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No03篇：日本企业五年，选自“《清风、飞舞》IT与生活的旅行！”

Harvey(黄班长)

《IT、生活》在东京经历的研修与打工（1）日本企业5年第七篇：在东京经历的研修与打工故事1：研修生活与X语言编译 1989年6月我们研修生告别了美丽的长崎、结束了短暂的学习生活，从长崎到东京开始了研修生的软件编程工作。我进入了TSD公司的CAD事业部，上班的地点在东京新宿区的高田马场，在长崎学习时的好朋友安军和肖敏也一同分在了这个事业部当中。在我们所在的NIA建筑的办公大楼里、我们的办公桌与日本同事的并在一起，整个CAD事业部都在一间半层大的办公室里，部长的位置在靠窗的最中间，课长的桌子在我们这一列的前面，这是典型的日本式办公室分布；6月5日月曜日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是星期一，我们正好赶上朝礼，朝礼就是所有事业部的人都站在办公室里由部长或是课长讲公司的工作，那天我们研修生第一次看到了山田部长和负责Apparel服装设计课题的课长高桥；山田部长是一个比较注重培训的人，他要社员们多学习、还为大家推荐了几本书，而课长高桥却是个工作狂，据说他编程序特别厉害，CAD部Apparel软件的底层程序都是他编的，我想跟着这样的人一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我们研修生住在离东京都很远的琦玉县狭山市，每天乘电铁西武新宿线上下班，一般路上都要花2、3个小时的时间，下班后还要自己买菜、做饭，生活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另外再加上1989年6月4日国内的动荡的局势，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感觉到了几分严峻。 由于日本的企业在企业管理、信息处理方面对定制软件的需求很大，所以日本的软件开发水平在那时是比较高的，那时计算机软件的使用的主要语言有Fortran、C和汇编；CAD部的Apparel程序是用Fortran加汇编语言开发的，课长高桥是一个编程高手，对研修生要求也很严格，由于我的工作是从硬件研制转到软件开发的，复杂的编程对我还是一个难度不小的挑战，高桥看出了这一点后就交给了我一个枯燥繁琐的软件移植工作，把Apparel的所有模块从日立的PC移植到较为通用的PC9801上面，在十几个模块、上百个Fortran子程序中找出相关的调用汇编的语句，加以修改然后再编译运行，开始的时候我就象是进了迷宫；高桥根本就不管我们、好像就是要看一看我们这些中国来的研修生的笑话；其他的研修生也都各自有自己的研修课题，像安军、肖敏也都很忙，大家根本没有时间互相帮忙，在TSD公司每个课题组管的都很严，不像在长崎学日语的时候大家可以互相帮忙、讨论；对我来说在逆境中更喜欢迎接新的挑战，我一定要把Apparel的移植完成好，不能让日本人看我们的笑话，我找了几本计算机软件编程的书，发现了几个批处理（.bat）程序的高级功能，然后就自己试着用它们来做Apparel移植过程中的查找、替换和重新编译的工作，效果非常好，原来需要我一个程序一个程序、一条语句一条语句做的工作，用高级批处理的程序做既快又省力，其实现在看来使用批处理不是什么高深的软件编程，但是对于刚刚进入软件编程领域的自己来说那是第一次尝到了计算机语言的甜头，就像人脑一样编程可以有很多聪明的方法；找到好的方法后所有的Apparel移植工作几乎都是计算机做的，我第一次从Computer的奴隶变为它的主人，我为自己赢得了很多坐在计算机前的自由，利用那些时间我分析了Apparel服装设计模块的程序结构特点，因为我手里有所有的程序；那次是我对计算机软件的一次现实工作中的最好的学习：服装设计里的曲线怎样画？衣服的褶在平面上如何展开？用Fortran语言都可以做到；我开始喜欢软件程序，原来它的模块结构可以像一首交响乐一样严谨富有逻辑性，用程序可以实现人类在现实世界里的任何逻辑过程。 我出色地完成了Apparel的移植工作，也得到了高桥课长的认可和尊重，他开始交给我重要的工作了。