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河南·读懂中国”鹤壁篇之一：孙家寨的惊天之谜

王中文

　　孙家寨是淇县著名的历史遗存，从时间跨度来说，这处遗存与朝歌古城数千年的历史远不能比。然而一直以来，这处遗存却像谜团一样缠绕在人们脑海中，甚至让一些学者食不甘味、夜不能寐。

有位学者在经过近20年的研究后认为，《明史》中的有关记载不符合历史事实，他大胆提出一个惊人的观点：淇县的孙家寨与明朝的崇祯皇帝有着密切的关系。

　　神秘的“孙家寨”

印月峰是淇县北阳镇境内深山里一座峭拔的大石峰，它四面几乎全是绝壁，从远处看犹如一座圆柱体的天然城堡，孙家寨的寨门就位于印月峰北边的峭壁上。

印月峰北边这面峭壁有一处陡坡，经人工稍许开发后，勉强能够攀登进入寨门。寨门很狭小，仅容一人低下头才能通过。寨门这一面虽然也是峭壁，但还是筑起了高高的寨墙。由此可见，当年这里一定戒备森严。

进入寨门放眼望，这片东西长约150米、宽约100米的平地上到处是建筑废墟，让人顿生沧桑之感。

废墟中散落着一些瓦片和缸片，瓦片看起来较为平常，缸片却非常厚，说明当年寨子里使用的缸容量很大。废墟的东南角有个直径30厘米的石臼（石臼：人类以各种石材制造的，用以砸、捣，研磨药材食品等的生产工具），应该是用来舂粮食的。

从废墟的结构可以看出，这里原是一座四合院的建筑，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有几间房基里面还有地道口，从地道口向里看地道的走向，这些地道可能是相通的。可以判定，有人曾在这里生活过。

　　这座山寨在当地都叫它“孙家寨”，相传是孙徵兰所建，可是这里地处荒山野岭，人迹罕至，到今天连条山路都没有，更无水源，当年孙徵兰为何选择在此建寨？孙徵兰一生为官，《淇县志》记载他到了晚年才回到家乡淇县，他为什么到深山建寨安家，而且建筑规模如此之大，戒备如此森严？当地还传说孙徵兰在这里练过兵，可印月峰这弹丸之地屯不了几个兵，而且他所效忠的明王朝已经灭亡，他在为谁练兵？

如果把孙家寨与印月峰摩崖上的字以及淇县“朱改王”的历史故事结合起来，才能解开其中的历史谜团。

　　云遮雾罩的“印月峰”

印月峰犹如一个高大的圆柱体的天然城堡耸立在那里，笔直峭拔，绝壁如刀削一般。在东面的绝壁下，半山腰处的摩崖“印月峰”三个竖写的正楷大字赫然在上。大字的左右两边有两行竖写的小字，右边的是：“皇明御史”，左边的是：“孙睡仙书”。（孙徵兰，淇县北阳镇南阳村人，自称“睡仙”。为官时曾负责向崇祯皇帝转交奏折，被称为“转本御史”。后来，明朝灭亡，孙徵兰遁回故里。）

印月峰，当地也有人称它为“印明峰”。因为孙徵兰选择在东边的这面绝壁上题写摩崖，使摩崖朝向东方，即太阳升起的地方，这样，他在题字时便省去了“明”字左边的偏旁“日”，“印明峰”就成了“印月峰”，从而使得他内心深处的反清复明思想得以曲折地表达出来。

这种藏头露尾的文字表现形式并不少见，像人们熟知的比干墓的碑文，因碑下是土，碑文便有意写成“比干莫”。淇县灵山的醒目泉也是如此，碑刻的下面就是泉水，碑文中的“泉”字便省去了“水”，成了“醒目白”。

