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

华伦

据新加坡生物科技公司Gero与美国罗斯维尔帕克癌症中心（RPCI）在科学期刊《自然通讯》发表的论文称，人类寿命可达120岁以上，上限为150岁。而敝人还不到70岁，岁月静好的前半生尚未度完呢。 　　1953年10月16日，在中国上海浦东南路沈家弄路路口，一户普通人家添了一个九斤重的小屁孩，那就是我。 敝人大名潘华伦，纯粹一凡人，一生碌碌无为，获封过的雅号倒不少，什么“蛮劲呜嘛”、“大头”、“白大头”、“大户”、“潘办”、“浆糊”……也曾被尊称为“主任”、“书记”、“厂长”、“老师”…… 究其过往，在历经大跃进、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改革开放等历史时期后，即将过完前半生。论事业，没有封妻荫子的本事，干不了什么大事；论俸禄，从1970年战天斗地一年所挣工分值87元4角3分，到退休前的2013年，享受了失业救济金6000元，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获得过近百万元的总收入。 近日，因新冠病毒的肆虐而赋闲在家，突发奇想，何不凡尔赛一次，对前半生作一番回首来消遣这宅家的时光？于是，借助若干历久弥新的照片和物件，胡乱涂就几天，有了以下的鸡毛蒜皮。 　　妈妈的怀中，刚满月的我正又酣又憨地睡着了。 　　一岁了，一脸懵懂。 　　五岁的姐姐，三岁的我和一岁的弟弟。 　　四岁时，奶奶带我去游西郊公园。此时的我已经显出调皮倔犟的本性了。 第二年即1958年，在入幼儿园的第一天，4个长辈死拖硬拽才将我送进园内，从此博得“蛮劲呜嘛”的雅号。注:“蛮劲呜嘛”系上海浦东土话“耿”、“犟”、“倔”之意。 　　1961年，七岁的我从东昌幼儿园毕业时，与另外9个好宝宝一起，被挑选进入黄浦区唯一一所五年制重点教学试验学校，也是当时浦东地区最好的学校（没有之一）位于浦东南路1140号的黄浦区第二中心小学读书（我的父母亲以及姐姐弟弟都曾在该校求学） 此后五年，我受到了同龄孩子中最好的启蒙教育，为一生奠定了良好的为人处事的准则和原始的求知欲望基础。 下图系当年离园时，王、潘两位老师和10个好宝宝留下的珍贵影像（坐在滑梯最上面的即本尊） 　　开学前一天，爸爸特地带我到照相馆摄下的这张照片，除了龅牙和头大之外，平心而论，其实还蛮可爱的。 因为头大，小学时同学们送给我的雅号是“大头”。 　　 4年级，戴上了三条杠，爸爸的奖励是：带我和弟弟到浦东公园（东方明珠的原址）游玩。 　　是年暑假，我所在的二中心小学足球队，代表黄浦区参加了上海市小学生夏令杯足球赛，尽管全队名落孙山，但作为队长的我获得了一本红色日记本，这足以成为人生第一件值得骄傲的大事。 　　1966年夏，小学毕业了，恰逢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只好在社会上闲荡，直到第二年才得以开启所谓的中学生生涯，其实还是继续在学校和社会混迹。 　　这是1998年冬，于1889年由时任上海县令裴大中先生创建，并由中国近现代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黄炎培先生担任首任校董的百年老校——黄浦区第二中心小学建校100周年之际，我和小伙伴们与分别了二十余年的杨家元、汪一梅、宋振华三位恩师在母校相见，并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影像。 　　2013年6月，宋振华老师为六六界1班的同学过六十岁集体生日，此时的青葱少年都已两鬓斑白，而当谈起少时曾经的糗事、傻事、荒唐事，都还历历在目。 　　此后，曾经的小屁们不时邀约，一起探讨国是、畅聊人生、谈谈家小、抑或搬出几段诸如幼时男女同学一起洗澡的童趣轶事而不亦乐乎。 