分别盛懒水和甜水。要把约30多斤重的一桶水一只手提到一米高，另一只手托着桶底把桶翻转，使里面的水倒入缸中，对于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有时用上吃奶的劲，甚至呲牙裂嘴憋得满脸通红，才能完成任务。

老家山东的习俗，条件比较好的家庭住房，多是一四合院，北房为正房，三间，从朝南的中间门进入，左右各有一灶台，做饭时，灶台下烧柴草，烟沿着烟道通向隔壁臥室的炕下烟道，从墙壁中的烟道经过，从房外房顶的烟囱中排出。做饭过程中就把炕烧热了，冬天夜里就免于受冻。正房三间中左、右各一间臥室，面积大约八、九平米，其中的炕即占据约一半。炕约两米多长（东西向），宽1．5米～1．6米。除三间正房外，东西厢一般用于储存杂物、作磨房用等。我家正房东西两间卧室，西边一间由大哥使用。母亲领我和二哥三人在东屋就寝。因个子不高，沿南北向睡臥，脚对着窗户，头对着屋内。母亲紧挨炕头（隔壁就是灶台），我挨母亲，二哥挨着我。在春节二姐从大连读书放假回家期间，母亲就和我们三个合住东屋，二姐紧挨炕头，然后依次是母亲、我和二哥。夏天二姐不在家，就我们三人。每人平均可占有约宽不足一米的宽度。夏天热，二哥睡觉时喜欢把位置分成使用和备用两部分，以便让备用部分温度降低，占用的一半热了以后就滚到备用部分。我发现二哥这一习惯，就起了歪心眼，趁他滚到最东边时，我跟着他也向东滚，占用他的位置，以便让我的全部位置都空出来降温。一旦发现二哥要向西滚，要使用备用的位置时，急忙向西滚。二哥后来纳闷：空了这么久，备用位置为何还是热的呢。最后终于发现是我在捣鬼。童年生活中，做饭都是所有食材放灶台中的一口固定大锅里，底下放水，水上盖饭撑（陶制带孔以便热气可上升）饭撑上放一盆饮用水和一盘菜（罗卜块上放些面酱、放点油）和一些红薯之类，锅边贴上一些用玉米面和豆面和起来做成的粑粑（比纯玉米面做的饼子喧）。除过年过节，平时难得吃上白面馒头。白天有时饿了，掰一块粑粑，虽然可以充饥，但总觉得不好吃。慢慢我发现了一个小窍门：粑粑蘸上点食用油则好吃得多，于是我偷偷地享用这一方法。后来有一次把这一窍门洩露给了二哥，哪里知道，天外有天，二哥也有自己的小九九，这时也洩露给我，说粑粑蘸上白糖也挺好吃。原来，家中的油、白糖都是宝贵物资，平时是不能随便吃的。

童年时期一年中最期盼的就是过年（春节）。过年之前的一段时间，家里就开始为过年忙碌着，包括像打扫卫生啦、做新衣服啦，还有准备过年的食品：磨足够的白面，蒸上几锅白面馒头、豆包、包子之类（平时难得吃上）。磨一些黍米（北京叫大黄米）年前蒸一锅黄米黏糕。磨黄豆做一锅豆腐。赶集买些猪肉，有时还能买一付猪下水（包括蹄、肚子、肝、肠），年前都煮好盛在盆里放臥室桌子上。老家的习惯是除夕这一天叫过年，这一天最忙碌，到了初一这一天就不能干活了（传说如果这一天干活就一年不得轻闲）。初一一大早天不亮，人们就要起床，男人（包括男孩）都要到家庙（祠堂）拜祖。周家家庙就在二村，可能是镇上周姓在二村居住的比较多。二村还有唐家家庙（村小就设在其中），一村有刘家家庙，三村有于家家庙，李家家庙。家庙墙上挂着家谱，拜祖由辈份最长者在最前边，晚辈和小孩子在后边，一起给祖先跪拜磕头，最兴旺时队伍要排满祠堂院子。然后在长辈带领下，挨次到同姓各户家中去拜年。路上遇到了别的乡亲就恭手喊：“恭喜发财！”。