与其他摩崖不同的是，在印月峰的摩崖中看不到刻石的年月记载，却特意强调孙徵兰作为明朝遗老即皇明御史的特殊身份，这也是印月峰摩崖的独特之处。

印月峰摩崖上的字流露出明末御史孙徵兰的反清复明思想，尤其是“皇明”二字让这种思想暴露无遗。

　　“朱改王”的历史渊源

在淇县庙口乡的王洞村和王滩村之间有座王家祖坟，坟地的墓碑上端有“定王归宿”字样，中间竖刻文字为“明崇祯之子广裕避嫌改名王公讳广大崔孺人陵墓”。这是王广大和妻子崔氏的墓碑。王氏一族在当地堪称望族，这里姓姓王的人对外一致宣称，他们的王姓是从明末皇子朱慈炯开始的，“我们的祖先姓朱，朱洪武是我们的先人，我们王家是朱改王。”位于淇县庙口乡王洞村和王滩村之间的朱改王碑，记载着当年朱慈炯逃出京城来到淇县的那段历史。

得知明朝崇祯皇帝的儿子、定王朱慈炯的后人生活在庙口乡一带，淇县的文史工作者和历史爱好者兴奋不已。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苦心考证当地著名的古迹印月峰与扯淡碑，庙口乡王家祖坟墓碑的发现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研究线索。

淇县学者岳武佐接收采访时说，史书《明史·诸王传》在介绍定王朱慈炯时给人们留下一个谜，书上说崇祯皇帝的第三个儿子朱慈炯在崇祯十四年九月被封为定王，当时朱慈炯10岁。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下京城后，定王朱慈炯下落不明，即史书中所说的“不知所踪”。如今在庙口乡发现了定王朱慈炯的归宿地，让史书中“不知所踪”的谜底真相大白。

淇县从事文史工作的关永江、石同勋、岳武佐、郑厚德等几位古稀老人一直在潜心研究当地历史。为了考证“朱改王”的历史真相，几位老人不顾年迈，先后4次深入山区实地调查考证，并清理了王洞、王滩、朱家、庙口等村庄王氏家族的历史渊源和“朱改王”的缘由。

　　在庙口乡王滩村，村民王庆老人现在住的房子有300多年历史了。房子四个房角处均有砖雕，分别刻着两个“忠”字和龙凤图案，这样的装饰在平常百姓家是看不到的。

今年75岁的王庆是定王朱慈炯的第十世孙。他在接收采访时对自己的家史感慨颇深。据王庆介绍，朱慈炯逃难到淇县后改名王广大，其后人至今已繁衍了17代。王庆讲述的“朱改王”这段历史让我们心生感慨。

那是甲申年即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义军攻陷北京城，庄烈帝崇祯看到大势已去，遂把家人和心腹太监王承恩召集起来，他无奈地说：“朕登基以来，宵衣旰食，日理万机，但诸臣误朕，让朕回天乏力。”崇祯皇帝当场任命王承恩为提督京官，令王承恩想方设法带领易服更名的太子和永王、定王逃出京城，以图“留住青山，他日复国”。 崇祯皇帝又在黄袍上御书，写完后交给王承恩。王承恩深感使命重大，遂让太子更名广初，永王更名广福，定王更名广裕，四人匆忙向崇祯辞别。在逃离的过程中，太子被李自成的义军抓获，永王被义军杀死。王承恩带着定王杀出重围逃出了京城。

　　定王随王承恩一路南下逃到淇河岸边，在太行山的一个山洞住了下来。王承恩对定王说，眼下我们虽然逃出了虎口，但还要加倍小心，为了避免追杀，今后你我要以甥舅相称，你不能再姓朱了，要改姓王，名字广裕再改成广大。

王广大16岁时，在王承恩的操持下与一姓崔的女子完婚。王承恩在他们结婚时取出崇祯在宫中交给他的黄袍，在黄袍内襟上写道：“庄烈三子朱广裕，避嫌改名王广大，婚配崔氏，启传后代，勿忘祖门。崇祯二十年。”王承恩将他们住过的山洞取名王洞，王洞村由此得名。

由姓“朱”改为姓“王”的王广大与崔氏在此繁衍生息，逐渐发展成人丁众多的王氏一族。随着人口增加，王家人分地而居，于是又有了王滩村。

　　在清末民国的那些年，政治环境宽松了，这里姓王的人不再为自己是明朝皇帝的后代而担惊受怕。

那件祖传的皇袍一直由家族中的老家长保管着，族人中的男性结婚当天，新郎要穿上黄袍完婚。每到清明节，族人要到祖坟举办坟会，在坟会上他们把祖传的黄袍高高挂起，让全族的人祭拜。