远足、麻将、郊游、踏青、自驾游、卡拉OK、微信发帖，哪怕只在群内做个吃瓜群众潜潜水，已成为这些曾经的小屁孩们颐养天年之际忘却年龄和烦恼的最好理由。 或去列宁故乡体会红色心情，甚或跨过太平洋，去看看山姆大叔的点点滴滴。 但愿这样的日子愈久愈好！ 　　文革时间，佩戴领袖像章照一张全家福是一大时髦。 看官要问：一家人都高高兴兴，为何独我耷拉着脸？只因摄影师要求我摘帽以便统一画面，可那时男儿时尚的标配就是戴军帽，脾气倔犟的我硬不肯摘下。无奈，摄影师和爸爸妈妈只能顺从，而我也早就没了照相的兴致，从而留下了这么一张颇有“历史意义”的照片。 　　70年代的小屁孩们最大的乐趣就是结伴去浦东公园或外滩照相，然后自己洗、印、晒。135的胶卷千方百计要照到37、8张，而120的胶卷若能照到12张外加一张2分之1的，那会兴奋好半天呢。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1967年仲夏，根据当时的升学政策，在混荡于社会一年后，我被就近分配到上海市光辉中学。　 唇上初现荷尔蒙的迹象，少时最忌惮照相的我开始臭美了：这一张张挂满笑容且稚气未脱的脸庞是那样天真无邪。然而，并不知道，我的人生艰难路程才刚刚开始…… 　　 不知何故，我此时的雅号变成了“白大头”。 　　下列照片中的小鲜肉（橄榄头陈为群、四眼刘诗曙、群啊戈群、小白脸沈毅德、大来王金来、小人吕洁民、小西任焕西、弟弟李冠龙、嘎皮邬光耀、还有其他找不到旧照的六节头、乖缶斯、喇格波、牛鼻头、遢鼻涕等）都是中学时代的玩伴，用那时的话就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当时在学校里所谓的上课，也就是学几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一元一次方程、工农业基础知识。其余时间就是军训、抄写大字报、批斗有历史问题的老师、聆听毛主席最新指示、学工学农、挖防空洞、忆苦思甜、游行或看游行、练杠铃或哑铃、弹麻雀、躲在同学家偷窥窗外的女生……实在无聊了就到东昌路或东昌电影院附近胡乱游逛。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将近3年，直至各奔东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那段时间，小伙伴们天天混在一起，无聊至极却无忧无虑，经常趁我父母上班后，悄悄地躲在屋内，拉起窗帘听靡靡之音：“步步高”、“彩云追月”、“喀秋莎”、“草原之夜”…… 作为那一代人的精神寄托，给小伙伴们带来无尽快乐的那台50年代的电唱机以及若干78转的胶木唱片，至今还珍藏着呢。 　　无聊至极还往往会做一些傻事。 就是照片中这俩道貌岸然的护花使者，现在俨然一副绅士风度，谁知五十年前曾联手在浦东南路&沈家弄路的交叉路口盗窃过8分钱的国家财产——两根油条——当时的点心摊也是国营的呀！ 　　几十年后，曾经“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们的重逢，每每都是欢快的，是激情的，是无拘无束的。但不论“战友们”多么激情或无拘束，稍年长的蒋淑玲老师永远是他们尊敬的大姐。 忽的，“战友们”都已加入退休大军。然而，我们满脸沧桑依旧朝气蓬勃；我们健步不再照样东奔西走；我们双鬓染霜还是童心未泯；我们三高缠身仍然激情豪迈。 　　昔日的“战友们”，如今主要看气质。我们一天不在群里冒下泡，就像白过了24小时；我们一月不聚上一次，口袋里的人民币就会耐不住寂寞；我们一年不外出游玩几次就会魂不守舍，似乎这365天虚度了。　　我们聊天的内容比夫妻之间更多更随便，我们调侃的段子比周立波郭德纲还要噱头，我们之间友谊的小船经过几十年风浪考验后才刚刚杨帆，正一浆一浆划向自由的王国。 