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年代一一2022年3月——1972届刘毅刚

韧之

哈一中百年校庆前，时任副校长的张信章校长正在筹备校庆，约我写一点东西，由于当时工作忙就耽误了。退休后闲来无事，经常想起在哈一中读中学时的学习生活，一庄庄一件件萦绕在眼前，真应了那句话一一老了！当前的事记不住，过去的事忘不了。也罢，就把这忘不了的事写下来，以为茶余饭后打发时日，也可了去张校长一个约定。虽然迟了十年。

我们进入哈一中正逢“文化大革命中期”

“大串联”刚过，“停课闹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小学升初中是按学区划片，哈一中附近的几所小学校，如尚志校，地段校，田地校，新民校等毕业生都分入了哈一中。我们这一届正好赶上了教改。将原来的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共十二年学制改为小学五年，初、高中四年，一共九年的学制。我们本应该是1969年夏季升初中，却在小学读了六年半，到1969年末才升入中学。而为了给下一届腾地方，在1972年末就毕业了。掐头去尾，我们在一中仅三年时间，成了教改的牺牲品。我们的下一届到1974年毕业，73年成了空窗期，没有毕业生。当时学校的管理机构已被“砸烂”，没有了校长。后来在哈一中百年校庆印发的纪念册中发现我们那一届和上一届是没有校长的两届，学校主持工作的是“工宣队”。当时学校的主要事情就是“停课闹革命”。学习文化课的时间不多，每天只上半天课，其它时间都在军训和学工学农了。课本是黑龙江省编制的临时简易课本，薄薄的，内容浅浅的，学生们对于文化的学习没有压力，学得轻松愉快，可就是白白浪费了那么好的教师资源。我们的教师都是“文革”前的资深教师，教学水平很高，遗憾的是当时的形势没办法发挥他们的才干，也白白地耽误了我们这些渴求知识、正待成长的青年。恢复高考以后，当年教我们的许多教师都被调到大学去补充力量了。

记得我们的班主任朱敬群老师，高高的颧骨，刚过五十的年纪已是半头白发，喋喋不休地唠叨着，说得满嘴飞沫。她讲政治课，费尔巴哈不离于口，因此同学们背后都称她费尔巴哈。她为我们班的学生操碎了心，现在想起都有些心痛，在我的心里她是最优秀最称职的好教师。

物理老师刘忠信，高高的个头，深遂的眼神，长方的脸形鹰勾鼻，坚定而自信的性情。总是面带笑容操着一腔山东口音问我们，“今天想不想听课？想听就给我静下来好好听，我就多讲些，不想听，我就坐那里听你们的”。他的拿手绝技是二指弹。一小块粉笔头用姆指和食指无声的弹出，能准确地击中搞小动作的同学。

张文政老师给我们代过物理课，上光学实验课时做凹凸透镜成像实验，反复强调凹凸透镜成像特点，烛光映在他脸上，面部的斑痕显得格外突出，被几位个别的学生虐称为凹凸不平。

恢复高考后，听说这两位老师都调去了黑大。

英语老师叫黄安，上海人，是上海外语学院毕业的美女。三十多岁了还不结婚，就想调回上海。美丽的脸庞上架着一副近视镜，看着淑女一个，可是管起学生来可一点也不淑女。英语教得很好，可惜我们学得太少。现在能记得住的只两句，毛主席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我参加高考时英语成绩只得了7分，幸好那时恢复高考不久，英语成绩只作为参考。后来听说她如愿地回去了上海。

体育老师，学生们都称他为大郑，南方人，不修边幅。冬日里头顶一破旧棉帽，工人阶级的那种典型扎杠棉袄，有几处露着棉花，手里拎着木枪（木枪是那个时候学生的标配），用难听又难懂的南方口音扯着嗓门大喊着追赶着调皮的学生，学生们都怕他。

有个教化学的蔡老师，白净面孔，长长的头发，高高的鼻梁，大大的喉结。多才多艺，曾经给我们代过多门课程，好象没有他不能教的课。冬天里只要他在校园的冰场里出现，帅气的身姿就吸引了众多的粉丝跟滑。他讲化学时“咖玛”的发音特别刺耳，我们就称他“咖玛老师”。

学年主任邴老师，教务处的董老师是那些“个别生”最恨的了。在那个“停课闹革命”，“打倒臭老九”，“批判师道尊严”，“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封资修”，“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历史环境下，面对无政府思潮影响下的，思想迷茫，目标模糊，心存理想，精力旺盛的有志青年，他们没有忘记和放弃自己教书育人的使命和责任，坚持在教育岗位上尽职尽责，当为后来的教育者之楷模。当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他们也遭到了那些“个别生”的恶意报复，被一些恶作剧搞得很被动。