CAD部要开发一种能更好地解释服装设计问题的语言，高桥他们把它称为X语言，我被选为开发X语言编译器的小组的成员，在研修生中都觉得是一项较为高难的软件编程；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我们学过编译原理，那时是老师们一边学习一边教课的，这次有机会真正地编写X语言的编译程序了，同分在这个课题组里的还有一个来自台湾的公司职员，业务水平很高；我开始画分到的X语言的模块部分的逻辑框图和模块之间的连接调用关系，然后按照开发计划编写程序，一切都很顺利，这一次我以为还可以像Apparel移植那样出奇制胜，但是等到联调的时候我写的程序开始出问题了，每个子程序独立检查总是没错，可联起来运行就有问题；研修生按日本法律是不用加班的、但为了完成整体X语言的开发进展计划在周末的时候自己去公司加班。 那是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正在修改自己写的程序，高桥也在办公室加班，同组的台湾同事已经完成了他的那些部分；高桥走过来帮我分析错误，他开始还耐心地看我写的程序后来他就干脆自己编起来，他说我的程序逻辑上虽然没问题但模块化不好，相互调用时参数传递不对，这样的程序就是垃圾。他非常快速的编写着程序，我边看边在心里暗自佩服，心想自己有一天一定要编的比他棒！在高桥的帮助下我完成了X语言的工作。听说高桥课长会弹吉它不过我一直没有机会和他比试，有一次我和其他研修生一起去唱歌，唱谷村新司的《群青》，正好高桥也喜欢唱那首歌，我们俩都唱完后他承认说这首日语歌我比他唱的好，但是在我从日本研修结束前我的软件编程水平比起高桥还是有很大距离。那一代日本人真的是很刻苦、很奋斗，在他们身上有着一种日本企业精神：那就是《Made in Japan》。 《IT、生活》在东京经历的研修与打工（2）日本企业5年第七篇：在东京经历的研修与打工故事2：体验生活的打工 凡是在日本上学、工作过的人提起“ァルベット”（打工）这个词都会有着深刻的感触，就像是所有在国外奋斗过的人一样，像《北京人在纽约》、像《上海人在东京》，打工是他们走向社会和生活的必经之路，虽然我们研修生有基本的收入保证，但是在日本在东京我们也参加过打工，用艰苦的劳动挣钱，所以我当时有过这样的感受，凡是为了生存而经历过打工的中国人，他们可以吃苦耐劳从社会的最底层做起，只要闯过那一关按照自己的信念生存，他们都会成为能吃苦又珍惜生活的优秀的人。 我没有留在国外工作但我也感受和体验过“ァルベット”的艰苦：我的第一份“打工”的工作是在我们住的狭山附近的一家料理店：“Morning Bear”（早熊），是一个朋友介绍的，平日的周一至周五下班后就到那家店去干活，我的打工是从最低级的刷盘子洗碗做起的，但我每天只需要做2个小时，一个小时800日元，一周做下来可以挣将近1万日元，刚开始很新鲜，看了一整天的计算机程序下班后先回宿舍然后再去店里，在那里可以接触一些生活其它层面的中国人日本人，通过对话聊天提高自己的日语，尽管每天做的都是重复的刷碗，但生活在这种变化中坚实和丰富了，不过那是自己第一次体验挣钱的艰苦与快乐，第一个月下来我用这份意外的收获除了为家里人买了一些装饰品还在国道边上的狭山电器店里买了一个“Onkyo”的功放，这样在周末就可以用自己喜欢已久的功放听音乐了。 真正艰苦的是自己的第二份打工，每周六、日到东京中央区的“森”建筑写字楼清扫、更换中央空调网，早晨6点钟出发工作到晚上5点，这次才是真刀真枪的“ァルベット”；“森”写字楼里的都是日本有钱的大公司，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走进奢侈豪华的写字楼，在1990年的时候公司的总裁室就有小的假山、喷泉和很多绿色植物，不过我是以一个“打工”仔的身份走进去的，那时自己很穷、国家的经济也刚刚开始，但是我们在奋斗努力；一天从早干到晚、中午吃完饭后从不休息，有时为了换空调网还要爬上顶楼的进风机口。但是在一起打工的中国人都很开心,大家在一起干活聊天有时说上几句骂人的日语，那段艰苦的生活体验与我后来加入一流的日本公司后重返东京时的感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1990年我在“森”建筑打工时算起，8年后我作为富士机器公司的营业代表参观了昭津的HPC工场，14年后我作为Netel中国的IT总监住进了塞利斯蒂安酒店，是我成长了、也是国家富强了，但是在“森”建筑的打工的艰苦总会记在我心里，因为那是自己与那些为了生活而奋斗过的的人一起体验过的生活。 