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来自香港疫情一线的口述:感染100万人,生与死都要排队</p><p class="ql-block">2022-03-22 08:54鲲鹏计划获奖作者,优质财经领域创作者</p><p class="ql-block">老人寒风中等待床位,急诊室医生崩溃落泪,殓房爆满……过去2个月,香港第五轮疫情规模史无前例,累计报告104万感染者,逾5900人死亡。在“动态清零”的愿景之下,香港日新增破万,一度试推行全民强制核酸检测。</p><p class="ql-block">混乱无序之后,情况终于在3月中旬开始好转,感染者病例有所下降。3月21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暂缓全民核酸检测,4月1日起取消9个国家禁飞令,大部分社交距离措施维持至4月20日,其后分三阶段逐步放宽,逐渐恢复晚市堂食、健身中心等场所。</p><p class="ql-block">香港是一面镜子,照映着中国本土疫情防控的现在与未来。从香港的经历出发,我们将如何调整自身的防控体系和诊疗策略?</p><p class="ql-block">我们连线了许多香港普通人的故事,从慌乱无序到自助他助,他们的挣扎是极为写实的:</p><p class="ql-block">一名香港本土公益人为给确诊家庭送物资奔走在港岛二十多天,在帮助了许多个家庭之后,终被感染;一位单亲妈妈不愿孩子染疫,在拿到阳性检测结果的三个小时内,紧急决定让15岁的哥哥带着7岁弟弟过深圳湾。</p><p class="ql-block">一个五口之家在两月内,先后经历竹篙湾密接检疫隔离与确诊居家抗疫,医院爆满令妈妈无奈用“土方法”给三岁孩子治疗新冠。一家人站在阳台上,数天空飘过的云彩,对面楼房的绿色衣服和上下电梯的人数,也盼望一个共骑单车的春天。</p><p class="ql-block">但在医院,另一种悲欢叙事在上演。一个个真实的人,一个个不幸死亡的感染者被打上编号,大家排着队去治疗,又排着队去入殓。疫情下,医院、养老院严重人手不足,有人面临十七八小时的超长工作,搬运遗体,清洁出院和死亡的床铺,用笑话去抵抗无力,用“猪嘴”去抵抗病毒,不堪重负之下,最真实的想法是希望被感染,然后好好休息7天。</p><p class="ql-block">在所有香港的普通人中,我们最终决定讲述孙坤(化名)的故事。他是香港一家公立医院的管事,负责医院的清洁和运输,每天,他都能看见形形色色的人来到医院,也送走不幸死亡的人。凌晨四点紫荆花未眠,连线四次采访后,孙坤讲完了他的故事:</p><p class="ql-block">生与死都要排队</p><p class="ql-block">结束了长达20小时的工作,我暂时离开了我的“战场”。</p><p class="ql-block">我是一名“搬运工”,遗体、垃圾、医疗设备、高危病人,都需要经过我的转运达到指定的地方。回程的士上,司机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我突然意识到由于超长工作,自己的便衣早已散发着腐臭。</p><p class="ql-block">那是7具遗落在医院各个角落,放置超过三周的遗体。我的任务是用花车将他们暂时运送到殓房冷藏柜旁,这里有着常年2.5°C的低温,干净、舒适。</p><p class="ql-block">殓房告急已久。即便没有疫情,医院殓房也不时爆满。自3月5日起,香港每日新增新冠死亡超200例。</p><p class="ql-block">这两天(3月8、9日),我们每天都搬运四五十具遗体,大部分都是老人。我们把遗体从急诊室运到解剖间,从病室运到殓房的冷藏柜,从离世到火化,需经多方人手转接,部分食环署员工、灵车司机、殡仪馆服务人员因疫情铺开而中招,所有流程一拖再拖。</p><p class="ql-block">负压病房在大年初三初四的时候已经用完,于是医院管理层将一座座可以抽出新冠病毒的HIPER FIFTER抽风机放在普通病房里面,将原本的六人间改造成五人间,以供新冠病人入住。</p><p class="ql-block">急诊严重挤兑。在我们医院,许多老人在寒风中盖着铝纸等待急诊室的床位释放。</p><p class="ql-block">2月18日,舆情汹涌迫使医院作出行动。从中午1点到晚上11点,我们将露天的临时营帐里的病患全部搬到负一楼的急诊室走廊。