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县，那位百岁老人程华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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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

程冠洲

石可俊

程冠

年月日

北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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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程华亭有个贴身警卫，名毛遂（音)，个子不过一米七，三十多岁，手持双枪，身手不凡。淮南矿路公司给程配的一辆吉普车，平时就停在北大街程公馆门前。时七、八岁的石可俊和几个顽童没事就爱在这辆吉普车上爬上爬下。一次被毛遂发现，上前驱赶他们，被程华亭看见，程对毛遂说“没事，都是邻居家的孩子，让他们玩吧”。

当时寿县县城也就这一辆吉普车。寿县商团团长王懿安住的原是孙毓筠的旧宅，与程华亭的公馆前后挨着。王懿安与程华亭既是邻居又是好朋友，平常往来频繁，王常去程家打牌消遣。王曾买了辆烧木炭的汽车跑客运，主要往来正阳关—寿县—田家庵。由于途中常会遇到地痞流氓骚扰，程有时就让毛遂义务帮王押车，产生的费用都是程华亭出。王过意不去，程宽心王“我这边也没有什么事，让他去帮押车吧”。

程华亭还利用北大街的房子开办了“三合兴商行”，解放后停办。

1946年中共安徽省委根据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淮南矿区设置了工作委员会，并派周维成任工委书记，程际魁、程祥麟分别任组织、宣传部长，由特派员赵凯兼抓武装斗争，围绕淮南路矿展开。

夏收之际，国民党中统调查室主任、肃反专员程汝栅带着程汝坤等一帮便衣从田家庵窜入王小集(今属大通区)，将正在瓜地乔装捉黄萤的程际魁抓捕，乔装搂大筢的程祥麟伺机逃脱，周维成、赵凯闻讯转入舜耕山以南。

审讯时，程际魁以长辈自居，大骂程汝栅，程汝栅气急败坏，欲将程际魁装入麻袋沉入淮河。消息传出，激起了高皇程姓族人的共愤，数百人围住了程汝栅的老家，强烈要求释放程际魁。同时派人到寿县邀请族中德高望重的程华亭出面调解，最后程际魁方假以越狱名义获释。

期间，寿六合霍县政府副县长董完白及赵凯等地下党与程华亭时常有往来。董更是程华亭家的座上客。一次，赵凯受到国民党追捕，便跑到山南程华亭家躲了几天。

1947年1月，应老朋友马景常、毕靖波之子毕仲翰相邀，与廖梓英、倪荣仙等受聘担任安徽省立工业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利用社会关系，协调与地方及淮南煤矿帮助建校事宜。

同年7月6日，王龙亭的小儿子王积惇辞去蚌埠省立医院外科医师的工作，入职九龙岗淮南矿路医院，特别到九龙岗山南程家瓦房找到程华亭，请程华亭作为介绍人才进入矿路医院工作。

王积惇1947年入职淮南矿路医院填写的履历表。



程华亭九龙岗山南程家瓦房旧址

同年8月，程华亭23岁的三子程冠瀛入职淮南煤矿局总务处任司事，冠瀛（也作贯银)常住山南程家瓦房

这是在1948年《淮南煤矿局职员录》上找到的程冠瀛的信息。



1947年秋的一天中午，蚌埠的国大代表孙元甫（1870－1952，上窑人)邀请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监察委员常藩侯（1882－1950，寿县保义集人)以及程华亭、廖梓英、倪荣仙、朱霞裳等到他家做客，席间大家谈笑风生。

常、廖、程三人都是老一辈民主革命者，廖（1889－1961，廖家湾人)当时系安徽省第四区（宿县)行政督察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程是安徽省临时参议会第二届参议员兼淮南铁路护路指挥部长官。

他们的谈话，既幽默又风趣，不时逗得满座大笑。正在轻松愉快的时候，忽然有人提到济南已被共产党解放了的事，并担心将来安徽一旦被解放，我们这些人恐怕要成为阶下囚。常藩侯听了微微一笑，说道：“那也未见得吧，安知我们不为‘座上客’呢！“接着又说：“共产党是讲究爱国和正义的，我们亦是爱国的，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曾经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可惜我们（指国民党）自己不争气，官僚、独裁，以至贪污腐败，失去了人民的信任，确是令人痛心的。古人说‘物心自腐而后虫生之’，这叫做咎由自取，不足为怪。”常当时说的这番话，是做一般的衡情度理而言，后来却都得到了证实。安徽解放后，常藩侯、廖梓英等都受到党和政府的优礼相加，成为真正的“座上客”。

