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房汪开金家的“必”字辈

彩彩

　　汪家“必”字辈就是我母亲这一辈。

外祖父汪开金共生育了七男二女，但长成人的只有五男二女——一头一尾是女儿，中间都是儿子，我的母亲就是那个“头”。依次为汪春英、汪必煊、汪必宏、汪必亮、汪必贵、汪必全、汪秋英。

（一）

母亲汪春英出生于1929年正月初八，那时的汪家家道中落，小时候常听母亲讲起家里贫困的日子：家里常常断炊，偶尔不得不去米店赊米，放学后和小伙伴一起跑到大东门外的市郊去捡菜帮子；弟弟生病了无钱医治，只能抱到庙里去讨香灰；平均两到三年就有一个弟弟出生，外祖母总是希望她留在家帮忙做事，等等等等。即便如此，外祖父母还是允许老妈上学读书，就因为她喜欢。现在想想，虽然日子清苦，母亲却是在外祖父母的宠爱中长大的。

1949年武汉解放时，母亲正在女子中学读书，受共产党宣传的影响，毅然报名参加了湖北革命大学第一期的学习，学习结束后分配到宜昌地区宜都县土改工作队。土改结束后被组织安排到宜都县公安局成为了一名侦查员，那时全国刚刚解放，旧社会残留的土匪、会道门等有组织的反动力量还十分猖獗，人民群众对新政府的信任感还有待建立，蒋介石又口口声声反攻大陆，故而社会环境非常复杂，母亲和男同志一样奋战在侦查一线，遇到过土匪、捣毁过会道门，工作既艰苦又危险。一个阶段以后，为支援长阳山区的土改工作，母亲被调到长阳县，后因生了我姐汪小玉，不便继续在一线工作，才被组织上安排转业到了供销社。

此后的几十年，母亲的工作岗位多次被调动，从供销社到茶叶公司、生资公司、最后是新成立的农机公司，最开始是在基层做最普通的工作——营业员，熟悉商业工作后做出纳员，跟着老会计学习一段时间后独立担任了会计工作，调农机公司就是作为配备会计人员，直到退休。

我的父亲胡开孝出生于1928年6月，湖北宜都县人，也是在1949年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干训班），当时他正在宜都师范念书。国民党离开大陆前搞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包括伪造“三青团员”名册——即把一部分青年学生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列入团员花名册，父亲不幸被列其中。这件说不清的事成为了父亲一生的羁绊，也把他挡在了党组织大门外。虽然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因不是党员只能担任非重要职务，大多是分管业务工作，直到退休前几年才彻底摆脱了那个阴影，作为民主人士成为县政协委员，并担任长阳县志撰写工作。其实母亲年轻时也是组织的培养对象，受此牵连只能止步了。

有一次母亲翻看旧照片，指着一张合影照上的人一个个告诉我他们后来的人生状况，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被历次政治运动所淘汰，她属于比较大众的一类，虽然也遭受过很多不公正待遇，吃过一些苦头，但总算是没有太大的起落。最让我佩服的是，父母从未因承受过这些不公正待遇而心生怨言，始终带给子女们积极正面的影响力，鼓励我们积极进取。父母退休后均享受了离休干部的待遇，母亲享受正科级待遇，父亲享受副县级待遇，这一点他们特别的心怀感恩。建国70周年时，母亲获得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章，“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我们”——这是她一辈子最大的满足。

我和妹妹上大学期间的某个暑假拍的合影，应该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1980年左右的春节拍的合影

1983年春节合影，这时我大学毕业工作了一年，妹妹正在读研究生

2019年国庆前夕，县领导亲自上门看望并送达纪念章

背面刻有编号2019521578，这个号码被登记过，只属于汪春英

　　