走廊里的空气系统也靠抽风机维持着,老人们大多来自养老院,他们不戴口罩,没打点滴,只是躺着。</p><p class="ql-block">当天,香港天文台和广东气象台都通报了寒潮天气,风吹得刺骨,还有带着婴儿的妈妈找不到热水。我们从医院职工宿舍和办公楼里面偷拿了一些暖炉和饮水机。那天我拆了三个临时营帐,搬了30张病床。整个过程就像打仗一样,混乱、慌张、疲惫。</p><p class="ql-block">香港混乱的原因在于,一开始坚持清零政策,大量轻症患者涌入公立医院,私立医院也没办法承接。症状较轻的病人仍需排上十多个小时的队才能看医生,查房则是在三天之后。</p><p class="ql-block">十多年来,香港没有大型医院落成,床位一向不够,过往公立医院看病排队需花上大概四五个小时,择期手术常常需要等待数年。除了公立医疗系统,香港还有13家私家医院和一定数量的私家诊所,但他们不收新冠病人。</p><p class="ql-block">地方政府尚未提供一套有效的机制让这些医院运行起来:有没有系统的治疗指引手册、职员感染了是否需要隔离、隔离的费用由谁来承担……</p><p class="ql-block">医院开始逐步适应疫情的节奏。头一个月,医院的出院标准仍维持很高,令有需要的人不能入住,现在已改成两次自测阴性就能出院了,CT值标准也在降低,因为病床不够。像我要做的遗体搬运,早上还说放在殓房,上午就通知转移到尚在装修的病室,因为停尸位不够。</p><p class="ql-block">生死两重天,生的人在急诊室里面等着床位去躺着,死的人睡在床上等着殓房去放着。</p><p class="ql-block">我也好想被感染休息7天</p><p class="ql-block">与病人一同倒下的还有各个部门的人手,有的因为被感染隔离,有的因为怕感染辞工,有的因为工作量大累倒。</p><p class="ql-block">以我所在的支援服务部为例,原本有252个职员,其中151人因为在社会上的流动被列为确诊或密接,需要居家或集中隔离。我的工作时长也由原本的8个多小时陡然翻倍,一个人上两人的班。照护人员也在减少,3个护士、3个护工照顾80多位病人,同样的任务在往常是由8个护士、5个护工来完成。</p><p class="ql-block">我也希望被感染,这样就有正当理由休息7天。</p><p class="ql-block">我每天靠喝三杯咖啡与特浓普洱茶续命,部门里面挂着“生意淡薄”的对联。疯狂的电铃总是萦绕在耳边。部门电脑里不断涌入的订单,令人应接不暇。小清/大清、蓝牌/红牌/高风险、工程后清理、特别服务(运送遗体)……高危病床清理数量是最为直观的,去年11月,我们每班只需清理20多张高危(病床),而在今年三月这个数字超过100。</p><p class="ql-block">每次穿着蓝色隔离衣、戴着N95口罩与面罩清理一个又一个病房时,我常听到病人的哀嚎、咳嗽与各种医疗仪器的声响。“医生帮个忙让我早点死,我很痛啊”,但我知道,能够感知疼痛、发出声音就还代表着希望。</p><p class="ql-block">我们需要给那些静默者力量。有一次,我给一位85岁确诊新冠的老婆婆运送氧气机,她看上去很消沉。我问婆婆身体还好吗?婆婆说自己很愁,这么大年纪进来了,怕是捱不过这一关了。我安慰她说,你还可以很清楚地讲话,现在享受政府的福利不是很好吗?护士护工都很好的,有什么需求就按钟,我也住在九龙,可能哪天有缘分在酒楼上见到你,婆婆听完很开心。</p><p class="ql-block">需求太多,能做的又太少。很多时候我会强迫自己建立起一道情感的屏障,装出冷漠的假象,还会开一些神经质的玩笑轻松氛围,“我喜欢搬遗体,因为我会法术,我让他们给我按摩。”</p><p class="ql-block">所有的笑话都在生命面前脆弱不堪。我又恢复到了往日那种忙碌、辛劳的生活。不要让自己细枝末节的情绪、犹豫、感受去减慢系统的运转,让等待医疗服务的人早些进入医院接受治疗,让死的人早些安身,是我作为幸存者对于不幸者的愧怍。</p><p class="ql-block">濒死之人、已死之人。躺着的人,坐着的人。尖叫、哭泣、哀嚎。我常用阿Q精神来自我解嘲,“点火,一声巨响整个世界都清净了”。</p><p class="ql-block">“嘟————”,平静又被BP机(血压监测仪器)的一声强响打断。“急救了”,护工大叫道。又是一窝蜂的人冲上去,这是9a病房15号床的一个切片。