1948年夏初的某一天，在东大街，着中央军制服的皖北第十行政区保安少将副司令程守之与穿灰制军服的马友文（石可俊的外甥）不知道因为什么发生争执，甚欲动枪。被路过此地的王懿安看见，就跟程华亭谈了此事。程华亭把程守之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千家万户不如一门邻，都是近门邻，怎么能这样！”。

程守之的父亲程登山与程华亭关一个老太是程华亭的堂侄子，程守之比程华亭小14岁，打小就跟程华亭走得很近。保安团从田家庵迁来寿县北大街，程守之就住在程华亭家。寿县解放前夕，在程华亭的帮助下，程守之弃暗投明，率部起义，为寿县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

据1972年淮南市公安局编《清查敌伪档案资料汇编》一书记载:

1948年7月31日，程华亭担任淮南矿路党政军民联防督导处名誉处长。

处长是胡卫中。此时程67岁。

11月5日，淮海战役打响，保护淮南煤矿迫在眉睫，中共寿县地下党负责人蒋树民、朱怀明利用社会关系，争取淮南煤矿上层人士合作。由共产党员张锦章和王士仪陪同，先后来田家庵和田家庵商会会长张莹清（张锦章是其侄子)会谈，做通其思想工作，请他为保护淮南煤矿提供帮助。

接受任务后，张莹清和族侄张金烈初步商谈，决定首先争取三个关键人物：

一是当时居住在寿县的，在这一带影响比较大、有声望的文人、省政府顾问、省参议会参议程华亭，程是个开明绅士；

二是淮南铁路局副局长兼淮南矿路警察总所中将所长胡卫中握有实权，胡对程华亭极为尊重；

三是专署警卫中队长樊香甫。他们与张莹清相处亲近，无话不谈。

随后张莹清到寿县程华亭家共谈时局，取得统一看法。联系到本身都不愿离开淮南，又不能坐观形势变化，在此前提下，张即告知中共地下党交给的保护淮南煤矿、电厂、市场安全的任务。程华亭听后，非常兴奋，直言：“我已经接到刘伯承司令员的信，请你看看，也是要我保护煤矿和电厂之事。”任务同一，不谋而合。他们立即商讨行动方案，一致认为先找胡卫中，观察其态度，再做决定。

当天下午他们一同驱车赶赴九龙岗胡卫中家，晚饭后，三人在小房间密谈至深夜，从局势谈到煤矿直到个人问题。胡卫中表示：“上海总公司指示我不要离开淮南煤矿，我也不想走。”程华亭见交谈到一定深度，毫不隐瞒地告诉胡：“我与张会长均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今日同来和你共商护矿事宜。”胡闻之甚喜，当即与他们研究了措施，决定设法策动驻淮国民党第六十八军119师师长刘铁军（刘汝明之二子）。刘有护煤矿任务，与胡局长时有联系。因此请胡局长和刘铁军交涉，观其态度，再做下步打算。

不数日，张约程再到胡卫中家了解进展。胡说：“刘铁军兼任破坏司令，炸药两火车皮已运到九龙岗，准备退却时炸毁煤矿和电厂。我已试探，说煤矿、电厂均系国家资财，与军事无关。刘司令强调命令，未作表态”。大家商议由胡向刘铁军承诺送给伪金元券二十万元及加拿大手枪二十支，让其放弃破坏计划。

此时，淮海战役日趋激烈，矿区也已能闻到战争的火药味，蒋军节节败退，驻淮敌军受到震惊。

1949年元月中旬，胡卫中打来电话，请张莹清与程华亭到矿上去。见面时，胡卫中说：“刘铁军已接纳钱和手枪，虽未明确表态，但其言辞含意默许，态度温和。”大家闻讯，均感欣慰。为了稳妥，请胡局长再做细致工作。胡又提议，由煤矿、电厂、铁路及淮南有关单位和地方人士组成管理委员会，负责维护生产秩序。