后来我从事了教育工作，面对当今学校中个别教师存在的缺少师德，没有信念，误人子弟，不负责任的种种行为深感遗憾。也为我们自己当时遇上了那么多的优秀老师而没有机会好好学习而惋惜。

在哈一中的三年，是我们最好的青春年华，正是应该努力学习，茁壮成长的时期。然而不幸的是在那个破旧立新的时代，各种运动频繁火热，“批判孔孟之道”，“停课闹革命”，“批林批孔”，“反帝反修”，“备战备荒”……文化课的学习既少又浅，每日只上半天课。记得上得最认真的是体育课和间操。体育课大多时间是进行军训。那个时期“反帝反修”，全民皆兵，学生当仁不让，人手一杆木枪，上课就练“突刺刺”。间操是相当的壮观。只我们这一届就十八个班，间操时操场是放不下的，各班学生扛着木枪沿兆麟街跑步，南始石头道街的市政府大楼，北至兆麟公园南门，围街心花园一圈，首尾相接，步伐整齐，口号声振天。

最神气的当属一中“红后代”，“文革”中的急先锋，名声在外。身着军装，荷枪实弹，列队于操场，神气活现。操场上练投弹，教练弹那骇人的爆炸将南楼图书馆的窗玻璃振得破碎。我们班的学生却因此获益。几名同学窥得机会窜入图书馆窃得多册名著“禁书”，如获至宝，在同学间传阅，如饥似渴。“文革”后对“红后代”如何定性不得而知，是否影响到了他们的前程？当初也是被激情燃烧了的青春。

记得刚入学不久，学校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运动，动员学生们积极揭发批判各种问题。我们刚刚步入中学，也就是十三、十四岁的少年，虽然目睹了“文革”初期的一些“革命行动”，但并没有社会经历，更不理解“文革”的大是大非，有什么能够揭发的问题呢？但为了有所表现，又不能不揭发。结果是同学之间互相检举揭发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张三扫除不认真，李四没有擦黑板……，搞得同学之间矛盾频出。同学们领来纸墨，满教室都在写大字报，由此许多同学爱上了写字，练起了书法。一瞬间学校的走廊就被贴满了大字报，甚至刚刚贴上的大字报就被后来者復盖，足足贴了几层。更可怕的是由此还引发了一件反革命事件。大字报贴出没几天，学校组织全体学生去江北搞军事训练，浩浩荡荡的队伍在江北的湿地间拉练，又是行军又是战斗，喊声振天，爆炸声惊人。当师生们满怀胜利的喜悦返回学校后，发现满校园干干净净，到处贴的大字报不见了。这还了得，这是赤裸裸的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事件。不久就揪出了这一反革命事件的制造者，一名尚未平反的“右派”，被强制在校园搞卫生的，满头白发，而被称为“老白毛”的老师，为了维护校园的整洁环境将大字报清理了。死不悔改的右派分子又成了现行反革命，学校专门召开了批斗大会。

记得为了参加社会实践，我们曾被安排“登车售票”。每班挑选出一部分学生，集中在学校主楼一楼的礼堂住宿，就睡在礼堂的木排椅子上。每天清晨天不亮就登上被分配的各线路公交车上作乘务员。不知是学生出了问题还是社会对此事有什么反映，学生登车之事不久就停止了。现在想来，在那动乱的年代，将那么多少男少女放在那起早贪黑的公交车岗位上工作是非常不妥的做法。

为了“学工”，学校创办了纸箱厂，在主楼和北楼的后面盖有一些偏厦，现已拆除了。还有主楼一楼北侧的几个房间，都是纸箱厂的车间。日本生产的机器，有扎杠机，装钉机，载刀等。又笨又重，同学们操作起来很吃力，有几个同学操作不当受了伤，有裁断手指的，有在手指上钉上钉的，后来都因伤残没有下乡留了城。几个工序和车间我都干过，是因为我从小就什么活都做，动手能力强吧，完整的保护了父母所赐之躯。