我的最后一份打工是在回国前的半年，是一段特别值得留念的生活；一天我在一份招工广告上看到了一份计算机公司的招聘广告，位置很不错就在我上下班乘坐地铁的路上，于是我去面试负责招聘的是一个比我小的10多岁的年轻社长，他给我出了一道比较难的数学题，规定30分钟内做出答案，我记得自己是花了15分钟的时间完成的；于是我便通过了，当晚社长还亲自请我吃饭；在那家公司我开始用脑力挣钱，记得我挣的最容易的一笔钱是为公司开发的一个医院管理系统设计软件封面，那时正好赶上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每天的电视里都有国歌五星红旗和那届亚运会的吉祥物：熊猫，我设计了一支熊猫举着一面红十字旗，旗上写着：“我是一个管理大男孩！”，创意很简单，但制作在软件的屏幕上需要功夫与时间，当时没有什么作图软件，我用坐标点描出了那副图，得到了年轻社长的赞扬，他说我不仅有创意还有坚韧的毅力。不管怎么样我拿到了3万日元的报酬，那笔钱是我在东京的最后的打工，也是用手和智慧结合得到的财富。 后来我和那个社长成为了好朋友，我研修结束回国后他还发来邀请让我再到日本去他的公司工作，当时由于气象局的工作需要我没有再出去，但那个年轻的社长和那家小公司始终都是我在日本打工生活里的一份美好记忆。 《IT、生活》从富士机器公司重新站起（1）日本企业5年第九篇：从富士机器公司重新站起故事1：回到地平线 如果我们可以在地平线上看到阳光，那末在我结束了爱迪特电脑公司的一切，一个人身负15万元债的时间，就称为是跌倒在地平线以下的地狱里，我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地狱，但我当时就是没有《生活的希望》、看不到阳光，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还债”。就像跑1万米长跑一样，人生的目标变得如此的单一、简单，盯住终点线，不论多苦多累也要坚持向前跑，把债还清。 15万元在1993年的时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除了卖车和积蓄还跟同学、朋友、亲戚借了7、8万块钱；卖车的时候看着买主把车开走心里想以后一定要再买一辆，把失去的挣回来；那时自己中学、大学的同学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们毫不犹豫地把钱借给我，几天的时间就把钱凑齐了，因为大家都支持我的做法，而且也相信我，在金钱上我很穷但是在友情上我又很富有，在这7、8万元的无偿借贷者中没有一个人跟我要过钱，但我就像是1圈1圈地跑在1万米的跑道上一样，坚持着、加速着一份一份地还。 在美国的飞舞从清华的同学中知道了我的事情，她来信说清华计算机系在美国比较好找工作，只要先读书申请到讲学金，毕业后工作没有问题，它可以帮我联系学校和担保；其实毕业后这么多年自己一直是在公司在日本和日本公司之间，去美国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走了就会离开这个让我伤心过的地方，但是如果我就这样走了，以后我将永远没有勇气面对自己、家人和朋友，我一定要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 飞舞知道我决定不离开北京后又想别的办法帮助我，他们大学里的讲师中有一个日本讲师是日本京都佛教研究会的理事，对我编的Hi-Edit一直感兴趣，因为Hi-Edit除了可以表示日文汉字之外开可以表示大陆的简体字和台湾的繁体字，佛教的文献里需要表示日语以外的汉字；飞舞与他们协商好把Hi-Edit移植到日本的PC9801系统上，这样可以挣到一大笔钱。 很快京都佛教研究会的人就为我提供了一台PC9801，我在家里支起了两台PC机，一边是IBM的PC、另一边是日本的PC9801，开始了软件移植工作。