从正月初一早上，一年中最好的日子就开始了。这段时间不仅吃得好（基本不吃粗粮，还差不多每天都能有肉吃），不用干活，能穿上新衣服，而且有很多热闹的地方可以去。我童年那个时期家乡每年春节，各个村都要排练和演出各种文艺节目。最常见的是京剧，还有话剧等。我最喜欢的是京剧。当时一村演出的京剧我最爱看，因为多是武打戏，如八大锤等。我们二村也排演过不少京剧，如捉放曹、秦琼卖马、铡美案等，五村的四进士、空城计等，离老家成山镇八里的岳家庄以京剧闻名，春节期间常来我们镇巡演，最受欢迎的是快活林、三打祝家庄等。京剧一般在镇上南门外的露天大戏楼演出。戏楼舞台离地面约两米，有顶蓬和后台（演员化妆和休息间）但两侧是敞开的。晚上演出要点汽灯（那时家乡没有电），每次演出我都早早扛个板凳放在紧挨舞台的墙边，演出时我站在板凳上，仰头观看正好能看得淸清楚楚。春节期间经常天寒地冻，看完戏有时腿脚冻得走不了路了，但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满足。52年春节，岳家庄京剧队到离家3里的六村演出全本三打祝家庄，上午下午分别演出一打和二打，晚上挑灯演出三打。早上我和二哥以及一些小伙伴早早吃完早饭就赶到六村，上午看完了一打后，中午饿着肚子，下午观看二打，然后赶回家，草草吃上几口饭就赶回去观看三打。看完演出回到家中，快要近午夜了。演出中，宋江、石秀、杨林的精彩表演和胜利后喜悦的笑声、动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过年期间除了到外面观看演出外，还在家中开展一些娱乐活动，主要是自娱自乐的唱戏、几个同学凑一起演奏乐器等。一次到姥姥家发现了舅舅年轻时玩的箫（舅舅参加革命离家多年），就经姥爷同意，带回家自己自学吹奏。没有胡琴（京胡）二哥就自己动手制作。找一截竹筒，没有蛇皮就到旧城墙下捕捉蛇（夏天）：在一根木棍头上绑上一个铁钩子，见到蛇了，蛇急忙砧进洞里，二哥紧紧追赶，用铁钩子把蛇从洞里钩住拖出来，把头放在石头上，用另一块石头硬是把蛇头砸下来，趁蛇还沒完全死，把蛇皮从脖子开始撸到尾巴，然后把粘在蛇皮上的肉刮干净，泡在水里，软了之后箍到竹筒上，外面再包上绸布。琴桿和弓子也是想办法自制。没有马尾，就找别人家的马捡些或薅一些。这样制作的京胡虽然质量不专业，发声也不纯正，但玩起来也兴趣盎然。几个好朋友凑在一起演奏一段曲子如梅花三弄、寄生草等也饶有兴趣。几年后我上初中放假回家还吹笛子或拉四胡为同镇假期返乡春节演出的歌舞表演伴奏。 除了文娱活动外，下象棋、作游戏也是过年期间我们最喜欢的活动。过年假期，大哥常常教两个弟弟学习一些技术、手艺之类。大哥平时的一项爱好是书法，学习名家书法。由于买不起墨，就用木炭当墨。我记得大概是1950年春节期间，哥哥找出家藏的各种字帖，有颜体、赵体、柳体等等，让我们临摹，二哥学得快，我始终进步不大。大哥还教我们刻图章。在纸上印章大小的方块上写上某某某印四个字，趁墨迹未干，把印章按上去，以便印章上留下名字，然后用刻刀刻成阳字或阴字图章。二哥手巧，很快就刻出了相当完美的图章，而我自幼手拙，刻出的字不是这里少了一点就是那里笔划不光滑。但也从这些活动中学到了技术，获得了乐趣。总之，童年时期过年的活动是最印象深刻的。

自从父亲49年病逝后，母亲、大姐、大哥对我和二哥两个年幼孩子的学习一直非常关心。当时大姐在上海工作，我们在上三四年级，大姐多次从上海购买适合儿童阅读的书刊寄回老家。有一次一下子就寄来十几本，我们爱不释手，一有空就阅读起来。后来我和二哥商量决定把书分成两部分，分别归个人所有。分配的方法是每人轮流挑选，每挑选一本。二人用花拳的方法决定谁先挑选。结果二哥花拳赢了，他先挑。他先挑选了“托尔斯泰故事集”，我接着挑选了“从猿到人的故事”，然后依次挑选其他书。计有：“鲁迅的故事”，“闯王李自成”，“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中国古代三大发明”等等。大姐还从上海给我们订阅了杂志“中国少年儿童”（不久改成报纸“中国少年报”）。其中有一期登了毛主席指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文章。我当时不认识“淮”字，也不知道有个淮河，读成准河。后来大哥教我，我才认识了这个字。