当解放军进驻淮河北岸之时，敌军惶惶欲撤，形势十分紧张。刘汝明令师长张勋亭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张到煤矿后，到处擅拉壮丁，闹得人心惶惶，严重影响煤矿的生产秩序。矿局领导托程华亭找张勋亭，让其停止在煤矿拉壮丁。程晤见张勋亭，向他说明情况，让他不要在煤矿拉壮丁，以免影响煤矿的正常工作。张勋亭也就允予通令禁止，没有再继续强拉。

据程华亭的小儿子程冠洲（程正）1986年1月22日写的材料:

九龙岗解放的当夜，父亲不在，母亲把刘伯承司令员的信拿出作为解放军来我家凭证，信是毛笔写的，有长条刘伯承大印，以后遗失了。

　　1949年1月17日下午两时许，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寿县西大街孔庙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欢庆和平解放寿县县城，参加大会的有城关各界代表，原国民党驻寿县武装部队、机关、团体、学校师生代表，以及部分区乡，举行起义的区、乡长、队长等约3000多人。在主席台就座的有：中共寿县地下党负责人朱怀明、蒋树明、常传勃、袁传华、原国民党寿县参议长孙勤刚、国民兵团团长李中璜、副团长程凌霄、范幼三、原自卫总队第一大队长李旭东、训练所教育长何家瑜、商会会长孙培良，还有上层人士程华亭、程守之等。率部起义的原安徽省第十区保安少将副司令程守之在台上发了言。 这是程华亭先生最后一次在公众平台露面，此时程已近古稀之年。

作者走访程华亭的老邻居梁可定先生（左）、石可俊先生（中）

五

寿县解放不久，时任皖北行政公署主任的宋日昌同志（颍上人，辛亥革命烈士宋吉生之子，1955年任上海市副市长，著名书法家)邀请程华亭到公署工作，因程有所顾虑，遂婉拒。

程公馆（程华亭私房)，坐落于观巷南约70米，大寺巷西北斜对面。北大街135号，坐西朝东，三进院，临北大街门面两间瓦房，共有老式瓦、草房三十七间。

1949年前，程华亭利用多余的房间，与王懿安、崔国兴合伙开办“三合兴菸叶行”。

寿县解放后，第一任县长董完白把筹集到的渡江余粮交给程华亭利用闲置的房屋开办益民油厂，1952年程被捕入狱后油厂停办。

后由寿县人民政府总务股转办益民卷烟厂（时任经理周继业，再任法院庭长，后调县城建局），1950年转交六安专区治淮干校，1954年又转交省属寿西湖农场先办医院，后为农场家属住宅至今。

1949年9月中旬，程冠瀛就辞去淮南煤矿公司（原淮南煤矿局）工作，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J，并改名为“程众”，但还在用“程冠银”名。9月初，其小弟程冠洲从寿县示范小学入淮南矿路员工子弟初级中学，当年10月的登记表上程冠洲家长已栏填写的是“程众”（程冠灜），职业“军”。这是考虑到程冠洲是煤矿家属才允许是这个学校的。程冠洲与潘企之的侄子潘擎伯，程安东（原陕西省长）是同班同学。程冠洲（即程正）初中毕业后即考入淮南干部培训班。

下图为同年6月28日，程冠银（瀛）参加中国人民解放J二野军校后，由皖北人民行政公署主任宋日昌，副主任郑抱真、李云鹤签发，给程华庭（亭)的革命军人家属证明书。

下图为1953年2月14日，欢送回中原（四川峨眉)县长廖京华同志，右二为程冠瀛。

1949年6月，刚入伍的程冠瀛（银)，因为工作学习问题，程华亭试着给时任南京市副市长的柯庆施写了一封信求助。冠瀛带着此信约了两位同学一同赴南京找到柯庆施。面对眼前三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柯一时无法确认哪位是程冠瀛，只好略施小计，让三人分别写一个人小传，如此才得以区别。

7月，程冠瀛考入新成立的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政大学。

1952年初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峨眉县工作，历任县政府秘书、文教科科长、文管所所长兼派出所所长，1958年调入刚成立的峨眉中药学校任教务长，后调任县医药公司经理至退休。