这是飞舞在用她的小提琴参加回声演出之后第二次帮助我，第一次是帮我实现艺术的梦想、而第二次是帮我回到生活的地平线。 在TSD研修的时候我对PC9801还是比较熟悉的，它的显卡的BIOS分两个区：文本区和图形区，在移植的过程中我把日文字符还是放在日语的文本显示区，把中文字符（大陆简体和台湾繁体）放在图形区显示，这个技术在日本的PC机中也是比较领先的；而且在菜单上我模拟了我们在研修时最常用的一个PC9801上的编辑器：PC Edline，为了移植后符合日本用户的操作习惯我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做菜单界面的改善工作，完成PC Edline的是一个日本著名的软件公司，是一个软件工厂，但完成Hi-Edit的是我一个人，我的目标是做比PC Edline还好的Hi-Edit，不给飞舞不给清华人丢脸，同时也要给高桥课长那样的日本人看一看，中国人编的软件可以比他们出色。 那时我家里养了一只取名叫“太郎”的小狗，我在家时总围着我玩耍，一会儿过来咬一咬我的鞋、一会儿过来舔一舔我的裤腿，“太郎”虽然个子小但精力特别旺盛、吃得也特别多；它是我们大学同学家里的狗妈妈生的8只小狗之一，抱来时才一个多月、个子最小样子最可爱，是一只藏獒犬，有一次给“太郎”打预防针时还遇到了他的狗妈和狗哥，我与大学同学一交流才知道，我们“太郎”比他的狗妈和狗哥加起来吃得都多。“太郎”平时最怕我，因为只有我管它有时还练习它做倒立的动作；那时我每天一个人为了还债在家里移植程序，只有“太郎”陪伴我，经常是我开始坐在那里打开PC机时它就特别欢实地跑过来跟我贱招，我还不时地踢它一下，到后来我编程序时间太久、太投入顾不上理它，渐渐的“太郎”就睡着了。 就在只能与“太郎”为伍的岁月中我完成了Hi-Edit的移植，从京都佛教研究会拿到了那笔钱，还了大部分债；我的5年的软件生涯起于去日本研修、软件的理想起于盛田昭夫的《Made in Japan》、在经历了灾难之后又结束于日本的佛教研究会，我的IT生涯从硬件到软件不断地发展，我的人生之路从辉煌、理想到跌倒、重来，经历了轮回，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只是锻炼、成熟了自己，懂得了挣钱的艰难；但是也让我感受到了人生里因为金钱而得到的最大欢乐，那就是当我把最后一笔借款：1万元还给自己家里的亲戚后，我完成了我人生中最单纯简单而又艰难曲折的目标和愿望，还清了因为坚守生活信念而欠下的债，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如此的轻松快乐，又可以站在地平线上看升起的太阳。 当时我只知道那种感觉的轻松快乐，但我不知道是最快乐的，一直到我在富士机器公司作销售后又挣到了与还债同样数量的钱时，才知道，金钱在坚持信念、还清债务时对我的意义是无与相比的。 爱迪特电脑的失败让我开始反思我自己，也准备开始一个人生中的转折，在学习了5年计算机，又做了5年硬件和5年软件的技术工作之后，我找到了自己IT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销售。 《IT、生活》从富士机器公司重新站起（2）日本企业5年第九篇：从富士机器公司重新站起故事2：我的销售生涯 销售是一个磨练和改造人的行业，它的工作让我从以自我为中心的技术人员开始变成以他人为中心的销售人员，它对我产生了根本的改变，我从几年的销售工作中懂得了这样一点：在社会上需要的是知道了解别人需求的人，在计算机的天地里，真正有本事的不是做出产品的人，而是把它们卖出去的人；苹果公司有着比微软公司出色的设计和产品，但是MS公司的渠道销售策略和那些优秀的销售人员使得它的产品遍布全世界，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是一个销售的时代。 1994年9月我加入了富士机器公司，职务是北京办事处营业代表。开始了新的工作，开始接受人生给我的更大的挑战，这是一种必需改变自我的挑战。 因为气象局一直是富士机器公司的用户，所以与富士机器公司北京办事处一直有着联系，有几次我还为他们做过日语翻译；当我走进北京办事处在新世纪饭店的大楼时面试我的是所长村上先生和销售课长目浦，村上先生的中文讲的非常好，他曾经在北京市外国人中文比赛上得过第一名；我以为他们会面试很难的问题，但是出乎我的意料在考了我一些简单的日语会话之后，村上所长问我第一会不会喝酒？