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岁月(1)

海鹰

　　人生历程就象小河流水，你可能走过许多的地方，有的顺逝即过，一点记忆没有留下，有的不论时间多么久远，却让你永远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1968年7月我校第一批赴内蒙插队同学，走在湖北桥奔赴东站，照片来自网络

　　1968年夏季，我们这些老三届的学生，经过参加批判所谓三家村、红卫兵大串连和复课闹革命很快又迎来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各种形式的动员会、报告会、座谈会扑面而来，决心书、保证书贴滿了校园，还有不少同学写了血书，看到这一切，让人立刻热血沸腾。那时我虽然不滿十七岁，但也被同学们的激情所感染，我和王予衡在他们家，用小刀拉破自己的手指写了血书，偷偷交给了班主任老师，后来也張贴在学校大字报专栏上。我的扁桃体肥大，经常发炎发烧，为了上山下乡，减少到农村去因缺医少药而带来的不必要麻烦，我还瞒着父母在天津市公安医院做了手术。手术那天是1968年7月1日上午9点，做手术的女大夫大约有50来岁，带着囗罩，个子不高，瘦瘦的，她问我害怕吗？如果害怕就不蒙眼晴，不害怕就蒙上眼睛，其实我很害怕，这是第一次做手术，连忙说，我不害怕，给我蒙上眼吧。这个大夫技术非常好，很快就给做完了手术，为了镇痛还给我的脖子上套了一个冰袋，把我送进了病房。下午，班里好几个同学买的冰棍来看我，冰棍吃到嘴里，甜甜的、凉糸糸的，非常舒服，但吃多了刺激气管引起咳嗽，每咳一声嗓子都痛的要命。次日，大夫鼓励我大胆进食，越不怕痛伤囗好的越快，病房里住的病友大都是公安消防战士，他们也不断鼓励我，可能是岁数小的原因，伤囗恢复很快，不到一个礼拜大夫通知我准备出院。出院时，每个人都要站在毛主席像下先敬个礼，然后吊吊嗓，唱一支歌。我唱的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艰苦哪里安家。校园里的上山下乡活动搞的热火朝天，通过宣传发动，本着自願报名、自由组合、学校批准的原则，学校第一批走向广阔天地的同学是内蒙古的乌拉特前旗，他们放弃大城市舒适生活，打起背包，很快乘火车出发。后来我才知道，走的同学也不尽是乘车，还有徒步長征去的。我们班的刘殿敏就是和其它年级的同学组成的一支長征小分队徒步走到内蒙五原的。一路上，他们背着背包，打着红旗，排着整齐的队伍，风餐露宿，豪情滿怀，顽強精神让人敬佩。这期间，高年级的同学李静海找我，她是天津市副市长李中垣的女儿，作风非常朴实，她让我跟她们一块去内蒙额济那旗插队。回到家里，看看地图，紧靠新疆，太远了，兄妹都不同意，说去那干啥，狼多、人少、风沙大，再说回家一趟太不容易了。就这样我放弃了去内蒙插队的念头，梦想到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

　　我校赴内蒙插队长征小分队，队伍中第六名为刘殿敏同学

这是到达乌拉特前旗部分插队同学合影，第二排左一为我的发小，八二班孟进秒同学

　　说来话巧，那年河北承德地区的一个报告团来我校做报告，欢迎天津知青到承德插队落户。地点设在学校大礼堂，礼堂内可以说坐无虚席，同学们静静地听着报告团领导讲话，当讲到承德地区矿藏丰富，有山有水，盛产高粱、玉米、谷子、以及苹果、板栗等农副产品时，我被承德地区的自然概况深深吸引，有山有水，瓜果梨桃，这不就是花果山吗。后来，学校根据指标分配情况，提供了围场和平泉两县，我则选择了平泉。

　　老三届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那时提出的囗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因为留城的必竟是少数，多数同学都面临着放弃让人迷恋的大天津，告别故乡、告别学校，長期离开亲人、同学、朋友，何时才能回家谁也不知道。自己则认为上山下乡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农村滾一身泥巴，要准备在那里成家立业。因此，做好迎接各种困难的思想和物质准备更为重要。