多年以后，程华亭跟朋友还津津念叨此事“柯庆施够朋友啊，我当时遇难了，别人躲还躲不及呢，人家还能念旧情帮我”。

程华亭寿县北大街135号的旧宅局部

1952年，因历史问题，71岁的程华亭未能通过审查，被政府收监于六安监狱，后转合肥监狱管制长达十年。

直至1959年9月5日，寿县人民法院才以院刑字第475号刑事判决书，判处程华亭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主要罪行就是1934年8月，伪县中队长越子孟逮捕寿县县委书记方登善和共产党员王道周、罗子其等人，地主毕光远抵告并委托程华亭向安徽省专员兼保安司令席楚霖进言后致方、王两同志被枪杀。尽管程华亭不断申述，但有口难辩。

因为程华亭被捕入狱，其身边的小儿子程冠洲一家受牵连，长期寄人篱下，无安身之处，也无正当职业。直到程华亭出狱后，才由县统战部安排姓胡的一间半草房安身，直到双亲去世。

1962年，已经81岁的程华亭被释放回寿县。在家门口遇到一个正在弯腰做事的年轻人，程慢声细语的招呼年轻人：

“我是程华亭”。

只顾专心干活的年轻人石可俊抬头一看，面前的这位老者，银髯飘胸，高大魁梧，雪白干净，器宇不凡。时隔十年，石一下还真没敢认。

程一脸慈祥，笑着说“你以前的小辫子呢？”，石这才恍然大悟，眼前的确是当年的邻居，那位“老司令”程华亭了。难怪，老司令还记得解放前的少年石可俊留着小辫子。寿县即将解放时，12岁的石就把小辫子剪了。

他们老少两人闲聊起来，石问程:“老先生，在里面遭罪了吧？”

程豁达地笑了笑:“没有没有，好着呢好着呢”。

转口问道:“王懿安可受屈吗？”

石道:“王懿安1957年中秋节去世了”。

程无奈的摇了摇头:“我还好，在里面住的单间，条件也不错，开的小灶。只是每天要求必须看报，不看的话，看守就会向上汇报。老朋友余亚农每个礼拜都会带些营养品之类的东西来看我，我没有受什么委屈，好着呢。”石可俊仔细打量着程华亭，感觉他比走时虽然胡须留起来了，但比十年前漂亮多了。

而程提到的余亚农，时任民革安徽省主委、安徽省副省长，是程华亭辛亥革命及抗战初期的老战友，他们交往甚密。

程被释放后，被聘为安徽省政协文史委文史馆员。

1963年，程华亭到上海四儿子程冠湘家住了几个月，期间欲找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被冠湘劝阻了。

1962—1966年期间，他在张景周先生（原33军第二师参谋长，寿县人)的协助下，完成了一些历史事件的回忆与写作。其中有三篇分别刊登在《安徽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三、二十辑中。分别是《倪嗣冲攫权祸皖片段》（1962年）、《我所知道淮南煤矿的缘起》（1964年）、《国民革命军三十三军始末记》（与张景周合作于1963年）。

石可俊先生，1937年出生在寿县北大街观巷原孙毓筠旧址，与程华亭家前后，至1962年才搬走。程华亭回来后，没事多是去十字街邮局看看报。有时路上遇到左邻右舍，人家会招呼他“来来来，老司令，给我们讲一段”，随手让给他一个小板凳，意思让程给他们讲以前的旧事。或者他自己搬个小凳子，清扫一下家门口的通道。有时也会摘抄一些中医知识。

程华亭1963年时的照片

文革初期，1966年的一天，有个内查外调组有关人员因为其他人的案子找到程华亭家，想让程签字证明。但程华亭以“不了解，不能害人家”为由，坚决不愿昧着良心签字。为此双方大声吵了起来，惊动了左邻右舍。

1967年夏，文革愈演愈烈，已经85岁高龄的程华亭也未能幸免于难。一次被拉到县城中心十字街西边，站在板凳上在大太阳下挂牌低头示众。恰被路过于此的族侄、造反派成员程冠林看见。冠林见其三叔这么大岁数了，还被如此羞辱，气愤地上前将牌子摘下扔到一边，程华亭吓得赶紧下来捡起牌子重新挂在脖子上，嘴里不停念叨“我有罪，我有罪。”