（二）

排行老二的是大舅汪必煊，1933年出生，身为家里的长子，虽然上有姐姐，但在恪守传统的汪家，大舅承担起了作为老大的沉重的责任。下面是大舅的长女汪先兰写的回忆文章：

我的父亲从小就十分勤劳，几岁时，家里没有菜吃，就去挑野菜，还得上山砍柴，为了养家，半夜三更起来磨米浆，帮助爷爷做小吃面窝卖。十来岁时，到他的姨父（我姨奶奶）家当学徒，姨父是开皮革作坊的，就是把别人刚杀的牛皮收来，经过处理成皮革，再出售的一种生意，作为拜师学艺的学徒，得干最苦的活儿：父亲去拿那些还淌着血散发着腥味的牛皮时，路上经常遭遇到被狗追着咬，一个孩子吃了多少苦可想而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进入武昌大成路汽车修理厂当学徒。只有小学文化的他由于勤奋好学，且吃苦耐劳，很快便成了技术骨干，作为工人的后代，积极要求进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就被评为了湖北省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1957年作为技术骨干支援山区，到咸宁地区崇阳县汽车中心站工作，1962年孝感地区成立汽车大修厂，父亲又作为开疆拓土的创始人被派到孝感，参与汽车大修厂的创建工作。

父亲不仅勤劳肯干，而且善于技术创新。1964年他注意到修理汽车发动机时，靠人工搬运上下非常困难，且效率低下，父亲就有了自己改装一台吊车的想法，这一想法立即得到了组织和同事们的支持，说干就干，我父亲率领团队在1964年5月改装成功，得到了上级管理部门和全厂职工的赞美。

  

与自己负责改装的起重车合影留念

　　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运输局接到一个政治任务：组建汽车队到首都北京，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光荣任务。省局在各地区抽调了部分共产党员、优秀骨干分子组成了车队，我的父亲是其中一员。这中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在检查车辆安全的时候，荆州的司机说他的车子方向有点跑偏，刹车也不灵；在场的人员争先恐后的上去调试，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我父亲听说后，找了一个锤子上车去敲了几下，调整了刹车间距，荆州的司机再试车，没想到刹车神奇般的好了，哈哈，成功了！人们奔走相告，纷纷称赞，给父亲送了个外号：“刹车大王”！，就这样“刹车大王”便成为了父亲的标签，后来我们才知道，其实车队去首都北京执行的任务是负责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用车，对行车安全要求极高，“刹车大王”参加这么重要的任务理所当然！在北京，汽车队还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及中央领导们的接见。

文革结束后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对国企进行机制改革。当时孝感地区行政专署决定以汽车大修厂为改革试点，父亲时任汽车大修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其工作直接向行署专员张德润同志汇报。有上级领导的支持，有同事们的拥戴，改革很成功，生产效益成倍数的增长，为职工修建了2栋住宅楼，为厂里改善了办公环境。

父亲的一生朴实无华、勤劳奋进，从普通工人到企业领导，无论什么岗位都刻苦努力、兢兢业业，得到了上级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赞扬。

我父亲不仅工作努力，在家也扮演了一个极度负责任的儿子、哥哥和父亲等多重角色，关心、体贴家里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大家庭还是小家庭，尽最大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难。父亲还继承了爷爷的好厨艺，当他有空时，会给家人露一手，最受欢迎的当属拿手好菜参汤鱼元。

可能是父亲承担了太多的责任吧，他太累太疲惫了，在还有许多心愿——包括给自己写回忆录等未了时，却在1993年因病去世了。给我们子女留下了勤奋向上的精神和光辉形象。

我的母亲刘瑞英，1941年12月出生在武汉市武昌区解放桥，1958年在武昌汽车修理厂参加工作，在工作中于父亲相识，相知，相爱，两人一起参与山区建设去了崇阳汽车中心站工作。

母亲被分配到电工组工作，主要负责汽车电瓶修理，发电机修理。制作蒸馏水，绕发电机线圈，保管硫酸给电瓶充电等。往往是从车上搬下电瓶，修理好之后，再搬到车上安装。那个年代汽车电瓶又大又重，上上下下使得腰肌劳损，腰椎盘突出，非常痛苦。更痛苦的是：1962年母亲跟随父亲调到孝感汽车大修厂后，由于父亲是厂长，是领导干部，其家属得以身作则，见荣誉就让，先进工作者的指标总是让给其他同事。