为了学农，我们下乡务农。哈一中在望哈建有一所分校，其实就是在农村建有几幢平房，据说是以前为将要高考的高三学生准备的，在高考前封闭学习一段时间，然后满血参加高考。“文革”开始后分校的功能转为学生的学农基地了，每届学生包一年，从春播到秋收。我们这一届十八个班分六个月，每月三个班到那里务农。我们班是春天里第一批去的。我在那时学会的打背包，真正的解放军战士的打法，三横两竖，长方形，棱角分明，结结实实。背上背包，扛着木枪，高举红旗，唱着歌，雄纠纠气昂昂地从学校出发了，一路行军走去望哈。几十里路下来，同学们已是溃不成军，狼狈不堪，大多数同学脚底都磨起了水泡，有几个体弱的女同学早就爬上了收容的马车。傍晚时分才到了分校，同学们的第一件事就是互相挑破脚底的水泡。食堂的师傅早已端上了红豆米饭和红烧肉，同学们如狼似虎地饱歺一顿，算是对行军一天的疲劳的犒劳吧。这一顿饭至今无法忘怀，因为与以后的望哈的伙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了使我们不忘本，给我们配置了与在市内一样的7：3比例的粗细粮配比，细粮要配粗粮一起吃，大米要掺上其他杂粮做成米饭，白面要掺和玉米面吃，所以我们就再也没吃上过大米饭和白面馒头。其实当时我们劳动的地方并不缺细粮，看着农民的孩子吃着油饼我们馋得直流口水。我们是将城市配给的每月30斤粮票迁出交给学校，由学校到当地换成了细粮的，给我们吃的是自产的粗粮，余下的细粮就给教工搞了福利，这是我们毕业后由下届同学发现的并被暴了光。晚饭后同学们要在教室搓玉米棒，脱下的玉米粒拿去生产队磨成玉米面和玉米碴子给我们吃。食堂做的窝窝头硬得象杠头，很难下咽，同学们扔到食堂，厨师捡回来捣碎了做成了粥又端上来。更可恨的是，男学生夜里不愿去室外厕所，將食堂的“畏大罗”偷来宿舍用作夜里撒尿，可早歺时看到厨师竞用那“畏大罗”盛上了玉米粥拎上了歺桌，搞得同学们哭笑不得。去到公社的生产队劳动时，生产队把泡发过的黄豆用水煮熟，滴上豆油调上盐，作为佐歺莱，玉米碴子干饭是主食，吃得我们腹胀，不断的放屁。从那以后我有许多年见了玉米碴子就恐惧。

我们宿舍在走廊尽头，紧挨着的房间是鸡舍，养了近二百只蛋鸡，几位有心的同学多次潜入鸡舍偷食鸡蛋以补充营养并解馋，后来有人到老师那里打了小报告，在同学之间还引发了猜忌和矛盾。黑龙江的农村真是广阔天地，站在田野上，远望是地平线。我们正赶上春播时节，几个同学一组把一条垅，一个刨坑，后面的跟着撒种，施肥，浇水，埋土，一条龙作业。最惨的是那施肥的，春天地里风大，直腰撒肥，肥就被风刮跑了，弯腰撒肥，一天下来腰疼得直不起来了。更让人受不了的是那肥料，是大粪、右灰、农药等混合而成，味道十分夸张，怕风刮跑，必须用手抓着施放，叫手把肥。施过肥的手味道几天都洗不掉。就这样一组同学一天下来也就能完成一条垅。

有时我们也去当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去劳动。一次清理场院的粮垛，当掀起来粮垛底座时，无数的老鼠窜了出来，吓得同学们抱头鼠窜。竞有一勇敢的女生冲上前去一把抓起一窝幼鼠恶心他人，令同学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最使我们扬名的是另一个班级的斗殴。当时他们班住在公社生产队劳动，晚饭后与插队落户的天津知青打篮球，发生了口角，动了手。当时学生人数多占了便宜，队里的知青不服气，召集了公社其他生产队的知青进行报负，发生了大规模的械斗。结果是将我们学生打伤了许多，公社被迫调动了民兵前去平息。这件事直接导致我们这一批三个班级结束了望哈的劳动回到了学校。这件事的严重性在哈市乃至全省都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在哈一中的三年中学生活，虽然文化课学得不多，但基础还是比较扎实的。社会实践活动也培养了自己的爱国主义精神，锻炼了意志品质和生活能力，这些都为以后的成长奠定了较好的基础。那时的我们虽然对前途有些迷茫，对命运有些担心，但对理想的追求始终在坚持。都说我们是被耽误了的一代，儿时赶上了饥荒，上学时赶上了“文革”，工作时赶上了下乡，改革后赶上了“下岗”。命运对我们真的不公。但是换个角度看，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这一代面对这样多不公的“命运”，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奉献自我，成为了中国的脊梁。祖国这半个世纪的发展进步，繁荣昌盛，哪一程没有我们的身影，没有我们的参与和付出呢。我们始终在坚持，在努力，在奉献，而且无怨无悔，一直乐观，不给国家和儿女填乱，是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一代。为我们这一代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