1973年夏，程华亭已经92岁高龄，身体每况愈下，加之身边的小儿子身体也不太好，无法照料其生活，渐渐对以后的生活失去信心，遂萌发轻生念头。某日，独自一人来到城外欲投河，幸被搬运站的一位苏姓人救下，“老司令啊，您怎么想起来的呀？”苏劝道。程瘫坐在地上，无奈的说“没办法啊，我一百岁，我是男丁啊。”不久，有位七十多岁的好心人陈先生，每天来帮他料理家务，照顾其起居。之后程华亭极少出门。

1975年，程华亭再无能力抗拒病魔地折磨，悄然离去。后归葬于八公山（今寿县八公山公墓旁），无墓无碑，一代传奇，就此谢幕。

六

关于民间称其“老司令”、“剿匪司令”，程华亭生前曾跟石可俊先生说他从未当过“司令”，但他承认是“土匪”出生。对于民间的称呼，他笑着说那是民间的传说罢了，他说他当的最大的官也就是三十三军第一师副师长。

如今，随着时间的流逝，寿县城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老司令”了，但在九龙岗及山南还有不少人仍然记得“剿匪司令”程华亭。寿县北大街的“程公馆”，大体风貌还在，他当年住过的两层小楼也已破败，无人居住。前面的房子解放前还曾借给警察局关过犯人。解放后北大街几次拓宽，“程公馆”东门也被拆除。所幸的是当年程华亭为开采淮南煤矿修建淮南铁路及和平解放淮南所做的贡献，都已载入史册。

这是程华亭的幺儿程正（程冠洲）生前绘制的“程公馆”平面示意图草图。

纵观程华亭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出程是一个心地善良，有正义感，江湖义气重，热心助人，不隐私，爱国，爱家乡，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的人。

1981年1月17日，寿县人民法院院刑复字（81）第0003号刑事判决书复查认为:

1948年冬，程靠近我方并为我方做了些工作，对保护淮南矿有一定贡献。

程系起义人员，现根据既往不咎的政策精神，撤销我院1959年9月5日院刑字第475号刑事判决书，恢复其起义人员名誉。

这一天，正是寿县和平解放32周年。

1981年寿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作者采访程华亭的小儿子程冠洲的二儿媳妇江宏丽女士

参考文献:

《申报》1938年4月

《新华日报》1938年4月

《安徽省文史资料》第三辑、十三辑、二十辑

《清查敌伪档案资料汇编》 淮南市公安局1972年编

《长丰文史资料》（一）

《寿县文史资料》（二）

《洛涧古今》

《田家庵镇志》

《淮南文史资料》（第十六辑）

《淮南市志通讯》（1986.1）

《程氏宗谱》（寿县）清洛程氏宗谱续修委员会编撰

特别感谢：程冠湘先生（程华亭先生四子，现居住上海）、李力先生（程华亭先生的小女儿程冠淑女士的儿子，现与母亲居住在广东佛山)、程心安先生（程冠林先生二子)、江宏丽女士（程华亭先生的小儿子程冠洲的二儿媳妇）、石可俊先生、梁可定先生、岳葆春先生、吴长龙先生（岳中美先生的侄外孙)等在走访过程中所提供的帮助。

几点说明:

1 由于资料收集难度太大，有些历史很难搞明白。比如1929年9月方振武被蒋介石软禁后，程华亭去职。之后的六、七年时间又任何职？1933年初朱茂连的老婆被关寿县一事，说明程华亭此时在寿县有任职，等等。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才能解释清楚。

2 关于程华亭的年龄问题，现有的资料比较混乱，多是在其出生日期留“？”，也有说“1877年”。在1981年1月17日寿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中说程华亭“1975年病故时98岁”，也有可能是程华亭自己记错了。民间多说其是100岁去世的。按此说法推算，程是1877或1875年出生，但在《程氏宗谱》里，明确记载有程华亭弟兄仨人的具体的出生时间。老大程登峄出生于光绪二年（1876年)，老二程登嵄出生于光绪五年（1879年)，程登嵘（华亭)出生于光绪七年（1881年)。因此我采用了此书的数据。

3 关于程华亭去世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是1975年，一是1976年。我采用的是1981年寿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里的时间，这个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4 原田家庵商会会长张莹清回忆文章解放前夕保护淮南煤矿电厂纪实里，提到1948年11月，找程华亭商量协助地下党保护淮南煤矿，程跟他说“我已经接到陈毅司令员的信，请你看看，也是要我保护淮南煤矿和电厂之事”。