母亲在单位是默默无闻的奉献，在家里也是勤俭持家，辛劳辛苦。记得有一年，二叔(汪必宏)和二审娘(罗金桃)因身体原因，一家人在我们家休养了一年，都是我母亲来安排，操持家务。母亲一直是父亲的贤妻，儿女们的良母，父亲忙于工作，社会活动，母亲任劳任怨，一直在背后无怨无悔的支持着，让他一心赴在工作上。

父亲的成功，离不开母亲的无私奉献。我们不但有一个劳模英雄父亲，还有一个无名英雄的母亲。所以我们骄傲！我们自豪！

年轻时的母亲刘瑞英

年轻时候的父亲汪必煊

1966年爷爷汪开金抱着大孙子汪先刚合影留念

（三）

我的二舅汪必宏出生于1936年9月。他从小体弱多病，在二、三岁时生病发烧，因未得到及时治疗，导致双耳失聪，不得不借助于助听器，给他的人生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但他从未因此放弃过努力和奋斗，为自己的人生写下美丽的篇章。下面是我的二舅妈罗金桃写的回忆文章：

汪必宏因从小体弱多病，未能好好上学读书，解放后才参加了文化扫盲班，识字读书有了一些文化。1952年武汉市举办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英雄事迹展览，展示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英勇事迹，同时揭露美帝侵略朝鲜的丑恶行径，他有幸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讲解员。对于他这样文化底子薄，还有耳疾的人来说，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啊！对于他的讲解，观众都报以了热情的掌声。

1956年他进入武汉重型机床厂当学徒工，武汉重型机床是中国“一五”计划重点工程项目之一，1953年始建，1958年投产。进厂后即被送往沈阳机床厂学习热处理专业，为期三年。东北的冬天非常寒冷，对体质弱的他来说，能坚持完成学习就很不容易了，他积极乐观，在学习技术的同时还跟同学学会了下象棋。后来回到武汉重型厂，工作之余他经常参加厂工会举办的象棋比赛，多次获得大奖。在参加活动时他结识了棋友马司机，在马司机的介绍下认识了他一生的伴侣罗金桃，也就是我，象棋成了我们的谋介。

1970年11月，他作为技术骨干被调往1969年投入建设的第二汽车制造厂 ，他又一次光荣的参与了国家重点项目的初始建设工作！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举家迁往当时条件十分艰苦的二汽所在地——湖北十堰市，开启了他的又一段人生。当时的十堰市还没有热处理这个工种的技术人才，听说二汽有，外单位的工单也都送到二汽来加工，他作为技术主力把所学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工作中，受到同事和领导的极大好评，三天两头有外单位敲锣打鼓地送来感谢信。由于长期的技术积累，对业务的熟悉度高，1978年他被调往湖北汽车方向盘厂，先到供应科，后到技术科，带出了多个优秀徒弟。 

由于身体原因，不适合继续在艰苦的一线工作，领导照顾他安排到后勤负责园艺种植栽培，他没有参加过专业培养，完全是自己凿磨。同时他还潜心钻研盆景技术，做出了许多好作品，并参加了湖北省盆景优秀作品展览会，他的作品获得了大奖。爱学习、爱琢磨是他的特长，干一行爱一行是他的品德，为子女们做出了榜样。

2009年9月因病治疗无效去世，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汪春英、汪必煊、汪必宏，1992年摄于长阳