假如，我们不曾相遇，你还是你，我还是我，却会少了许多欢笑和惦记，还有最珍贵的光辉中学六九届10班的独家记忆。 　　69届初中毕业生一片红的分配方案使我读大学的美好愿望成为一地鸡毛。 1970年4月21日，这是改变一生命运的日子。这一天，我悻悻而又茫然地带着红宝书离开大上海去到江西上高锦江公社大塘大队第六生产队的黄土地上开始了知青生涯。 在那里，结识了一些这辈子难忘的插兄插妹。我们一起春耕、双枪、秋收、冬修水利；我们在一起谈人生、议国是、找乐子、聊异性；我们在一起逛大街、喝小酒、“借”财物。 　　除了红宝书外，我还带了下图中的这些书，这可是当时最时髦也是仅可阅读的读物。在农村几年里，这就是我最好的精神食粮了。 最纯洁美好的青葱年华在虚渺的理想和残酷的现实中一点一点消逝，这是知青一代共同的命运，谁都无法抗争。我们从“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中收获了书本上无法得到的“知识”，这些“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们每一个个体的人生轨迹。 　　下图就是我在大塘村的“家”：这是村里较好的四合院式的房子，围着天井共住了五六户人家，我的“家”在西南角，共有两间房，房子很高大但是没有窗户，只在墙壁上挖出长宽各30公分左右的洞作为采光，墨黑的屋内，有一只小桌子，桌上有一盏煤油灯，另有几只矮凳子，边上还堆放着一些柴火和锄头、铁搭等农具，靠近“洞”边用两只长凳架着一块门板，上面垫着稻草，这就是我的卧榻，可怕的是卧榻上的搁楼还放着一只东家的寿材。 难道这就是我要呆一辈子的地方麽？ 　　典型的知青照片：金荣庭和滕建华是小屁孩相处最多的好兄弟，在那无邪的笑靥背后有着多少心酸往事，也有着一些不可告人的偷鸡摸狗，谁知呢？ 　　大塘，在你怀里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让我留下了许许多多难以磨灭的“第一次”。 第一次在煤油灯下看书学习写信； 第一次与棺材“同居”； 第一次喝从“大塘”挑回家，上面满是青泥潭的水； 第一次在属于自己的三分地中撒下种子，可又从没收获过成熟后的蔬菜； 第一次学会插秧、秐禾、施肥、除草、割稻等农活； 第一次不洗脚就睡觉而且小腿上还盯着好几条蚂蝗； 第一次为了吃饭，不得不学习晒谷、碾谷、风谷、筛糠、砍柴、挑水……等各项“技艺”； 第一次用三个半小时插完了一亩地的秧； 第一次以不足一百二十斤的瘦弱身躯挑起一百五、六十斤的担子健步如飞； 第一次伸出“贼”手向他人“借”蔬菜、酒、水果、罐头乃至人民币； 第一次与“村花”两肩相靠从而生出许多“遐想”； 第一次与人打架（为了保护姐姐不受人欺侮） …… 大塘，那个留下过我许多第一次的大塘，那个令我幻想过、郁闷过、苦恼过、兴奋过的大塘，那个至今还让我梦牵魂绕的大塘，何时再能见你一面…… 　　客观而言，三年半的战天斗地，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与事，也因此学会了许许多多的“好”与“坏”。 窃以为：从本质上来说，每个人都会经历人生的“插队落户”，只不过形式不同罢了。当年的知青一代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革开放后不甘寂寞的一些有志青年到国外洋插队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八十年代伊始的下海潮则造就了大批引领当下中国社会的风云人物；而谁又能说几亿农村进城务工大军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插队落户呢？ 