究竟是否是陈毅的信，说实话，我是持怀疑态度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陈毅那会的情况 这里不再赘述。

直到有一天我见到程华亭儿子程冠洲（程正，也写作程贯洲)1986年写的那份材料，才终于让我确信了自己的判断。

他的材料里有这么一句话“家住九龙岗，解放九龙岗当夜，父亲不在，母亲把刘伯承司令员的信拿出作为解放军来我家凭证，信是毛笔写的，有长条刘伯承大印。以后遗失了”。

综上，我采用了刘伯承一说。

5 关于1949年元月中旬，国民党军队试图在败退前破坏淮南矿山，带队的刘铁军，我们看到的很多这方面的回忆文章，都说是“团长刘铁军”。但稍微查点资料，便可发现，刘铁军在1948年就已经是119师师长了，他是当时淮海战役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刘汝明的儿子。

6 关于程华亭解放后被捕的时间问题。据石可俊先生说，是1952年，在合肥监狱被关了十年，1962年出狱。出狱在快到家门口时，遇到石可俊，一老一少聊了好一会。石先生说，我那时二十多岁，没几个月我家就搬到北边去了。

而程华亭小儿子程冠洲1981年写的材料里，据1959年9月5日寿县人民法院判决书，认为其父亲是1959年被捕。

如果按照这个说法，那么程华亭就是1969年出狱（没有特赦没有减刑）。

再者，先逮捕，过几年才判，也是很正常的事。

综合考虑，我文中采用的是“1952年”。

还有以下几点没有用到正文里，但我还是把它们罗列出来，供大家参考，希望能抛砖引玉。

1 有文章说，程华亭是“中将司令”，但查了一些资料，没有找到较为信服的证据支持。以程的资历，似乎还达不到这个级别。

2 程华亭的小儿子程冠洲（程正)生前于1986年元月写给安徽省委统战部的材料里，给程后加上了“老同盟会员”几个字。

程华亭1911年10月参加寿州光复运动，是否是同盟会员，也是我一直穷追不舍的一个问题。遗憾的是，所有资料里，都没有提到。我反复请教石可俊先生，石先生说确实没有听程华亭说过。另也多次询问程华亭先生的四子程冠湘先生（93岁，现居住在上海），他也没有听说过。

3 程华亭出狱后，曾经跟石可俊先生提到柯庆施一事，说柯庆施这个人够朋友，我都那样了，人家还肯帮忙。同时顺便说到另外一件事，郭沫R这个人不怎么样，岳东美被关，其实以他当时的地位，只要他一句话就能帮到人家，却不肯说。当年我认得他是谁啊？要不是岳东美找到我，我可能帮他？郭沫R在我家住了半个月，临走了我同样也送他十五块大洋。

岳东美的父亲是凤台岳张集大地主，后购置了寿县北过驿巷（今岳家大院）。

岳东美是个收藏家，从事古玩的收购与鉴赏，善治印，著有《荆溪家集印》，开过旅馆。岳还跟孙家鼐的保镖、自然门两仪拳大师魏仿石习过武，与孙孟起、孙孟超、刘绍海等人并称魏的八大弟子。

岳东美与郭沫R是同学。某年郭沫R来寿县找岳东美避难，虽然岳家有钱但在官府上没地位，便把郭沫R委托给好朋友程华亭照顾，这样程华亭才接收了郭。五十年代初，岳东美因为家道中落，生活不下去了，才别妻离女到北京投奔郭，岳在北京地质学院工作不久便被逮捕入狱。后不知道结局。

关于这个问题，我反复查找资料并找岳东美的后人了解。因为资料有限，没有查到岳与郭何时同学，也没有找到郭沫R解放前（可能是1930年前后）与寿县有什么交集。但有一点，郭与岳都喜欢古董，郭1930年代初曾写了大量的考古论著，不知这是否是他们交往的媒介？

据岳的侄外孙、淮南艺术剧院院长吴长龙先生介绍说，他八十年代初曾听岳东美的小女儿提到，岳东美当年的确是去北京找郭沫R了，但之后就没有任何消息了，据说惨死在外。

前几天我专门去中国地质大学（原北京地质学院，1952年11月建校）家属区走访了四位1953年来校工作的老人，没有人知道岳。

本文初稿2022年3月23日完成于北京，4月22日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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