罗金桃、刘瑞英、胡彩虹、汪秋英，2004年摄于宜昌

　　 （四）

我的三舅汪必亮，1939年出生。唯一的女儿是在他三十九岁时获得的宝贝，故取乳名汪三九。下面是表妹汪三九写的回忆父亲的文章：

　　我的父亲汪必亮出生在普普通通的工人家庭，一家九口人生活开销全靠爷爷一人维持，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父亲常常吃稀饭，甚至饿肚子。尽管家庭条件艰苦，父亲却能发奋图强，从小学习成绩优异，非常聪明懂事，孝顺父母，尊敬兄姐，爱护弟妹！通过自己的努力最后考到了湖北医学院，1964年7月湖医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到部队，到部队后先下基层（130师388团）锻炼一年，1965年7月被分配到位于四川雅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5陆军医院外一科，成为一名光荣的军医，通过几年在临床上工作学习锤炼，对内科，小儿科，五官科业务熟悉，经常给科室的同志讲课，帮助科室修理公物，“为人忠厚老实，工作不怕苦、不怕累丶艰苦朴素，作风正派，积极地钻研业务，没有架子，服从组织的分配”，是科室领导和同事对他的一致评价，听我母亲说他做外科手术也是非常历害的一把刀子，在当地医院小有名气！1969年转业到武汉市733工厂医务室做保健医生，后来因为大伯丶必奇叔叔都在孝感，在他们的帮助下，1971年11月调动到孝感市精神病院工作，那时的孝感精神病院，只是一家精神专科医院，无论是医疗环境或者是医疗技术均比较落后，和部队医院相比悬殊较大！许多医生都是未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下乡插队的村医（赤脚医生），医生中学历最高的只有中专学历，我的父亲作为全院唯一的医科大学毕业、正规科班出身的医生，又懂俄文，加上有曾经在部队医院工作的经历，现在回到地方工作，自然也为医院的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医院最早的拉丁文处方是我的父亲引进来的，这是一位老一辈医生告诉我的。

　　汪必奇叔叔曾告诉我，我的父亲非常聪明，不仅擅长西医，更擅长中医，在70年代，脑中风的病人还不是特别多，当时我的父亲研究了一个中药方子，治疗中风后遗症有奇效，经过他的治疗，行走不便的人都可以正常走路、生活自理，一时传为佳话，吸引了一些有中风后遗症的人慕名前来治疗，可惜这个方子失传了，不然现在得造福多少人呀！

除了工作，我父亲还特别热爱生活，兴趣爱好广泛，精通各种电器修理，还特别迷恋下象棋，此外他还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去当授课老师，据说数理化教的特别历害，原卫校校长曾想聘请他去学校当讲师，被他婉言谢绝，扎根于临床，造福于患者，他把短暂的一生都献身给了医疗卫生事业！

听老一辈说，我的出生给父亲带来了极大的喜悦，可惜父亲当年在部队参加野营拉练时落下了风湿心脏病的病根，我出生不久他的病就开始恶化，自知时日不多，他想要最大限度的给予我父爱，大冬天里亲自裁剪、铺棉花，用缝纫机给我做棉袄棉裤，从一岁到七、八岁穿的都做好了，父亲留给我的是温暖，是心中的牵挂和不舍！是浓浓的爱！这样的父爱足够我感动好些年了！

1980年，年仅42岁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时年我两岁半……

1978年三舅抱着独生女儿汪三九合影

（五）

我的四舅汪必贵，生于1945年8月，逝于2015年12月。听母亲讲他小时候比较顽皮，不喜念书，但脑瓜子灵醒，特别是动手能力强。他的钳工手艺傲娇，70年代女孩子们用钩针钩各种织品曾风靡一时，他不知为多少女孩做过“勾心针”，当然，也给我做了两个✌️😊😊

下面是表妹汪凤鸣写的回忆文章：

我的父亲汪必贵，在男孩中排行老四，小名“大满”。小时候身体不好常生病，爷爷和奶奶见他可怜，就比较依着他。听家里长辈讲，他从小贪玩，个性爱着急，喜欢带着我的五叔一起玩斗蛐蛐，爱和老八号巷子里的小伙伴们比谁的蛐蛐厉害，有时候难免与别的小伙伴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吵吵闹闹，但是事情过后，他就像没事一样。

解放初期那个时代，男生多半喜欢放风筝玩，每到春天他也去放风筝，没钱买他就自己动手做。开始学着做最简单的王字型，后来学做蜻蜓、蜜蜂等各种形状的。为了显摆自己的能耐，他总是把做好的风筝写上自己的大名，而为了把名字写得好看，我父亲居然爱上了写毛笔字。他每天放学回家，书包还背在背上，就忙着找砚盘磨墨，找纸和笔，练习写毛笔字。所以他的毛笔字写的很好，后来写得多了，慢慢对汉字产生了兴趣，非常注意书写形式，有独到的书写风格。