这些“插队落户”虽然在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区别，但对当时的他们而言，却都不啻一种人生财富。 下图系离开农村去铁路中专读书，插兄插妹们与我分别时的留影。 　　这代知青都已步入花甲，在就木前，我们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我们相聚恨少，我们恩怨全无，我们不分男女，我们嬉戏打闹；有的小赌怡情，有的小酒养性，有的含饴弄孙，有的谈股论金；闲暇者饱览河山，劳碌者家务缠身，愤世者微信指点江湖，爱动者健步太极跳广场舞。　　别看这些已是爷爷奶奶辈的知青们，一旦凑在一起就有着忆不尽的往事、叙不断的旧情、聊不完的人生。那个疯呀、唱呀、跳呀，以至于戏谑、调侃、捉弄，比之90后00后有过之而无不及。　　时不时有人中风、癌变、甚至离世的消息，相较小鲜肉们，我们的相聚愈显珍贵。 　　三年半农村生活，在犁耙锄割耘间，我结交了不少老俵朋友，四十年后的重逢虽然有唏嘘、有哀叹、也有遗憾，但更多的是喜悦、是叙情、是依依不舍。 我们相约十年后再相聚，可是谁知道十年后有几个人能如愿？ 人生又有几个十年？ 　　1973年秋，托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福，也拜张铁生的白卷所赐，我既有幸又不幸地进入华东交大的前身——南昌铁路技术学校机务班求学。说有幸是从此脱离了广阔天地，说不幸是因为祖上非红五类而无法进入更高级的学府（尽管比张铁生及大部分当年考生的成绩要更优秀） 黄土岗，一个五等小站所在地，一个看似土匪强盗出没的地名，这里培养出了许多后来叱咤华东地区铁路系统的风云人物。一批同样有幸或不幸的同学，日后成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同事或朋友。 更为重要的是以后的家庭领导也来到了黄土岗，可惜我当时情窦尚未完全启开。 　　20个月的中专生涯，真正在课堂里的时间少之又少，经常要接受各种革命传统教育：赴韶山圣地膜拜领袖、去安源煤矿下井体验生活、时不时的军事训练、到机务段去跟班实习。 　　因为踢得一脚好球，我还要参加诸如校运动会、路局运动会、省运动会的足球赛，粗略估算比其他同学起码少进课堂三个多月。 　　1974年，我代表南昌铁路局参加了江西省第四届运动会的足球比赛。在该足球队中，既有上海体院足球系毕业的运动健将，又有曾经的武汉大学生足球队队长，也有60年代上海市青年足球队的正印中锋，当然还有作为门将的我。 两个月的时间，向塘、南昌、杭州、上海、新余，一路训练比赛，一路游山玩水，这相片中廿几个小鲜肉级别的光榔头，在四十余年后的今天来看，已然成为“文物”般的记忆了。 感慨啊！白驹过隙！ 　　陈中虎老师是严厉的足球教练，也是可亲可敬的好兄长，他与张蔼伦老师夫妇俩的存在，使得我在黄土岗时期有了家的感觉：隔三差五就和另两个好友张良、陈为群一起去老师家沾点荤腥，品尝老师从上海带来的糕点糖果，与他家儿子女儿嬉戏。 当然，趁着年轻有劲，老师家的煤饼也往往出自三个小屁孩的洪荒之力。 　　毕业，意味着真正踏上社会了。 可是，是前途无限，还是前路茫茫，谁知道呢？ 　　1992年，回到阔别十几年的母校，同学相见分外亲切。　　转眼又三十年过去了，真想再回母校去看看。 等有一天或许有些人会拄着杖、流着涎、抖着手、甚至上了墙，你——黄土岗技校——依然还是最难忘的记忆。 　　近几年，部分在沪校友又经常聚首，黄土岗老同学确实“老”了，但我们的黄土岗情结依然还年轻。 相信在江西、在福建、在上海、在浙江、在江苏、在广西乃至在巴塞罗那的老同学们一定还有机会再叙黄土岗情！ 　　1975年夏，充满激情地来到上饶机务段，当听到被分配在运转车间当实习司炉时的我，不知有多兴奋：可以开火车了！ 　　一年后的一次出乘到龙游车站时，在已经见到了马克思却又被退了回来：在行驶中的火车头上，脑袋被水鹤（一种专为蒸汽机车加水的装置）铁杆猛地撞击，顿时鲜血冒顶，当即被龙游站站长和好兄弟程进益用板车拉着去镇医院抢救。