记得在进入复课闹革命阶段的一天上午，班主任江庆刚老师突然找我，说经学校同意，从初二男生班抽几名同学到和平区查抄办帮一段忙，这些同学要求政治表现好，纪律性强，工作地点在学校后边郑州道上犹太教堂。这个教堂离我们学校虽然很近，但我从来沒进去过。由于受文革冲击，教堂礼拜活动早已停止，光线暗淡的大厅放滿了文革期间红卫兵查抄资本家的物品，在一条長長的绳子上挂滿了许多贵重皮货，其中有一条金絲猴褥子诩诩如生，非常漂亮。报到后，才知道我们共来了五位同学，八三班的王洪勤(班長)、八四班的毕建国(团支书)、王予衡、楊岳和我，只不过大家都不在同一个地点。进入教堂大门左边第一间房子便是我们的工作场所，由一名熟悉业务、经验丰富、搞物价的老师傅负责，我们的任务是将地上所有物品进行清理登记造册，虽然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物品，但有的是金银手饰或有保存价值物件，要求必须认真细致，几个月下来，不仅長了见识，还跟这些师傅们建立了深厚感情，当他们知道我要准备下乡插队时，特地批准处理卖给我一对做工精细的樟木箱子，价钱50元，在那个年代，50元也算是个不小的数目，打开箱盖可以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味，据说放入衣服不生虫子，我特别喜欢。中午回到家里，我找母亲说明情况要钱买箱子，她特别生气，说不在箱子贵贱，这是公家的东西，我们一分钱的便宜也不能沾。家里的木箱子你不想带，你可以拿票到商店去买。

　　

位于郑州道附近的天津犹太教堂，照片来自网络。

当年我们在查抄办帮忙的五位同学，一排从左至右为作者、毕建国、杨岳，二排为王予衡、王洪勤

　　60年代，我们国家商品还不能滿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许多东西都凭票供应，知青到农村插队用的箱子也成了紧俏商品。好在天津对已确定下乡人员的优惠政策是每人一張购箱票，凭票到指定商店去买。买箱子那天，我找的邻居家的孩子，小名小弟，他長的虎头虎脑，身体很结实，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我们二个人带了一个棍子，一条绳子，到河西区的一家木器店，花了18元买了一只金黄色的柜式箱子，箱子正面有图案，上面是一位女拖拉机手开着拖拉机在田野上奔驰，一行大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箱子买完，用绳子梱好，我们二个人用棍子抬着，走走停停，累的混身是汗，坚持到家。那时，小弟的父亲是走资派已被打倒，但他并不自卑，小小年纪，特别乐观向上，他跟我去买箱子，帮了我大忙，我从内心感谢他。母亲见我们把箱子买回来非常高兴，夸我们人小办大事。也就是这个箱子至今我还保存着，它跟了我54年，走过许多地方，见证了老三届的历史。

　　我家住在和平区解放北路259号大院，地处天津繁华热闹的小白楼地区。近两年网上不断看到有关对小白楼、五大道情况的描述，但知道259号大院情况的人甚少。这个院子很大，北起曲阜道的大光明影院南至开封道，西起解放路东至海河边的張自忠路。院内大致分一个工作区，三个住宅区，有用餐大食堂、洗澡堂、蓝球场等设施。60年代初，因河北省会迁移到天津，我们也随父亲机关由邯郸地区的峰峰迁到这里。宿舍被分在了临近解放北路259号大院主楼靠北的一单元三楼。这座楼解放前归属英租界，据说是英国开滦办事处的房子，从外观看气势、宏大、考究，大楼共分四层，中间位置是一个高大的拱型门洞，有两扇大大的铁门，是进入大院的主要通道。楼顶是圆塔型建筑(其实是水塔)，塔尖插有一面红旗，迎风飘扬。

插红旗的大楼即为解放北路259号大院，照片来自网络

　　进入楼内才知一楼并不存在，顺着盘旋式的楼梯直到3楼，然后过一个天桥，进门再上一个窄的木楼梯，通向四楼。到二楼，也是通过盘旋式楼梯走到一楼位置有个过道，沿一个隐蔽窄木楼梯上去就是。从军事角度讲，只要守住小天桥和窄木楼梯谁也别想上来。从东门进，缺点是弯多、光线不足，不适合上了年纪的人行走。其实我们住的这座大楼，四个单元的正门都在西边，出了门就是解放路，很方便，只是从安全考虑，将西门長期封闭，因为我们住的这座大楼正对面就是一座高六层的粉红色机关办公大楼，它屹立在海河岸边，这座楼始建于50年代中期，在那个年代和解放路上的洋楼相比显的更加雄伟壮观，它现在成了海军某部机关大楼。如果你打开西门，才能看清庐山真面目。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气派宽敞的木楼梯，高大的空间，楼梯和扶手全部是菲律宾木，能并排走好几个人，二楼三楼的室外大厅铺的也是菲律宾木地板，大厅打乒乓球绰绰有余，室内房间面积很大，连窗帘棍都是金黄色的铜制品，卫生间也有十几平方米。有大浴缸、坐式马桶。那时，干部仍沿袭了战争年代供给制办法，房子再好进屋全是公家配的单人床、办公桌、椅子、橙子，自己象样的家俱只有几只破木箱子。60年代各家做饭都是烧煤球，有一年，市里让我们楼开始试用煤气灶，那时侯天津多数人别说用，就是听说过也没有，即干净又方便，一罐子气我记得才8毛钱，母亲没文化，使用了一个多礼拜，怕爆炸，就给人家退回去了。外人听说此事，笑话我们是土八路住洋房，越住越傻。