　　1961年爷爷奶奶搬到了武重宿舍，把父亲一个人留在了兴隆巷八号老房子里，使他的生活变得比较困难起来，有时候放学回家没有饭吃，就又背着书包去上学，到初二的时候，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没再上学了，那时他才十四岁。

他想跟着大伯(汪必煊)学修汽车，就跟随大伯去了咸宁崇阳县，但大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管他，加上崇阳人说话听不懂，所以，1963年他回到了武汉，回到了爷爷奶奶身边。

1964年他积极参加武重街道里的四清运动，由于他表现很好，运动结束后，街道介绍他到一冶特种公司工作，被分配学习钳工，他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在学徒期间表现非常优秀，苦练技术，积极肯干。武钢厂在建设炼钢高炉时，他作为优秀技术工人被选中，他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在项目建设中立了大功，受到了表彰。他还是一个孝子，1971年我爷爷(汪开金)去世后，他担负起了照顾奶奶生活的责任，为家庭分忧。

1982年，由于钳工技术过硬，父亲被选派到珠海建设工程项目团队，参与一冶特种公司在广州珠海珠海的建设项目，在那里他工作了三年，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可和领导的嘉奖，1985年他回到了武汉。

在珠海工作时留影

　　父亲的家族观念很强，曾多次跟我谈起汪氏家族史，对自己是汪氏家族的一员充满了骄傲和自豪。他崇拜汪氏家族祖传厨艺，跟着爷爷偷学了不少手艺，在学做武昌鱼元时总结做鱼元的秘藉，还编了做鱼元的口诀。兄弟几个中，他恐怕是厨艺学得最好的，家里每年年夜饭菜多半是他亲自下厨。

父亲心重，深知家中厨艺源于爷爷汪有真的传承，对爷爷有着一份崇敬，有一次看报时突然想起来自己的祖父，就在报纸上随手记下祖父(汪有真)的生世时间(1875年-1924年)。

　　我是我父亲的唯一宝贝女儿，出生于1986年，父亲41岁的时候才有了我。他虽然非常疼爱我，但苦于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照顾我，只好先跟着我的母亲和外祖公一起生活。后来上中学的时候回到父亲的身边。非常感恩我的父亲，他用了全部精力照顾我，培养我，让我获得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士学位，现在是新加坡文化交流中心中国办事处负责人。

　　父亲为我耗尽了他的心力，重病缠身，于2015年12月的平安夜去世，我感到万分悲痛，同时也从父亲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向上的力量，像灯塔照耀着我人生的前路。

（六）

我的五舅汪必全。五个舅舅中，我与五舅的接触机会是最多的，可能是因为他和家家一起住的时间最长，也可能是他和我上的是同一所大学。我俩相差十岁，作为文革前的高中生，他在我眼里是那么的博学，总能让我大开眼界，而且风趣幽默，和他在一起特别开心。

小姨说在写这篇回忆文章时几度哽咽，想必这位最小的哥哥与她也是感情深厚。下面是小姨汪秋英写的回忆文章：

我的五哥汪必全，小名“小满”，生于1947年，他生下来很健壮，长相也端正，尽管上面已有一个姐姐四个哥哥，但还是倍受父母的宠爱，那时我们一家还住在兴隆巷老八号。五哥从小就聪明，也淘气、贪玩，因年龄与四哥“大满”最接近，加之大满鬼点子多，故而常跟着他一起玩耍。大满爱斗蛐蛐，就要他一起捉蛐蛐，他总是老老实实趴在地上，在墙边，砖逢里找，抓到了就给大满，去跟巷子里的小伙伴一起斗蛐蛐，斗赢了就高兴得手舞足蹈，斗输了，两个人又去找新的蛐蛐儿。为此母亲还要父亲买蜂蜜他喝，要给他补一补身体😊😊，说是捉蛐蛐很辛苦。他从小聪明好学，在粮道街小学读书时成绩就很好，后来转到名校中华路小学读书，直到小学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市重点中学武昌实验中学，1964年，初中毕业的他又考取了重点中学武汉东湖高中。