命大，脑壳没裂，头皮缝了几针后，专程用火车头送往金华人民医院症治（这是级别多么高的待遇呀！）亦无大碍。 此事电传至上饶后，刚与建立了恋爱关系的“领导”可吓得不轻（领导的事待后再续）。 一心要当大车（火车司机）的小目标就此打住。 　　被马克思退货后，改行到了只有女性愿去的地方：统计室。 没承想，当一名火车司机的大门关闭后，上苍却为我打开了一扇成为小白领的窗。 　　凭借着小聪明和不懈努力，业务上突飞猛进，短短五年时间，从统计员到主任统计员到副主任再到主任，未满三十岁已成为机务段最年轻的中层干部。 这期间代表段、分局、路局参加的所有统计业务竞赛无不凯旋；分局、路局、铁道部多次委派对兄弟单位进行业务指导和检查；还曾受铁道部委托参加专家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机车统计规则》进行重大修改；配合路局计统处及科研所成功开发出铁路系统第一台专用电子计算机“jtzj——1”；路局计划统计处曾多次拟商调局统计监察均因段领导的婉言或自己不愿意（因刚开始接受领导的领导不舍得不被领导）而未果。 　　八个刚踏入社会的小鲜肉，趣味相投，几乎天天混在一起，结拜为兄弟并自称八大户，也不知为何，我被封为老大，从此添了一个“潘大户”的雅号。 　　1978年5月1日，对从小酷爱阅读的我是个大日子。 这天，已禁锢了十余年的部分世界名著在各地新华书店统一上柜开售。当早早来到上饶市新华书店时，已经人山人海了，排了将近3小时队后，如获至宝般抢到了这套《基督山伯爵》一直珍藏至今。 　　在上饶，踢足球无场地条件，改打羽毛球，虽然水平一般般，也滥竽充数代表上饶地区参加了分局运动会，这可是我所谓运动生涯的最后一次正式比赛了。 　　1979年劳动节，成功俘获了领导。　　4年的恋人关系终于升格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70年代的我，正应了现时的一句网红语：“人是铁，范是钢，一天不装憋得慌”。一身西装加墨镜，在当时是鲜见的潮装，即使在皇城根下也绝对让人另眼相看。记得在颐和园友谊商店门口，营业员一把拦住领导不让进，却谦恭地将我迎入店堂（那时各地的友谊商店只允许老外和华侨可以出入，国人则可以凭侨汇卷入内购物） 　　一年后，犬子降生，领导和我别说有多得瑟了。 　　对张铁生一直耿耿于怀的我，始终不忘儿时的大学梦。 经过三年没有课堂，没有老师的自修学习，终获江西财经学院和中国电视函授学院的毕业文凭，从此也可以炫耀自己是大学生了。 事实上，这张派司此后在晋级加薪、评定技术职称乃至以所谓人才的身份调回上海时，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下面两张照片分别是上饶机务段80年代中期的一、二把手。 一把手龚道增，浙江人，耿直厚道，官至杭州铁路分局长、上海铁路局副局长。 二把手张平通，河南人，一个大胆果断、敢于创新、能喝擅言的性情中人，是87、88年时铁路系统的风光人物。因与后来成为某国家领导人的铁路局领导有不足万元的经济往来而自己死扛，从而进了提篮桥。 在此提及他俩，皆因与我33岁之后的人生轨迹有关。 　　1986年，全国兴起企业改革高潮，当时的二把手不知相中什么潜质，极力推荐我担任新组建的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而曾与我有过多年邻居关系的一把手也欣然封爵。一个月后，一把手升迁副分局长，二把手接任一把手，并赋予仅次于一把手的权限。涉世不深的我拿着尚方宝剑，不知深浅地在单位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然而，表面光鲜的同时，不知不觉中也触动了一些上司和同僚的神经，为以后的仕途埋下了许多地雷。 