当时我站在对面的病床旁收拾遗体,准备开始搬运,对床的医生叫住了我,“师傅不好意思,这边还有一个”,前后不超过5分钟。</p><p class="ql-block">死去的病人躺在病床上就好像睡着了一样。我走过去,对他微微一鞠躬,说道,“仙人朋友,我来帮你,一路走好,有什么需要报梦给我”。</p><p class="ql-block">大疫年代的哀愁与希望</p><p class="ql-block">我是2019年12月进入医院做管事的。</p><p class="ql-block">入职前我需要在网上上一个感染课程的培训,包括防护清洁,如何穿pp衣(隔离衣)、个人防护装备等。疫情暴发前,我的工作主要是处理很多清洁订单,“小清”就是更换床布,再用漂水把所有地方都抹一遍,“大清”多了一道换床帘的程序。除开高风险病房的其他地方,我们唯一的防护设备就是一级保护的外科口罩。</p><p class="ql-block">在医院,每一件物品被打上不同的标签、颜色,预示着不同的风险等级。红色代表高危,最近我们每天都会产生超过7吨的医疗废物。银灰色代表感染,新冠死亡病人往往会装在这样的袋子里面。绿色和透明则代表安全,用来装普通死亡患者。蓝色代表着防护,我们穿蓝色绑带隔离衣去高危病房、运送遗体,而不是白色拉链防护服。尽管在我看来,后者的防护等级更高。</p><p class="ql-block">更早的2003年,我是一名警察,还在SARS暴发时戴着“猪嘴”(一种能够过滤毒气和粉尘的防毒口罩)去围封了感染重灾区淘大花园E座。</p><p class="ql-block">我希望戴“猪嘴”,因为我觉得它的安全等级更高,给人一种可信赖的踏实。前年疫情刚发生的时候,我也戴上了猪嘴来医院。但经理说,不要戴这个吓死人了,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于是,我把它摘下了。</p><p class="ql-block">现在,我每天工作18小时,然后再回到我那18平的房子里。我独居,不会将病毒传染给家人,比起其他同事,我已足够幸运,他们中有很多一家人都感染了。</p><p class="ql-block">也羡慕过内地的医护闭环管理,可以住隔离酒店。但香港没有这么多土地空间,很多香港家庭的居住条件并不适合居家隔离。</p><p class="ql-block">好一点的家庭,还能有个40、50平的两室一厅一卫。还有一些人住在公屋和劏房里,有些就像小仓库一样,拥挤蔽塞。一些感染的同事依靠邻里和社工的帮助领取生活物资与药品,没有在地的隔离清洁指引,他们只能靠口耳相传和网上搜集到的办法自救:酒精、消毒水、紫外线灯、N95口罩……</p><p class="ql-block">我不怕感染,也不怕搬运,但我常问,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p><p class="ql-block">我已经将近三年没有回家,尽管家人就在香港,但是一轮又一轮的疫情让我没有办法放心去见他们。我爸妈六十多岁,父亲有高血压和心脏病,母亲患过红斑狼疮,免疫系统低下,婆婆与姥姥也八九十岁。他们有打三针疫苗,但都属于高危人群,我不想将感染的风险转嫁给他们。</p><p class="ql-block">疫情前,我的工作运转顺利,人手充足,病人的容貌和时间日期一样,没什么特别。每天工作八小时零四十八分钟,每月还能收获八天的假期。如果休一天我就睡觉;休两天,我就睡觉、运动和学习正骨课程;休三天的话,那简直高兴惨了,我会跟痛症诊所的师傅说,“嗨!我又来了”,然后全天用来实习。可是,从上月18号开始,我就没有休假了。</p><p class="ql-block">成为复位整脊治疗师是我多年的心愿,在这一轮疫情前我已经考完了2个科目,还有6个等待完成。听说2025年香港将建一家中医院,我想申请去做一名骨医。</p><p class="ql-block">严胜男|撰稿</p><p class="ql-block">陈鑫|编辑</p><p class="ql-block">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p><p class="ql-block">尊重原创版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责任自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