我们住的三楼和二楼共四户人家，孩子们居多，多少年相处在一起，象一个大家庭。也许是缘份，我们三楼二户，每家四个孩子，二楼的二户，每家是五个孩子。四戶每家各一名与我同龄、同年级的老三届学生。我们四家的父辈按抗战时期的区域划分，分别来自太行、冀中、冀南区和东北抗联的干部，其中我们家跟二楼范姨家缘份较大，范姨的老伴王健强，原省煤炭厅副厅長，1955年和我父亲同时调峰峰，二人在招待所同住一个房间等待分配工作，没想到天津后我们又成了楼上楼下的邻居。70年代，省会迁出天津，我们二家又到了石家庄，虽不是一个单位，但住的不远，经常走动。后来范姨在石家庄去世。去世前她已行动不便，多次叫着我的小名说:"我和你妈妈照的照片，就放在我枕头下边，每天晚上我都要拿出来看一眼"。听着老人讲述，情感真摯，催人泪下

提到 缘份有时真的很神奇。我的岳母是1948年在河北兴隆县参加革命工作的，当时有位同事跟她在一起情同手足，亲如姐妹，解放以后因频繁工作调动，失去联系。一次闲谈话语，我讲到我们楼四单元陝北老红军苏佐山(原省地质局長)的家事，她突然问我苏的老伴是不是叫王瑞文，我说没错。就这样，一次闲谈我帮她们找到失去联系多年的姐妹。后来，王瑞文还带着女儿，专程到承德看望了我的岳母。了却了她们多年来藏在心里的一桩心事。

对于我们这些儿时伙伴，小时侯就在一起玩，可以说形影不离，上学一块走，吃饭有时端个碗站在小天桥，一边聊，一边吃。一起复习功课，一起写作业。夏天，在地上铺个大凉席，大家躺着看天上星星讲故事。下棋、玩单双杠，打乒乓球，特别到星期天，我们偷偷跑进办公大楼打乒乓球，门卫师傅我们都叫他歪脖老扬，经常上楼抓我们，他追到三楼我就上到5楼，他又上来追我们，我们又从侧楼梯跑到楼下，对我们一点办法沒有。1967年夏天，为了学会游泳，我们这些发小坚持步行到水上公园游泳，这要走很远的路，每天累的不亦乐乎，可我一点長进没有，那时大部分孩子都可以横渡海河了，可我还只能在岸边瞎扑腾。有一天我站在岸上，突然被一个小伙伴推下河里，河水离岸边有二米多高，标准的跳冰棍姿势，我一下进到水里又很快浮了上来，原来海河浮力这样大，真是不费吹灰之力，借着强大浮力我立马就能在海河里畅游了。

这是我跳水游泳的地方，右边的大楼为当年的机关办公大楼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天津市第20中学度过的，她是一所天津市属重点中学，座落在和平区湖北路。从1964年9月1日入校到1969年3月10日离校，整整跨越了6个年头。学校主楼于1928年落成，典型的英国西洋流派，环境优美，设施齐全，建筑风格独特，从高空往下看尤如一架大飞机，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教学严谨，校风清正，除了对学生传授课堂知识以外，还特别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习和劳动相结合，培养学生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在校期间，学校先后多次组织我们参加学农劳动，好多地方都留下了我们难忘的足迹和辛勤汗水。例如双林农场、军粮城公社刘台大队的稻田作业，刘安庄中保葡萄园的果园劳动，李七庄凌庄子水网地带作业，这些地方一去大都是十天半个月，我们还参加过挖墙子河的会战，天津自行车厂的学工劳动，解放桥海河岸边挖坑植树，掏粪工的活我们也干过，每天晚上同学们几个人一组，拉着粪车，到南市附近的大街小巷公共厕所掏大粪，有时溅的身上都是，又脏又臭，同学们沒有叫苦的，一干就是一个礼拜。劳动虽然艰辛，使我们了解了工人农民的不易，更培养了我们吃苦耐劳精神和集体主义观念。

刘安庄农场后勤班全体人员合影

一排左一张安鸽，左四本文作者，左五孙殿贤，二排左五李静海，左七于静

八四班和女生班部分同学在刘安庄农场劳动间隙的合影

　　

　　那时，我们的校园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同学们可根据自己的爱好报名参加各种业余项目，如蓝球、排球、乒乓球、航模、射击等。我参加的是射击队，队長江小猪(其父江枫原天津市公安局長)对我们的训练要求非常严格，记得有一次下雪，大家趴在地上托枪瞄准，手指冻僵了，膀臂发麻了，一趴就是半个多小时，正是这种从难从严的要求，使我们每次打靶都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成绩。(未完待续)