在7、8年小官场的侵淫后，从此我脑洞大开，若从正面而言，成熟了、理智了、能掌控大场面了，若从负面来说则是有心机了、狡诈了、会捣浆糊了。 　　废寝忘食是确有其事，那几年始终处于工作狂状态，让家中领导也是醉了。 　　为工作而挖空心思的结果是发际线渐高，在地方不断包围中央后，荷包蛋终于上了头。 　　那段时间，俨然成了南昌铁路局企业管理业内的红人，为单位、领导和自己赢得了大把荣誉。 　　期间还在《中国铁道》、《上海铁道》、《上铁管理现代化通讯》等报刊发表了几十篇论文。 　　每年都要借外出学习考察之名，行天南海北神游之实。 　　1992年末，母亲罹病，儿子的成绩也急转直下，就此两点，不顾蒸蒸日上的事业，毅然停薪留职回沪，将领导独自留在红土地近10年。 离开铁路已卅多年，慕然间，似乎由铁路悟出了人生真谛：人的一生就像沿着钢轨行走，走得快了，只顾低头跨枕木，结果什么也欣赏不到；走得慢了，只会在道砟间踟蹰，结果什么也争取不到；不快也不慢，一边享受沿途的美景，一边遮挡扑面的风尘，最终顺顺利利抵达目的地。 这不就是大多数人一生的写照么？ 　　1993年4月，回到上海闲来无事。一日，见《新民晚报》中缝有一则人才交流会广告，翌日，便来到中苏友好大厦看热闹。 但见所有招聘单位都有一项硬条件：应聘人员须30岁以下。蹒跚中偶见一家例外：“诚邀35岁左右良才加盟”。试着一问，从此成为上海滤清器厂的一员。 报到后，厂长要求用6个月时间到各车间跟班劳动，然后决定去留。 一周后，一篇关于改善桑塔纳车间管理的建议摆上了厂长办公桌，三天后即被要求到厂长办公室上班。 一年后，升任厂办主任。 又一年，调任分厂厂长。 又三年，任总厂副厂长。 1994年，厂领导和上级公司通过种种关系成功将我商调，从此“老俵”又成了“阿拉”。 自担任厂办主任起，雅号就变成了“潘厂办”，简称“潘办”。 　　既工作又游玩，是90年代国营企业的文化符号，我所在的上海滤清器厂也不脱俗。 　　洁身自好了40年，在重新进入十里洋场这个染缸后，意志薄弱加之远离领导的管束，在官场商海的觥筹交错中逐渐被拉下水，沾上了麻将和香烟，同时还获封“浆糊”的雅号，以致前40年的老友们再遇时无不惊呼看不懂。 　　参与多次合作合资谈判 　　出国考察合资对象 　　2003年2月14日情人节那天，时任副厂长的我接到一个美女的电话：德国马勒公司拟与上海滤清器厂谈情说爱。 经过一年余甜蜜又心酸的恋爱，这对恋人终成正果，在2004年共产党生日那天，中德合资上海马勒滤清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诞生啦！ 谁知这是自己为自己掘的坟。　　合资后不到半年，因受不了假洋鬼子的摆布，便与几个臭味相投者开始下海游泳，期间还曾受聘于一家中外合资房地产企业任常务副总。 然并卵，均因水性欠佳而被呛了。 罢罢罢！对内卷不断的职场感到累了，还是躺平吧。 　　“大学”是我一生的梦想，即使在乱若文革、苦若插队、忙若职场的那些日子里，都从未放弃美好的“白日梦”，但梦想都只是南柯而已。斗转星移，谁料在准备颐养天年时忽地圆了大学梦，更不可思议的居然还是“老师”！ 2008年夏，好友孙碧云将准备躺平的我介绍到上海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去混口饭吃。 毛泽东时代人生观的烙印，几十年风风雨雨的磨砺，力求将事情做到最好的本性，加上对边远地区孩子莫名的怜悯，六年之中，“老师”这个不断响在耳边的词汇，令我的价值观和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千辛万苦换来了不少书面和口头的奖励，当然也有可以忽略不计的孔方兄。 　　