我们一直盼望着能有一只自来水笔。到了50年下半年，有一次，一位修理和卖钢笔的到大哥任教的学校，大哥花了每只6千元（合新币6角）买了两只钢笔，星期天带回家作为礼物给了我们，要求我们爱惜和努力学习。我们高兴得拿着笔摆弄来摆弄去，从此有了自来水笔了。二哥一直爱惜，用得很好，可我是个粗心的孩子，到手没有半个月就摆弄坏了。星期天大哥回家我非常害怕，生怕大哥讯问起钢笔的事：好不好用？用得怎么样？我的这个粗心大意不爱惜东西的毛病时有显现。也是51年，我和二哥希望自己能有一个皮球玩。秋天收下花生，我们和母亲晚上摸黑（舍不得点灯费油）剝花生，攒了一袋子花生米送到供销社，每斤3千4百元（新币合3角4分）卖掉了。母亲随即为我们二人每人花一万元（合新币一元）买了一个皮球。我们高兴得又是扔又是拍地玩了几天，可我很快就玩坏了。再想玩时只好在二哥不玩的时候借来玩一会儿。

二姐当时正在大连读师范，由于经济困难，平时连寄信的邮票也没钱买，寒假回家给我们带的礼物都是由于成绩优秀而得到的奖品，主要是本子、书签等学习用具。53年夏天二姐师范毕业了，学校组织毕业生到北京参观，同学们高兴得不得了。到了北京，同学们纷纷购买各种纪念品，二姐没有钱，只好花了仅有的八百元（新币八分）（可能是学校发了点一次性生活补助）给我们买了一付连在一起需要自己裁开的朴克牌，裁开后每一张只有两个指甲盖大小。即使这样，我们也非常珍惜二姐从北京专门为我们买的礼物。

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和生活着。由于年纪小，贪玩，对读书、学习，虽然家里催得紧，但自己不努力，加上田里、家务活繁忙，下课后从不复习，作业也是应服，所以成绩很差。

1950年，我们升入四年级，由初小转入高小。这一年国家组建了少年儿童的全国性组织：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为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多年后改名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改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学校根据学生的表现分期分批被吸收入队。二哥和不少表现好的同学第一批就入队了，我是个表现差的学生，一批一批过去了，直到第N批，所有同学都入得差不多了，我才被吸收。尽管这样，我还是挺高兴。母亲还专门为我做了新衣服（用姐姐的旧衣服染成黑色改制，穿上一看黑里透红）。我虽然组织上入了队，但思想上並没有入队，不遵守纪律的恶习仍时有暴露。有一次放学排队回家，队伍出校门时从照壁右侧通过，我却突然窜到左边，企图从左边通过，被老师当场抓住留下了。二哥回到家中母亲问为何弟弟没有回来，二哥告诉母亲弟弟因不遵守纪律被老师抓走留下了。母亲又气又担心。为这样一个不争气的孩子，母亲操碎了心！由于学习成绩差，52年小学毕业报考初中落榜了，经过了又一年的补习，加上参加了半年的补习班，成绩有了较大提高，于53年夏季考取了县里唯一的中学，山东省荣成中学，三年后初中毕业到了大姐工作的江苏省徐州市，考入徐州四中，开始了青年时期的学习和生活。

童年记忆是美好的，尽管生活艰辛，但无忧无虑。艰苦的生活和劳动锻炼了我的意志和体魄，为适应即将到来的艰苦的学习以及以后步入社会迎接各种挑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的童年值得我永远怀念和珍惜。

2022年3月于北京

故乡天鹅湖公园（因冬季大批天鹅从北方飞来在此地过冬而得名），远处海中山为马山，因形状似马鞍而得名。

2021年清明节摄于老家天鹅湖（当地称南小海）

2021年清明节回乡返京登车前与二哥、侄子、侄女摄于荣成火车站

故乡东30里为山东半岛最东端成山头。传说秦始皇当年到此地寻长生不老药，至此看到一片汪洋，叹曰：“天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