正当他埋头苦读，立志要像三哥一样考上大学时，也就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像许许多多的青年学生一样，满怀激情地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运动中。文革初期有一件轰动全国的事件：毛主席分批次接见红卫兵，全国的青年学生都以去北京接受主席的检阅为荣，五哥也和同学一起幸福的到了北京，参与了接受毛主席第十次接见红卫兵——主席的每次接见，天安门广场都是人山人海，激动万分，大家都迫切希望亲眼见到这位伟人。1968年毛主席号召在城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他积极响应号召，和同班同学一起下放到湖北监利县参加劳动锻炼，在那里他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了一个有文化的农民，就这样他渡过了独处异地独立生活的五个年头。

直到1973年，下乡知青大多已返城，五哥由于眼晴高度近视，也得到政府的批准从监利县返回武汉。当时我们家住在武重宿舍，五哥先是到街道里参加学习，后由街道安置到街办工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在工厂里他积极工作埋头苦干，独立生活，这样又过了五年。

1977年，国家十年浩劫后百废待兴，中央决定恢复停止了十年的高考制度，顿时这一重要消息振奋了国人，振奋了有志青年，也振奋了我五哥，想想被蹉跎的十年，早已平静的心又开始激荡起来，上大学的希望重新燃起。他一边上班，一边默默搜集复习资料，白天努力工作，晚上复习功课，忙得不亦乐乎。但因顾虑重重，复习的时间和资料又很有限，1977年底仓促上阵参加考试，成绩未达到自己的预期目标，分数离他心仪的大学有距离，没能如愿。经过半年全心的投入，1978年再一次参加高考，此时他已是卅出头的青壮年了，和应届毕业生拼比，他考出了587分的好成绩(满分600），这次他吸取教训，稳扎稳打，不再填报重点大学，报考了当时还是二本的武汉工学院（现在的武汉理工大学）数学师资班，顺利被录取，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当时国家规定工龄满五年的在职职工，可以带薪上大学，但他只有四年十个月的工龄，（当时上山下乡还没有算作工龄）未能带薪读书。那时父亲已去世多年，母亲靠哥哥姐姐负担，大家都无暇顾及他的学习生活，他只能靠学校的助学金和生活补贴（每月玖元）过着拮据的学生生活。

1982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武汉市轻工业局所属电大任数学教师。一年后与原街办厂的同事高晓闰喜结良缘。1984年他的宝贝女儿汪惠出生，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在这段时间里他利用业余时间通过自学考试获得了律师资格证，我们全家都为他高兴，以为他的人生会从此走向光明的未来，没想到的是，1987年夏天，也就是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五年，因参加学校组织的教师暑假活动——到桂林旅游，途中因意外事故不幸遇难，丢下了妻子和年仅三岁的女儿，带着满腹才华撒手人寰，英年早逝，可悲可叹！实在令人惋惜！令家人痛心！

1978年秋季，五舅和胡立勇同届考取大学，大家一起在武重家家那里聚会，合影留念

1985年国庆节，我的婚礼前夕，母亲和我们一起到武汉与小姨汪秋英、五舅汪必全相聚，在小姨的工作单位武汉纺机厂门口合影留念

（七）

　　我的小姨汪秋英。小姨比我母亲小整20岁，比我仅年长8岁，她从小性格活泼外向，“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啥事都留心也用心。我高中毕业那年来到武汉，她一路带着我游玩、逛街、看电影，还亲自动手给我做了一条花裙子，是个十分称职的小姨。下面是小姨汪秋英写的回忆文章：

我出生于新中国诞生前夕 的1949年9月，彷佛是上天派出的小天使，来迎接新中国，迎接太平盛世的。汪氏家族是一个具有传统礼仪的大家庭，我很荣信成了家族里的一员。父亲为我取名秋，随族里女孩取英，称呼汪秋英。我特别感恩我的奶奶——在我上面已有大姐和五位兄长，可能父母感觉养我有些力不从心了吧（好像我是多余的），想要把我送人，可我奶奶却坚定说“不行，别人会说你们养得了儿子，养不了女儿”，就这样我才能幸运的在汪家长大，我有个多么伟大的奶奶呀！