期间，所付出的脑力体力精力是巨大的，但精神上的满足同样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在与“阳春白雪”们交往中，也让我不再为此生未真正进过大学校门感到遗憾，反而为自己这几十年在“社会大学”的出色“学业”而自豪：比起那些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同仁们，在育人观、授业法，尤其是责任心和爱心方面，自认都不会差，甚至还要略胜一筹。 在象牙塔中的这些日子里，最深的体会是得到了各种各样的“爱”，有书记胡敏、校长沈岳奋、学工部长兰莹、系主任徐志毅、系书记陈亦君、园区主任杨梅等领导的关爱；有於炀、喻业聪、王凤玲等同仁的友爱；更为珍贵的是得到了几百个少数民族孩子从内心发出的敬爱和喜爱。当然也少不了自己对学生的慈爱，要不然，一个领取国家救济金，需要他人拯救的失业者，怎么可能胜任灵魂拯救者这一神圣职责呢？ 　　和少数民族孩子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是非常辛苦却又十分愉悦的。 　　六年的园丁生涯，先后承包了11片大小不等的果园，其中除了7、8个果子因浇水、施肥、剪枝等管理不当烂掉外，共收获了400余颗果实。 　　几年后，到新疆、云南、西藏实地去看到这些果实在故土上继续成长结果时，桃李满西域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阿诗玛故乡的各族孩子真诚善良 　　天山脚下的古丽和江们热情奔放 　　雪域高原的卓玛和扎西们淳朴粗犷 　　一生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努力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我，在桃李渐次成熟之后，职业生涯于2014初夏戛然而止。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从现在开始的下半生，游历五大洲，饱览祖国山河将是最好的人生使命。 　　逝去的是岁月，留下的是足迹。 　　2009年6～7月与连襟何平初游新疆 　　2011年8月与五位医高专同仁再度游新疆 　　2013年6月与三位老师送学生回家顺游西藏 　　2014年7月与医高专同仁等共26人游东欧五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 　　2015年6月携夫人与小学同学等7人游俄罗斯 　　2015年7月和医高专同仁等31人游英国 　　2016年4～5月和小学同学等7人游美国 　　2016年7月和医高专同仁等22人游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卡塔尔 　　2017年7月与朋友20人三游新疆 　　2018年5月与朋友24人游云南、贵州 　　2018年9月与朋友24人游山西、陕西 　　2019年3月与朋友24人游浙江、江西 　　2019年9月与朋友34人游甘肃 　　2021年3月与医高专同仁等12人游河南 　　2021年5月与朋友30人游四川、重庆 　　敝人今天已只想安静地做个美男子，或成为吃瓜群众。 这不： 外表：头顶荷包蛋，全身脂肪缠，满脸是皱纹，龅牙却依然。 躯干：腹比臀部宽，突出脊椎盘，手无缚鸡力，双膝也蹒跚。 内脏：因不想知其所以然所以不去关心其所以。 思想：上至国是抗新冠，下至冯巩打嘴仗；远至五洲四大洋，近至超市小菜场；外至普京和拜登，内至国足又趴下；古至尧舜与女娲，今至俄乌开仗啦。 习性：早晨买汰烧，上午泳池泡，下午葛优躺，晚上微信聊。 最不要不要的是：偶而朋友聚聚，得闲外出逛逛，不再与人争辩，只因坟头草已经一米多高了。 祝每位耐心浪费时间至此的你日日快乐，事事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