“我父亲结婚时还穿过那件黄袍。”王庆十分惋惜地说，新中国成立前夕，祖传的黄袍在王洞村的老家长那里保管着，为生活所迫，这家人将黄袍改成小孩儿的衣服，黄袍从此被毁。

王承恩带着定王逃出京城，后来的清顺治皇帝还发出过通缉诏，被通缉的人除了朱氏嫡亲外，王承恩是首犯。“如果像《明史》所说‘帝崩于煤山，王承恩从死’，那么清朝还会下诏缉拿王承恩吗？”王庆激动地说。

王庆家祖坟的墓碑上还刻有这么的诗句：“承恩苍天灰若木，托孤之志化夕阳。白骨飞灰从此去，任他神乌晓夜忙。”据称这是当年王承恩临终前发出的感慨。

淇县“朱改王”的历史故事，以及印月峰上面的文字记述，让明末的那段历史更加扑朔迷离。

有位学者在经过近20年的研究后认为，《明史》中的有关记载不符合历史事实，他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淇县的孙家寨与明朝的崇祯皇帝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调查中发现，史料中对崇祯皇帝当年的生死说法不一。《庄烈帝纪》和《李自成传》等书中对当年李自成占领北京和崇祯吊死煤山时的情况均有所介绍。书中写到：崇祯皇帝命“王承恩提督守城”，“帝召承恩，令亟整内宫，备亲征。”“天未明，后城不守。”“帝崩于万岁山，承恩从死。”还说李自成进宫后“登太极殿，据御座，下令大索帝后。”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崇祯当年已经死在北京。

然而，《明史·马士奇传》“（崇祯）十七年三月城陷，士奇方早食，投箸起，问帝安在，东宫二王安在？或言帝已出城，或言崩，或言东宫二王被执。”在《明史·吴甘来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城陷，有言驾南幸者，甘来曰‘主上明决’。”从这两处记载中可知，当时有人说崇祯已经离开了京城，有人说他死了，也有人说他往南方去了。在《明史·范景文传》中也有“帝南幸”的记载。

“史料对崇祯皇帝当时的生死说法不一，这说明他逃出京城是有可能的。”淇县从事文史工作的岳武佐说，在《明史·李邦华传》中写到了李邦华奏请崇祯皇帝“仿永乐朝故事。”永乐朝故事说的是明朝初期永乐皇帝朱棣攻陷南京后，建文皇帝在大臣的护送下逃出京城的故事。《明史·倪元璐传》说：“李自成陷京师，元璐整衣冠，拜阙，曰‘南都尚可为。’”大臣请求崇祯效仿永乐朝故事，到南都（南京）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由此可见，如果崇祯当时逃出了京城，他的目的地应该是南京，这与上述“驾南幸”和“帝南幸”的记载相吻合。再结合淇县流传的扯淡碑故事，说扯淡碑的主人当年逃出京城一直往南走，因为过不了黄河，转而到淇县云梦山修行。民间故事与史料记载相互印证，说明崇祯逃出京城不仅仅是可能，而应当是历史事实。

崇祯皇帝之所以要选择在淇县落脚，是因为这里有他的心腹之臣孙徵兰。孙徵兰当年与崇祯的关系极为密切，在朝中负责向崇祯转递奏折，人称“转本御史”。在明朝灭亡时期孙徵兰回到老家淇县。至今孙徵兰的后代提起来，说他回来后行踪诡秘，家人不知道他整天在外边忙什么。而位于淇县印月峰之上的孙家寨相传由孙徵兰所建，这座位于深山、人迹罕见的山寨的遗址规模相当庞大，立于绝壁之上的寨墙和寨门至今仍显示出当年的戒备森严。孙徵兰回到家乡后，本应安享晚年，没有必要再建这样一座山寨，可由于他曾效忠的皇帝来这里避难，他自然要在非常隐蔽的深山为其建造一个安身之所，这就难怪家人说孙徵兰“行踪非常诡秘”了。

通过对史料的研究，证明崇祯逃出京城；通过对孙家寨、印月峰遗址的探访，找到崇祯隐居淇县的物证；发现王滩“朱改王”，找到了崇祯的亲属。孙家寨与明末的惊天之谜，终于让人发现了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