武昌粮道街兴隆巷8号，是我的降生之地。感恩老祖宗为我们子孙造福，让我们一生下来就有安身之地，并在这个大家族里快乐成长。汪家人口多，虽然各家过各家的日子，但同住一栋楼房，出出进进日日相见，给我的儿时留下许多回忆，七大姑，八大叔长幼有序，见面知道谁是谁家的人，若要问名字，只说不知道。但对爷辈、父辈之间的关系还是很清楚的，就像前几日张学干问：汪贤英有谁知道？都说没听说过，然汪必义说是他伯母，嗨！我小时侯几乎每天晚上到他伯母家玩，我们俩家仅隔一道板墙，太熟悉了。

1961年我12岁，因我二哥的工作单位——武汉重型机床厂给二哥分配了宿舍，我們家便搬到了武重。武重的整个布局，包括厂房和住宿区，全部是由苏联专家设计并建造的，职工宿舍区的房子清一色红砖红瓦，一排排错落有序，五十多栋楼房分作了四，五个街坊。要说兴隆巷的老八号，可以说是古色古香的旧城民居风格，而武重呢，那就是祖国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几家共用一个干净的厨房和卫生间，卫生间是可以抽水的那种，刚搬来时着实让我新奇和自豪了一番。1963年我小学毕业，考试临场发挥得好，幸运的考取了省重点中学武昌水果湖中学，学校老师亲自送录取通知书到我家，后来才知一个班仅录取叁名，一个年级仅有七名。1966年5月顺利的通过了初中毕业考试，正憧憬着上高中时，遇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先后八次在首都亲自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共达1300万人。11月26日是主席第八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我非常幸运，就在11月25日和同学一起乘火车抵达了首都北京。当时火车上挤得水泻不通，连移动一步都不行，更不用说上厕所了，直到下车。首都北京的市容井然有序，人民解放军威武雄壮，立刻将我们红卫兵小将按队列排好，这时是北京时间深夜3点钟，我们随解放军来到北京体育场，等待天亮去见毛主席。11月26日震奋人心的时刻来到了，在解放军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我们挥手致意，我们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此起彼伏。大家都饱含着热泪，激动万分。

正值青春年少时

　　后来党中央号召全国的学生复课闹革命，工厂恢复生产。1969年我回到街道参加街道里组织的学习和活动。1971年经街道介绍到武昌中北路小学当了一名教师，同年依据国家文件转正。在学校里我虚心向老教师学习，深得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好评。1975年被武昌区教委评为优秀共青团员，优秀青年教师。1979年被武昌水菓湖街评为年度先进教师。

刚刚参加工作时的模样

1975年彩虹高中毕业到武汉游玩时合影

1976年立勇高中毕业，和母亲一起回汉时合影留念

　　1979年，整个社会的学习空气浓厚，在五哥汪必全的影响和鼓励下，我也报名参加了最后一次对老三届毕业生开放的高考，报考师范大学的英语专业，笔试成绩不错，过了初选分数线，还按要求参加了口语面试，终因基础训练不足，结果落榜了，但我很欣慰，总算尝试了一把高考的滋味，内心还挺满足的。

1978年春，彩虹到武汉上大学时合影留念

　　1981年，领导安排我参加武汉市人事组织部和武昌区教委联合举办的"工业会计进修班”为期一年的学习，就此结束了十年的教师工作，踏上了转战工业企业的新岗位。

工业会计培训班合影留念

　　1982年我被分配到武汉纺织机械厂工作，时任车间核算员。初来乍到，我被厂大门震憾了——不亚于武重厂大门啊！这是一家直属纺织部领导的部级国营企业。由于家父和兄长多在企业工作，我对企业是并不陌生的，很快就和车间领导及工人们打成一片，语言交流也很通畅。

1980年经介绍认识了另一半高国平。当时我还在学校教书，他在武汉市公安局五处工作，大家各忙各的，属于先结婚后了解的那种类型。1982年独生子高志杰出生了，一家三口也算是个安定平和的家。1993年高国平从公安部门调动到武钢实业公司上班直到退休。

当年穿警服的高国平

1999年一家三口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