第二会不会唱卡拉OK？我有些紧张地回答说不会喝酒、唱歌还可以。我通过了简单面试就开始了复杂的销售公作。 我的直接老板是目浦课长，他是一个工作起来不要命的人，每天都加班到11、12点，左手拿着的笔好像永远有写不完的报告；我在他的领导下进入了我的第一个销售项目：国家水利部的日本援建项目，我们称它为JICA项目；JICA项目是内部招标，需要的产品种类很多，硬件有服务器、工作站，微机绘图仪等，软件就更复杂，需要数据库、绘图软件、地理信息系统等，我一方面准备富士机器公司的Client/Server构架的服务器的标书、另一方面负责与其它OEM厂商联系，得到比较好的价格，提高我们投标的整体的性价比；做销售不像是搞技术，什么都可以在掌握之中，在客户的需求与投标者的价格策略之间有很多不定的因素，能够掌控的只是自己的标书，对于客户的需求和竞争对手的底价要进行不断的分析，这种不定性形成了做销售工作的难度，但同时又很刺激充满挑战；我开始分析竞争对手的优势与弱点，在市场上能为JICA提供系统集成的计算机厂家有很多，但任何厂家的产品都有弱点，如何以己之长攻他人之短是关键。 内部投标开始后我们得到的情报是对手的报价只是我们的70%，对用户非常有吸引力，怎么办？那些天我也开始每天都加班到11点，目浦课长调整我们的价格，我来找对手投标产品的弱点，否则价格不可能那么低，我分析着标书的要求和两个公司服务器的每一个技术指标，终于在服务器总线的扩展能力上找到了突破口：表面上看对手提供的服务器的扩展能力将将满足要求，但是把两个服务器组成双机热备份的系统之后，由于Raid卡占用了总线插槽，所以我们富士机器公司的高性能产品继续满足扩展能力的要求，而对手的服务器就无法扩展了；我们以此打败了对手，拿下了我在富士机器公司的第一个订单。 在那后来我有参加过无数的项目，也拿下过很多订单，但是JICA项目这个自己销售生涯中的处女作我记得最清楚。 我不会喝酒是一个偏技术型的销售，但是做销售的挑战性在于你自己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客户，确切地说遇到有什么样性格、什么样喜好的客户；我负责的是国家部委的项目客户大多是像水利部、气象局或是科学院的人，也可能正是因为自己不会喝酒就远离那些特别能喝酒的客户；在水利部时我的客户是一位总工，他有个爱好就是说自己的技术历史，每次饭卓上都是重复的话题，那时我练就了倾听的本领，其实做销售会听有时比会说还重要；对有些客户来说当时最没意思的就是吃饭，他们饭局多的都吃烦了，后来我学会了打保龄球，就像现在的高尔夫球一样，打高尔夫更多的是为了公关，那时没有高尔夫球，保龄球是一项人人皆宜而又喜欢的项目；但是作为销售来说打保龄可不是简单的运动，你要有较高的水平做到能控制自己的成绩；一次我与公司的销售助理去见一个客户，目的就是要拿到一个内部情报，开始在宾馆谈话时客户没有把情报告诉我们，后来就去打保龄球，作为销售决不能在客户打得比较差的时候打全中，可当那个客户开始打全中时我就开始发挥，我们3人一连打了9个全中大家非常开心，最后在那种自然、融合的气氛中客户把那个内部情报告诉了我们。 在几年的销售中自己挣了一些钱，又买了车后来也买了房子，有了那些人们追求的财富，记得我挣到与还债同样数目的钱的时候远没有还清债时的那么快乐，我只是用自己的努力把失去的在找回来，让跟着自己吃苦的家人过好日子，有了这个目的钱才有了意义，实现后才有了快乐。 当然我也没有忘记自己对于阿姨许下的心愿，除了每年过节的时候都去看她，还每月都给她通过银行账户转过去一些钱，于阿姨每次见到我儿子安迪的时候都特别高兴，给安迪买衣服、买糖就像安迪的亲奶奶一样，罗永远已经走了10年了，我们在思念和奋斗中继续生活，钱对我们来说挣了花、花了挣不断往复，但我们与于阿姨之间一场灾难已经化为爱和亲情，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同无法计算着我们大家贫穷与富有的差距，只是希望在我们生存的世界里把对你来说最珍贵的留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